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叶剑英、张冲合影
1946年，周恩来、马歇尔、张群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周恩来、郭沫若、阳翰笙在重庆合影
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作抗战形势的报告
重庆周公馆内，周恩来、邓颖超曾经的办公室兼卧室。 上游新闻记者 张锦旗 摄
3月1日，中共中央举行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奋斗的人生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是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和取得崇高国际威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是中国人民在自己选择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上艰辛探索、不断开拓、凯歌行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
初春，夜色下的北京长安街，车辆川流不息，一片灯火辉煌。
当年送他的十里长街，如今已是十里繁华。
这一切，应如斯人所愿。
2018年3月5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诞辰120周年。
年少时，他写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言；临别好友时，他留下“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赠语。
50多年革命生涯，26载总理重任，他的名字，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怀念。
如今，回眸周恩来工作生活中的点滴片段，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力量，让人感动敬仰和震撼，激荡起奋进新时代的内心澎湃……
今天，周恩来诞辰120周年。
1938年12月，40岁的周恩来从桂林来到重庆，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直到1946年5月离开重庆前往南京。
重庆是周恩来参加革命以来，除北京以外工作和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身为重庆人，都对‘红岩精神’耳熟能详，那么‘红岩精神’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红岩精神是抗战时期以中共南方局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产物。如果要把它人格化的话，这个名字就叫‘周恩来’。”昨天，重庆晨报记者独家专访了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西南大学教授、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揭开了周恩来在重庆八年里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要坚持到最后”
面对死亡威胁，毅然坚守重庆
作为中共驻国统区的代表，周恩来的使命是极其艰难的，他既要勇敢地承担起与国民党交涉、联络、谈判，维护国共合作，共同对日作战的重任，又要坚决地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投降势力作斗争，切实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局。尤其是南方局成立于抗战形势开始逆转之际，周恩来就把“要坚韧的奋斗精神”作为对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
周勇说，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其来势汹汹，中外震惊。党中央一度判断“蒋介石似有与我党破裂的决心”，担心重庆再现新四军灾难。故电令“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
周恩来等冷静地分析抗战全局和国共合作形势，认为“鉴于局势的紧张复杂，重庆阵地之重要，和向国民党顽固势力展开政治进攻的需要”，应继续坚守，争取时局的好转。因此向党中央反复陈述不能撤退的理由，周恩来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他要撤往延安的同志“转告毛主席，我们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
最终，党中央同意了南方局对时局的分析和继续坚守的意见，提出了“政治上全面攻势，军事上守势”的斗争策略。
面对国民党对新四军事件的封锁，周恩来指示用一张可以通过检查的《新华日报》的版面，与国民党新闻检查官虚与委蛇，同时却连夜赶印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题词的报纸，于次日就在制造事变的罪魁祸首眼皮下，广泛发行。其斗争艺术之高超，题词之妙绝。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唤醒了中间势力促使他们左转。结果，皖南事变反而成为国民党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上升的转折点。
周勇说，历史表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以刚柔相济的斗争艺术，上演了一幕幕“相忍为国”、“同仇敌忾”、“合而不同”、“斗而不破”的大戏，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其大智大勇是红岩精神最见功力、最具风采的精彩篇章。
“同流而不合污”
“六月风荷”品格感染整个南方局
周恩来曾多次告诫南方局同志和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要做到“同流不合污”。这种“六月风荷”的政治品格，是红岩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周恩来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遗产。
周勇说，在周恩来的倡导下，南方局创造了一套既广交各方朋友，但又“同流而不合污”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对此，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宋平同志，在南方局整风期间曾写过《同流而不合污》的政论文以作概括。那就是：
——共产党人在交朋友时要“容纳”群众，领导群众。
——共产党人在交朋友时要“善于迁就群众”。
——共产党人在交朋友时要成为“良朋益友”。
周勇说，由于有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战斗在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共产党人，无论是公开斗争，还是深入虎穴；无论是政坛搏击，还是沉浮商海；无论是身在红岩，还是隐于乡间，他们都能坚持操守，经受住严峻考验。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南方局走出了一条把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新路。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党的建设上的重大创新，是红岩精神又一独具风采之所在，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以诚相待，团结多数”
把进步力量中间力量团结争取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抗战时期，南方局统战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坚持团结，坚持国共合作，维护抗战大局，同时，又与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势力和反共反民主行径作坚决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
二是广泛团结和发展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的爱国民主力量，最大限度地扩大统一战线的基础。周恩来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把进步力量和中间力量团结争取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周勇说，对第一方面的统战工作，南方局既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也严格区分国民党顽固派与爱国民主派的界限，争取多数，化敌为友。
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的交往就是一个典型事例。1931年，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的张冲曾亲率人马搜捕中央机关和周恩来，未遂，便借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在报上刊登他所伪造的《伍豪脱党启事》，严重损害了周恩来的声誉。不料到抗战时期，张冲主张国共合作，周张二人再次有了交集。
为了抗战大局，周恩来置昔日公仇私恨于脑后，对张冲“以诚相待”，他们在交往中“由公谊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张冲正是通过与周恩来的交往，真正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进而从心底敬佩周恩来的气度与胆识，更折服于周恩来的人格与精神，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佳话。
对第二方面的统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取得成效的关键，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以宽阔的胸怀，与中间党派广交朋友，协调步调，密切配合，团结战斗。
周勇说，美国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在与周恩来初次见面时，即被其非凡魅力和卓越的领导能力所折服，“他英俊帅气，眉毛浓密，智力超群，直觉敏锐。”“居住在周公馆里的共产党人以批判的眼光，现实主义的观点同美国人讨论各种问题。”
同样是美国外交官的谢伟思则说：“我们习惯晚饭后到他（周恩来）办公室里去。他的工作人员平等地参加谈话，意见受到重视。我曾经同美国的高级官员谈话，他们的下属像木头一样呆坐，噤若寒蝉。”
正是周恩来的魅力，彻底改变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为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为推进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有开创之功，直到晚年也矢志不渝。
周勇说，“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所在，信心所在。南方局创造性地运用于国统区的实践，为最终建立新中国增添了光彩。
“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
善处逆境，始终对革命充满信心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央南方局始终处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南方局的活动不仅受到严重压制，而且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周勇说，周恩来就是一个善处逆境的典范。他不顾个人安危，公开阐明共产党的立场，揭露国民党的各种罪恶行径。面对国民党的恐吓，他大义凛然，保护同志，承担责任，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皖南事变后，面对危局周恩来曾庄严宣告：“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
正是在周恩来的感召下，南方局的同志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我们毫无所惧”。正是在周恩来的感召下，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都能善处逆境，对革命充满信心。做到在革命顺利时，不骄不躁，甘于奉献；当暗流袭来时，不灰心气馁，不怕牺牲；即使不幸被捕，深陷囵圄，他们都面对威逼利诱、威武不屈，笑对屠刀。
周恩来的善处逆境，更体现在作为伟大政治家的信念和开拓上。在最为不利的形势下，他带领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方针，制定出适应国统区实际的“三勤”、“三化”工作方针，探索出“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与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的斗争策略，从而使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党组织的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为“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做出了重大贡献，为迎接革命形势的好转做好了干部的准备。
■新闻纵深
周恩来培育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国际国内风云激荡、政治斗争纷繁复杂。
周勇说，从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在统一战线内部制造分裂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玩弄种种假和平真内战阴谋，南方局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始终高举抗战民主旗帜，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关系，广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把统一战线推向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为民主党派阵营的形成，为建立新中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的开创，从理论到实践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重大贡献。
正是在这场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中，周恩来带领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中，在大后方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尖锐对立的政治斗争中，培育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李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