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弄笛
（荐）慈善老人--角田仪平治（记实随笔）（原创）2014-03-28 19: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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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田仪平治--一个慈善的老人，八十一岁的他，精神矍铄，短短的白发，长长白白的双眉，红红的脸上，挂着一副圆框的老式眼镜。透过眼镜能看到他笑成弯月的眼睛。
角田先生在群马县创办了“日中友好草根交流促进会”。这个促进会是民间组织，其宗旨是帮助中国人和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解决他们在生活中碰到的困难问题。原北京外贸学院的教授汪大捷是第一位接受帮助的学者。
记得我刚到日本不久，四月十八日那天，春光明媚，樱花盛开。先生和一些‘促进会’的志愿者组织了“四国.濑户大桥七日游”。先生热心地邀请了我并帮我付了全额十四万日元的旅费。特意带我游览了位于“四国”的爱媛，高知，香川，德岛四个县的风景点，并游览了建成不久的横跨日本内海的濑户大桥。
我和先生住在一个房间，我看见先生每晚总要打长途电话回家，询问躺在病床上老伴的病情，并关照保姆在照料上的注意事项。当时，我很感动，先生和我素昧平生，为何要为了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在百忙之中不顾自己年迈和患病在床的爱妻，组织了这次‘四国之旅’。我曾经问过先生：“是怎样一个动力，使先生您为中日友好这样地彼于奔命呢？”先生告诉我：“我和中国结缘已久，我喜欢中国，中国有悠久的文化。这次看到你，从你眼里流露出坦诚的目光。所以，我也喜欢你，想帮助你”。
旅途中，感觉到日本的‘四国’山水很美丽，空气很清新，又看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干线，超市，高楼，自动售货机等等。（当时，上海还看不到这些东西呢）。但我无心欣赏。我觉得观光并非我赴日的目的，目前，我还没有这个余兴，还没有这个经济条件。我要以合法的身份，充分的理由，留在这个充满新鲜感的国家和动感十足的城市。边学习，边打工，赚了钱，才能有脸面‘回江东见父老乡亲’。要是不申请留学签证的话，三到六个月的‘探亲访友’签证很快就会到期，到时候，学无所长又身无分文。岂不遗憾终身。今后的路怎么走？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角田先生知道我心事重重，主动关心地问了我的心事。我全盘托出。先生听了后，当即表示，请你放心，我会想办法，让你‘心想事成’的”。他还叮嘱我放松心情，好好看看日本的山山水水。旅行结束后，写篇观光随笔。我答应了先生。没几天遵嘱将见闻写了篇‘感想文’，交给了先生，先生很是高兴，认真地用红笔帮我做了修改。还大大地表扬了我一番。
过了几天，先生来电说，要亲自陪我到位于东京的入国管理局去申请留学生的签证。叫我准备好签证材料。在入管局，看到他对工作人员，又是脱帽，又是鞠躬，我感触颇多。是啊，这位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的大律师。六十年代，代表‘无党派’出马，参加过群马县的知事选举。（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先生是登录于‘日本名人录’的大名人，竟然为了我的事，如此地谦卑，如此的恭敬，如此的‘虚怀若谷’。真是难能可贵啊。
后来，入管局来通知说，考虑到角田先生年事已高，做保证人有所不适。无奈，角田先生只好‘动员’儿子角田义一先生做我的保证人。我‘受宠若惊’，要知道角田义一先生是日本国会的参议员议员。毕业于日本数一数二的国立大学--京都大学法学部。有他担保，没有不成功的。
果然，签证马上就下来了。角田先生高兴地邀请了几位好友，喝酒庆祝。不太会喝酒的先生，喝得满脸通红。老人家像小孩似地笑了，笑得很灿烂。镜片中的双目，笑成了‘弯月’，连着说我；“幸运!幸运”！我当时进了群马法律专门学校。学费加入学金计五，六十万日元。（相当我当时在上海10几年左右的工资）角田先生爽快地替我付清了，并没有期待我还给他。但我知道，角田先生是个平民律师。赚钱不多，平时勤俭朴素，乐善好施。虽出身豪门，却身居简屋。我只要有工打，会很快还清的。不久，我赚到了钱，在我的说服下，先生才勉强收下了当时替我付的学费。于是，我心安理得地过上了留学生的生活。
为了生计的需要，在上海老乡的介绍下，我到了位于东京的高田马场车站附近的职业介绍所，找了个建筑工地的临时工作，一天一万左右日元（将近上海好几个月的工资）。但是，除了辛苦，委屈还有孤独。连续做了两天后，就坚持不下去了。角田先生知道后，批评我不该在那个无业游民集中的地方去打工，担心我会学坏的。第二天，先生介绍我去了一家韩国人经营的“朝鲜饭店”洗碗，洗烤肉用的铁盘等等。这样，基本解决了我的‘吃饭’问题。还可以吃到我最喜欢吃的“烧肉”（烤肉）。另外，我有空还可以到附近的弹子机房去打工。
在先生的支持帮助下，我还在前桥市以及周边的公民馆，日中友好协会等场所，教中文，教太极拳，教汉诗...，还出版了诗集，征求了我的同意，保存在群马县立图书馆里。我的所谓‘才能’（其实只是一些雕虫小技）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报纸上，电台上都报道了我，说我是日中友好的桥梁。成了‘名人’，经常有请我喝咖啡，吃饭，赏樱花之类的应酬，友好的市民还带我去了很多有名的温泉。（群马县是温泉的故乡）。日子过得很充实，很滋润。
先生是前桥市有名的“大好人”，但也因爱‘打抱不平’而出名。他生性刚强，从不服输。认定一件事，必须完成。他在讲话前有句习惯用语：“也许我是老顽固了，但我必须要说...”。先生还常常不厌其烦地义务为大家解释法律条文，解答法律上的咨询，帮助‘弱势群体’打官司。我还听说，常有人因家庭纠纷找上门，请他帮助解决问题。
先生的足迹还遍布群马县的很多敬老院，孤儿院。前桥市 大胡町有个孤儿院，先生还亲自担任了名誉院长呢。
同样也是八十几岁的教授汪大捷老先生，是《日汉大辞典》的主编。在群马生病住了医院，角田先生除了自己慷慨解囊外，还积极地筹募资金，解决了入院以及手术上的费用。让人感动。
群马大学每周星期六有个时事讨论会叫做：“土曜讲座”。参加者多为教授，先生为特邀主宰。先生在会上呼吁，要关心在日本的中国人。要解决在日本的中国人的生活困难。听说我不习惯榻榻米，先生马上叫人给我送来了单人的折叠式木床。
有一次，在角田先生家里，闲谈时他告诉我，他出身于日本中部的一个地主家庭。从小就富有同情心。长大成人后，很单纯地信仰了共产主义，决心要为广大劳苦大众求解放而奋斗终身。加入共产党二年后，因违反“治安法”在东京新宿车站被捕。当时，毫不畏惧，还喊了：‘日本共产党万岁’。在狱中，他始终保持沉默，不作任何‘坦白交代’。在狱中先生接受了‘劝悔师’的劝告，认为“救人身体不如救人灵魂”，信仰了天主教。三年后，手捧着圣经出了牢门。名字由原来的‘角田守平’改为‘角田仪平治’。
1960年4月19日到5月17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先生和日中友协代表团一行40人访问了中国。5月14日在武汉，毛主席接见了他们的代表团，并在一个50个人能在一起吃饭的大圆桌上共进了晚餐，还合了影。
归国后的7月大选举时，先生以‘无党派’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群马县知事的选举。参加竞选的标语是：“废止天皇制度，反对日美军事同盟 ”最后，以弱势的票数‘惜败’落选。由代表保守势力的自民党代表神田坤六当选为群马县的知事。
先生还带我去了他的老家涩川白川村。日本人把这里称为“日本的‘肚脐’，因为这里在日本的地图上属于最中央的位置。在那里他也安排好了坟地，墓碑上特意写上了“博爱”两个字。表达了先生一生的追求。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的签证终于到期了。我有过‘转战’东京“黑一下”，赚他个千金万银回家的‘一闪念’。但是想到先生，想到这样一个善良的老人。我真不忍心背叛他，万一有什么差错，会给他添麻烦。
于是，我向他郑重告别。出发那天，角田仪平治先生叫了临时司机安部玄司先生驾车一早就来到了我的住所。在通往成田机场的路上，先生说：“我已经是八十好几的人了。不能乘飞机了，你一时三刻也来不了。我们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你回国后，一定要将在日本学到的知识，用在中国的建设上”。说得很从容。说完后，先生给了我两本书，一本是他父亲以‘偷天’的笔名写的真迹手抄版的汉诗集。题目叫《偷天汉诗钞》。据他说，这是他父亲九十二岁时出版的诗集，这是剩下的最后一本。在1965年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将其中一首写了副挂轴，送给了当时中国的第一文人郭沫若先生。还有一本先生自己写的书，题目叫做《我的自白》。记录了先生一生中经历过的重大事件。
告别的时间到了。 机场上，我拼命地挥着双手向我最敬爱的慈父般的先生道别。先生多保重！“撒-要-那--拉'!
角田仪平治先生亲切看望位于大胡町的孤儿院。
日本‘ 四国’的观光景点，当时一般中国留学生很少能到那
和角田仪平治恩师在‘四国’旅游时的合影。
先生身边仅存的《偷天汉诗钞》给我了，觉得无论内容或者字迹，堪称一流。《我的告白》记录了先生一生的重大经历。很精彩。
补记：慈爱无私的角田仪平治先生于1997年8月17日，因急性心脏衰竭去了他界，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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