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女性在诗史上一直居于附庸的位置，女性诗作极少被许为“典范”，得到更多被阅读与流传的机会。明以前专门收录历代女性文学作品的总集加起来不足十种，诗话中亦鲜少论及女诗人及其作品。直至明代中后期，崇尚真情和复古的文学思潮逐步复苏，尤其是晚明性灵诗学重性情的审美倾向将诗学视角转向闺阁，促使此一时期女性诗歌总集编刊热潮骤然兴起，至清代则达到繁盛状态。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每一部女性诗歌总集的形成都是选家在特定的诗学观念的支配下的对女性诗歌创作的一次品鉴和认知过程。明中后期李贽在阳明心学的基础上提出“童心说”，把“童心”作为为人为文的核心，“他之提倡‘童心’而反对‘从闻见而入’的‘道理’，乃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些‘道理’——社会规范——是与人性相对立、扼杀人性的；这与他的反对‘德礼’‘政刑’正相一致”。以袁宏道“性灵说”为代表的晚明文学新思潮继承和发展李贽的传统，至清代虽有消减，但并未停滞，清代文人多有在文学思想上标举“性灵”者，尤以袁枚为著。
一些选家在性灵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从事女性文献的编选实践，主张抒写真情、崇尚童心的本色纯真，以为女性从事诗歌创作，尽管在教育、经历等方面都难以与男性相比，但这种境况却使得女性可以保存天真、纯洁的灵性，其诗发乎慧心、天机自动。是故，不少清代女性书写的倡导者在编选闺集、追溯女性写作的历史时，往往更趋向于对闺阁本色特质的强调与肯定。首先，是将女性的本质与“真”“清”“性灵”的诗歌美学联系在一起，以此来提拔女性文学的地位与价值。
01 突显以女性才情为中心的标准
对“真”的品评取向，主要来自晚明性灵文学对个性自我和抒写真情的尊重。及至清代，女性诗歌选评家受此影响，也主张闺秀诗文必须具有真情、真人的要求。在具体选录实践中，选家们往往围绕才女文化的塑造，突显以女性才情为中心的标准。
如陆昶在《历朝名媛诗词》凡例中云：“是选以诗存人，不以人存诗，一首一句之美，即出自烟花，亦为拈出，略寓怜才之意。”王鸣盛为此集所作序言中亦云：“上下二千年闺幨佳制搜采靡遗，而以诗存人，不以人存诗，诗苟足存，北里亦收，而仙鬼荒幻则付之阙如，名媛诗选，此为最精矣。”从此编入选的两百多位女诗人来看，近四分之一为“出自烟花”者，其中既有青楼歌妓，如平康女、吴兴伎童、盼盼、刘燕歌、谢金莲、赵鸾鸾、史凤姬、周韶等，又有官吏姬妾，如绿珠、桃叶、步非烟、故台城姬、贺方回姬、关盼盼、蒨桃、章台柳姬、韩仆射姬等，甚至包括一些婢女，如翔风为石崇婢，谢芳姿为王珣婢，冯小怜为穆后之从婢等。她们在集中的顺次，基本上是依照诗人所处的时代先后来排列的，并未因其地位低下打入另册，而是厕身名门大家之中。
编者不仅大量选录这些地位低下的女诗人诗作，而且对其才情也着意加以突显，或推赏其诗，如评刘燕歌诗云：“信口成吟，不著一字做作，而‘千古’句奇快，有哀梨并剪之趣。”评周韶诗云：“借题舒写，笔极洒然，不粘不脱，得咏物言情之妙。”评周姬诗云：“笔有余闲，庸手不能辨何物，女郎灵妙如此！”等等。或歆慕其人，诸如评步非烟云：“容止纤丽，不胜绮罗，好词章，善秦声，尤工击瓯。”评赵鸾鸾云：“其镜台边安放笔砚，不以涂脂抹粉为事，终是芳秀之气成章，时又称为‘小苏’。”评谢金莲云：“才色俱绝。”评史凤姬云：“美艳无比，尤工词翰。”
可见，正是这种偏尚女性才情的选辑宗旨，编者冲破“德行”的藩篱，使得一大批用正统观念看不登大雅之堂的女性诗人诗作堂而皇之地成为女性诗歌总集的主角，而其“灵妙”诗篇又俨然被奉为闺秀诗歌创作的典范。及至清末，女诗人和教育家施淑仪提出“女人亦具独立人格”的光辉思想，在《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例言中更云：“是编偏重文艺，凡诗文词赋书画考证之属，有一艺专长足当闺秀之目，皆录之，非是，虽有嘉言懿德，概不著录。”明确宣称其选辑标准，乃以女性文艺成就为标准，而不以言行为尺度，完全突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精神禁锢。
02 突显女性诗在题材上的本色特质
与此同时，一些选家也常常有意识地突显女性诗在题材上的本色特质。他们往往不甚留意所谓“脱离脂粉之气”或“高超思想境界”之类的作品，而是着意引领读者进入女性日常生活的细节以及内心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许这些作品在文辞、境界上都不算高妙，但却能展现平凡而丰富的女性世界。另如同为袁枚所编定的《袁家三妹合稿》，亦可见其对女性生活化题材的兴趣，如选录袁杼《对雪有感》诗云：
朔雪飘飘霜叶残，朔风吹动小栏杆。怜他小女疏帘下，呵手抛针刺绣难。
又《秋斋闲咏》云：
闲庭扫落叶，秋月上林梢。竹老穿山径，槐稀露鹊巢。描花嫌纸窄，学字借书钞。拟制玫瑰酱，频呼小婢敲。其诗无非是刺绣、描花、制酱等生活琐事，平淡无奇，亦无深意，但真实具体地反映一个闲居女子的生活状态。而这种选录题材的日常化、琐细化的趋势在清代其他女性诗歌总集中同样有所反映，如《泰州仲氏闺秀诗合刻》，从仲氏姐妹同题吟咏之作如《红甲》《茶烟》《草布》《西瓜灯》等，均可看到女性对琐细事物的兴趣，对自然世界的细微观察。
再如钱三锡《妆楼摘艳》，其选录作品如李氏《弓鞋》、王琼《扫径》、陆湘水《煮茗》、叶小鸾《春日晓妆》、高景芳《晨妆》、严蕊珠《纨扇》、王碧珠《瓶荷》、毛锦《刺绣》等，这些诗并没有强烈的情感色彩，都只是写女性生活本身，看似琐屑日常，却能反映各位女诗人生活中的不同侧面，非常具体，也非常真切。如高景芳《晨妆》诗云：
妆阁开清晓，晨光上画栏。未曾梳宝髻，不敢问亲安。妥贴加钗凤，低徊插佩兰。隔帘呼侍婢，背后与重看。叙写女子晨妆这一生活情境，以动作贯串，写得十分平实。
03 青睐抒写真情至性的女性诗作
除此之外，这些选家们同时也十分青睐抒写真情至性的女性诗作。如以上举《泰州仲氏闺秀诗合刻》为例，集中所录“仲氏闺秀”诗作主要题材大都以“女性情感书写”为主，其中既有自我排遣的身世之叹，亦有抒写夫妻情、亲子情、手足情的诗篇，皆细腻深刻地反映出女性真实的情感生活。其中如仲振宣《长歌行》即是一首带有自传色彩的绝笔诗，写作于诗人病重潦倒时。相对于婚后婆婆的冷遇（“薄予如草予何怼”）、丈夫的浪荡（“千金不足一夕挥”）、生活的穷困（“夜灯无火朝无食”），在娘家的诗书生活则显得愉悦温馨，刻骨难忘。诗中有三处具体的细节刻画：“春风斗草金荃句，秋月穿针乞巧文。裁红刻翠多娱乐，茗盏香炉坐深阁。”“一门风雅开诗坛，灯前赌酒传花鼓。醉后敲诗厌歌舞，金兰细字写乌缘。”“海滨刚值乍归宁，重试灯前笑语声。”分别叙写了诗人童年时、少女时、少妇时难得的欢娱，表现出一个普通女性生命历程中的遭遇与困惑。
而在《妆楼摘艳》一选中，收录较多的则是以“寄外”“忆外”等为题的思夫外出之作，如陈云贞《寄外》组诗六首、陈莲姐《寄外》组诗八首、陆瑛《忆外》与《忆外氏别墅》、陆秀林《寄外》、席佩兰《送外入都》等，此类诗作本自“情深”，所表达的往往是女性发自性灵的真实的心声。其中像陈云贞《寄外》诗：
莺花零落懒寨帏，怕见帘前燕子飞。
镜里渐斑新髩角，客中应减旧腰围。
百年幻梦新如寄，一线余生命亦微。
强笑恐违慈母命，药囊偷典嫁时衣。
诗句刻画出一位独守空房且饱尝离情之苦的女诗人形象，诗作所蕴含的缠绵恻怛之情，溢于词外，而遣词造句又不华艳雕琢。陈云贞、陈莲姐《寄外》诗在《妆楼摘艳》之前未见录于其他女性诗歌总集，而此编第一次将其组诗全部予以选录，足见编者对此类诗作的推赏。正如其在卷首《偶谈》所云：“作诗者赋景易工，言情难工，而言情之作，欢娱之辞只令人歆羡，悲愤之语，能使人感泣，情深故也。”相比“欢娱之辞”，“悲愤之语”因其“情深”更能动人心弦，而这正是《寄外》诗“使人感泣”的真谛所在。
由此可见，这些女性生活化题材诗作的选录，不但展示了清代女诗人对生活的别一种体验，对情感的挖掘与描写日益深入、细致，也已经突破女性传统中固有的伤春悲秋类的文学表现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作清人对女性诗学空间的一种新的开拓。
另一值得关注之处是，在性灵文学思想的启示之下，清代少数卓绝女性对闺秀诗人身份和诗作特质的意识逐渐有所自觉。骆绮兰在《听秋馆闺中同人集》序文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女子作诗之艰难：“女子之诗，其工也，难于男子。闺秀之名，其传也，亦难于男子。何也？身在深闺，见闻绝少，既无朋友讲习，以渝其性灵；又无山川登览，以发其才藻。非有贤父兄为之溯源流，分正伪，不能卒其业也。迄于归后，操井臼，事舅姑，米盐琐屑，又往往无暇为之。才士取青紫，登科第，角逐词场，交游日广；又有当代名公巨卿，从而揄扬之，其名益赫然照人耳目。至闺秀幸而配风雅之士，相为倡合，自必爱惜而流传之，不至泯灭。或所遇非人，且不解咿唔为何事，将以稿覆醯瓮矣。闺秀之传，难乎不难！”。
骆绮兰认为，女性在如此劣势的环境里，还能创作诗歌，其“性灵”“才藻”自是胜于男性，这可说是骆绮兰对女性诗歌全面肯定的前提。骆氏《听秋馆闺中同人集》选录诸闺秀与己唱和之作，正如其序中所云：“披诵一编，深情厚意，溢于声韵之外，宛然如对其人。”所着重的是从彼此唱酬中获得女性命运和女性情感的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思潮，至晚清时与外来思想文化合流，促成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一些女性选家不再满足于或清赏或唱酬的功能，已然将编选总集作为一个展现女性诗才、传播声名的场域。如秋蟾女史在其所编选的《伴月楼诗钞》自序中云：“且夫诗者，言其志也。而人之志无定也。其所吟得之诗，无非花鸟鱼虫之诗；在闺阁中所吟得之诗，无非风花雪月之诗。故诗之所在，喜怒哀乐之情，亦所托而见也。”其所选录内容无非是闺阁才女之“忧伤悲泣”，然编者以为即便是如此“风花雪月之诗”，亦可承载诗人之抒怀写志。作为一名女性编者，秋蟾女史甚至不惜资重金付梓刊行，并以为“其诗之价值，不待智者而知矣”。对女性诗歌独特的审美价值显然颇为自负，而强调依自然本性抒怀写志，所彰显的正是诗歌创作的本质和“性灵”文学的真精神。
今日荐读
《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研究》
陈启明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2年6月
作者简介
陈启明，201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复旦大学档案馆。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女性文学、高校校史。主编《复旦上医老校舍寻踪》等校史著作，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新文学史料》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图书编辑 | 赵楚月
本期编辑 | 李映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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