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能让自己的价值最大（方法视野之外还有价值）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汪涌豪/郁振华/陈小文 2022-12-10

人文学的特异之处在于开辟了一个价值界。视觉中国供图

作见微知著的发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汪涌豪葛兆光先生的著作基本都读过，包括今次出的《葛兆光讲义系列》。个人的感觉，葛先生的研究既广博又专注。尤其这专注，极具观念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值得作出认真的评价。具体地说，就是破解了国内学界——从文学到史学界——受俄苏影响，陈陈相因，对泛意识形态化的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滥用，从而使一种机械的、浮泛的、笼统的“宏大叙事”，有可能转化为生动的、深描的、具体的叙事。为了实现这种转变，葛先生从知识、思想和信仰的角度切入。知识之具体而着实与信仰之超越不可测识，占在两头，那高于民间、甚为凝定、甚而进入廊庙并有铸范作用的思想居中间。这三者各有不同的价值诉求和效用边际，对造成传统中国的作用也不一样，择要将其开显出来，虽不足以网罗尽古代中国丰富多元的社会样态及古人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全部，但其大本大宗确实在了。这里仅从葛先生分疏过的“文明”与“文化”的概念稍作一点展开。葛先生用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一书中的说法，认为一部分规则制度是文明，它在社会变革中不断调整、变化和进步，并为人所接受；另一部分与生俱来的、为人耳濡目染的观念和习俗是文化。前者与野蛮相对，通过学习，可使不同民族的差异缩小，因此是经常变化的；后者则作为生活习惯，有时不学而能，延续性强，无所谓好坏，因此恒定而少变化。他的态度因此是拥抱文明，善待文化。对此，个人自然是同意的。其实，西人对文明与文化的讨论有着非常悠长的历史。从康德《人种的性质》与《判断力批判》等书所论文明比较外在，易于见识，常延展为一种有文化的社会状态，文化则相对内在，处于人精神深处，是一种内在的深层本质，到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所谓文明是灵魂的木乃伊，文化是灵魂的活生生的形体，都道出了“文明”显而“文化”微。至若汤因比《历史研究》称文明是整体，包括经济、政治与文化，杜兰《世界文明史》称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包括经济的供给、政治和伦理的传统、知识与艺术的追求，又可见“文明”大而“文化”小。所以，一般人又简单地将两者概括为前者偏重在物质，后者体现为精神。葛先生的研究从来非常注意那些微小幽隐的事相存在，由此由文化进于文明，所以他的书大多抓住前人集矢的典籍、人物，弃绝高头讲章，不避细末地作见微知著的发明。而对许多无可回避的难点，那些已知的人人争说，难知的个个不说的问题，他也能迎难而上，从而使得许多束之高阁的大册巨典，脱去高冷的面目，真正成为今人可以理解的读物。更为难得的是，葛先生从来坦承自己的知识局限，从语言识读到文献掌握。故他对自己的亚洲史研究基本局限在东亚是不满足的。事实确乎如此，中亚、北亚、南亚和西亚，单个看，其重要程度一点不下于东亚，且与后者常处在一种密切的关联中。对此，他常引“只知其一等于一无所知”一语自警自励，显是以自己所未及，告人研究之所必及。受他启发，个人由此想到，如果增广视野，许多研究是可以进一步拓展出新的面貌，予人以更广的兴趣和更大的启发的。譬如讨论中国人的姓氏，应看到有一由简至繁的过程。甲骨文中尚不到10个，到后来渐增至300多个，以至《尔雅》列出专章讨论，以后《小雅》《发言》《释名》《广雅》各有充实，《隋志》录有后周卢辩《称谓》五卷，清人梁章钜更有《称谓录》32卷，光类目就达700多个，词目达5000多条。另还有郑珍《亲属记》两卷。相比之下，西方的称谓则由繁至简，古罗马时尚有122个，以后不过二三十个。又如论大一统的天下观，葛先生用现代世界的“万国”作映照，非常有见地。有鉴于西方从来有小国寡民的传统，希腊、罗马皆城邦共和国，各个公国各自为政，西方国家因此常常由大变小，康德的故乡哥尼斯堡，原来是东普鲁士首府，现在成了俄罗斯加里宁格勒所有，大帝国如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都只是松散的联合，虽号称大国，主要靠域外殖民。真正的大帝国实乃东方的特征，早有埃及、亚述、巴比伦，后有波斯、阿拉伯、奥斯曼、蒙古和中华帝国。把这些串联起来审视，则《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应该会更精彩，《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会更丰满。这些都是葛先生属望于后学的。所以，我的感觉，葛先生筚路蓝缕的努力，是以自己之所能加惠于后学，给他们以常识与方法；更以自己所未能未尽，昭示更广大的学术的进路，给后学以视野。故对他的《讲义系列》，不应仅视作课堂讲授文稿的汇总，而应作典籍大义之精解讲。说起来，此义古已有之，古人解读经典，常旁引诸书，以裁衡原有注疏，然后会合大旨，次第解释，如宋汤羲《周易讲义》之类。葛先生的讲义系列，引述更广及异域之眼和异文化，更当作如斯观。

史学讲义带给我哲学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郁振华我是学哲学的，对文史有兴趣。读葛老师的书，除了知识层面的收获之外，对我思考自己关心的哲学问题也大有助益。在《葛兆光讲义系列》中，我着重谈《学术史讲义》和《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二者的目的是培养优秀的文史研究者。与这两部讲义密切相关的，是葛老师去年的一个讲演，题目是《什么才是好的学术书——从学术史角度的观察》。在学习两部讲义和这篇讲演的过程中，我思考比较多的是如下三个问题：史家的技艺和鉴别力、史家的才智、史家的价值关怀。第一，史家的技艺和鉴别力。葛老师说，在教学中，他努力做到“授人以渔”“金针度人”。用哲学术语来说，就是要传授knowing how。20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赖尔区分了两类知识，即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21世纪以来，在刚过去的20年间，围绕knowing how的争论成为一个学术热点，从英美扩及整个世界。在日常英文表达中，knowing that后面跟一个命题（knowing thatp），所以可称之为命题性知识；knowing how后面跟一个不定式（knowing how to do something），它是用行动来表达的知识，本质上是一种能力之知。在两门课程中，葛老师不仅要传递给学生相关领域的现有知识，而且要培养他们探索新知的能力，后者可称作史学的能力之知（historical knowing how），所谓“授人以渔”“金针度人”就以此为指向。史学的能力之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史家的技艺。对于治史的技艺，葛老师没有多谈细节，他从大处着眼，希望学生能做“预流”（陈寅恪语）的学问，知史学的“行情”（杨联陞语）。讲“预流”时，他勾画了20世纪学术的大潮流，进而肯定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的贡献。讲“行情”时，葛老师提到近年来全球史、世界史研究的繁荣局面，他热情拥抱这一趋势，主张史学研究要将中国带进世界，把世界带进中国。他将全球史看作“一个观察历史的角度、视野和方法”，相对于“漫天星斗式的全球史”，他更欣赏“台球撞击式的全球史”，后者以小见大，从微观透视宏观，更易操作。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倡导区域史的研究，开了“亚洲史的研究方法”课程。葛老师讲“预流”，讲“行情”，从不凿空，凡有论说，都给出范例，前者如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等，后者如赖肖尔的《圆仁唐代中国之旅》、卜正民的《维米尔的帽子》、沈艾娣的《传教士的诅咒》等。葛老师建议学生仔细揣摩一些经典文本，比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陈寅恪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胡适的《说儒》、吕澂的《大乘起信论考证》等，然后“照猫画虎”，认真模仿。对此，我深表赞同。确实，史家的技艺就蕴含在这些范例性成果之中，所有方法论的提示（如陈寅恪对王国维治学方法的著名概括），都附丽于其上。通过范例学习，是传承史家技艺的重要途径。这暗合了库恩的范式论。库恩的范式（paradigm）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范式指学科基质，即科学共同体的团体承诺，狭义范式是广义范式的一个成分，指具体的范例性成就。当年库恩能在科学哲学中有所突破，除了重视科学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关注科学教育，从中获得了灵感。这些年里，陈平原老师关于文学教育的言论，葛老师关于文史教育的见解，对于我思考相关认识论问题，都很有启发。史学的能力之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史家的鉴别力。葛老师在《什么才是好的学术书》的演讲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什么是好的史学研究。这与当年陈省身先生倡言做好的数学，出于类似的动机。葛老师对此问题的回答，体现了他的学术鉴别力、判断力和品位。我想，当他讲“授人以渔”“金针度人”时，应该包含这方面的内容。第二，史家的才智。对于何谓好的史学研究，葛老师给出了他的答案：1.提供新材料、新证据，如胡适的禅宗史研究；2.提供新思路、新概念，如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的“关中本位”概念；3.提供新典范、新方法，如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中运用两重证据法对上古史的研究。不难看出，三条标准都指向创新。这启发我思考Intelligence的问题。“Intelligence”是时代热词，在中文中有不同的译法。在信息科学和技术中，人们习惯讲“智能”，比如人工智能。在心理学中，人们习惯讲“智力”，比如，智力测验。那么，在人文领域中，又该如何表述呢？我倾向于用“才智”一词。Intelligence不仅译名难以统一，在理解上也是众说纷纭。但也许大家会同意，创造性是Intelligence的集中体现。葛老师提出的三条标准昭示我们，史家的才智典范地体现为创造性。第三，史家的价值关怀。《学术史讲义》第五章《禅宗的历史学与文献学研究：以神会为例》，高度肯定了胡适先生的贡献。传统禅宗史讲南宗北宗之争，后来南宗又分为两派五宗，在此脉络中，神会是很边缘化的。胡适先生利用敦煌文献，摧陷廓清了禅宗自我建构的种种谱系，确立了神会在中国禅宗史上的重要地位。葛老师透过胡适的卓越工作，揭示了禅宗史上的知识和权力之争。禅宗各派为了追求正统地位，攀龙附凤，自我神化，建构了一个又一个谱系，遮蔽了历史真相。所谓知识，按照通常的定义，就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因此，求知的本质是求真，胡适禅宗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此。我特别感动的是，葛老师从《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评编著）中辑录了胡适禅宗史研究的年表。从1914年8月到1961年11月15日（胡适于次年2月24日突然去世），除了因抗战而中断17年，胡适一直在思考禅宗史的各种问题，可见这是他念兹在兹的终身课题。所以，史学在方法、视野之外，还有一个价值问题，这是史家的灵魂。传统史学中的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叙事、惩恶劝善等，都事关价值。展开来说，这牵涉到人文学的特征。人文学的特异之处在于开辟了一个价值界，它聚焦于人类基本价值，比如正义、真理、自由、善、美、仁爱、慈悲等，人的尊严就建基于其上。价值是“应然”（ought），但它有一种规范的力量，要求实现其自身，成为“实然”（is）。现实中有各种异化力量，异化批判和价值实现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正是在对禅宗史正统谱系的层层解蔽中，胡适彰显了史学的求真精神。总之，人文教育除了给学生系统的专业训练之外，一个重要任务是培养他们对人类基本价值的敏感性，形成正大的价值观。我们文史哲的同仁，应该为此而努力。

通过讲义，“金针度与人”■商务印书馆总编辑 陈小文葛兆光老师是著名的学问家、思想家、教育家。《葛兆光讲义系列》的出版，是学界的一大盛事。通过讲义系列的出版发行，葛老师的学术思想将从狭小的教室流布到广大的中外学界，从教益数十弟子扩大到惠泽万千学子。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阅读葛老师的讲义，就是领略大师的风范，学习他的为人、为学、为师。众所周知，思想史这门学问可以说是一门险恶的学问，概念晦涩、思想抽象、典籍浩瀚。讲述这门学问，很容易疾言厉色、凌空虚蹈、手足无措。我们读葛老师的讲义，行云流水，轻松自在，如沐春风。能够将一门险恶的学问做得这样温文尔雅，必须是智勇双全之人。以《中国经典十种》为例，葛老师所选的十本书，既做到了现代学科文史哲的打通，又做到了绵延数千年儒释道思想的融通，体现了他超越的智慧。古人说：“不学诗，无以言。”在如何“言”的学术上，葛老师没有选《诗经》，却选了《说文解字》，这是了不起的创举。儒释道是中国思想的核心，这是常识。佛经是印度的典籍，不是中国经典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常识。这种典籍与思想的割裂，被视为理所当然。葛老师把《心经》作为中国经典十种之一，打破常规，无疑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壮举。这些做法，体现了葛老师的勇气。葛老师为学功底扎实、思想通透。扎实体现在三个方面：文风平实、学问厚实、知识坚实。葛老师讲义的每一句话，都是他自己的，但是无一字无来历——唯其深入，才能浅出；唯其厚实，所以坚实。葛老师学术思想之通，体现在生活世界与学术思想之间的互通、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之间的打通、古今中外学术思想的融会贯通。我们看葛老师讲易经、论语、心经，都可以看到他是从生活世界讲起的，他告诉我们思想是如何从生活世界走向理论的，又告诉我们理论是如何回到生活世界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葛老师强调，“传统的学术领域，要用现代眼光、现代方法、现代取向和现代规范来研究。”让“过去在边边角角、犄角旮旯的东西，从边缘走向中心，从暧昧走向敞亮”，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资源。葛老师的学术思想就是在这些生活与理论、现代与古代、中国与域外之间穿梭，将这些知识融会贯通，建构出自己的思想体系，成为独有的一家之言。葛老师将含混不清的概念条分缕析，鞭辟入里，非常透辟。把抽象的思想讲得实实在在，清楚明白，极为透彻。读葛老师的学术史、思想史，总有一种“云销雨霁，彩彻区明”的清新爽利之感。这种透辟和透彻，使其学术思想具有一种穿透力，仿佛置身高山之巅，眼前的晴空万里，一碧如洗，把我们的视野带到了地平线以外，让我们的思想纵横驰骋，了无窒碍。“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说到底，就是“金针度人”，但有些老师的做法是“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原因有二：一是不想把金针度与人，担心自己的学问被抄袭；二是不能把金针度与人，有很好的学问，不能把做学问的方法和诀窍教给学生。葛老师则不然。他说“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视野”——给大学生常识，就是“实”；给硕士生方法，就是“通”；给博士生视野，就是“透”。这是做学问的基本要求，也是最高要求。葛老师把他的学术思想和思想方法通过讲义“度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