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作家爱用笔名，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6位作家的名字，都是笔名，没有一个是本名。
除此之外，周作人、柳亚子、刘半农、郁达夫、张爱玲、沈从文等人，都在发表作品时使用过笔名。
有意思的是，有的作家特意使用女性化笔名。郭沫若用过“安娜”，茅盾用过“冬芬”，周作人用过“萍云女士”，柳亚子用过“松陵女士”……反而是女作家冰心，用“男士”来作为自己的笔名。真是相映成趣。
使用笔名最多的，当然是鲁迅了。据统计，鲁迅一生用过180多个笔名。
鲁迅的原名其实不是周树人，而是周樟寿。1881年，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新台门周家时，取名周樟寿。1898年，鲁迅离开家乡，到南京水师学堂求学时，改名为周树人。
1918年5月，还住在北京绍兴会馆里的周树人先生，在好朋友钱玄同的鼓励下，给《新青年》杂志投了一篇稿子。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发表时所用笔名就是“鲁迅”。
为什么要用鲁迅这个笔名呢？
鲁迅的好朋友许寿裳在鲁迅去世后，写过一篇文章《亡友鲁迅印象记》。文章里提到，1920年年底，鲁迅对许寿裳说过：“因为《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1926年12月，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也进行了解释：“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土，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
除了“鲁迅”这个笔名往外，鲁迅还使用了大量笔名。这些笔名都不是无缘无故来的，而是有独特的故事。
1924年，鲁迅编辑出版了一部《俟堂专文杂集》，记录在故乡绍兴搜集的古砖瓦当和拓片，所用笔名叫“宴之敖者”。对于这个奇怪的笔名，鲁迅自己的解释是：“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这里的“日本女人”，指的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1923年，鲁迅与羽太信子发生冲突，导致兄弟反目，鲁迅愤而搬出了北京八道湾的家——那是他自己花3500元买来的住宅。
鲁迅曾经用过一个笔名叫“长庚”。这个笔名是怎么来的呢？
鲁迅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被家人寄予厚望。在19世纪晚期，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小孩子生病夭折的几率很大。为了让鲁迅健康成长，1882年初夏，鲁迅还没有满周岁，父亲就把他带到绍兴城内长庆寺里，拜一位名叫龙祖的和尚为师父。龙祖和尚赐给鲁迅一个法名，叫“长庚”，还送了两件“法宝”。
后来，这两件“法宝”不知道丢哪里去了，倒是“长庚”这个法名，偶尔被鲁迅拿出来当作笔名。
由于鲁迅经常更换笔名，将大家搞糊涂了，有时候会张冠李戴。
1934年1月6日，《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黎烈文请鲁迅、阿英、唐弢、胡风、徐懋庸、陈子展、曹聚仁、林语堂和廖翠凤夫妇聚会，为郁达夫、王映霞夫妇送行。林语堂夫妇来得较晚，到了后正好坐在鲁迅旁边。林语堂与鲁迅早就很熟识了，关系也非常好，自然而然地寒暄起来：“周先生又用新的笔名了吧？”
鲁迅反问：“何以见得？”
林语堂说：“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
鲁迅哈哈大笑起来，指着一旁的徐懋庸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徐懋庸的真身就在这里。”
大家听了他们的对话，也笑起来。
徐懋庸是一名年轻的作家。林语堂误会徐懋庸是鲁迅的笔名，是因为徐懋庸也很擅长写杂文，风格与鲁迅很相似，针砭时弊毫不留情。当时，徐懋庸来到上海没几年，与鲁迅打过交道。1935年，徐懋庸出版《打杂集》，邀请鲁迅作序。
对了，鲁迅还为徐懋庸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答徐懋庸关于抗统战线问题》，大家不妨搜来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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