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端升这个名字,也许并不为很多人所熟悉,但无论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是中国政法大学,都将他视为政治学、法学这两门学科的奠基性人物。他是政治学家,是法律界泰斗,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主要起草者。

钱端升法学奖(名家小传法律界泰斗)(1)

钱端升

孜孜不倦求学路

钱端升1900年生于江苏松江府(今上海市闵行区曹行乡)的钱家塘。钱家世代以行医为生,同时也操耕织。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钱端升开始由父亲和伯父们教读识字,接着入读私塾,直到1910年夏。期间,钱端升不仅背诵“四书”、《史鉴节要便读》、《诗经》、《左传》和《唐诗三百首》部分篇章,还随同族各家延聘的一位毕业于上海圣约翰的塾师学习国文、数学、英文、史地等新学科目。

1910年下半年,钱端升随堂兄到上海城内就读于敬业学堂。一年后转入养正学堂,至1912年冬小学毕业。1913年春考入松江省立三中。1916年春,钱端升转入上海私立南洋中学,次年考入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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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端升在美国

1919年,钱端升获官费赴美留学,插入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四年级读政治学,次年夏获文学学士学位,暑期先入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政治系,之后进入哈佛大学。他所学各课属历史、政治和经济三系合成科目,偶尔也旁听哈佛法学院的一些课目。1922年6月,钱端升被哈佛授予文学硕士学位。1923年11月,他完成哲学博士所需课业并通过各种考试,结束在哈佛的学业,于1924年夏获哲学博士学位。

钱端升短短四年时间就取得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他的好友、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陈翰笙赞叹道:“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很多,24岁便在著名大学获得PH.D学位,这是不多见的。”可以说,钱端升是当时中国政法学界屈指可数的青年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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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端升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是其博士论文《议会委员会》,这应当是钱端升在学生时代的最高成就,甚至可以说是他终其一生纯学术层面的最高成就。

铁骨铮铮爱国心

钱端升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曾赴英、美、法等国宣传抗战。他曾撰文抨击蒋介石独裁统治,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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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5月,钱端升(右二)与胡适(右一)、

朱经农(右三)、张奚若(右四)、

高君珊(左一)等摄于南京中山陵园

1945年11月25日,为了反对内战,西南联大在图书馆前召开“时事晚会”,近6000名各界人士前来聆听演讲。时年45岁的钱端升以“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为题发表演讲,在他慷慨激昂高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之时,国民党当局出动军队阻拦,并开枪恐吓。一颗子弹从他头顶飞过,钱端升毫无惧色,继续自己的演讲。事后学生回忆说:“这一幕,理应是联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

在迎接解放到来的过程中,钱端升做了不少工作。他拒绝了国民党邀其南下的安排,积极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并保护革命学生,做教职员工的工作,维护接管学校,“对北平解放后稳定北京大学的正常秩序作出了贡献。”

民国言论界的旗帜

1924-1952年,这28年时间,是钱端升一生中精神上相对舒展、学术上成果丰硕的时期。

钱端升先后辗转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哈佛大学等一流学府。1948年底,钱端升从哈佛大学回到北大,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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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和钱端升(右)在昆明唐家花园

1952年,新中国对原有重点院校实施院系调整,钱端升受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并任首任院长。钱端升曾自述,“作为第一任院长,我的宗旨是全力为新中国培养及输送高质量的政法人才。”

北京政法学院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法学及相关学科合并组建,汇聚了中国当时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最高水平的众多名家,仅民盟盟员就有费青教授(费孝通先生的二哥,著名国际法专家,时任学院副教务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于振鹏教授(时任学校图书馆馆长)等。北京政法学院因此成为新中国政治家成长的摇篮,法律家培养的基地,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法治昌明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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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施嘉炀、钱端升、陈岱孙、金岳霖、周培源、

萨本栋、张奚若(1931年摄于清华大学北院)

除了在课堂上教书育人外,钱端升笔耕不辍,二十多年间辗转于《北平晨报》《东方杂志》《现代评论》等民国时期思想舆论界的主流报刊,尤其曾在1934年主持《益世报》社论主笔半年多,抗战期间与西南联大同仁主办《今日评论》杂志,发表了大量政论,对时代问题有切中肯綮的见识与建议,成为民国言论界的旗帜性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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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清华法学院院址

钱端升先后著有《法国的政治组织》《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战后世界之改造》《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等学术著作,另外增订并与王世杰合著《比较宪法》,与中央大学法学院同事共同编订《民国政制史》,另有学术论文若干。

历尽千帆终偿所愿

1952年,院系调整后,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了,钱端升的研究工作也只得就此中断。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了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外交事务活动。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和对外友协副会长,并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积极推进新中国与各国非政府间的外交活动。

1954年,钱端升被邀请作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他曾参与新中国1954年宪法的起草,活跃于中国外交领域、高教领域,以民主党派身份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政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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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端升《比较宪法》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钱端升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也遭受了磨难。所幸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下,他还能够饥即食、病即医,并在1974年被安排到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任顾问并兼任外交部法律顾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属耄耋之年的钱端升,得以平反,又受聘于北大、外交学院,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学科的恢复与建设发挥号召与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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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老朋友费正清到钱端升(左二)寓所拜访

1981年,钱端升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已年迈,但他仍在为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发挥余热。1990年,钱端升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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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钱端升

关于钱端升的学问,其同辈学者评价甚高,在其身后也多无异议;而对于他的政治思想和进退出处,则有赞有弹。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大概因为学术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而如何看待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则通常受到评论者的政治倾向和利益诉求影响。

在遗体告别仪式前散发的《钱端升同志生平》中对钱端升的生平事迹有这样的评价:“钱端升先生一生正直,光明磊落,工作勤奋,生活俭朴,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为我国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我国杰出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不愧为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学习榜样。”

中国政法大学全体教职工暨校友挽以长联:“执教六十载,著作等身,诲人不倦,倾心育英才,师情似海,五洲桃李永怀钱翁;参政大半生,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一切为人民,望重如山,四海法曹同悼端公”。

钱端升在《我的自述》中写下这段话:“至于我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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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5日

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纪念馆开馆

(本文部分内容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政法大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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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端升(1900-1990),字寿朋,别号爱青。著名的政治学家、宪法学家。生于江苏省松江府(今属上海市)。早年曾入读北京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新中国成立后,钱端升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法学院院长。1954年参与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

作为杰出的爱国民主知识分子,钱端升先生长期致力于发展新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事业,对中国立法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学贯中西,著述颇丰,为中国培育了大批人才,不少海内外知名人士都曾受过他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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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端升卷)》

钱端升法学奖(名家小传法律界泰斗)(13)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端升卷)》选录了钱端升1949年以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论著,其中不少篇章为编者从各种原始报刊及书籍中首次辑出。所选论著主要反映钱端升的政法思想,从中可以看到一位思想家的拳拳爱国之心和对世界和平的向往,以及他对政治和法律的深刻理解。

钱端升法学奖(名家小传法律界泰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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