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一条多泥沙河流。
中游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导致下游河床因泥沙淤积而抬高，招致下游多次改道，洪水肆虐。
黄河泥沙问题由来已久，从周秦以来，就引起人们的关注。
古人曰，“黄河清，圣人生”，似乎黄河永无澄清的可能。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史籍确有关于“河清”的记载。“黄河清”作为一种自然和社会现象应当受到我们的重视，本文将散见在史籍中的资料加以钩沉梳理，力图通过对黄河清问题的探究，说明东汉末年“河清”现象的原因，并分析河清现象与当时社会环境的微妙关系。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上游源头清澈如镜，但流经兰州以下特别是经过黄土高原后，黄河含沙量陡增。黄河由清变浊是一个渐进的自然过程和历史演变过程。春秋以前，黄河及其支流的输沙量很小，山陕一带的河水尚可直接饮用。到了春秋时期，这一地区河水已不再清澈，《左传》有描写黄河的诗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去询多，职竟作罗。”表现出对黄河变清之遥不可及的无限惆怅。《管子•水地篇》记载道，“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意谓关中地区的河水泥淤沉滞，与水相杂。战国时已有人称黄河为“浊河”。稍后出现的《尔雅》对“河”的解释是“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这是对黄河以“黄”字描述的较早一例。《水经注•河水》中描述黄河时也引用此句。
秦汉时，由于人类对黄河的直接利用及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有大幅度提高，黄土高原地表植被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黄河输沙量增加速度惊人。据《汉书·沟洫志》载，黄河“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从这一时期开始，这一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开始有“黄河”的称号。
关于黄河的“河清”现象，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最早的记载是《册府元龟》卷二十二《帝王部·符瑞》：“成王时，周公旦摄政七年，制礼作乐，祥乌凤凰见，萱荚生，乃与成王观於河雒，沈璧礼毕，王退俟。至于日昧，荣光并出，黄河清，庆云至，青龙临坛，衔玄甲之图，坐之而去。礼于雒，亦如之。”
但是如上文所言，春秋以前，黄河及其支流的输沙量很小，山陕一带的河水尚可直接饮用。到了春秋时期，这一地区河水已不再清澈。这条记载的是西周初年时期，当时的黄河水泥沙含量应不会很高的，所以此处的“黄河清”和此文所言“河清”到底是不是同一概念，尚未可知。
另外此条记载比较孤立二无旁证，所言又为诸多祥瑞，其真实性也需要进一步考证。（本文所言的“河清”是指在黄河一般为浑浊的前提下偶尔出现的清澈的不平常现象。所以要与春秋以前黄河本来就是清澈的情况区分开来。）
接着可见的记载就是汉光武帝建武九年，当年“平原(今山东省平原县一带)河水清”。此说源自《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河部》，但是在《后汉书·光武帝纪》和《后汉书·五行志》中没有找到这种说法的来源，抑或引自其他史料，尚未可知。
而关于河清的最确切的记录就是《水经注•河水五》下这条记载：（河水）又东，过武德县（今焦作武陟东南）东，沁水从西北来注之。注文：《续汉书》曰：延熹九年，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春秋》注记，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凿度》曰：上天将降嘉应，河水先清。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民厉疾，三者并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当见而见，孔子书以为异。河者，诸侯之象，清者，阳明之徵，岂独诸侯有窥京师计也？明年，宫车宴驾，徵解渎侯为汉嗣，是为灵帝。建宁四年二月，河水又清也。
水经注中这两次河清在《后汉书》中均有记载。
1、延熹九年：
①（九年）夏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后汉书 卷七 孝桓帝纪第七）
②延熹八年四月，济北河水清。九年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后汉书 志第十五 五行三）
③汉桓帝延熹九年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宋书 志第十九 符瑞下）
2、建宁四年：
①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海水溢，河水清。（后汉书 卷八 孝灵帝纪第八）
②灵帝建宁四年二月，河水清。五月，山水大出，漂坏庐舍五百余家。（后汉书 志第十六 五行四）
自是以后，关于河清的记载便史不绝书，其中记载比较多的为唐、宋、明、清四代。详见汪前进《黄河河水变清年表(公元前1035年——公元1911年)》
二、古人对“河清”的两种态度1、祥瑞说：
对于河清这种不太常见的自然现象，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祥瑞说”，另一为“灾异说”。
祥瑞说由来最久，把黄河由浊变清这一奇异现象作为祥瑞之兆的认识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即“黄河清，圣人生”。
“黄河清，圣人生”观点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以前，在《拾遗记》一书中，就有“丹丘千年一烧，黄河千年一清，皆至圣之君以为大瑞”东汉时，史书开始记载黄河清现象，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将黄河清作为一种奇异现象，还有一种是作为祥瑞而记载。《后汉书》即是将黄河清当作是祥瑞现象记录的。《后汉书》记载：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其中“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便反映了把“河清”当作一种稀闻罕见的祥瑞之征。《隋书•王劭传》对河清祥瑞现象作出了解释，官任著作郎的王劭上表说，“按易坤灵图，曰‘圣人受命，瑞先见于河者’”上文所述“汉桓帝延熹九年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在《宋书》中即放在“符瑞下”这一卷。此后各朝均有一些地方官或宫中大臣借“黄河清”歌功颂德。
2、灾异说：
另外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观点是“灾异说”。
认为“河当浊而反清，阴欲为阳”，视“黄河清”为一种叛乱、不祥之征。“黄河清”为“不祥之征”的看法略晚于“祥瑞之兆”的观点，但两种观点一直相伴而行，几乎在历朝均有提出者。文献所见较早提出黄河清为不祥之征的是东汉的襄楷。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阴人。据《后汉书•襄楷传》载:桓帝延熹八年、九年，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连续变清，上下皆以为瑞祥之兆。襄楷却反其道而述之:“案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学门自坏者也。（延熹五年，太学西门自坏。八年，济阴、东郡、济北河水清也。）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孝经援神契》曰：“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也。”）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也。”
南宋吴仁杰在《兩漢刊誤補遺》卷九有河清三论“漢以來河清而史不著事應者，皆可推言之也。建寧四年河水清，鮮卑寇荆州；宋元嘉二十四年河濟俱清，後三年魏人至爪歩；唐武德九年河清，建成兄弟自相魚肉；貞觀十四年以後比三年河清，劉蘭齊王張亮相繼以畔誅；二十三年河清，有國䘏；永徽調露間河清者四，則應在武氏開元中，河清則應在祿山；乾元二年河清，不三年有國卹；寳應元年河清，明年代宗幸陜；建中四年河清，涇原兵變；十四年河清，李錡以不軌聞；其為不祥甚矣！” 其观点明显是视河清为“灾异”。明末学者顾炎武归类整理了“黄河清，诸侯为帝”的观点和事例，字里行间也明示其视“河清”为“灾异”的观点。
黄河的泥沙最重要的来源是中游的黄土高原地区，因而黄河澄清的最重要原因就是黄河上中游地区长期持续干旱无雨，地表难以形成径流，没有或仅有少量的泥沙进入河道，同时黄河水量大幅度减少，河水流速放缓，使河水携带的泥沙很快沉积下来，最终导致河水由浊变清、径流由小至清。
以上文《水经注》中所言延熹九年“河清”为例。《后汉书 卷七 孝桓帝纪第七》有载“九年春正月己酉，诏曰：‘比岁不登，民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其灾旱盗贼之郡，勿收租，馀郡悉半入。’”此处九年春正月即为延熹九年正月，从诏文内容看“比年不登”明显为延熹八年之情况，“民多饥穷”，“其灾旱盗贼之郡，勿收租，馀郡悉半入”说明了延熹八年发生了不小的旱灾，以至于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使得朝廷不得不减免赋税。此次旱灾相对应的有《后汉书 志第十五 五行三》记载的“延熹八年四月，济北河水清”，说明了此次旱灾与“河清”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关系。
而在延熹九年“三月癸巳，京师有火光转行，人相惊噪。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遣三府掾赈禀之。……夏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据史书记载可知延熹九年的灾情并不比八年缓和，虽然史书没有直接指出此次灾害为旱灾，但是我们可以推断，使得“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的是发生在农历春三月的一场大灾害。东汉司隶、豫州位置大致在在今关中盆地一带向东包括洛阳所在的河南及其周边地区，位于秦岭淮河以北地区，春季最常见的灾害就是春旱。并且有“京师有火光转行，人相惊噪”的记载，暗示了这是一场漫长而杀人无形的旱灾。如此严重的旱灾，必然导致黄河在中游入水减少，入沙亦减少，同时黄河径流量缩小，携带泥沙的功能大大降低，势必造成“夏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的现象。以上四郡位于今濮阳以下黄河下游，黄河下游如此大范围的“河清”正好印证了中游地区春季的严重干旱。
干旱与黄河澄清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历史时期“黄河清”就作为特大、重大干旱的参数被广泛利用。现代学者更是将黄河清、微清或微黄作为“旱灾标准描述词汇”。如林振杰等对山东和河南历史时期气候资料进行汉字信息化处理时，均用“河清”描述旱涝等级(四级)，旱涝等级五级时的水圈响应被描述为河涸。
满志敏在《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中总结有关旱灾的记载主要包括：
1、数月不雨以及旱灾的影响。主要表现了降雨量的偏少，其中包括与此有关的自然现象，如河断、泉井干等。
2、黄河河清的记载。河清在史料中常作为祥瑞的现象，但据现代的史料，这是黄河中游主流区干旱在下游的表现，因此这些记载可以说明中游地区的干旱。
3、蝗灾及其影响。蝗灾是生物灾害，它的出现大部分与干旱的生态背景有关，史料中也经常把旱蝗并列在一起记载。
4、竹子开花。竹子开花经常与大旱有关系。
5、政府或社会对旱灾的反应。如因旱灾而歉收、下诏蠲免、遣使体量、祈雨、大雩等记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旱灾的程度和地区。
2、河水冰冻
冬春季节，黄河上中游河道冰封，流水趋缓，泥沙下沉；同时，冰封河道也减缓了河水对河床的冲刷，使流入河道的泥沙减少，以至于水质变清。开春后，冰雪融化，雪水缓缓渗透于地下，无法形成地表径流，冰雪融水注入黄河后，也会使得局部河水变清。
在王星光、彭勇的文章《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初探》所附《历代黄河澄清简表》可知黄河清发生在十二月、正月的次数远远高于其他月份，这显然是受冬季黄河中游河道冰封的影响。
3、人类影响人类影响的首要表现就是黄河中游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使得地表植被状况明显改善，减少了泥沙流失量，从而使黄清在特定时期内增多。黄河中游地区所处的自然条件注定了它的多泥沙、善淤、善决和善徙的特征，再加以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持续开发，对这一地区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又必然加剧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水土流失的加剧。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顺应了自然规律，在黄土高原区域减少农业比重增加畜牧业比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黄河澄清的可能性。
例如谭其骧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中提到：“历史上的魏晋十六国时代是一个政治最混乱，战争最频集的时代，而在黄河史上的魏晋十六国时代，却偏偏是一个最平静的时代。”其原因就在于“以务农为本的汉族人口的急剧衰退和以畜牧为生的羌胡人口的迅速滋长，反映在土地利用上，当然是耕地的相应减缩，牧场的相应扩展。黄河中游土地利用情况的这一改变，结果就使下游的洪水量和泥沙量也相应地大为减少”
人类影响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对黄河河道的治理，使得黄河的泥沙输送得以调节，黄河的泥沙在类似水库的缓流河道中沉积，从而减少了向下游输送的泥沙量，下游的河水就会有变清的趋势。例如东汉永平十二年(69)，明帝令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王景、王吴治理黄河，他们创造了水门控制法，将黄河与汴河相连，十里一水门，调节黄河水流，使黄河输沙量减少，这一时期出现了“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的民谣。这也是东汉时期黄河清记载较多的原因之一。
小浪底水利枢纽排水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以证明当时黄河中游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王景对黄河的治理对于黄河输沙量变化的影响，但现当代一些重大的水利工程对黄河水沙状况的有利影响却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如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修建，调节了黄河水量的变化，使中下游的水质有了明显的改善，泥沙含量大幅度降低，澄清度明显提高。
4、地震
地震也会造成河水含沙量的突然变化。究其原因当有二。一是由于地震引起的地壳断裂使得地下水的大量涌出，从而局部改变了黄河的泥沙含量，使黄河的泥沙含量比平时少了许多。二当为地震引起的山体崩塌滑坡等固体物质堵塞了河道，使得下游河水流量突然减少，河水流量小，携带泥沙量就小，河水变小变清。而堵塞河道的堆积物一旦溃决，大量的经过沉淀的河水注入下游河道，也会造成特定时间段下游河水的澄清。上文《水经注》所记“建宁四年二月，河水又清也”在《后汉书 卷八 孝灵帝纪第八》有载“（灵帝建宁）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海水溢，河水清。”“五月，河东地裂，雨雹，山水暴出。”由此可知河水清与地震的关系可谓非常不容忽视。
1、灾害对东汉末年社会的影响
河清所反映的东汉末年的灾害，以旱灾为主，也有旱灾引起的蝗灾和瘟疫等。上文所述延熹八年四月之河清所反映的旱灾，造成“比岁不登，民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盗贼征发，南州尤甚。灾异日食，谴告累至。政乱在予，仍获咎征。其令大司农绝今岁调度征求，及前年所调未毕者，勿复收责。其灾旱盗贼之郡，勿收租，馀郡悉半入。”“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遣三府掾赈禀之。”
在季风性影响显著的情况下，水旱灾害历代都是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而如上文所述连年之灾害对社会的冲击更是可想而知。
一方面政府赋税收入大减，同时又需赈灾救民，国家财政难免吃紧，中央集权的调控能力就大为削弱。
另一方面，再生盗贼，灾害连年走投无路的农民往往迫于生计铤而走险走上和政府对抗的道路，政府平息暴民叛乱需要集饷出军，这就更加剧了财政负担，中央愈无力地方愈独立，社会就愈加动荡，中央集权的统治就岌岌可危矣。这样的恶性循环似乎在每个朝代的季世都依稀可见。
2、外族入侵与内乱与内忧相伴的还有外患，以《水经注》所载两次河清为例。《后汉书 卷七 孝桓帝纪第七》有载：“夏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六月，南匈奴及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秋七月，沈氐羌寇武威、张掖。”《后汉书 卷八 孝灵帝纪第八》有“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海水溢，河水清。……冬，鲜卑寇并州。”河清及其反映的旱灾等一系列灾难并非和边患有直接因果的联系，但是上文所述诸灾害连年不断对中央政权造成的冲击，中央政权疲于应对内乱尚不暇，边防的力量就难免放松。中央力量的削弱也使得其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威慑力降低，如此边疆游牧民族便会趁机入侵。这样内忧和外患就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王朝没落的动力。
《后汉书•五行志》中也有这样的记录: “和帝永元四年，蝗。”“八年五月，河内、陈留蝗。九月，京都蝗。九年，蝗从夏至秋。先是西羌数反，遣将军将北军五校征之。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时西羌寇乱，军众征距，连十余年。”“元初元年夏，旱。二年夏，旱。”后注:“三年夏旱，时西羌寇乱，军屯相继，连十余年”
众多记载说明羌汉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河清所反映的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东汉末年的一系列灾害也是气候逐渐变寒的反映，而气候变寒对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亦是十分显著，气候变寒会导致西北游牧民族牧业的发展受阻碍，从而促使西北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入侵。而此时东汉政府正疲于应付内部层出不穷的流民叛乱，内忧和外患便促使东汉王朝统治的崩溃。
尽管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东汉末年河清所反映的众多自然灾害以及气候变寒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不是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全部原因；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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