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夜里举灯盼儿归(我寄母亲一缕情)(1)

元宵奇妙夜|我寄母亲一缕情

文|臧景亮

看一眼那些在大街小巷闪烁着的花灯,吃一口象征着团团圆圆的元宵,竟然泪眼婆娑地想起了退休以后的母亲。

1978年,20岁的我顶替母亲上班,54岁的她回归家庭。刚回到家那几天,勤劳的母亲似乎有些无着无落,总是说:“怎么感觉木木答答的。”很快,她就调整好心态,不是拆洗被褥,就是缝补衣服,还把一日三餐安排得有滋有味。

父亲对母亲退休回家一事可谓求之不得,因为他最爱吃母亲包的饺子,无论是肉馅还是素馅,他都是一位最忠实食客。每到饺子快出锅的时候,他会给自己倒上一杯酒,边吃饺子,边振振有词:“饺子就酒,越吃越有。”

母亲就这样忙碌着把刚刚退休回家的时间填满。

听说母亲退休的居委会主任王大姨,到家来跟母亲说:“现在居委会缺少一个分管治安调解的副主任,你来干吧!”母亲谦虚地说“我可没干过街道工作,怕是干不了呀。”王大姨说:“你是咱们这里的老人,熟悉情况,群众威信又高,有什么困难大家一起商量解决。”

王大姨走后,父亲对母亲说:“咱工作一辈子也该歇歇了!”父亲提出反对意见,倒不仅仅是因为他爱吃母亲包的饺子,他最挂念的是母亲右腿上那个瘤子,之前由于上班,再加上孩子小,一直没时间治疗,如今退休了正好可以住院做手术了。母亲理解父亲的心思,可她说:“手术的事再往后拖拖吧!”父亲拗不过她,王大姨再三邀请,母亲终于答应先干干试试。

上任后,母亲虽然分管治安和调解,但是,有些本不属于她分管的工作一点也没少干。比如:道路整修和居民吃水困难问题就摆在她面前。当年,那些里分都是用石头或砖头铺就的路,平时坑洼不平,下雨以后就更加难走。居民吃水都是到公用水龙头打水,几十户人家的里分只有一两个公用水龙头,生活十分不便。

整修道路、改造水管需要资金,居委会没有收入来源,怎么办?母亲就迈开双腿,顶着火辣辣的日头,不辞辛苦,到辖区各单位筹款。她向那些负责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人家看她一把年纪,又是为了集体,如此三番地来回跑,最终不忍心,都纷纷慷慨解囊予以资助。

记得,那些日子里,每到临睡觉前,母亲都让我给她在洗脸盆里抓上一大把花椒、一把盐,再倒上一壶开水,她则拿一块毛巾在开水中浸泡一下,趁热往腿上那个逐渐隆起的瘤子上捂,一边捂一边做出痛苦的表情,直到水温降下来瘤子不再发痒为止,她才能睡着。

就这样,母亲白天精神抖擞地为大家服务,晚上用她自己发明的办法与瘤子作斗争,终于完成了四个里分道路改造和水管入户的老大难问题。

当居民们看到柏油路铺到门前、水管进院子,生活环境得到改善的时候,纷纷伸出大拇指感谢母亲和居委会。此时,她工作热情就更加高涨。

住在大杂院的居民,邻里之间闹个别扭、婆媳关系不和之类的事不可避免。母亲只要听到反映,都会在第一时间到场。当事人一看母亲来了,不是递烟就是让座,她先听双方陈述理由,再准确厘清责任,然后恰到好处地提出解决办法。每次都能化干戈为玉帛,当事人双方在握手言和的同时,都忘不了感谢母亲处理问题公道。

作为分管治安的负责人,母亲有过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

大概是1982年初春的一天,上级布置严打工作,派出所李所长向与会者展示了一张照片,严肃地说:“最近有犯罪嫌疑人流窜到我们这一带活动,大家发现情况后要及时报告。” 母亲对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牢记在心。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母亲在例行巡逻时,与照片上那个犯罪嫌疑人不期而遇。母亲用围巾包裹住大半个脸,不露声色地盯着那个人的动向,然后沉着机智地向片区民警报告,公安机关迅速组织力量抓捕,最终使犯罪嫌疑人归案。经审讯,那是一个外地流窜到济南的惯犯。

母亲怕我们担心,这件事过去以后才向我们说出实情,害得父亲和她大吵一架:“如果坏人手里有凶器怎么办?咱别干了!”母亲只淡淡地说:“谁注意我一个老太婆呀。”

有一天,我在《济南日报》看到了一篇记者对这个案情做的报道,其中提到案件线索提供人母亲的名字。我把报纸拿给她看:“你的事迹登报了。”她却小声对我说:“别让你爸爸听见。”

1983年4月,母亲右腿的瘤子已经肿得像个拳头一般大,到了必须做手术的地步。那次摘除手术进行了8个小时,经过切片化验鉴定为恶性肿瘤。

退休以后的母亲要拄着拐才能行走……

人寄明月共相思,我寄母亲一缕情。

作者简介:臧景亮,1958年生,济南人。中共党员,企业退休,大专学历,高级政工师。济南周三读书会会员。

母亲在夜里举灯盼儿归(我寄母亲一缕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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