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中的黄裳。
黄裳先生本名容鼎昌，原籍山东益都， 1919年出生于河北井陘。少年时就读于南开中学，爱好阅读新文学作品。抗战开始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并在课余尝试写作。这一时期他常常到图书馆借书来读，并藉助于《书林清话》和《四部丛刊》二、三编的零种，大体自学明白了“黄跋”“何校”之类的古籍版本基本知识。
1992年3月30日，他为李广宇编著的《书文化大观》作序时，还曾特别指出《书林清话》对于他藏书爱好、版本知识方面的启蒙和哺育。他说：
想起自己开手买书时的往事。
旧书浩如烟海，都摆在书店里、书摊上，袋里的钱有限，应该买这本不买那本，是要有个算计的。找指导老师不容易，大学里还没有文献学、版本学这类课程，前辈藏书家也一个都不认识，只得设法自修，而参考书更是难得。偶然碰上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不禁大喜。如饥似渴地读了，又按照他的指引，搜罗起书目、题跋来……
《书林清话》迄今不失为有趣的著作，不过也确是有点陈旧了。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本视野更开阔、更富有历史感的新作，给爱书的跟书打交道的人作伴，为他们带来知识和乐趣。听说《书文化大观》就要付印，读了它的目录，知道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著作，只可惜今天市上已不再见线装书的影子，即使增长了见识也没有机会付诸实践了。（黄裳《书文化大观》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4月版，卷首。）
1942年冬转到重庆继续读书不久，黄裳即被征调担任美军译员，因此得有机会涉足昆明、桂林、贵阳乃至印度等地，并真正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抗战胜利以后，担任《文汇报》驻重庆、南京记者。1952年后任编剧。历任《文汇报》记者、高级记者，编辑、编委。他早年的散文随笔作品有《锦帆集》（中华书局1946年版、《锦帆集外》（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和《关于美国兵》（上海出版公司1947年版等。
早在1948年春，唐弢先生为其《旧戏新谈》作跋时就曾对其文风有所概括：
作者的成就可就绝了！常举史事，不离现实，笔锋带着情感，虽然落墨不多，而鞭策奇重，看文章也就等于看戏，等于看世态，看人情，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界。有心人当此，百感交集。我觉得作者实在是一个文体家，《旧戏新谈》更是卓绝的散文。
我读作者的散文很早，深知他爱好旧史，癖于掌故，对前辈有他的向往，却不必真的效颦。这几年奔驰西南，远及印度，所见渐多，笔底的境界也更广阔，不复是伏在牅下的书生了。推陈可以出新，使援引的故事孕育了新的意义，这是有着痛苦的经验的。但在文字上，我们却以此为生活的光辉。（唐弢《旧戏新谈》后记，开明出版社1994年8月版，卷末。）
黄宗江先生在得悉其《笔祸史谈丛》即将重刊再版的消息以后，也曾评论说：
黄裳最擅长旧书新读、旧戏新谈、旧史新论；这是因为他最善于掌握这旧与新的关系，也就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亦千古至今做学问的契机。（黄宗江《笔祸史谈丛》代序，北京出版社2004年1月版，卷首。）
1986年底，黄先生在《笔祸史谈丛》的后记中表示，由于受鲁迅的影响和启发，对于与“文字狱”有关的文献就比较留心了，“随时记下一些零感，就是这里的一束笔记。虽然杂乱无章缺乏系统，但从中也能多少看出一些严重的事实。即如先生提到的‘奴性的由来’一节，就是值得深刻省察的宿病根……”（黄裳《笔祸史谈丛》后记，北京出版社2004年1月版，卷末。）
1991年晚春，黄裳先生在编定了一个新文集之后，对于散文、随笔和杂文之间的关系发表过意见，他申辩说，“在散文与杂文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分明的不可逾越的堑壕。把杂文的因子引入散文，倒可以使散文变得更自如更有生气。不是没有好处的。”（黄裳《河里子集》后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4月版，卷末。）
黄先生读书多，写作勤，其为文见解足成其一家之言。他历年来的作品集，还有《金陵五记》、《新北京》、《花步集》、《山川·历史·人物》、《晚春的行旅》、《河里子集》、《过去的足迹》、《掌上的烟云》、《晚春的行旅》、《妆台杂记》、《春夜随笔》、《音尘集》，以及《榆下说书》、《榆下杂说》、《银鱼集》、《翠墨集》、《珠还记幸》等。此外还撰有《远山堂曲品剧品校录》，编有《黄裳散文》、《黄裳散文选集》、《黄裳论剧杂文》、《黄裳书话》、《清刻本》、《黄裳序跋》、《黄裳书札》和《黄裳自述》等。1998年4月，上海书店出版社汇选为《黄裳文集》6卷，依次为“锦帆卷”、“剧论卷”、“珠还卷”、“榆下卷”、“杂说卷”和“春夜卷”。
黄先生的珍贵藏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曾经历劫难。有诗为证：
文笔词锋薄海知，淘书机智更冠时。澹生复壁能逃劫，旧燕归来付一痴。
此海上周退密先生咏黄裳藏书之诗，说的是来燕榭藏书主人“文化大革命”前费心淘书， “文革”时未脱罗网，“文革”后终于失而复得的故事。有关此段史实，可参读黄裳先生在《前尘梦影新录》（齐鲁书社, 1989年6月版)一书“前记”中的自述，也可参读第七篇《“史无前例”的当代书厄》之三《罄竹难书“文化大革命之厄”》中所述其家藏书被抄一节。
一 藏书活动从搜集新文学作品的原刊本开始
对于自己的藏书生涯，黄裳先生曾经表示过“是从新文学书的原刊初版本开始的”。（《黄裳书话》选编后记，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52页。）
他在《读书生活回忆》中说，南开中学读书期间，鲁迅、冰心、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等新文学作家的文集一出新版，还有各种文学杂志，他都注意完整地购买。对于所买书，并不一定本本看，通常是“买了来，翻一过，读读序跋，知道大致是怎样一本书，讲了些什么事情，就放回书架上了，真是名副其实的‘流览’。”不过，对于自己素心喜欢的如鲁迅的《朝花夕拾》和《且介亭杂文》，“就读过不知道多少遍，不知怎的总是读不厌”。他回忆说，“在三十年代后期，注意收集新文学史料的风气还没有兴起，只有阿英是例外。他的影响是大的，他的《夜航集》和《小说闲谈》……都不只是我爱读的书，还是收书的指南。”（黄裳《读书生活回忆》，见《黄裳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67页。）
在1980年底为姜德明《书边草》所写序言中，黄先生说，“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之开始成为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五四”以还的文学书刊的取得新版本书的地位，“这两者大抵都始于三十年代，也就是五四运动十周年前后”。（黄裳《书边草》序，见姜德明《书边草》，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新1版，卷首。）他还指出：
在我的记忆里，新文学史料以历史文献姿态首先出现的，似乎是刘半农所印的《初期白话史稿》。那是三十年代由北京的星云堂用宣纸大册线装套色景印的，一本不折不扣的“古董书”……同时朦胧地悟出，不只古书可以讲版本，新文学出版物也应该有值得珍重的版本书在。至少，鲁迅先生的书所一贯保持的毛边本特色，就可以算作与通常的“光边”本大有区别的一种版本书的特征。
同时开始积极地收起书来。当时在天津的天祥市场、北平的东安市场这种地方的旧书摊，也真使人今天想起也还要为之神往。“五四”以后出版物的初版本、精装本、签名本，都还是可以经常遇到的。有时一本同样的书前后要调换若干次。遇到初版的、更完整如新的，就贴一点钱用旧有的一本去换了来。记得这中间就有《朝花夕拾》的初版毛边本，扉页上还印有“鲁迅先生著”字样的；有着《不周山》的《呐喊》和分订上下册的《中国小说史略》……这种书前后一起收集了有两皮箱，暑假中寄放在学校的宿舍里。后来是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下一起化为灰烬了。（黄裳《书边草》序，见姜德明《书边草》，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新1版，卷首。）
文中所说的天祥市场，是当年天津几乎可与北平东安市场媲美的旧书摊集中地。1920年代在天津求学的王辛笛先生回忆说：“天津的旧书摊多在天祥市场和劝业场内。那时不论开旧书店或摆书摊的人，也都是些爱书的人，知识丰富，对顾客热情，即使青年学生买不起书，也默许他们白看，甚至广为介绍好书。他们对自己的行当有一种说不尽的酷爱，深深吸引了我们这些淘书人。”（王辛笛《少年读书乐》，见《梦馀随笔》，凤凰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75—76页。）
黄裳先生则在回忆天津的一篇文章中说，相比了天祥市场，劝业场就是“新的”，“先进的”，“更为洋化”了的，甚至“连旧书摊也不例外，五四以后出版的新文学著作，只有这里多。” （黄裳《天津在回忆里》，见《珠还记幸》，三联书店1985年5月版，第397页。）
在抗战初期，他回到上海继续读书以后：
在我家附近的一爿旧纸店，天天要从徐家汇的土山湾收进大量的旧书报杂志，转手运到造纸厂去。每天我几乎都要花小半天在这里翻检。这时的视野扩大了，不只是书，又收集起期刊来。记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收齐了全部的《小说月报》（从十二卷开始和《新青年》、《语丝》……。抗战胜利后再回到上海，兴趣逐渐转变，不过遇到新文学书刊的版本，也还是不肯放手。这时得到的记得有东京印的《域外小说集》初二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在南京当记者时还特别跑到金陵刻经处买来了《百喻经》。（黄裳《书边草》序，见姜德明《书边草》，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新1版，卷首。）
他还曾指出：“当时的同好有隐姓埋名住在我家近邻的唐弢，也是这家旧纸铺的常客”，并推断唐氏书话写作的材料和灵感即“植根于此时的积累”。（《黄裳书话》选编后记，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52页。）其时当在1942年，因为唐先生在《买书》一篇中也曾回忆及此：
我的有目的地买书，开始于一九四二年。那时住在上海徐家汇。日本军侵占上海，一天几次警报，家家烧书，撕书，成批地当作废纸卖书。目睹文化浩劫，实在心痛得很，于是发了个狠：别人卖书，我偏买书。离我寓所不远有个废纸收购站，主人是个猫儿脸的老头儿，人还和气，谈得熟了，他答应帮忙。从此我便节衣缩食，想尽办法，把所有可以省下的钱都花在买书上。（《买书》，见《唐弢书话》，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86页。）
黄先生收集鲁迅著作，就开始于这个时候，并且成功地收藏了不少鲁迅著作的初版“毛边本”，以及茅盾接手改版以后直至终刊的《小说月报》全份。他还在一篇文章中说起过该是1950年代时的掌故：“四十年前曾与唐弢竞赛收集鲁迅著作的初版毛边本，每有所得常互相夸示，得到初版本或书品更好的本子就剔去先得的再版本，手头至今还保存着唐弢赠我的初版《唐宋传奇集》。后来又收得东京印的《域外小说》二集，木刻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可以算做我搜集版本的发轫之始……” （黄裳《〈围城〉书话续》，见《春夜随笔》，成都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43页。）
对于自己早年是因为何种缘分，才投入到线装书收藏和文史随笔写作之中的，黄裳先生在《读书的回忆》一文中说，那时候他“有空就跑跑旧书店”，随意买些书来读：
我不想做藏书家，买书也漫无标准，但对南明历史的耽嗜却使我特别留意于此，很收集了一些，但其中无善本，无僻书。眼界是少少宽广了一些，知道这一领域实在广阔得很。买得谢刚主的《晚明史籍考》，从中得到摸索的门径；又见到郑振铎印的《玄览堂丛书》，接触到许多秘书佳册。因为编报，与吴晗相识，读了他写的一些别致的明史论文，像《社会贤达钱牧斋》这样的作品，谈的是旧史，却着眼于现实，非常佩服。我在这一时期所写的《金陵杂记》与《旧戏新谈》就是有意无意地模仿了这种写法，取材也不限于晚明，凡有可供驱遣的史料，都收拾了来作为素材。至于较系统地进行研究，还没有这样的野心。（黄裳《读书的回忆》，见《春夜随笔》，成都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53—54页。）
黄先生跋山涉水的历练，熔铸在其博览和思考之中，造就了他说文带史、知识学识俱富的文笔，使其《榆下说书》等书出版以后，大受当代文史爱好者的欢迎。自然这已是后话。
二 线装书收藏从“南明史”起步，从残本入手
在《断简零篇室摭忆》中自述：“我的买旧书，是从收残本开始的，至今架上所存，残本多于全本。”如他说自己生平第一次买下的线装旧书，就是以三个银元在天津旧书摊上买下的光绪刻本《四印斋所刻词》，这是一部王鹏运随刻随印的书。其他如在上海徐家汇旧纸铺里淘到的元刻残本《文章正宗》、明万历年间白棉纸本《六代小舞谱》、汲古阁刻《剑南诗稿》等，都是其开始“收藏旧本”起步阶段的收获。
惟独当年有一部周叔弢重刻的戴东原《屈原赋注》，是“几十年来一直梦寐以求但一次也没有碰上过”的书，因为这是一部“使我最早懂得木刻线装本书趣的书”，他在《东单日记》中如是说。（黄裳《东单日记》，见《珠还记幸》，三联书店1985年5月版，第466页。）待到1983年12月6日，他终于得到了周氏从天津图书馆特意索回赠送他的《屈原赋注》这部书。黄先生写道：
四十多年来这书始终不曾从我的记忆中消失，因为这是我开始接触版本并得认识雕版之美的第一部书。不过书也确实罕见，多年来遍访南北书坊和藏书家，一次也没有发现过它的踪迹。前两天得到叔弢先生来信，说他已从图书馆找回了一部寄下，还在书前加盖了“周暹”二字小印。信中说，过去他只是在收到甲级善本时才使用，真的已许久不碰这印了。两天后收到这两册书，展卷惊喜，真是纸墨晶莹，精美异常，扉页钤“寒在堂”印，这是叔弢先生因纪念最初买得宋本《寒山子诗》所取的斋名。扉页后有双行牌记，“甲子十一月建德周氏校刊”。甲子是一九二四年，距今整五十九年。（黄裳《自庄严堪》，见《珠还记幸》，三联书店1985年5月版，第286—287页。）
1949年冬，黄先生首次到北京去时，“一头扎进琉璃厂和隆福寺就出不来了”，不过当日所买还是“以残本为多”。在那前后，上海、杭州、苏州一带乡村，因为搞“土地改革”，书市场上一时出现大量残本旧书，颇收买了一些好的本子。如书估从苏州洞庭东山收购到的一些明代所刻版画书，“虽多残卷，价殊不廉”，其中如《人镜阳秋》初印本，他认为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不能以完缺定取舍”。[1]
因此，他在1980年所写《晚明的版画》中还专门写到了这部“有几百幅插图的大型画册”，并在《榆下说书》的插图中特意选了两图印出，“都是描画在开阔场景中的人物活动的”，与全书风格相比，有点别具一格（黄裳《晚明的版画》，见《榆下说书》，三联书店1982年2月版，第164页。）。黄先生还在一篇文章中披露自己散金钱收残本的经历道：
我的广收明刻残本，曾为故友汪曾祺所笑。不过将沦于还魂纸炉的残零故籍，于千百中救其一二，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事。还有一种副产品，就是于残本中各取一叶，集成书影，自宋元起，都数百叶，俨然一部名实相符的《留真谱》，暇回展观，也是极有益有趣的。[2]
不过他说，“这样无限制地买书，远远超越了我的经济能力，不能不时时陷于困窘之中。为此徐森玉先生还送过一个书有吕岩诗的条幅给他，其中有句云：“白酒酿成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为其深心所喜爱。姜德明先生在《黄裳的题跋》一文中说：
每次到上海，总要去看看黄裳的藏书。上次去看的是明代版画，有的还是残本。他的理论是，中国新文学残本不值钱，古籍愈是残本愈应注意，往往正是世间的绝本。当年他专搜残本，至今仍珍藏着。（姜德明《黄裳的题跋》，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316页。）
黄先生比较系统地搜集了一点比较出色的线装书本子的，大抵是在1949年至1950年间。那时候，江南旧家的秘藏之书大量流出上市，甚至连“晚明的禁书也时有发现，山阴祁氏的藏书中晚明史籍尤多”，虽然对南明史研究的兴趣“逐渐淡漠”了，但是因此爱好却留意看了不少古书，增长了有关版本方面的见识。
1993年早春，为配合上海凤鸣书店所办“黄裳著作展”，安迪采写了一篇人物印象记，其中披露：
他收书采取“人舍我取”的方针，渐渐地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年青时买书靠的是一股豪气，如果不惜工本，还能买到好书。象明代崇祯刻本《吴骚合集》，是花了一笔现款和满满两部三轮车的旧书换来的。一时豪举，哄传书林。先生从衣橱里取出这部书，果见初印本的木刻插图锋棱毕现，衣裤线条飘举，人物眉眼传神，真让人感叹古代木刻印制的精美。抚摸着这般精美的古书，我也能稍稍了解先生几十年来沉醉其间乐此不疲的缘由。但先生似乎仍不满足，他的愿望是当北大图书馆的小职员，可一睹馆藏珍本。[3]
安迪在访谈结束后不由得感叹道：“书斋生涯，在外人看来当是寂寥的。一旦进入其间，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多么丰富灿烂的境界。”
黄裳先生著述的《清代版刻一隅》，由齐鲁书社1992年1月出版。历数顺治、康熙以来所知见的木版书，极力弘扬“清刻之美”，充分显示了他的鉴赏家眼光。他指出：
同样一部古典名著，一册精刻旧本与一册铅印新书给予读者的感受是不同的。在这里我并不想提倡怀古与古董家数，只是想说明，前人曾经在出版印刷工作中做出过如此辉煌的业绩，我们应该有所了解，并尽可能吸收那优点和长处，放进今天的工作中去。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多出版好书，不只是内容好，而且要在版式印刷、纸墨、装帧上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一本好书是两者的统一，忽视了任何哪一方面都是不可取的。（黄裳《清刻之美》，见《清代版刻一隅》，齐鲁书社1992年1月版。）
不过他也指出，随着中国古典学术在晚清的中衰，尽管“少有大师级的人物出现，但乾嘉以来丛书刊刻的风气却更发扬光大”，于是一批晚清精刻善校的线装书代表作的问世，使得清代版刻得以寿与善俱终——获得了“一种光荣的结末”。
三 知识、学识、见识俱富的“榆下书翁”
1980年秋，黄裳先生在《榆下说书》后记里说，“将这两年所作的杂文选编成集，取了‘榆下说书’这样一个名字”，所谓“说书”，“大抵说的是与书有些关连的事情；同时也是说，这只不过是一些漫谈。取书本中一点因由，随意说些感想，和说书艺人的借一点传说敷演成为故事的有些相象”。
他还谦逊地表示：“既无系统，又少深度，就连材料也是零碎的。我的只能写点这样的文字，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素养。在学校里学习的和走进社会以后经历的，都是全不相干的另外的事物。这就使我不可能得到必要的系统的训练。一点零碎的常识，也大抵是多年随便买书、胡乱翻书中得来的。” （黄裳《榆下说书》后记，三联书店1982年2月版，卷末。）
其实，黄先生这种并不十分系统深入探讨书人书事，却表达着作者阅历书人书事后见解见识的文史随笔，既适应了上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追求知识和学识的社会求学思潮，更填补了整整一代读者对于以线装书为中心的旧文化的学识空白，因此，《榆下说书》问世以后大受读书界的欢迎。
徐雁平学弟在《黄裳先生的藏书及其版本学》中写道：
听黄先生谈书说版本，总被他那独特的视角、欣赏的趣味、提供的新鲜素材所吸引。正统的版本学著作能在知识或理论的系统性上训练我们，但有正襟危坐之感，而黄先生的文字跳出了纯学术著作或教科书体裁的限制，常让人在读后有生动的收获或感悟，如同春日采撷散布在原野上的花草。现将这些奇花异草编织起来，譬如收藏的眼光，对书商的关注，对藏书风气与流派的探讨，对理想形式的题跋的追求，对版本内容价值的挖掘，以及对版刻的、版画的赏鉴等等，从而感受一下这些花草给古老的版本学领域带来多少亮光和清新的气息。（徐雁平《黄裳先生的藏书及其版本学》，见台北《书目季刊》，第13卷第1期，第42页。）
在《榆下说书》之后，黄先生在笔墨上获得了一种新的生长点，那就是以旧书旧人旧事为主题，带文连史地随笔“说书”，因此仅在三联书店就先后出版了《翠墨集》、《银鱼集》和《珠还记幸》等多部随笔集。他在《黄裳文集》的前言中回忆道：
对旧史的兴趣，也引发了我对旧书的爱恋，从收集新文学旧刊本又转到旧有典籍的蒐求。我时时警惕自己，不可过深陷入骸骨迷恋的迷宫，要时时与现实比照，从而发现其间的关系，因而书话又成为写作新的方向。其实这与三十年前看旧戏的办法并不两样。从《榆下说书》起，有六七本集子都是偏重读书的笔记……（《黄裳文集》前言，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4月版，卷首。）
1992年3月，他的《榆下杂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问世。其后记说：“把几年来写下的读书记收集起来，编成一册小书，取名《榆下杂说》。这是因为过去曾印过一本《榆下说书》，也是同类性质的杂文。所不同的，这里所收，更多偏重旧书的题跋而已。”
黄先生说，“一本书一旦到了一个糊涂人手中，他就会将书中的糟粕郑重介绍给读者，使人越看越糊涂”。他表示：
我一直梦想能读到一种详尽而有好见解的读书记，除了介绍作者的身世、撰作的时代背景、书籍本身的得失、优点和缺点之外，还能记下版刻源流、流传端绪，旁及纸墨雕工，能使读者恍如面对原书，引起一种意想不到的书趣……在上述种种理想的要求之中，最重要的是作者的识解。可以说这是读书记的灵魂。（黄裳《榆下杂说》后记，见《榆下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3月版，卷末。）
沈展云先生在有关的读后感中写道：“多少年来，他屋后那棵高大的榆树寂寞地陪伴着他写出一本又一本充满文化气息的‘书话’和散文，看看书名就足以令人对书中所叙述的人事书事为之神往……黄裳的‘杂说’，大部分是亡书的题跋和读书、访书的札记”。他评价道：
黄裳的题跋和“杂说”，未尝不是别一种“提要”，一种新的尝试，其特色是能让读者从他的“杂说”中，发现许多新鲜的见解，这些见解包含了作者丰富的读书积累和人生经验，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黄裳腹笥颇阔，明版画之精，清刻之美，左图右史，前尘梦影，述来缕缕如在目前。文淡如水，人淡如菊，相忘于江湖，却又每每系念于家国忧患。老先生的道德文章，庶几已成典范……（沈展云《榆下的心情》，见《广州日报》，1993年12月8日。）
黄先生在亭亭如盖的榆树掩映下最常见的“说书”工具，乃是书跋、读书记和书话。
四 “榆下书翁”所作书跋、读书记和书话之底蕴
藏书题跋往往被黄先生娴熟地用来记录日常的书市见闻和感想。
1980年夏，当黄先生61岁生辰将至的时候，他整理旧书目录，撰有《庚申以后所收书目序》。其中写道：“三十年前余日以买书为事，几无日不得书，书市亦最盛。挟册归来则读之，考索其源流及转徙踪迹，登之簿录，举凡纸墨、行格、印记之属，一一记之。积久有十数巨册。自遇劫难，此事便废，而书市更寥落可怜，旧本亦几绝迹人间矣。”而此新编书目，则系其自1978年始，从苏州、杭州古旧书店中偶得之书。“徘徊昔游之地，偶亦觏书林故友，亦间有以一二小册示余者。偶发兴亦买数种，如拾旧欢，时以自笑……”（黄裳《庚申以后所收书目序》，见《来燕榭读书记》上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96页。）
由此足见黄裳书跋的基本风貌。
关于书跋文字，1986年5月，黄先生在《访书琐忆》中说：“几十年来胡乱买书，颇有些特别的经历不易忘记，当时就随手写在题跋里，闲时重看也觉得有趣，常想记录一点下来，大概也可算做‘书林逸话’之类”，可见他是绍续前贤，有意为之，原非寻常文人的随意笔墨。他说：
说起题跋，自来就有学术性和随笔性两大类。学者重视的是前者，考辨故实，校订文字，有功于学术研究，历来被看做题跋的正宗。但在我自己，喜欢的却往往是后者，而其代表作者则是黄荛圃……看那内容，虽然也谈版本、雠校，但更多的是记书坊、书友、藏书家故事的“闲后语”，而这是很为许多学者所不取的。（《访书琐忆》，见《黄裳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09页。）。
他还表示：“多年来胡乱买书，每于书尾注明得书时日，这是从郑西谛那里学来的。每见西谛藏书，常于册尾记买书时间及少少琐事，心窃好之。如少加扩充，也就是所谓书跋，是我爱读的散文小品。”他认为中国传统的藏书题跋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大抵上可分两类，他自己是认同那种在讲述书的内容、版本、校勘等科研资料之外，添上了书林掌故、得书过程、读书所感，也就是说，“不只有科学性，还增加了文艺性，是散文的一部类了”，因此，他遥承的是黄丕烈、傅增湘、郑振铎这几位爱书如命，“说起旧书来，也都眉飞色舞，娓娓不倦”的题跋家的写作传统。[4]
据姜德明先生为文披露：
书的题跋当然是写在书上的，然而黄裳的一部分藏书题跋，却是凭了记忆写在装书用的旧纸上。书于“文革”中被抄去尚未发还，这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后来他集成一本书，名为《前尘梦影新录》，近年由齐鲁书社印行。不见原书而光看题跋，我觉得同样有魅力。（姜德明《黄裳的题跋》，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316页。）
关于《前尘梦影新录》（齐鲁书社1989年6月版，黄裳先生在写于1987年1月18日的前言中说，在“文革”后期，他回忆所得，“陆续编写亡书目录，仿徐子晋的旧题，命之为《前尘梦影新录》。记忆是不可靠的，内容也记不真切了，所以这只能是一种挂一漏万的回忆录，随手也记下一些得书经过，书坊故事，近于随笔。其中有少详的几种，所据则是抄掠之余残存的几叶读书札记，也参考了一二种可能到手的新著，如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孙殿起的《琉璃厂小志》。”
他后来交代其书源起道：“二十多年前，我的藏书被抄没了。免不了时时想起，闲时就从记忆中抄下些亡书的依稀印象，写成一册《前尘梦影新录》。因为无书可据，回忆也只能是简短的，但更多涉及了得书经过、书林琐事，颇接近于传统的题跋。”（《黄裳书话》选编后记，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51—352页。）
此后黄先生等到所抄去的书被发还以后，续有《清代版刻一隅》（齐鲁书社1992年1月版、《来燕榭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版等题跋集问世。1999年1月，他在《来燕榭书跋》后记中写道：
余购书喜作跋语，多记得书始末，亦偶作小小考订，皆爱读之书也。未尝理董，近始写为一卷，佚失孔多，有待续补。三十年来，耗心力于此者何限，甘苦自知。此册颇似日记，旧游踪迹，略俱于是。湖上吴下访书，多与小燕同游，扎尾书头，历历可见。去夏小燕卧病，侍疾之余，以写此书跋自遣。每于病榻前回忆往事，重温旧梦，相与唏嘘。今小燕长逝，念更无人同读故书，只此书跋在尔。回首前尘，怆痛何已。即以此卷，留为永念，以代椒浆之奠云尔。（黄裳《来燕榭书跋》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版，卷末。）
读此完整一跋，则其人情书情之蕴藉可知。
人们日常读书，最难梳理和澄清黄裳先生笔下文字的，似乎是其书跋、书卷气散文与随笔性读书记。大抵据历年写于线装书扉页上的“题记”整理编纂所得，乃是“书跋”；而“近于随笔的题记，是散文而不是读书记”。（黄裳《榆下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3月版，卷末。）
黄先生比较集中精力写作读书记之类，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其被抄走的线装古书稍有发还之后。他曾经表达过当日的心情：“旧友重逢，在欢喜之余，就开始写读书记”。（《黄裳书话》选编后记，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51—352页。） 在1996年初所写的《黄裳书话》选编后记中，他还曾说到过自己的为文之法：
写读书记免不了要抄书，而抄书实在是艰苦的工作，往往看了十册八册也找不到一句半句值得抄下的字句。写读书记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想要尽力介绍一些有用的资料，这有些近于“提要”，是节省读者时间精力的好方法，我不想学有些“学者”的秘惜珍罕，总想把有意思的材料提供给读者。而在有些人看来，这又难免有以秘册自炫之讥。在重视内容之余，更常常看重旧书的雕版艺术特色，这就更容易引来“玩物丧志”的讥嘲……（《黄裳书话》选编后记，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53—354页。）
黄先生以“来燕榭”为名出版的书还有两种，一曰《来燕榭读书记》，一曰《来燕榭书札》。大抵前者是续补《来燕榭书跋》之作，编为7卷，上、下两册，凡得48万余字，较之《来燕榭书跋》31万余字自胜；后者系历年幸存的书札汇编，纪申先生读毕，不胜感慨，亟为之“书后”云：
眼下黄裳已是八十五岁的耄耆老头，而身尚健，笔仍旧，虽少与外界接触，却生活得潇洒自如，有滋有味……单从书本中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有良知的诚挚的作家和编辑，人的言和行正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某种优良传统。他非一般旧文人，更不是“遗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洁身自好的善良的读书人。[5]
纪申之语与前文所引沈展云先生的话，异曲同工，堪为“榆下书翁”翰墨人生之确评了。
对于书话一体，黄裳先生也有其独特的笔调。
1996年8月10日，他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有《拟〈书话〉》之作，说明黄先生对于唐弢《书话》（北京出版社1962年6月版一体的认同。
在同年初所写的《黄裳书话》选编后记中，他还回忆说，唐弢首倡的书话散文要素“四点论”，即“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6]，“说得很好，也是后来他在《文汇报》上陆续发表书话时，我们经常谈起而意见一致的话题”。他指出，唐弢对“将所有材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将书话写成是纯粹是资料的倾向”表示了保留和怀疑，“这我也是同意的”，他提出书话写作的“问题”不在材料的多少，实际上也不在篇幅的长短，而在于“运用”：因为“无别择的材料倾泻，才是使人昏昏欲睡的原因。其实一篇好的论文也可以是一篇好的美文，有材料不打紧，有时还能起画龙点睛的作用。”譬如把以往活跃在旧书业界的“书友”们的交往等有关“材料”写进来，“也应该是书话题中应有之义”。（《黄裳书话》选编后记，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53—354页。）
2000年春，上海资深记者何倩女士在一篇人物专访中报道说，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黄先生被抄走的藏书逐渐有所发还，有书可依了，于是他开始动手写书话：
书话这种体裁究竟属于哪种文体？他理解说：“书话其实是一种散文。”
他说，书话的写作关键不在“材料“，而在于“运用”。他的书话多在古书里找材料，可并不等于信手拈来，皆可入文。有时看了十本书不一定找到一条可用的材料，因为写书话和抄书毕竟是两回事。同时，有了材料，还得有思想、有观点，要把书中的材料和自己的思想与时代结合起来，不写无病呻吟之作，所记事实，所发感慨，应带有时代的声音和痕迹，在古人身上得见今人的影子。
“这样才能使书话摆脱了骸骨的迷恋，闪烁时代的光芒。”他强调说。（何倩《腹有诗书气自华——访黄裳先生》，见《识荆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55页。）
据何女士的阅读体会，则出自黄先生笔下的书话，虽然都“是古书、旧书，却无半点冬烘气”，且其字里行间流露的真情往往极具感染力。可见其写作风格，带有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的影响痕迹。她还指出，黄先生“平时不苟言笑，外表沉静，似不易动感情”，“不善交际，不爱应酬，几十年潜心于书斋”，惟以读书写作为务，大概正是如此沉寂，才逐渐锻炼出如此深湛的“文字功力”。
与唐弢先生的书话主要写新文学史上的旧书刊旧人事不同，黄裳先生的书话所写重点在于明清线装书，以及与此主题有关的书人书事。两人书话所关注的历史时段不同，但是异曲而同工，殊途而共归，目前都已成为中国书文化史上的宝贵精神财富了。
黄先生在《书痴》一文中说：“书籍是传播知识的工具，在知识还是私有的时候，知识分子对书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想探索一下，是什么促使人们热爱书本，那原因看来也只能归结为强烈的求知欲……”，（ 黄裳《书痴》，见《黄裳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189—190页。）他还在《逛琉璃厂》中说：“想买两本旧书这样一种简单的希望，也许可以转译成想在这里碰到、找到别处不易遇到的知识材料吧。”（《逛琉璃厂》，见《黄裳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29页。）在我看来，这些话正是黄裳先生的夫子自道，表达了他对于线装古籍阅读的终极关怀。
五 “榆下书翁”笔下的旧书业人物及其掌故
徐雁平学弟在文章中特别注意到黄裳先生“对书商的关注”为其随笔的一大特色，诚然，黄先生对此话题从来是不吝笔墨的。
据《前尘梦影新录》统计，汉学书店老板郭石麒先后为其供书至少60种，传薪书店老板徐绍樵供书也在50种以上，至于其他旧书铺、旧书摊随缘所得之书，更无论矣。也因此，黄先生饮水思源，只要“一提到书，总免不了想到卖书的书友”，因为他们该像司马迁《史记》中《游侠列传》那样，有人借助历代藏书家题跋等材料加以梳理以后，“为他们写一篇合传”的，至少这“也应该是书话题中应有之义”（《黄裳书话》选编后记，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53页。）。
有关旧书业人物的掌故，黄先生零星记录在其书跋中很多。如他在1950年间所写《吴骚合编》初印本的跋文中，涉笔的藏书家有王绶珊、王君九、孙毓修，旧书商就有朱遂祥、孙助廉等，各述其藏书聚散源流，尤其是书商在其间发生的作用。其中特别交代说：
近数日来海上书市之盛，乃为年来所未见。孙助廉自京挟王君九书来，书市为之一振。继而无锡孙氏小绿天书又为孙氏载之入市，善本不少。而九峰旧庐劫余精粹之书为朱贾巧取豪夺以去者，复为渠得之。此三批书余皆得经眼亦均得其精粹，快慰之至，而精力亦感不继矣……此《吴骚合编》原刊本后自抱经堂出，余见之肆中，不更论价而径取之归。以如此书林尤物，见而欲攫之者更不乏人，苟一迟回，即成陌路矣。（黄裳《吴骚合编》跋，见《来燕榭读书记》下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354页。）
关于郭石麒，黄先生在《前尘梦影新录》中曾有评介道，其人“业故书凡数十年，为南估中最有眼光者，自宋元刻以至清人刻本，无不博识”，并为之抱憾道：“其学岂在孙耀卿辈下乎？然无著述，遂不能留姓氏于书林。余之得识板本门径，得石麒之教者多矣。惜当日过从，未能详询其家世师承，未能为制一佳传矣。”后来他有感于郭辈生平，写有《记郭石麒》、《记徐绍樵》和《老板》等文，终为有数的上海旧书商人立得一小传。
在《记郭石麒》一文中，黄先生说：“在上海买书十年，相熟的书店不少，其中颇有几位各有特点的书友，事后追忆，颇有记述的价值，不但是书林掌故，他们的工作，对保存文化的贡献，也是难以忘记的”，而当此时也，“我首先记起的是郭石麒”：
他绝对不是可厌的书商，虽然他也靠贩书博得蝇头微利、养家糊口，却是循循有如读书人的人。他经营过中国书店，在旧书业中很有地位，他的鉴别能力高，同业中有拿不准的版本问题总是请教他。解放初期，江南“土改”，故家藏书多遭斥卖，几乎论斤而出……山阴祁氏淡生堂藏书余烬，由子孙深藏密锁几三百年，也沦入旧纸铺……石麒在抢救收集过程中，是有不小贡献的。（ 黄裳《记郭石麒》，见《春夜随笔》，成都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31—134页。）
黄裳先生曾在《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后记中语焉不详地提到，1951年冬，他曾通过一位“旧书估人”买到祁氏澹生堂的一些遗书。我通过严宝善先生《贩书经眼录》卷6中的详尽注解，得知其说到的“旧书估人”，其实就是郭石麒；而“绍兴的书商”，就是绍兴阊安门外“以经营旧书、字画、废纸为主”的谢上道旧货商。所谓“旧书联营组织”，即杭州华联书店，由杜国盛（被推为经理、王松泉、朱立行、徐子樵、韩学川五人合资组织，成立于1951年，次年即拆伙云云。尤其是如下一段史实，实非局外人所能得知：当年华联书店“所收祁家遗书，部分为郭石麒买去，归之黄裳。其后‘华联’派朱立行去沪推销，售与上海文海书店韩士保，韩转售给南京图书馆。”（ 严宝善《贩书经眼录》卷6，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71页。）
在《记徐绍樵》一文中，黄先生写道，“四十年前开始买旧书，每天总要到书店去走走，这样就认识了不少书友”，“几十年过去，这些旧相识已大半不在人间。有时翻看旧书往往会记起当日得书的往事，而这又离不开过手的书店与书商。”
他回忆道，离开自己当年工作地点最近的，就是在四马路河南路口的传薪书店。这家旧书铺“只有一个开间门面，左右两排书架，摆满了旧书，中间是一条长案，也堆满了零乱的书册，大抵是些晚近的本子。不过有时也能找到有意思的零本书”，其老板就是苏北大胖子徐绍樵，在夏天时常“赤了膊拿着一把芭蕉扇在店堂里走来走去”，他“与藏书家相熟，能从他们手中取得好书”。黄先生在文章中指出：
他们都是见多识广的，多年来典籍的流散都离不开这些中间人。如果他们能将贩书的经验记载下来，正是难得的文化史资料。我曾对几位书友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可惜没有谁肯接受。否则像《琉璃厂书肆记》那样的笔记是不难留下几部的。没有法，有时就想自己动手，虽然不能完整，多少也可以留下一些片段的记录，也许不是毫无意义的事。（黄裳《记徐绍樵》，见《春夜随笔》，成都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35—139页。）
这样的工作，其实他自己早已自觉地在做着了。如其1986年春所写的《访书琐忆》里，就写到了杭州的抱经堂、松泉阁主人王松泉，以及位于上海复兴中路淡水路口的春秋旧书店。文章结尾，他还自嘲道：
我的买书，正是有啥买啥，杂乱得很。买来的书也未能本本细看，总的印象是，旧书中间多的是封建说教的陈词滥调，偶尔发现片段的好意思、好文字，可真像披沙拣金那样的繁难。不过换一种眼光看，这又是可贵的资料，真想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不能不从这里着手。杂和乱并不是坏事，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较能窥见全局。（《访书琐忆》，见《黄裳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14页。）
在1988年所写《苏州的旧书》中，黄先生写到了玄妙观中的李德元书铺，护龙街上的集宝斋，还有琴川书店的主人夏淡人等。他指出，当年“以极偶然的机会得到善本书的事”，只有可能在苏州的旧书业中发生，而一般性的线装旧书，则在当时的苏州城里可谓“无时无地不能得到”。举此两端足见苏州“书友”在他们所经营的古旧书生意方面的本事了。文中稍加重笔写了的，是夏淡人先生的琴川书店：
来往熟了，因之也结识了许多书友，琴川书店夏淡人是很能谈谈的一位。尤其可感动的是，他允许我到书店楼上去随意翻看他所藏的大量残本。我买书是不弃丛残的。因为这些旧刻作为板刻的标本，自有其价值，有些还是不见全本流传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些书从藏书人家里流散出来的情景，有时是乱七八糟地论斤而出的，身首异处的情形正是常事。它们没有落到还魂纸厂真是一种极大的幸运。[7]
而这些古旧书终究能够得到不“落到还魂纸厂”去的幸运，实是因为有了包括夏淡人先生在内的千百位“书友”所从事的旧书业之存在。也因此，黄先生随后感慨道，苏州旧书业在当代已是不能不使人叹息的了：“（俞樾的曲园可以重修，可是当年的书店街的盛况就不容易恢复了。即使重开几间门面也不顶用，就和北京的琉璃厂一样。”
在1999年底所写《断简零篇室摭忆》一文中，他先后提及了上海、天津、南昌、北京等地的旧书铺，其中记下了店铺、书友名、姓、号的，就有北京来薰阁陈济川、修绠堂孙氏、三槐堂、萃古斋，上海传薪书店徐绍樵和来青阁等。文章结末，他仍然不忘记自嘲一番：
我至今架上所存，残本多于全本，这恐怕不是正统藏书家所能理解的。那原因说起来也平常，一是限于力，再就是缺乏鉴定的眼光。而又书癖日深，凡有所见，只要力所能及，总想弄到手才舒服。因此上当受骗总是免不了的。这就是买旧书付学费的阶段，是难于跨越的必经之路。（《断简零篇室摭忆》，见《黄裳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04—208页。）
看来来燕榭藏书主人的洒脱性情，全落实在他这一二百字的自嘲之语中了，而这些自嘲，又包含着他对于人生经历、古旧书命运和中国文化史的多少感慨啊。何以致此？或如他在《苏州的旧书》一文最后所表达的：
“时代大踏步前进了，许多旧事物，包括文化环境，免不了淘汰、鼎新，正不必发许滇生那样‘达人’的感慨。历史旧的一页翻过去了，可历史总是历史，是不应该淡忘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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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简零篇室摭忆》，见《黄裳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04—205页。他在《东单日记》中还说，在那时，线装书“在琉璃厂、隆福寺真是汗牛充栋，价钱也极便宜。但买的人简直没有。到今天，绝大部分都已变为可遇不可求的好书，如地方志、笔记、文集……虽然大半是近代的，但参考价值却并不低”。 ↩︎
《断简零篇室摭忆》，见《黄裳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08页。汪曾祺先生在《读廉价书》中回忆说：“在上海，我短不了逛逛旧书店。有时是陪黄裳去，有时我自己去……”，见《书香集》，姜德明编，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12月版，第65页。） ↩︎
安迪:《榆下风景依旧——黄裳先生印象》，见《文汇读书周报》，1993年3月13日。此次“黄裳著作展”，凡展出从其处女作《锦帆集》初版到当时最新问世的《榆下杂说》间凡40余种作品集，现场提供少量著作的外销签名本，展览题名者为汪曾祺先生。 ↩︎
《黄裳书话》选编后记，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51页。来新夏先生颇赞同黄先生的倾向性。他在《邃谷书话》中说：“他在《黄裳书话》编后记中曾表示他写的书话近乎传统的书跋，并且粗略地分为两类……我基本同意后一种写法，因为它把书话的内容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不过不一定每一篇都要面面俱到。我认为，写书话不要自我限制得过窄，而应兼具科学性与文艺性，最好能以随笔的形式来写，使其更有可读性，”见《邃谷文录》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1389页。 ↩︎
纪申《〈来燕榭书札〉书后》，见《书友》报，2004年4月28日。记得1993年早春，黄宗江先生在为上海凤鸣书店所写《贺黄裳著作展》一文中，也说过类似的评语：“……念及世人每爱书爱文化乃更爱国，或爱国乃更爱文化爱书，黄裳这样一位劫存的写书家并藏书家，当为今人、后人、爱书人、爱国人所不忘。”见《文汇读书周报》，1993年3月13日。 ↩︎
唐弢《晦庵书话》序，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卷首。唐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还提出：“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我也曾努力尝试，希望将每一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早在1962年4月所写《书话》的序言中，他还吐露心音：“中国古代有以评论为主的诗话、词话、曲话，也有以文献为主，专谈藏家与版本的，如《书林清话》。《书话》综合了上面这些特点，本来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不过我目前还是着眼在‘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识，因此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至于文章的写法，我倒有过一些考虑。我曾竭力想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通过《书话》，我曾尝试过怎样从浩如烟海的的材料里捕捉使人感到兴趣的东西，也曾尝试过怎样将头绪纷繁的事实用简练的几笔表达出来……” ↩︎
黄裳《苏州的旧书》，见《苏州杂志》，1989年第2期，第5页。据高泳源先生在《漫记当年旧书肆》中说，琴川书店“并不是所老店，门面虽不大，但收藏的书却很丰富，也整理得井井有条”。他记述了自己与店主人谈生意的一个片段：“我忽然心血来潮，向一脸孔胖满满的三十光景的中年人探问：‘有没有《黄山谷集》？’他随即答复‘有’。一会儿，就递给我一部古籍。我于版本一窍不通，只见它的开本和现代的袖珍本相仿佛，用行话说，是不是该称为‘巾箱本’？我这外行，更不会去注意刻本的年代，只见纸质洁白，字迹妩媚有致，很讨人喜欢。我就问：‘这书要多少钱？’对方立刻斩钉截铁地回答：‘三斗米！’以前听人讲房子交易是以金条论价，这回才领教了卖、买古籍要以白米论价，给我开了眼界！”作者随后交代说：“当时，我一个月的收入还不足一担米，要维持新建不久的小家庭的生计，哪里能用三斗米来购置这奢侈品呢？只得悻悻然把书端回给店主。”揆其语境，时当1946年深秋；而那位脸盘胖胖的中年人，当是夏淡人先生。见《苏州杂志》，1989年第6期，第40—41页。） ↩︎
黄裳《苏州的旧书》，见《苏州杂志》，1989年第2期，第3—5页。黄先生引《春在堂随笔》中俞樾（曲园)所记许滇生（文恪)语云：“曩在京师，许文恪招饮于其养园，花木翳然，屋宇幽雅，颇擅园林胜事。文恪云：‘冉地山侍郎尝病吾以杨木为屋，恐不耐久。吾曰：‘君视此屋，可支几年？’ 冉曰：‘不过三十年耳！’吾曰：‘然则君视许滇生尚可几年耶？’冉亦大笑。余谓公此论，真达人之见也。未及数年，公归道山，屋固未圮而已易主矣。余在吴下筑春在堂，旁有隙地，治一小圃，名曰‘曲园’。率用卫公子荆法，以一‘苟’字为之。或虑其不固，余辄举文恪语以解嘲焉。” (俞樾：1821—1907年，字荫甫，号曲园，晚年人称“曲园先生”。浙江德清人，道光进士。1857年遭劾罢官后，客居苏州著书讲学。1865年起先后主讲苏州紫阳书院、上海求志书院和杭州诂经精舍。任浙江书局总办期间，主持精刻子部书22种，号称“善本”。擅长经学，学识精湛，生平著述极丰，编为《春在堂全书》。俞平伯为其曾长孙，郑逸梅先生有《俞平伯幼受曲园老人的熏陶》一文述其事，并连带而及“曲园”兴废情景。见《古槐树下的俞平伯》，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2—1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