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端升这个名字，也许并不为很多人所熟悉，但无论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是中国政法大学，都将他视为政治学、法学这两门学科的奠基性人物。他是政治学家，是法律界泰斗，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主要起草者。
钱端升
一
孜孜不倦求学路
钱端升1900年生于江苏松江府（今上海市闵行区曹行乡）的钱家塘。钱家世代以行医为生，同时也操耕织。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钱端升开始由父亲和伯父们教读识字，接着入读私塾，直到1910年夏。期间，钱端升不仅背诵“四书”、《史鉴节要便读》、《诗经》、《左传》和《唐诗三百首》部分篇章，还随同族各家延聘的一位毕业于上海圣约翰的塾师学习国文、数学、英文、史地等新学科目。
1910年下半年，钱端升随堂兄到上海城内就读于敬业学堂。一年后转入养正学堂，至1912年冬小学毕业。1913年春考入松江省立三中。1916年春，钱端升转入上海私立南洋中学，次年考入清华大学。
钱端升在美国
1919年,钱端升获官费赴美留学，插入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四年级读政治学，次年夏获文学学士学位，暑期先入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政治系，之后进入哈佛大学。他所学各课属历史、政治和经济三系合成科目，偶尔也旁听哈佛法学院的一些课目。1922年6月，钱端升被哈佛授予文学硕士学位。1923年11月，他完成哲学博士所需课业并通过各种考试，结束在哈佛的学业，于1924年夏获哲学博士学位。
钱端升短短四年时间就取得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他的好友、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陈翰笙赞叹道：“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很多，24岁便在著名大学获得PH.D学位，这是不多见的。”可以说，钱端升是当时中国政法学界屈指可数的青年才俊。
钱端升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是其博士论文《议会委员会》，这应当是钱端升在学生时代的最高成就，甚至可以说是他终其一生纯学术层面的最高成就。
二
铁骨铮铮爱国心
钱端升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曾赴英、美、法等国宣传抗战。他曾撰文抨击蒋介石独裁统治，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1928年5月，钱端升（右二）与胡适（右一）、
朱经农（右三）、张奚若（右四）、
高君珊（左一）等摄于南京中山陵园
1945年11月25日，为了反对内战，西南联大在图书馆前召开“时事晚会”，近6000名各界人士前来聆听演讲。时年45岁的钱端升以“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为题发表演讲，在他慷慨激昂高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之时，国民党当局出动军队阻拦，并开枪恐吓。一颗子弹从他头顶飞过，钱端升毫无惧色，继续自己的演讲。事后学生回忆说：“这一幕，理应是联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
在迎接解放到来的过程中，钱端升做了不少工作。他拒绝了国民党邀其南下的安排，积极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并保护革命学生，做教职员工的工作，维护接管学校，“对北平解放后稳定北京大学的正常秩序作出了贡献。”
三
民国言论界的旗帜
1924-1952年，这28年时间，是钱端升一生中精神上相对舒展、学术上成果丰硕的时期。
钱端升先后辗转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哈佛大学等一流学府。1948年底，钱端升从哈佛大学回到北大，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张奚若和钱端升（右）在昆明唐家花园
1952年，新中国对原有重点院校实施院系调整，钱端升受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并任首任院长。钱端升曾自述，“作为第一任院长，我的宗旨是全力为新中国培养及输送高质量的政法人才。”
北京政法学院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法学及相关学科合并组建，汇聚了中国当时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最高水平的众多名家，仅民盟盟员就有费青教授（费孝通先生的二哥，著名国际法专家，时任学院副教务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于振鹏教授（时任学校图书馆馆长）等。北京政法学院因此成为新中国政治家成长的摇篮，法律家培养的基地，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法治昌明的骨干力量。
左起：施嘉炀、钱端升、陈岱孙、金岳霖、周培源、
萨本栋、张奚若（1931年摄于清华大学北院）
除了在课堂上教书育人外，钱端升笔耕不辍，二十多年间辗转于《北平晨报》《东方杂志》《现代评论》等民国时期思想舆论界的主流报刊，尤其曾在1934年主持《益世报》社论主笔半年多，抗战期间与西南联大同仁主办《今日评论》杂志，发表了大量政论，对时代问题有切中肯綮的见识与建议，成为民国言论界的旗帜性作者之一。
20世纪30年代清华法学院院址
钱端升先后著有《法国的政治组织》《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战后世界之改造》《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等学术著作，另外增订并与王世杰合著《比较宪法》，与中央大学法学院同事共同编订《民国政制史》，另有学术论文若干。
四
历尽千帆终偿所愿
1952年，院系调整后，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了，钱端升的研究工作也只得就此中断。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了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外交事务活动。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和对外友协副会长，并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积极推进新中国与各国非政府间的外交活动。
1954年，钱端升被邀请作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他曾参与新中国1954年宪法的起草，活跃于中国外交领域、高教领域，以民主党派身份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政议政。
钱端升《比较宪法》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钱端升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也遭受了磨难。所幸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下，他还能够饥即食、病即医，并在1974年被安排到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任顾问并兼任外交部法律顾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属耄耋之年的钱端升，得以平反，又受聘于北大、外交学院，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学科的恢复与建设发挥号召与指导作用。
1979年，老朋友费正清到钱端升（左二）寓所拜访
1981年，钱端升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已年迈，但他仍在为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发挥余热。1990年，钱端升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
结语
晚年钱端升
关于钱端升的学问，其同辈学者评价甚高，在其身后也多无异议；而对于他的政治思想和进退出处，则有赞有弹。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大概因为学术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而如何看待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则通常受到评论者的政治倾向和利益诉求影响。
在遗体告别仪式前散发的《钱端升同志生平》中对钱端升的生平事迹有这样的评价：“钱端升先生一生正直，光明磊落，工作勤奋，生活俭朴，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为我国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我国杰出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不愧为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学习榜样。”
中国政法大学全体教职工暨校友挽以长联：“执教六十载，著作等身，诲人不倦，倾心育英才，师情似海，五洲桃李永怀钱翁;参政大半生，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一切为人民，望重如山，四海法曹同悼端公”。
钱端升在《我的自述》中写下这段话：“至于我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
2017年5月15日
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纪念馆开馆
（本文部分内容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政法大学网）
钱端升（1900-1990），字寿朋，别号爱青。著名的政治学家、宪法学家。生于江苏省松江府（今属上海市）。早年曾入读北京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新中国成立后，钱端升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法学院院长。1954年参与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
作为杰出的爱国民主知识分子，钱端升先生长期致力于发展新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事业，对中国立法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学贯中西，著述颇丰，为中国培育了大批人才，不少海内外知名人士都曾受过他的教益。
ABOUT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端升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端升卷）》选录了钱端升1949年以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论著，其中不少篇章为编者从各种原始报刊及书籍中首次辑出。所选论著主要反映钱端升的政法思想，从中可以看到一位思想家的拳拳爱国之心和对世界和平的向往，以及他对政治和法律的深刻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