绑票是旧社会时土匪胡子谋生的重要手段，被绑票者大都是有钱人，起码也是小康家庭，家里穷得连锅都揭不开，胡子是绝对不会光顾的。所以，“穷”这个字，在很多时候变成了穷人的护身符。
倘若一个人被胡子绑了票，那么他的遭遇会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一位东北老人的口中得到答案。
我老家是吉林伊通县的，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阴历九月十五，南山皮和北山皮的胡子联合攻打伊通县城。打了个两三个时辰，北门被攻破，胡子进了城，城里立时乱了套。
我家是开买卖的，胡子最爱绑我们这一号的人，我怕被胡子抓了“秧子”，就一个人跑到东门的亲戚家避难。
吃后晌饭的时候，我大舅哥回来了，他在保安队当连副，腰里挎着盒子炮，大皮靴踩得地面嘎嘎响，一副威风的派头。
我问他，胡子退了没有？
他说还没有呢，现在胡子扎堆在北门那边，一时半会过不来这边。
我又问他，我该咋办？
他说：“你在这旮呆着不是个事儿，胡子真要到了这边，我也保不住你。你不如去驻军大院吧，到了之后你提我的名字，保准好使。”
我信了他的话，离开他家一口气跑到驻军大院的门口。我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我大舅哥会诚心坑我，他跟我爹有矛盾，却把对我爹的怨恨转嫁到了我身上，他编个瞎话让我出去，就为让胡子绑了我。咳，我招谁惹谁了？
大门紧闭，我跟守门的长官说尽了好话，还刻意提了我大舅哥的名字，他们让我麻溜滚远一点儿，提谁也不好使。
他们不让我进去，我心慌得不行，听着枪声越来越密，我只能就行躲避。刚跑到我的姥姥家，还没等进屋，后脚就跟进来一伙胡子。
我吓得脚软，一下瘫在了地上，直勾勾地看着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有个大高个子的胡子走过来，抓着我的肩头，一把将我从地上拽了起来，然后说了句：“秧子，粘了（抓走）。”
我喊我姥姥快着出来救我，屋里面没有动静，我这才意识到姥姥一家都躲出去了。
胡子用一根小绳套在我的脖子上，再把我的两只手绑在背后，跟牵牲口似的，连拖带拽地硬拉着我往外走。
刚出门，就看见了二校的范增玉老师。范老师似乎跟胡子们认识，有个胡子上前跟他搭咯着什么，两人有说有笑，很亲近的样子。
我赶紧央求范老师替我说说好话，让几位好汉爷爷把我放了。
哪知他根本不搭理我，就跟没听见我说话似的，跟那个胡子说了两句话后，居然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我彻底泄气了，任由胡子们摆布，不再有任何想要脱身的想法了。
胡子拖拉着我朝南走，路上遇到几个扛着枪的保安队员，胡子在他们面前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他们就站在原地直勾勾瞅着，完全跟木头人相似。
大街上有很多人捡“洋落儿”，也就是胡子丢下的东西，其中有几个人跟我认识，可他们一看到我被抓了“秧子”，赶紧低下头装不认识我。
那会子的人，跟胡子都混熟了，胡子进城，并不是挨家挨户地抢，他们在“砸窑”之前，早就“踩”好了“盘子”，谁家有钱，谁家没钱，他们知道的一清二楚，城里有很多内应，甚至保安队的很多人都跟他们是一伙的，抢了好处大家分，这叫两头得利。他们进了城，内应立即指引他们到提前摸清底细的人家，对于那些不值得一抢的人家，他们根本连门槛都不踩。
另外，胡子的眼睛格外的“贼”，一个人是不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他们基本上一眼就能分辨出来。似我这等少经风吹日晒，手无老茧的买卖人家的子弟，绝对逃不出他们的“法眼”，所以他们刚一见着我，就把我给“粘”了。
这伙胡子绑着我上了南街，拐进了胡老蔫巴的院子里，进门就吆喝：“老蔫巴在家没？兄弟们到你家‘啃富’来了，“翻张子”烙好了没？”
所谓“啃富”，意思是吃饭，也叫“上啃”。“翻张子”是指烙饼。
老蔫巴没在家，他两个儿子赶紧出屋，点头哈腰地把胡子们让到屋里，递烟递水，十分殷勤。胡子在他家吃了烙饼和月饼，又拿了一些烟土和老烟叶，这才重又拖拉着我出了胡老蔫巴家的院子。
胡子管烟土叫“海草”或“黑土子”，管烟叶叫“草卷”，抽烟叫“啃草卷”。这都是我后来跟胡子混熟了以后，学会的“黑话”。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本以为胡子会连夜把我带出城。没想到他们却把我带到了南城税捐局的大院子里，接着一脚把我踹进了大厅里。大厅里面亮着灯，我一瞅，除了税捐局的主任胡青浦，还有好几个我认识的人，这些人的家里也都是开买卖的，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看穿着打扮也都出身富裕家庭。我粗略数了数，包括我在内，起码有三十多号吧。
胡子命令我坐下。我老老实实地坐在地上，趁着胡子唠嗑的当口，我小声问旁边的景学荆：“你咋也被绑了？”
景学荆跟我年龄相仿，他家是开油坊的，加之他又整天把自己收拾的油头粉面，认识他的人都管他叫“小油子”。
他哭丧着脸说：“想跑，没跑成，早知道就不去宝福堂了。”
“宝福堂”是伊通西城的一家窑子，“小油子”喜好这一口，所以经常光顾。哼！怨他出门之前没看黄历，该着他让胡子“粘了秧子”。
屋里面死寂一片，外面叽叽喳喳，时而大笑，时而大叫，时不时有骡马的嘶鸣声响。我猜出，胡子是赶着大车来的，而且数量不少，看来这次他们没少抢。
果然如我所想的一样，到了下半夜，我正要犯困的时候，胡子吆喝着“开滑”，也就是上路的意思。
等到被押了出去，看清一长溜大车，车上满载“战利品”，大车在前面走，我们步行走在中间，后面是拿枪拿刀，负责看管我们的胡子。
出了城，到了离城八里外的沈家屯子。胡子在这里占了个大院套作为临时“秧子房”。大车不停，继续前行，我们这些“秧子”被关在“秧子房”，等着“受审”。
所谓的“受审”，就是挨打，胡子会用尽各种整人的法儿，逼着你说出你家有多少地、多少钱，有没有烟土、枪支等等物什。
等到逼问出结果之后，他们就会安排“花舌子”给“秧子”的家人寄“海叶子”，也就是写有赎人条件的书信，甚至负责这个差事的“花舌子”还会亲自到家里去，跟“秧子”的家人面对面讨价还价。
胡子提前做好了准备，在大梁上挂着牛筋绳子，方桌上一溜排开缰绳、鞭子、刀子、锥子等各类刑具。还有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着草灰，这是止血用的，万一“秧子”失血过多死了，买卖也就谈不成了。
事实上，我八岁那年被胡子绑过一回，不过那次我爹娘反应快，立即找人把我赎了回来，所以我没挨收拾，更没有缺耳朵、少手指头。但我那次亲眼见着过胡子咋样折腾人，所以我一见摆在方桌上的物什，就知道要受皮肉之苦了。
我脑子马上转个不停，想着待会儿该怎么应付才不至于受毒刑。
第一个被拉出来的，是一个名叫李玉鲲的胖子，我认识他，他是在东城开饭馆子的，人长得很胖，肚子格外的鼓，认识他的人，都管他叫李大肚子。
李大肚子磕响头求饶，他哭着说：“各位好汉老爷，我是干小买卖的，家里啥玩意儿也没有，老爷们行行好，饶了我吧——”
有个斜眼儿的胡子狞笑着说：“行好？你上庙里找和尚老道去，俺们是做买卖的，你也是做买卖的，咱都是做买卖的，都得有规矩是不？”
说着，上来两个人，用布条子勒住李大肚子的双眼，把他的两条胳膊展开捆在扁担上，用挂在梁上的绳子在扁担中间打了个结，几个胡子吆喝号子，把李大肚子吊在了半空中。
李大肚子的身子太胖，这一上吊不打紧，还没等打他，已经疼得他嗷嗷怪叫。两个二十多岁的胡子，用沾了凉水的马鞭子，喊着数儿，噼里啪啦地朝着李大肚子的身上招呼。李大肚子哭爹喊娘地尖叫，嗓音都变了，听得我撕心裂肺，肝胆欲摧。
打了足有七、八十下，再看李大肚子，身上连一块好肉都没有了，鲜血滴滴答答地流了一地。有个胡子拿过来装着草灰的口袋，先抓了一把草灰塞进李大肚子的嘴里，接着一把接一把地把草灰拍在李大肚子的身上。
李大肚子被放下来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了，本以为他死了，突然他的大胖身子一哆嗦，顺着口鼻往外喷出许多血水来。
下一个“上吊”挨打的，是税捐局的主任胡青浦，他是文化人，身子骨儿比较弱，才打了几下，他就背过气去，人事不省了。用凉水把他浇醒，没等再打他，他就主动说了实话。他说他家有六百多块大洋，就在藏在他家北屋的炕洞子里面，还有一些东西，都在他的侄子家里藏着，归拢归拢，也能凑上两千个现大洋。他愿意把这些大洋都拿出来，只求胡子爷爷别再打他。
胡子们听了他的话，也就把他给松开了。接着又换了一个，呆在梁上接着打。
“小油子” 景学荆在我前面被“上吊”，他是个少爷苗子，不禁打，刚抽了他一鞭子，他就乱叫爷爷，乱七八糟地说了一通，把他家的老底交代个一溜够。他都说了实话了，照样被打了二十几下，胡子不信他的话，认为他虚报家底儿。
轮到我的时候，我学着胡青浦的样子求饶，我就说了：“大掌柜的，我身子虚，别打我，我家有地窖，埋啥东西不知道，天亮了我带你们过去刨出来。”
兴许是我的命好，又或许是胡子们打累了，听我说完了，居然真得就没有打我。在我后面还有几个人，也都照葫芦画瓢，纷纷争抢着交代各自的家底儿，他们跟我一样，都免了一顿毒打。
我们在这里一直被关了三天三夜，胡子们也不着急“开滑”，也不着急到我们的家里拿钱，不知道他们的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
这几天可算是遭了老罪了，胡子不许我们睡觉，要我们肩头挨着肩头，挺直了腰板坐着，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乱动，谁要支撑不住倒下了，立马遭到一顿劈头盖脸地毒打。有了大小便，照样不准起身，全都用裤兜子接着，弄得湿乎乎、臭乎乎的一大片，那滋味别提多难受了。
胡子管这一招叫“熬鹰”，任你铜筋铁骨，三天之内，管保把你熬得半点脾气也没有，为了能躺下睡一会儿，让干啥就干啥。
三天了，一口饭都不给吃，就给一点水喝，还是凉水。而胡子们则顿顿有鱼有肉，他们甩开腮帮子大吃大喝，压根就没把我们当人来看，连一块啃剩下的骨头都不给我们。
终于，胡子要“挑”了，也就是要走了。我们这些“秧子”三天没吃东西，走道全都打晃悠，趔趔趄趄地往前走，走慢了还要挨打。
一直来到聂家屯子，才终于算一站。我们被关在临时的“秧子房”，负责看管我们的胡子也换了人，其中有个上岁数的，我认出他是姜家屯子的刘宏彬。
我一见熟人，立即有了精神，我问刘宏彬认不认识我？
他看了半天，说想起来了，问我不是城里西头老赵家的儿子？
我说是我啊，我快饿死了，给我弄口吃的吧，回头我让我爹到你家好好地答谢你。
他让我等着，说待会儿给我拿“翻张子”（大饼）。
说完话，他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果真用大棒子挑着一张热腾腾的大饼进来了，给我解开绳子，让我趁热赶紧吃。
一见我有吃的，那些被绑的“秧子”也都纷纷要吃的。
刘宏彬让他们别急，待会儿都有吃的。他笑称我们都是财神爷，把财神爷给饿死了，也就断了财路了。
我顾不得大饼烫嘴，狼吞虎咽地吃了个干净。吃饱了，身上一热乎，也就有力气了，脑子也感觉到好使了。我就琢磨，刘宏彬早年是赶牲口车的把式，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怎么这样一个人也当了胡子。咳，看来人不可貌相啊。
在聂家屯子住了一天，胡子让我们睡了一觉，也没折腾我们。转天一早，接着上路。这一走，半个月没好好歇脚，到了一个地方，只住一宿，天亮了立马接着走。由于我们全都饿得脚发软，让我们跑，我们也跑不了，所以胡子们把绑绳都给松了，这让我们感觉轻松了不少。
从七月中旬，一直到了九月初，我们这些“秧子”跟着胡子，在大孤山、大甸子、大榆树、程家屯子、下沟等地方转来转去，被抓来的“秧子”越来越多，达到了百十来号。
九月初三那天，胡子把我们拉到大孤山南疙瘩屯，听了他们的叨咕，才知道他们准备攻打西安，这个西安不是陕西西安，是辽源。
辽源有重兵把守，是个“硬窑”，为了打下辽源城，几路胡子联合一处，起码有千八百号人。一听说要打仗，我们全都吓坏了，子弹不长眼，天知道会打到谁的身上，想跑又跑不了，只能听天由命，自求多福。
结果，这一次打辽源，胡子们没能得逞，没等他们到了辽源城下，在烽堆子就遇到了防匪队，又叫“秧子队”。这个防匪队居然有大炮，把胡子们打得人仰马翻，死伤了百十人，也没有冲下来，只能撤退。
打不下辽源，几个绺子的大掌柜也就决定不打了，我们这些“秧子”被他们平分，我归了报号“新得胜”的绺子。跟“小油子”景学荆，还有几个年轻“秧子”被临时关在疙瘩屯的王老光家。
王老光是个没儿没女没老婆的老光棍子，这人别提多埋汰，但为人还算不错，起码知道弄口苞米粥给我们充饥。负责看管我们的几个胡子也都比较随和，没事就跟我们唠嗑，还安慰我们别害怕，既然都已经报了家底儿，也就不必再担心挨折腾了，等到家里人把钱凑齐了，就都可以回家了。
在王老光家呆了七、八天，突然有人来访，那人骑着高头大马，穿着灰军装，腰里面挎着“撸子”（手枪），我一瞅，这不是王广财么？他咋来这儿了？
我赶紧过去跟他打招呼，他从马上跳下来，跟那几个负责看“秧子”的胡子递个眼色，胡子们立即退到一边唠闲嗑去了。
我问王广财，咋到这嘎达来了？
王广财说：“我听说你在这儿，就过来看看你。我问过了，说你家已经拿了钱出来，估摸着过几天就能把你放了。看见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再忍忍吧，别心急，我就在附近驻扎，有空我就来看你。”
我心里不高兴，心说你一个穿军装拿洋枪的主儿，咋跟打家劫舍、绑票勒索的胡子挂上钩了？你的部队就在附近驻扎，你随便弄几个人过来，就能把这几个胡子给“插”了，我们不就能回家了么？
可又一想，王广财这些丘八要是不跟胡子挂靠，他们怎么能捞好处。说白了，都是一伙的，没一个正经玩意儿。也好，有他替我撑腰，起码我不怕胡子折腾我了。
打这天起，胡子们对我格外优待，让我跟他们一桌吃饭，他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小油子”景学荆他们就没有我这么好的命了，他们吃的都是我们吃剩下的。
这些日子，王广财没断了来看我，每次都给我带点好吃的。他一个劲儿劝我别着急，我可急得要死要活的。
一直捱到十月初，我寻思着，这咋还不放了我，王广财这个贼丘八是不是糊弄我啊？结果刚想骂几句，王广财居然跟一个老先生一块儿出现了。我认得那个老先生，他是“新得胜”绺子的“搬垛先生”，算是个半仙似的人物，能掐会算，说话和声细语，出口之乎者也。我就纳闷了，这么一个老学究模样的文化人，咋就跟胡子是一伙的？真是有辱斯文啊。
王广财对我说：“今天就能走了。”
我问景学荆也能走吗？
王广财说：“他们还得再等等。”
“搬垛先生”给我写了个条子，嘱咐我千万别弄丢了，有这个二寸宽的条子在手，倘若半路遇到劫道的，将这张条子亮出来，他们就放我过去。我看了看，上面写得都是“黑话”，字我都认得，啥意思看不懂。
我问王广财能不能把我送回去？
他说不行，他有要务在身，不方便送我回去，但他可以让人送我一程。同时，他还塞了二十元的纸币给我，让我留着路上用。
我心说好吧，我也不难为你了，你这人不值得深交，回头我到你家，在你爹娘面前好好地败坏败坏你小子。
负责送我的人是王老光，他家有头小毛驴，我骑驴，他走路，送出二十多里地，王老光说啥也不肯再往前走了。我磨破了嘴皮子，他死活就是不肯答应继续送我，还抡起鞭子要抽我。
我惹不起他，只能靠着两条腿朝前走。走到一个名叫“黑瞎背”的地方，碰上一伙胡子，他们自称是“小海蛟”绺子的，我说我是“新得胜”的，把路引一样的条子拿出来给他们中间识字的人看，于是他们带我去见了“小海蛟”。
没见到“小海蛟”之前，我还以为是个凶神恶煞的半老头子，等见了面，才知道是个20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儿。我进屋的时候，他正在炕上摆弄一支“撸子”，一见我进来，就让我上炕跟他唠嗑。我这些日子跟胡子混熟了，胆子也肥了，我不怕他，他问啥我就说啥，我俩越聊越投机，就跟一对好朋友似的。到了饭口，他管了我一顿饭，还送给我一件蓑衣，让我避雨用。
我离开黑瞎背，以小孤山为目标，冒着雨在泥泞的路上蹒跚前行，终于来到了聂家屯子，这里距离县城只有十二里地了。
在聂家屯子，找了个认识的人家吃了饭，本想在他家住一宿，但是回家心切，于是顶着风雨摸黑上路。
走到下一个屯子，本以为是姜家屯子，一打听才知道走错了路，这里是窦家屯子。有个好心人给我指了路，我顺着那条泥洼路一直走到南门，居然认不出这是什么地方了。
我心说这是谁家的宅子啊，咋这么气派？这么高的炮楼，胡子一定打不下来。
我正寻思着找个人打听打听，正巧有个赶车的经过，我赶紧问，这是哪里啊？那人说，这不是南门吗？我这才恍然大悟，我到家了！
城门关着，不到时候不给开，我一瞅旁边的城墙塌一大块，于是顺着坍塌的城墙往里面爬，好不容易爬了进去，晃晃悠悠地来到我姥姥家，进门我就趴地上没知觉了。
醒来之后，我姥姥给我喂了粥，我边喝粥边哭边骂街，舅舅回来后，给我拿了一双新鞋，让我赶紧回家，家里都急坏了。
我回到家，一进门就跟爹娘诉苦，问爹娘家里的损失大不大？
爹娘说借了不少亲戚，好歹凑够了数，就当破财消灾了，只要我没事，钱还能赚回来。我觉着对不起爹娘，又大哭了一场。
歇了两天之后，我去铺子帮忙。刚一出门，就遇到了那个坑了我的大舅哥，他还埋怨我为啥不去驻军大员，我当街跟他翻了脸，连他带他一家老小骂了个遍。他理亏，不敢还嘴，灰溜溜地跑开了。自此，我跟他成了冤家，一见面就吵架。
这就是我曾经被胡子绑票的经历，虽时隔多年，却犹如昨日之事，历历在目啊。
行文至此，到此打住，本文参考自伊通县政协文史档案馆旧档，文中主人公姓刘，出于尊重，避讳其名，如今老先生已经作古，笔者“大狮”将这段老人曾经的经历整理发表，只为让读者了解一下老年间关东胡子与老百姓之间的恩恩怨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