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部书概览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古兵家的格言，也是从千百次战争中总结出来的真理。打仗如此，干其他事也是如此，所以，当好古代史书的编辑，对古代史书有一个宏观的认识还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便可做到胸中有数，也可以说胸有成竹吧!
古代史书指古籍中专门记载历史的书。就古籍总体而言，它的上限，容易说，大体有文字记载的文献都算吧!如果按《尚书•周书•多士》所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作为古籍的上限，估计不会太多地偏离事实。但它的下限却比较难以确定。一般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1840年以前属于古史范围，1840年以后，属于近代史范围，但因文化的前后相承关系，事实上，很难用一条线把古今分得清楚，任何演变，总有一个过程，因此，我们不能拘泥于这一年，只能大体而言而已。如果我们把从1840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一个变动的时期，则更接近于实际情况。在这一变动时期中，有些典籍仍可归入古籍，有些典籍，便可划入近代了。从史学史角度说，殷代的卜辞和周代的金文，已有了记载历史的萌芽，如果按着清代学者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说法，那么《易》、《书》、《诗》、《礼》、《乐》(已亡)、《春秋》都可看做是我国最早的史书，只是它们所记的侧重点不同，所采用的文字记录形式不同罢了。
在唐代以前，虽然《隋书•经籍志》把这些古代史书分成了正史、古史(多依《春秋》之体)、杂史(大抵帝王之事)、霸史、起居注、旧事(故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共十三类，其实就体例而言，只有编年和纪传二体。
编年体史书，以《春秋左氏传》为代表，唐刘知几分析这一体史书的特点说：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盱衡：举眉张目之谓也)而备言；迹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这里首先肯定了编年体史书的优点，即按时序列叙中、外大事，使“形于目前”，而且是“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尤其是“语无重出”，更是它的优点。
但编年体史书只着眼于“事当冲要者”，即所谓“国政”。而对于那些不值得记的人，只要他与当国者有关联，也都加以记载，这里刘知几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绛县老人，一个是杞梁的妻子。
前者见《左传》襄公三十年。当时，晋国修筑杞国城。这年三月癸未这一天，晋悼夫人赐修城的役卒吃饭，绛县有一位老人，因没有儿子，只好自己去服役，前去吃饭。人问他的年龄，他回答说：“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最末一个甲子到今天(癸未)刚好二十天。下吏不明白他这些话，到朝廷里询问。师旷说，老人满七十三岁了。于是赵孟向老人谢罪，免去他的劳役，给他田地，并任命他为君复陶(给君主管理衣服的官)。
后者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杞梁，又叫杞殖。这一年，齐国攻打莒国，杞梁埋伏在莒国郊外，莒子本想施以重金，叫他们不要死战，好使两国媾和，但被拒绝了，于是莒子亲自击鼓，杀死了杞梁。齐侯回国之时，在郊外遇到了杞梁的妻子，齐侯派人向她致哀，她辞谢说：“杞梁有罪，岂敢劳国君吊唁?如果能够免罪，还有先人的破屋子在那里，妾在郊外不接受吊唁。”
这绛县老人与杞梁之妻，对比柳下惠和颜回，才德差多了，但前者却因与“冲要”有关，得以记载，后者与“冲要”无关，便难在史册中显名了。所谓“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正是编年体史书的明显缺欠。
纪传体史书则以《史记》为代表，刘知几分析这种史体的特点说：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
这里已经把纪传体史书的恢宏博大讲得十分清楚。从实际情况看，纪是用编年的形式，以帝王为主线，按年系月，甚至系日，来记载帝王所参与的大事，是帝王的大事记，它展示的是一朝历史的纵向发展。而传则是以参与这一事件的重要人物为主线，详叙事件的始末，甚至细节，来展示历史事件的横剖面。如汉兵围垓下，《汉书》卷一下《高帝纪》只在汉五年十二月记云：十二月，围羽垓下。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知尽得楚地，羽与数百骑走，是以兵大败。
但《汉书》卷三一《陈胜项羽传》，所记就要详细得多，传中不仅写了“霸王别姬”，写了项羽带领骑从八百余人溃围而出，写了只剩骑从二十八人后，项羽仍镇定自若，演出了一人杀一汉将，斩一汉都尉，并杀了数十百人的最后一战；而且，还写了项羽拒不东渡乌江，最终自刎的壮烈场面，都很显纪传体史书“传”的特色。
由于一个历史事件参与的人较多，纪传体史书记起来便不免重复，为了克服这一重复，史家采取了“参见”这一作法。如汉初有名的鸿门宴，参与之人至少有汉高祖刘邦、张良、樊哙、项羽、项庄等人，在纪传中，都不免要涉及这一历史事件，因此，只好采用互参的办法。如《汉书》卷三十一《项羽传》：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赖张良、樊哙得免，语在《高纪》。
再如卷四○《张良传》：良因要项伯见沛公。沛公与伯饮，为寿，结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项王，所以距关者，备它盗也。项羽后解，语在《羽传》。这种互见、互参的办法，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记载上重复的现象。但有时也不免疏忽，有搞错的地方。例如《金史》卷十《章宗纪》，明昌五年闰十月“庚辰，参知政事马琪自行省回，具奏河防利害，语载《琪传》中”。但该书卷九十五《马琪传》并没有他“具奏河防利害”的记载，而卷三九《河渠志》却具载其事。显然这里应是“语在《河渠志》”，却被史官搞错了。
至于纪传体史书的志，从天文到地理，从食货到礼仪，从选举到职官，从艺文到学校等等，几乎无所不备。史部所含那些项目，都可在纪传体史书中找到影子，或者说，史部所含其他诸项，它们只是纪传体史书个别传或志的扩大和单行，因此，认真读一部纪传体史书，读懂它，读熟它，还是很有必要的。
唐代中期，又出现了一种新史体，这就是杜佑所撰《通典》——它开创了我国的典制史的先河。
这部书共二百卷，上起黄帝，下迄天宝之末，类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州郡、边防八门，或称八典，每典皆有子目，如《食货典》，即分“田制”、“乡党”、“土断”、“赋税”、“历代盛衰户口”、“丁中”、“钱币”、“漕运”、“盐铁”、“鬻爵”、“轻重”等等。子目之下，广采经史子集等前人已有言论，组织成文，并间用按语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由于这类书广采前人言论，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校勘价值，保留了不少古佚书的佚文，是后人辑佚书的渊薮。例如杜佑的侄子叫杜环，在西域诸国呆了十多年，写了一本书叫《经行记》，是记载西域诸国最详细可靠的一部书，其书早佚，只赖《通典》在《边防典》中征引了几处，能使我们对这部《经行记》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如不是《通典》征引，此书便只字无存了。
南宋郑樵作了一部纪传体通史，名曰《通志》，共二百卷，其纪传部分，基本上抄录宋以前的“十七史”，但其相当于纪传体史书“志”的部分的“二十略”，却颇有创意。这“二十略”即：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皆追述源流，叙其沿革，故后人多着眼于“二十略”，把它与《通典》和后来的《通考》并称，号“三通”，是研究我国古代各项典制必不可少的重要著述。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宋末元初马端临撰，全书共分二十四考。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五礼、乐、兵、刑、舆地、四裔凡十九考，都是沿袭杜佑《通典》旧有的门类，只是作了若干调整，把在《通典》中原属子目的若干项，升成了主目，如田赋至国用的八考，就都是《通典•食货典》中的内容。升级以后，显然扩大和充实了有关经济制度的内容，继承和发展了杜佑重视经济的优良思想。
在《文献通考》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考，是《通典》所没有的，属于马端临独创。看得很清楚，如果说《通典》主要侧重在经济等各项制度的话，那么，《文献通考》则在重视经济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文化和国家组织形式等变迁，从而更加全面地剖析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内涵。
这种所谓“政书”，因都是征引前人文献组织成文，故部头都较大，出版亦较困难。目前，除《通典》外，《通志》(二十略已有点校本)和《通考》，尚没有一个完整的整理本。应该努力把这些研究历史的基本用书整理出来。
南宋时，又出现了一个和编年、纪传鼎足而立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这个史体的创新就在于，它不拘泥于编年体史书单纯的以时间为主的作法，同时，它也不采取纪传体史书以人物活动为主的作法，而是兼采二者之长，既不抛弃时序，又不抛弃人物活动，改以历史事件为主，对已有的史书进行条理。创造这一史体的人叫袁枢，他所撰史书即《通鉴纪事本末》。
我们在前面已讲过编年体史书的特点，即“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而且是“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这虽然是它的优点，但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同时也是它的不足，因为在同一时间里，中国外夷不会只发生一件事，按常理，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件，这样，一个历史事件的始末，便必然与其他同时发生的事件相杂陈，使首尾难以稽考。如发生在唐玄宗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历时七年有余，而在这相应的年份里，编年体史书不可能只记这一件事。因此，要想理清安史之乱的脉络，还需下点功夫，在这些年份里寻找，这就是说，类似流水账一样的编年体史书，缺乏引人入胜的可读性。所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奏以后，只有王胜之一个人借读了一遍，其他人，看不了几页，就打起瞌睡了，这正说明了这类史书的不足。
袁枢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以一个个历史事件为中心，抄录《资治通鉴》的原文。袁枢共从《资治通鉴》中选取了239件大事，并附载了66件事，每事为一篇，每篇都有一个醒目的标题，这样，每篇即独立成篇，篇篇连起来，又构成了整个的历史画面，例如“宦官亡汉”、 “黄巾之乱”、“韩马之叛”、“袁绍讨公孙瓒”等，便直接导致了“曹操篡权”、“孙氏据江东”、“刘备据蜀”，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再如上面提到的“安史之乱”，它前面的几个事件是“李林甫专政”、“奸臣聚敛”、“杨氏之宠”，于是安史之乱的发生，就成了必然之势。
袁枢完全是抄书，但抄书而成创作，正体现了他的构思精巧，所谓化腐朽(抄书)为神奇(创作)，正是对袁枢这一工作的高度评价。
在以后踵作的纪事本末中，《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等，都无一例外，抄录相应的史书。只有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撰在《明史》成书之前，或者说，作者谷应泰只是采用了“纪事本末”这一体裁，杂抄了《明实录》、《鸿猷录》、《续藏书》、《国榷》、《石匮书后集》等，是纪事本末体史书中的一个特例。
在上述纪事本末体史书中，杨仲良《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只有20世纪50年代的影印本，尚未经整理。此书具极高的价值，别的姑且不论，只说《续通鉴长编》缺佚了徽钦二朝部分，而《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正有这一部分，其价值已不可小觑了。
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最大特点是简明，它可以作为读相应史书的入门书。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内容，不如相应史书宏博。因此，它不能取相应史书而代之，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概言之，古代史书的史体，主要的就是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政书则是典志专史的史体。可以说是纪传体史书“志”的扩大。
下面略谈一下地理类。
地理类的书大体有两种，一种是全国性的，称地理总志；一种是区域性的，称地理方志。前者如《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之类，属总志，而关于各省、府、县的志，则属方志。就目前情况而言，这些书都是整理出版的薄弱环节，应该加大力度，出版这些书。它们的记载，可弥补正史的巨大不足。如《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由于一生不仕，只以教书为生，虽做过山长，也不过是个教师而已，故在正史中没有他的位置，他的生平材料，全靠他的家乡《乐平县志》的记载。目前大量的总志、方志，只限于影印，应该加以整理，编制索引，把这一宝贵文化遗产充分利用起来。
关于古代史书的概况，我大体就介绍到这里，我们只要把握住史书的特点，如何审理这类书稿，就容易找到切要之处。如编年体史书的大量资料都来源于纪传体和其他史书，我们在审稿时可以适当地溯其源。再如纪传体史书，由于纪传有“包举大纲”和“委曲细事”之分，除对校法外，本校法的应用则非常适合。凡此等等，都需要作具体分析，针对不同史书的不同特点，进行审理。例如在“别史类”中，有明人邵经邦撰的《宏简录》254卷，张之洞说：是书意在续《通志》，成古今通史，特不能续其“二十略”。无力购宋、辽、金三史者，可以此书代之。
很明白，此书的撰述特点即简化“二十史”，我们可拿正史来核对他简化的水平。这部书有一句在我国古代出版史上最有影响，亦最有争议的话。他在该书卷四六说：唐太宗的长孙后于贞观十年(636年)去世后，“上为之恸。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采古妇人善事……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这“令梓行之”颇能惑人，信之者，以为邵经邦为名学者，必有所据；不信之者，以为《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记此事，都没有这关键的“令梓行之”四个字。笔者认为这是邵氏信笔写来，毫不足据。这是该书的抄书性质决定的。既然唐代的史料无征，其可信度就只能是零。但这部书总体上还是有用的。
(二)两宗大型史书的整理与出版
新中国成立以后，迄于今日，有两宗大型史书的整理出版影响巨大，这就是《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整理与出版。而这两部史书的出版，又都与毛泽东主席有直接的关系，它有助于使我们了解，何以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学者们会整理和出版《资治通鉴》，尤其是“二十四史”，何以会在“十年浩劫”之中完成点校和出版工作。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最大的编年体史书，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就是有名的“三家分晋”，从此，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下迄公元959年，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这一年周世宗柴荣去世，其第四子柴宗训即位，这就是所谓“恭帝”。这位恭帝即位不到半年，即次年正月，就发生了“陈桥兵变”，五代结束，开始了宋王朝的统一。《资治通鉴》用编年的形式，记述了从战国开始到五代结束，长达1362年的历史，是当时的空前巨著。
本书是司马光在范祖禹、刘攽等人的协助下撰写的，从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起，历时十九年，于神宗元丰七年 (1084年)十一月修毕进呈。该书共引用各类史书及诸家传记等书三百多种，按着严格的程序进行工作。一、先做“丛目”，即把历史事件的“事目”列出，然后再把各书有关记载录于事目之下。以唐代为例，“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及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日添附”。其中①“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②“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③“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④“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参见司马光《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修“丛目”的原则是：“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二、做完“丛目”之后，即在“丛目”的基础上修“长编”。司马光规定：“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记《新》、《旧》志、纪、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同上)①“其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②“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出”。③“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馀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从实际情况看，“长编”已是《资治通鉴》的初稿，即所谓“草卷”(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编《续资治通鉴》，叙北宋一代始末，不敢称《通鉴》，只称《通鉴长编》，非常体现古人对前辈的尊重，现在是以年龄划线，这种好的风气已荡然不存了)。司马光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最后一项工作，即撰修正文。
司马光和我们今天的某些主编绝不相同，撰修正文之事，全部是亲自进行，绝不假他人之手。司马光把“长编”每四丈截成一卷，自己规定，每三天删改一卷，如“有事故妨废则追补”(《与宋敏求书》)。据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在其《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中说：“当时祖禹所修长编，盖六百余卷，光细删之，止八十卷，今《资治通鉴》，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卷是也。”可见《资治通鉴》一书的每一个字，都是由司马光敲定的。宋末元初著名史学家马端临说，他的父亲马廷鸾曾告诉他，据朋友张新叟说，洛阳有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草稿盈两屋，当时，黄鲁直(即黄庭坚)看了好几百卷，没有一个字草书。(见《文献通考》卷一九三《经籍》二十《资治通鉴》条)到了元朝初年，司马光这些手稿已散落各地，成了珍贵的收藏品，浙江余姚有位姓徐的，收藏了司马光所修唐武则天永昌元年的《通鉴》草稿一纸，共有四百五十三个字，时人柳贯所写跋语就称，没有一笔“作草”。(同上)足见司马光的认真和精细。
1954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曾面告吴晗，要他与范文澜组织校点《资治通鉴》。(见蔡美彪《二十四史校点缘起存件》)1956年6月，这部书首次由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1963年4月，改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部书的整理，集中了当时学界十二位著名专家，组成了“标点资治通鉴小组”。这十二位专家就是：王崇武、容肇祖、聂崇岐、齐思和、顾颉刚、张政烺、何兹全、郑天挺、章锡琛、贺昌群、周一良、邓广铭。未设主编，每一卷皆署名“某某标点某某复校”。如第一卷即“齐思和标点顾颉刚聂崇岐复校”。
整理此书，以清胡克家翻刻元刊胡三省注本为底本。选择此书作底本的理由有三：①此本有胡三省音注，是《通鉴》问世以来，最好的注本。②此本将司马光单行的《资治通鉴考弁》附在了相关的正文之下，用起来十分方便。③近代著名藏书家章钰曾用这个本子与九种宋刊《通鉴》作过校勘，写成了《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因此，采用胡刻作底本，很便于吸取章钰的校勘成果。
此书整理，初议于1954年冬，由于十二位学者通力合作，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点校完毕，这是“通家合作校书”的一次成功尝试，它为以后整理“二十四史”提供了借鉴。
关于“二十四史”的整理，如果从1959年出版《史记》，到1978年《宋史》出版，前后经过了整整二十个年头。所谓“二十四史”，即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魏书》、《宋书》、《南齐书》、《北齐书》、《南史》、《北史》、《陈书》、《周书》、《梁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这就是清乾隆钦定的所谓“正史”。《四库总目》说：“正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搜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钦禀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卷四五 史部•正史类序)《隋书•经籍志》在著录从《史记》到牛弘未撰成的《周史》共六十七部以后，说：“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看来所谓的“正史”，显然具有“正宗”、“正统”的地位。
关于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的始末，除赵守俨同志的文章外，有两个人的文章最值得注意，一是曾在范文澜处工作的蔡美彪先生，一是顾颉刚先生的女儿顾潮女士。蔡美彪先生在其《二十四史校点缘起存件》一文中说：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四史”的出版，是对我国史学界的一大贡献，也是近年古籍整理工作的一项巨大成就。此事的缘起，是由于毛泽东亲自倡议，委托范文澜、吴晗组织进行。我在范老处工作，参与了一些具体事务，因而保存了若干有关文件。
这些文件主要是1958年9月13日下午召开的“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记录”，出席人有范文澜、吴晗、尹达、侯外庐、金灿然、张思俊。金灿然即中华书局总编辑，张思俊为地图出版社总编辑。原来的设想是，所标点的前四史，每史之后都附有地图，所以请了张思俊参加。
这个会议纪录有两部分内容。①是吴晗报告标点前四史工作缘起，即传达毛泽东主席1958年9月关于此事的指示。主席的指示原为标点出版前四史，会议经过讨论，提出其他廿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向毛主席报告。所以，蔡美彪先生说：“这次会议实为标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最早的纪录。”②关于改绘杨守敬的《历代疆域图》，即将其改成中国历史地图，是1954年毛泽东指示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交付的另一项工作，所以，这一工作一直由“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统一管理。由于涉及地图的绘测问题，这次会议决议，商请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于是此事改由谭其骧教授负责，纳入了复旦大学研究工作计划。1975年，出版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就是其成果。
这次会议之后，即1958年10月6日，由范文澜和吴晗签名，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原文如下：
主席：
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十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余二十一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也作了安排(标点本为便于阅读，拟出一种平装薄本)。现将会议纪录送上，妥否，乞指示。
范、吴
十月六日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已遵示”三个字，这说明，虽然没有“红头文件”，但点校“前四史”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布置授意，则是毫无疑义的。据蔡美彪先生说，给毛泽东主席的信送上以后，不几天就得到了主席的回信。大意是：范、吴同志，来信收到，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这封信的原件保存在吴晗处，抄件已在“文革”时上交，故我们仅能据蔡美彪同志的回忆，得知这封信的大意。这就是说，点校“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都是毛泽东主席业已同意的。前四史是毛主席指示的。
正是遵照毛泽东主席“望照此实行”的指示，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中华书局于1959年7月，出版了主要由顾颉刚先生点校的《史记》。这部书出版的较为匆忙，原拟将张文虎的五卷《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附在全书之后，但因此书字数较多(49万字左右)，来不及印行，只好割爱，将没有任何校勘记的《史记》三家注本，于国庆十周年推出，以便兑现在给主席信中的承诺。张文虎的《札记》，1977年才得以印行，这已是在点校本《史记》出版18年之后了。
1959年12月，出版了陈乃乾先生点校的《三国志》；
1962年6月，出版了《汉书》；
1965年5月，出版了《后汉书》。
至此，毛泽东主席亲自布置安排整理的前四史，已全部出齐。接着，便是发生于1966年的十年浩劫。但因为这一工作是毛主席安排和同意的，所以，在文化出版方面，其他工作差不多都停止了，独有真正是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的“二十四史”，其整理工作，却因两个野心家的“抢彩”，而使这一工作奇迹般地绝处逢生。这两个野心家，一个是戚本禹，另一个就是文痞姚文元。
1967年5月，当时正“当红”的戚本禹，下令当时在中华书局掌权的“革命造反团”，要中华书局继续点校“二十四史”，并说，可以用“旧人”。虽然，由于当时运动正处于“高潮”，很多“旧人”已不能再来，但仍是搭起了点校班子，并且像模像样地干了起来。不过，此事随着戚本禹的倒台，也便只能昙花一现了。当时的整理工作，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我手头还保留一份当时印发的《关于〈二十四〉史校勘工作的若干规定(草案)》，其第一条说：“二十四史”是一套封建史书，是被颠倒了的历史。我们今天点校出版“二十四史”的目的，是提供批判资料，校勘工作必须为这个目的服务。工作中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有关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指示；反对颂古非今、复古主义、繁琐考证和为校勘而校勘，坚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要摆错位置，在校勘上花费过多精力，反而忽略了标点。其第二条说：用歪曲事实的手法来美化帝王将相，诬蔑人民群众，这是各史的普遍现象，但往往也留下一些破绽，不能自圆其说，这种破绽，通过校勘方法可以发现的，必须予以揭露。此外，有关阶级斗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重要问题的讹、脱、衍、倒，也要着重校正。对于毫无意义或意义不大的问题，例如皇帝的“封禅”、“巡幸”、“祥瑞”、“灾异”、“尊号”、“谥法”等等，可置之不理。
可以看出，时代的烙印相当明显。
戚本禹之后，第二个“抢彩”的是姚文元。据顾颉刚先生的女儿顾潮女士回忆说：1971年4月，北京召开出版会议，由于毛泽东对历史的偏爱，姚文元在会上提出了“廿四史”的标点工作，“文革”前只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种得标点出版，此时他以为应继续完成，以“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料”(姚文元致周恩来信，1971.4.2)。当日周恩来即在姚信上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究如何为好，请吴庆彤同志提出版会议一议。”他并说，此事要与顾先生商量。4月7日，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及国务院出版口、中华书局领导并学部军宣队领导来家中向父亲传达，“谓周总理派我主持标点‘二十四史’事，要我定计划，许之”。(顾颉刚是日日记语)吴庆彤率队去顾家，这在顾家是件头号大事，故顾潮的回忆当属第一手材料。顾潮的回忆见《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1997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在这里，不难看出，周恩来很巧妙地让姚文元抢了个“空彩”，同时，解放了一大批如顾颉刚这样的知识分子。顾颉刚先生受命之后，曾写了个《整理国史计划书》，在这个《计划书》中仍可看到姚文元的影子，这个《计划书》有这样一段话：“每成一史的整理……写成《出版说明》一篇，送请姚文元同志改定；其不可用的，即发还重作，再由姚文元同志修改……”这正是顾先生对姚文元写这封信的回应。大概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顺便提及，当时所谓的中华书局领导，实际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位领导，叫汝晓钟，那时商务与中华合并，故他也便成了中华书局的领导。其实，他对中华书局的业务并不懂，关于点校“二十四史”等来龙去脉，也是临时抱佛脚，请中华的老编辑赵守俨告诉他的。仍顺便提及，守俨同志自1958年起，自始至终参与了点校“二十四史”工作，尤其是70年代点校“二十四史”，他还任点校组副组长。但可惜，他去世得太早了，他没有看到蔡美彪先生发表于我局《书品》1997年第四期的文章，所以他一直强调，此事说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文字上的依据”。这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其实，最初这只是口头指示而已。话再说回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狠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际，如没有这样的指示，谁敢提出整理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二十四史”?
点校“二十四史”，如果从1958年算起，已是四十多年，但从结束其事的1978年算起，此事才结束二十多年，但关于此事的说法，却莫衷一是。尤其是1997年蔡美彪的文章(包括相关文件的复印件)发表以后，还有人作报告，写文章，说整理点校“二十四史”是毛泽东的指示，这种说法“缺乏切实的根据”，这就实在令人吃惊了。所以我不惮其繁，对此事的始末略作些说明。相信随着档案的公开，尤其是毛主席给吴晗的那封信，不少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三)古代史书的整理方法
我国大型史书的整理方法，主要是点校。点就是标点，古代又称句读；校则指校勘。这是对古代史书、也是对所有古籍最基本的整理方法。
句读，是读书的先决条件。所以，古代从儿童发蒙时就要练习，即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所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见《师说》)但古往今来，因句读而发生歧异的事却举不胜举。《吕氏春秋》的《察传》，就有这样一个例子：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看得出，这是鲁哀公读古文献发生了句读错误，以至把“夔一个就足够了”的原意，理解成了“夔有一只脚”，实在是失之毫厘，离题万里了。
察即考核，传即转相传授的历史记载，《吕氏春秋》专设《察传》一节，考察这些记载，正说明这些记载在流传中，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发生了歧异。吕不韦的原意是，通过这一考核，分辨分歧致误之由，以对历史上的记载，有一正确理解。这至少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这种歧异就已发生了，并且影响了对原意的理解。应当指出，这种情况，并不是绝无仅有。明代有一位显宦叫冯梦桢，他在其所著《快雪堂漫录》一书记有这样一件事：临安令有赵鼻涕者，以其罢软，故得此名。民有钱德明者，持状赴告，状称：钱德明年若干岁。赵怒，命行笞。民不服，曰：“汝欺我!不称今年若干岁，而称明年何也?”赵盖以“德”为民名，而“明”字属下文，闻之不觉捧腹。高心田说，今追记之。
虽情况略有不同，这位赵鼻涕真是可和鲁哀公遥相“比美”的。
近见一篇文章，考“西安化觉寺创建清真寺碑”的真伪，姑且不论此碑是真是伪，但它赖以立论的关键之句，却是一个错误标点，该碑这部分文字如下：西安化觉寺创建清真寺碑及隋开皇中，其教遂入于中华，流衍散漫于天下。至于我朝天宝，陛下因西域圣人之道有同于中国圣人之道，而立教本于正，遂命工部督工官罗天爵董理匠役，创建其寺，以处其众。
有人把“至于我朝天宝”，断成“至于我朝天宝陛下”，并大做文章，认为其称谓独特云云，其实，这不过是标点错误的妄说。如果仅仅是标点，你坚持你的点法也未尝不可，但由此再发议论，就绝对不能允许了。
这和《北史》卷八一《儒林传》所记徐遵明之事相类。《传》说：“遵明见郑玄《论语序》云，‘书以八寸策’，误作‘八十宗’，因曲为之说。”如果你不“曲为之说”也还罢了，但你硬要“曲为之说”，便是一钱不值的胡说了。不过，徐遵明并不是一位等闲之辈，今《十三经注疏》中的《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解诂，其疏者徐彦，清人王鸣盛即疑心他是徐遵明。学者阮元认为这一看法不为“无见”。很肯定了这一说法。
由于时代的变迁，语言的隔阂，加之各人学识的不同，在整理古书时，断错句(我们称之为破句)的地方常常发生。以《资治通鉴》为例，虽然参加点校的十二位专家，都是当时很有声望的著名学者，但吕叔湘先生在牛棚中，仍指出了该书一千多条标点方面的错误，这些错误，他共区分了三十种类型。(见《标点古书评议》一书，1988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今略举一二，以见一斑。
在《不当断而断之例》，《通鉴》2069页有这样一句：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
吕先生说：“‘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是说把老百姓人家的女儿作为自己的女儿嫁给那些酋长，不是先认义女，后遣嫁。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己女’后不应逗断。”
在《当属上而属下之例》中，《通鉴》288页有这样一句：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
吕先生说：“照此点法，似乎是为了见郦生而故意使女子洗足，恐怕没有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大概是正在倨床洗足，不为见郦生而整饬仪容。要是按这个理解来标点，‘床’字后逗号应移至‘足’字后。标点本《史记》卷九七《郦生传》正是如此。”
以上诸例足以说明，要想把古书的句读标点正确，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而作为编辑，要想指出这些错误标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说“不容易”，只是说此事有相当的难度，万万不可轻视它；同时，经过努力，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这里没有其他秘诀，惟一的办法就是多读古书，熟悉历代古汉语的特点，只要“熟”了，运用起来就会自如，能发现问题，也便顺理成章了。
另外，古书标点需要反复推敲，那些经不起推敲的句子，一定存在问题。例如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出版有孙猛先生校正的《郡斋读书志》，其卷十八《韩熙载文集》五卷的提要有这样一句话：右伪唐韩熙载字叔言……累迁兵部尚书。第宅华侈，妓乐四十余人，不知检束，时人比徐之才(即徐铉)。璟屡欲倚以为相，用是不果。后左授右庶子，分司，乃尽斥群妓，单车引道，留为秘书监，俄复位……(945页)这里的“分司”是什么?司即管，“分司”即“分管”，但分管什么?无论校正者孙猛，还是责任编辑，都没有提出问题，这不能不是疏忽，因为“分司”是半句话，并不完整，必须要查证。华东师大古籍所整理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把“分司”与“右庶子”合而为一，成了“后左授右庶子分司”(1385页)，这就更让人糊涂，因为南唐没有“右庶子分司”这么一个官职。考陆游《南唐书》卷十二《韩熙载传》：畜妓四十辈，纵其出，与客杂居，物议【2】然。熙载密语所亲曰：“吾为此以自污，避入相尔。老矣，不能为千古笑。”端坐托疾不朝。贬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载尽斥诸妓。后主喜。留为秘书监，俄复故官……
《郡斋读书志》的作者晁公武，与陆游同为南宋初年人，晁氏长于陆氏十几年。这就是说，即便晁氏的提要不本于陆氏的《南唐书》，但他们的资料来源显然也是相同的。因此，可以肯定，《郡斋读书志》的“分司”以后，脱去了“南都”二字，这里如果不补这两个字，也需要出一条校勘记，指出这里可能有脱文。
下面说“校”，校就是校勘。那么，什么是校勘呢?我想这个定界需要搞清楚，这是任何科学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我本人这样理解校勘：通过一书的不同版本(包括唐以前的写本、简册和唐以后的抄本、稿本等)和它书的有关记载，以及一书前后有关文字的核对，发现并尽可能地清除这部书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字讹误、衍脱、倒置、重文、错简及其它诸类问题，以恢复古籍的本来面目，以及指出有关记载的疑似问题，这就是校勘。(《中国历史文献学》76页)
顺便提及，从目前情况看，不少人把校勘错误地当成了校对，这是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首先，校勘，是古籍整理的一个带有学术性的工作，而校对，只是一个出版环节，它的任务是保证校样必须和原稿一致。二者虽都有“校”字，但内涵大不相同，这是必须要弄清的。近几年来，我惊奇地发现，不少人讲校对，概念并不清楚，他们所讲，在很多地方都与校勘是混同的，甚至把校勘当成了校对。更可悲的是，这些概念十分混乱的文章还得了奖。必须强调，“校勘”，只是，也仅仅只是“古籍整理”范畴的一项工作。看来，目前强调一下它的性质还是很有必要的。
晋代的葛洪在其所著《抱朴子》内篇卷十九《遐览》中说：“故谚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梁代的庾仲容，曾取周秦以来诸家杂记凡一百七家，摘其要语，为三十卷，名曰《子钞》，唐代的马总，以为此书“繁略失中”，于是复加增损，成了《意林》一书。今传本的《意林》卷四，亦有《抱朴子》中那句话，不过，“虚成虎”已成“帝成虎”了。而到了宋代真宗时修《太平御览》，“鱼成鲁”又成了“鲁成胄”了。六个字的谚语，几经传抄，就错了两个字。《吕氏春秋•察传》还记有一个故事：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战国时，己作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这所谓“读史”，显然读的是当时的史官记录，不会有太多次的传抄，而仍然有因形近而误的错误，古籍的流传便可想而知。汉成帝时，刘向校理中秘藏书，发现的以“赵”为“肖”，以“齐”为“立”等就是这类情况。前几年，有人大作文章，说传统认为出自《老子》的“大器晚成”，错了，当如竹简或帛书上所写“大器免成”，其实，“晚”与“免”和“赵”与“肖”是同一类情况，都是传抄时产生的差异，不足为怪。
所谓衍脱是两种相反的错误类型，衍是抄多了，把不是本文的文字掺杂了进来；脱则是抄漏，把本是本文的文字抄丢了。关于衍文，我总爱举《韩非子》卷十一《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的“郢书燕说”。这个故事说：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而误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悦，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
这“举烛”二字的误书，就是衍文。这种情况，古书多有。例如《金史》卷八八《纥石烈良弼传》，原有下面一段话：居位几二十年，以成太平之功，号贤相焉。大定十五年，图像衍庆宫，谥武定。
但是，《纥石烈良弼传》分明写着：“(大定)十八年，表乞致仕归田里……是岁，薨，年六十。”所以，在他死三年之前的“大定十五年”，决不会预先给他定一个谥号。考本书卷八七乃《纥石烈志宁传》，其中记云：“(大定)十二年，志宁有疾……是岁，薨……谥武定。十五年，图像衍庆宫。”足见，这是把卷八七《纥石烈志宁传》的传文，误记到了卷八八《纥石烈良弼传》的传文，应该予以删除。
相对来说，史书中的脱文，即抄漏的地方更为普遍。1988年，笔者在南京图书馆，用《己卯丛书》排印本《靖康稗史》，校藏于该馆的丁丙抄本《靖康稗史》，发现较长的脱文往往脱去文句的末一字，与误接正文的末一字或几个字相同。如：
(一)《开封府状》：道宗妃嫔一百四十三人名单中，“罗才人二十岁，名醉杨妃，即罗夫人”。之后，脱去“程才人十八岁，名云仙，即程夫人”凡十三字。误接的正文，与脱掉的文句末尾，都作“夫人”。
(二)《宋俘记》：昏德长女条，“玉盘入蒲鲁虎寨，天眷二年没入宫”。之后，脱去“三年十二月殁。金奴入达赍寨，天眷二年没入宫”凡十九字，两者末一句竟完全相同。
倒置就是把两个字或几个字的顺序写颠倒了。这种情况，我们在平时抄、写过程中很容易发生。碰到这情况，往往在两字之间画一 号，这个符号颇像甲乙丙丁的“乙”字。故校勘学上，称这种情况为“乙正”。如《金史》卷二《太祖纪》，有一条校勘记写道：斩统军实娄于阵 “实娄”原作“娄实”。按本书卷七一《斡鲁古勃堇传》，“与辽都统实娄战于咸州之西，败之，斩实娄于阵”。《辽史》卷二七《天祚纪》亦记天庆四年十二月“南军诸将实娄、特烈等往援咸州，并为女直人所败”。今据乙正。
关于重文，这里主要是指史实上的某些重复记载。如《金史》卷十一《章宗纪》，泰和三年(1203年)十月庚申，“尚书左丞完颜匡等进《世宗实录》”。但是，同书卷十《章宗纪》，明昌四年(1193年)八月辛亥，亦明记“国史院进《世宗实录》”。十年之间，不会再进“世宗实录”。一般认为，这次所进，应是章宗的父亲《显宗实录》。需要指出，史实只有一个是真实的，重复的记载，其中必有一个是错误的。
关于错简的问题，我们只是借用了这个名词，专指把文章抄错乱，或张冠李戴的情况。例如《大金国志》卷四十《许奉使行程录》，有如下一段文字：
第二十七程，自沈州七十里至兴州。
契丹阿保机破勃海国，建为东京路。自此所至，屋宇虽皆茅茨，然居民稍盛，食物充足。离兴州五十里至银州，中顿，又四十里，至咸州。
第二十八程，自兴州九十里至咸州。
不难看出，第二十七程末“离兴州五十里至银州，中顿，又四十里，至咸州”共十八个字，应该是第二十八程“自兴州九十里至咸州”的进一步说明。是第二十八程的开头部分，这里却错抄在了第二十七程之末。
类似以上这些错讹，都要通过校勘来解决。从《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整理情况看，大体采用两种不同类型的校勘，一种是采用底本的校勘，一种是不采用底本的校勘。
采用底本的校勘，是一种较为普遍使用的校勘类型。顾名思义，所谓采用底本的校勘，就是在一书诸多版本之中，选择一种较好的版本，作为该书的底本。那么什么样的版本才算较好的本子，或者说是善本呢?采用底本进行校勘又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说善本，清末张之洞在《【3】轩语》总二○《读书宜求善本》中说：
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阙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精校、精注)；三旧本(旧刻旧抄)。
张之洞的这一说法，基本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所以，1985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亦说：版本目录学上关于“善本”的含义，向来是指精加校雠，误字较少的版本或稀见旧刻，名家抄校及前贤手稿之类。(见该书《前言》)
看得出，这与张之洞的说法基本上没有出入。总结以上说法，我们大体可以这样说：①有校勘价值的善本不一定是旧本，但一定是足本。②有文物价值的善本，一定是旧本，但不一定是足本，也不一定有校勘价值。③一般来说，不少善本，大都既有校勘价值，又有文物价值。
我们整理古籍选择底本，强调的主要是第一点，尤其是“足本”这一因素，更需十分注意。因为东西虽好，不成完璧，终是最大的遗憾。如宋本《册府元龟》，好虽好，但只剩了几百卷，而明刻此书，却有一千卷之巨，完整无缺，哪个更实用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为什么要选善本作底本呢?底本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我们所讲的底本，是古籍整理概念上的底本，与以往所说的底本概念有所不同。据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称，在宋代，“凡公家文书之槀，中书谓之‘草’，枢密院谓之‘底’，三司谓之‘检’”。清人段玉裁在《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中亦称：“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这里说的底本，是指贾逵、孔安国、陆德明、杜预、郑玄等所注诸经之原本，也与我们说的底本不同。
我们所说的底本，是指新古籍整理本的蓝本，也就是说新的古籍整理本的文字，基本上就应是选定的底本的文字。所以，校勘时诸本之间不能“择善而从”，而必须保持底本的基本面貌。它本文字优长之处，可用异文校记予以表示。只有在底本文字不能读通的情况下，才可据它本文字予以校改。南宋方崧卿的《韩集举正》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法。朱熹批评他说，其校勘“尤尊馆阁本，虽有谬误，往往曲从，它本虽善，亦弃不录。”(《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一)这“尤尊馆阁本”，正道出了方氏校勘《韩集》是以馆阁本为底本的，底本在校勘中，处于“独尊”的地位，因此，底本需要慎重选择。整理“二十四史”，大部分即采用的这种类型。讲到这里，底本为什么要选善本，就容易理解了。
不采用底本的校勘，则与上述正相反，它虽也用一个本子作为工作用本，但这个本子没有“独尊”的地位，校勘时，诸本之间可以“择善而从”，而且版本之间的采摭，一般不写校勘记。这样，新整理本的文字，就是由该书各个版本的文字拼凑起来的，它既不是甲本，也不是乙本，而是一个兼备各本之长的新本子。上面提到的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其校勘就是这种类型。他说：“故今辄因其书(指方崧卿《韩集举正》)，更为校定，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它书之可证验者决之。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基本上道出了不采用底本的校勘特点。这次整理“二十四史”中的《南史》、《北史》、《隋书》等，都是采用的这种类型。南、北史的《出版说明》说：我们这次点校，《南史》和《北史》都是采用百衲本 (即商务印书馆影印元大德本)为工作本。《南史》以汲古阁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金陵书局本作为参校。《北史》以南监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北监本、汲古阁本作为参校，又查对了北京图书馆所藏宋本残卷。版本异同，一般择善而从，不作校记；但遇有一本独是或可能引起误解的地方，则仍写校记说明。
《隋书》的《出版说明》写道：
《隋书》最早的本子是宋天圣二年刻本，已经失传。我们这次校勘，用的本子有以下九种：一、宋刻递修本，现存六十五卷，校记中简称“宋小字本”。二、另一种宋本，只存五卷，简称“宋中字本”。三、元大德饶州路刻本，简称“元十行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即据此影印)。四、元至顺瑞州路刻明修本，简称“元九行本”。五、明南京国子监本。六、明北京国子监本。七、明汲古阁本。八、清武英殿本。九、清淮南书局本。在以上九种之中，主要是用宋小字本和两种元刻本互校，并参校其他刻本，择善而从。版本校勘，一般不出校记。
这两个《出版说明》，前者是武汉大学历史系陈仲安先生所写，后者则为我的老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阴法鲁先生所写。这两个《出版说明》都指明：版本间的校勘，择善而从，并且不出校勘记。这正是不采用底本校勘的特点，同时，这也是它的缺点，这样不留痕迹的改来改去，连整理者自己恐怕都说不清楚，究竟何处据何本而改，这是不可取的。
一般说，在能够找到一个好的版本之情况下，大都先选定底本，再进行校勘，即采用有底本类型的校勘。如果情况正相反，比如，好的刻本残缺严重，其他版本，又难以找出一个较好的“善本”，而是各有所长，在这种情况下，大都采取不要底本的校勘。为了区别于底本，我们称不采用底本校勘而在工作时使用的本子，为“工作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暂假本”，即暂时借用的本子。
校勘类型确定之后，下一步工作就是确定主校本和参校年。所谓主校本，顾名思义，即以它为主的校本，这种本子也叫通校本，即全书从头到尾都要核校一遍。参校本则不同，它只是用来在疑似之处加以参考，不必通书都校。要确定主校本和参校本，就要弄清版本间的递嬗关系，或者说，弄清版本的源流系统，找出每个系统的祖本，即最早或较早的刻本。根据“书三写，鲁成鱼，虚成虎”的规律，一书刊刻的次数越少，其讹误，相对于以后的刻本来说，就会越少。因此，用祖本主校，其他参校就可以了。之所以用祖本以外的本子参校，是考虑到，不少刻本，在刊刻时，确实也改正了以前刻本的若干错误，因此，不能完全弃而不顾。
(四)校勘方法和校勘成果的表述
关于校勘方法，1911年，叶德辉在其所著《藏书十约》中，首次提到了死校活校的概念。他说：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本。顾千里广圻、黄荛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缺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书是也。斯二者，非国朝校勘家刻书之秘法，实两汉经师解经之家法。郑康成注《周礼》，取故书杜子春诸本，录其字而不改其文，此死校也；刘向校录中书，多所更定，许慎撰《五经异义》，自为折衷，此活校也。
这种区分虽稍嫌粗略，但大体还是不错的。
1925年，在故宫发现了元刻《元典章》，1930年，陈垣先生和他的弟子们以此本对校沈家本刻本，又参校了其他诸本，得讹误、衍脱、倒置等一万二千多条，陈垣老先写成了《元典章校补》六卷，补阙文三卷，改订表格一卷；1931年，陈垣老又从一万二千多条中，选取了一千多条，写成了有名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更名为《校勘学释例》。在这部书中，陈垣老提出了有巨大影响的“校勘四法”，胡适认为，这“是中国校勘学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见《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这四法就是大家熟悉的：一对校法，二本校法，三他校法，四理校法。陈垣先生具体解释说：
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这与叶德辉所谓的“死校法”无异，是进行诸本校勘的基础性工作。不论进行哪一种类型的校勘，这一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
二为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吴缜之《新唐书纠谬》，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在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从实际情况看，吴缜的《纠谬》写于欧阳修《新唐书》问世不久，所以，吴氏所纠，大都是欧阳修自己在修史过程中所留下的错误，如：《新唐书》卷九十四《刘兰传》：(贞观)十一年，为夏州都督长史。时突厥携贰，郁射设阿史那摸末率属帐居河南，兰纵反间离之，颉利果疑。摸末惧，来降，颉利急追，兰逆拒，却其众。(3836页)
《新唐书》卷二《太宗纪》：(贞观)四年“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颉利可汗以献。”(31页)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上《突厥传》上：(贞观)四年正月，靖进屯恶阳岭，夜袭颉利……尽获其众，颉利得千里马，独奔沙钵罗，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禽之……
颉利至京师，告俘太庙，帝御顺天楼，陈仗卫，士民纵观，吏执可汗至，帝曰：“而罪有五……顾渭上盟未之忘，故不穷责也。”乃悉还其家属，馆于太仆，廪食之……颉利不室处，常设穹庐廷中，久郁郁不自憀，与家人悲歌相泣下，状貌羸省……
八年，颉利死，赠归义王，谥曰荒，诏国人葬之，从其礼，火尸，起冢灞东。(6035—6036页)吴缜指出：今按《太宗纪》，贞观四年三月，李靖俘突厥颉利可汗以献。又《突厥传》，贞观八年，颉利死于京师矣。今《刘兰》乃谓贞观十一年颉利尚存于本国，且又考《突厥》本传，亦无摸末来降而颉利急追、刘兰拒却之事，此可验其事皆虚也。(《新唐书纠谬•刘兰却颉利》条)可以看出，《新唐书》记载上的错误，不大可能是手民之误，的确是欧阳修在修史时，材料所考未详，前后照应不够所致。不过，这些错误不能全部归罪于欧阳修，事实上，《新唐书》之列传乃宋祁所撰，欧阳修只负责纪、志、表的修撰。按照宋朝的旧例，“修书止著官高者一人名衔，欧公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于此书用力久且深，何可没也?’遂于纪、传各著之。”(见《直斋书录解题》)也有另一种说法，“欧公殆不满于宋，名衔之著，固恶夫争名，抑亦以自表异耶”?(同上)看来此误，实是宋祁所为。
三为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
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丁国钧之《晋书校文》、岑刻之《旧唐书校勘记》，皆此法也。
这是广泛运用的一种校勘方法，也最能体现校勘者的学术水平。刘宋时，裴松之注《三国志》就曾采用过这种方法，他说：“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上〈三国志〉注表》。见点校本《三国志》1471页)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其方法是基本一样的。可见此法用之甚早。的确如陈垣老所说：“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如《金史•地理志》关于北京地方行政建治记载的疏漏，就是靠他校发现的。金从海陵王完颜亮起，把都城从上京迁到了今北京，号称中都，而地方建治则称府，即大兴府。《金史•地理志》记载说：大兴府，上。晋幽州，辽会同元年升为南京，府曰幽都，仍号庐龙军，开泰元年更为永安析津府。天会七年析河北为东、西路时属河北东路，贞元元年更今名，户二十二万五千五百九十二。(573页)
据《金史》卷五《海陵纪》记载：①海陵王于皇统九年(1149年)弑熙宗而自立。改这一年为天德元年。(93页)②天德三年(1151年)四月丙午，诏迁都燕京。开始营建宫室。③贞元元年(1153年)二月庚申，上自中京如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100页)但该书卷七《世宗纪》，大定十三年三月，金世宗有段话却值得注意。他说：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浸忘旧风……(158页)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自海陵迁都永安”一句，可见在大兴之前，必有永安一名。考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三最末一条为《永安钱》，其文云：海陵天德初，卜宅于燕，建号中都，易析津府为大兴。始营造时，得古钱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议以为瑞，乃取长安例，地名永安。改东平中都县曰汶阳，河南永安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长宁。然亦不知“永安一千”何代所用钱也。(中华书局点校本69页)考察一下《金史•地理志》，就可知道，元好问所记虽为“小说者流”，但却十分可靠：①山东西路东平府，县六。其中有汶上，注云：“本名中都，贞元元年更为汶阳，泰和八年更今名。”(614页)②南京路河南府，县九，其中有芝田，注云：“宋名永安，贞元元年更。”(593页)这样，我们便可知道，由于永安钱之瑞，海陵贞元元年正式迁都时，已将中都的地方区划，更名为永安府。因此，应该说，“贞元元年改曰永安府，二年更今名”。而《地理志》称贞元元年改今名，即大兴府，则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只能指出，不能更改原文，因为原文本来就是错的。所以，除了用他校法，用其他校法就很难发现问题了。这是他校法的最独特之处，也是比较费力气的一种校法。
四曰理校法。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
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
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陈垣老说：“若《元典章》之理校法，只敢用之于最显然易见之错误而已，非有确证，不敢借口理校而凭臆见也。”陈垣老尚且如此，对于我们，只可用于刻本常见的“日曰”、“入八”之类。其他，我们必须遵守陈垣老的告诫，“非有确证，不敢借口理校而凭臆见也”。
这里我举一个“卤莽灭裂”的例子。
1988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点校本《宋东京考》，收入了《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其卷十一《楼》的第一条即“望京楼”。该条全文如下：望京楼，即汴城西门楼也。楼旧无名，唐令狐绹登楼诗有“因上此楼望京国”，便名楼作望京楼。(195页)整理者在末句后加了这样一条校勘记：便名楼作望京楼 此句下原有“句因名”三字，于文义不通，系为衍文，今删。(209页)我们从这条校勘记中不难发现，整理者删去原文三个字，没有任何根据，只是主观地认为它“于文义不通”。其实，在删之前，我们至少应看一下令狐绹的原诗，究竟是怎样写的。实际上，令狐绹这首诗并不难查，它就收在《全唐诗》卷五六三，名《登望京楼赋》，全诗四句：
夷门一镇五经秋，
未得朝天不免愁。
因上此楼望京国，
便名楼作望京楼。
这就非常清楚，因为整理者未查原诗，竟把两句诗句误成了一句，因而做出了错误判断。看了令狐绚的诗，我们便知道，这里根本没有衍文，它的标点应该如下：楼旧无名，唐令狐绹登楼诗有“因上此楼望京国，便名楼作望京楼”句，因名。
程千帆先生在其所著《校雠广义》中，把这类错误归入了第九“因不审文义而删”类，这里关键就是“不审”，用陈垣老的话说，就是“卤莽灭裂”。
下面谈谈校勘成果的表述。
校勘成果，主要采用校勘记的形式表述。
常见的校勘记，大体有三种类型，这就是，一、存异类，二、存疑类，三、据改类(包括删、补)。这三种类型的校勘记，除了存异类，一条完整的校勘记，必须包括下列三部分内容：①出校文字(不加标点列出)。②说明原文某作某(或原文某，某本作某；或疑某字误)。③申述存疑或改动的理由。
由于“存异类”只指出版本间的异同，不作改动，故只有前面两部分就够了。如《金史》卷五《海陵纪》，有这样一段话：正隆五年十二月“戊辰，禁朝官饮酒，犯者死，三国人使燕饮者非”。这里有条校勘记说：三国人使燕饮者非 “非”殿本作“罪”。(120页)这里“三国人使燕饮者非”就是出校文字，这是第一部分。“非”，殿本作“罪”，则列出了底本与殿本的异同。这是第二部分。所谓“三国人使”，即指宋、西夏、高丽的使臣。由于他们是使臣，故不一定治罪，仅指出不对就是了，但“罪”字毕竟有参考价值，故列出了两个版本间的异同，供研究者参考。
这类校勘记，有时也有整理者对这种异同的看法。如《金史》卷二十《天文志》：海陵天德二年“九月乙亥，太白昼见，至明年正月辛卯后不见。”这里有校勘记：至明年正月辛卯后不见 按《永乐大典》卷七八五六引作“伏不见”，文义为优。(436页)
这里“至明年正月辛卯后不见”，即第一部分出校文字，又指出，《永乐大典》引此句，“后不见”作“伏不见”。因隐、伏是天文志的术语，故语意见长。但又因为“后不见”亦通，故只作存异，列出异同。
需要强调，这种存异类校勘记，只能，也仅仅只能存在于采用底本进行校勘的类型之中，那些不采用底本进行校勘的，因诸本之间“择善而从”，且不出校勘记，故不应存在这样的校勘记。这在审稿时是应该特别注意的。
存疑类校勘记，一般说必须包括上述三部分。
如《金史》卷八八《完颜守道传》；完颜守道于大定“二十六年，恳求致仕，优诏许之，特赐宴于庆春殿。”校勘记云：特赐宴于庆春殿 按庆春殿在汴京之“太后苑”，见本书卷二五《地理志》南京路注。非此时所能赐宴之地。金世宗常在庆和殿宴群臣，纪传多所记载，疑此当作“庆和殿”。(1971年)这“特赐宴于庆春殿”即第一部分出校文字，第二部分则申述庆春殿在汴京，而金人只是在宣宗贞祐年间，为了躲避蒙古兵的骚扰，才把京城从中都迁到了汴京，故世宗时，不可能在汴京赐燕群臣。这是第二部分，申述怀疑的理由。由于金世宗常在庆和殿宴群臣，而“庆春”“庆和”只一字之差，故疑心是“庆和殿”。但因没有版本根据，只好存疑，这是第三部分。
也有些存疑的校勘记，由于显而易见，便舍去了理由的申述。但构成校勘记的三个部分，仍基本存在。如《金史》卷一《世纪》，有这么一句话：(劾者)“乃援创刺杀胡鲁、邈孙所乘马。”校勘记云：乃援创刺杀胡鲁邈孙所乘马“创”字误。疑当是“枪”或“剑”字。(18页)
这里疑当是“枪”或“剑”字，未申述理由，因为理由比较浅显。从校勘角度说，从音近考虑，疑当作“枪”；从形近考虑，又疑当作“剑”。因为这尽人皆知，故作了省略。
至于据改类校勘记，无论繁简、长短，校勘记的三部分必须具全，缺一不可。如《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有两条校勘记，都非常简单，但校勘记三个组成部分则一个不缺。这两条校勘记如下：①馀官之兄弟子孙 “子”原作“曾”，据殿本改。(1153页)②《史记》用裴骃注 “裴”原作“崔”，据殿本改。(同上)
这里出校文字、原文某作某、据何而改，都十分清楚。这两条校勘记之所以简单，关键就在于这种改动有版本依据，故不必作更多的征引，这也说明，版本校，在校勘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校勘时，如果没有版本根据的改动，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如《金史》卷六《世宗纪》，大定二年四月“己丑，以左丞相晏为太尉”。这里有校勘记如下：以左丞相晏为太尉 “左”原作“右”。按上文大定元年十月壬戌，“以前临潢尹晏为左丞相”。以下晏两见，皆是“左丞相”，今据改。(151页)这“以下两见”，特别是本卷大定二年七月“庚申，太尉、尚书左丞相晏致仕”一条最为重要。大定元年十月庚子朔，壬戌是二十三日；大定二年七月丙申朔，庚申是二十五日。从大定元年的十月二十三日任命完颜晏为左丞相，到次年七月二十五日致仕，总共只有八个多月的时间，如其人没有什么大过错，不可能降他为“右丞相”，况且其人致仕时，官衔仍是“左丞相”，更证明这里“右丞相”的“右”是“左”字之误。这条勘记用征引上下文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省文”，故征引了上文以后，只说“以下晏两见”，也便可以了。
如果不怕繁琐的话，下面三条都可以征引：
甲，卷七三《完颜晏传》：“上既即位，遣使召晏……晏遂率宗室数人入见，即拜左丞相。”(1673页)
乙，卷八八《完颜守道传》：“内族晏以恩旧拜左丞相……恐晏非其材。”(1956页)
丙，卷五九《宗室表》：“晏，本名斡论，太尉、左丞相。”(1363页)
皆无“右丞相”一说，故可断定此处“右”字必“左”之误。因为没有版本根据，改动的理由必须论证清楚，否则决不能改定，这是校书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
还有一些较复杂的考证问题，由于点校“二十四史”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便只好割爱，顾不得了。如《金史》卷一二六《文艺下》的《李纯甫传》：李纯甫字之纯……擢承安二年经义进士……正大末，坐取人逾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汴，年四十七。(2734—2735页)
承安二年是1197年，正大共八年，正大末即正大八年，为 1231年，由此上推四十七年，李纯甫当生于1185年，即世宗大定二十五年。但由1185年再推到承安二年，即1197年，李纯甫只有十三岁，应童子科可以，擢进士第绝无可能。看来，这里必有误记的地方。
考①《归潜志》卷一“李翰林纯甫”条：“逾冠，擢高第，名声烨然。”同书卷五“冯内翰璧”条：“与李屏山、王从之同年第。”按李屏山即李纯甫的号。
考②《金史》卷一一○《冯璧传》，其人确为“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同书卷一二六《王若虚(从之)传》，亦云“擢承安二年经义进士”。
考③《中州集》丁集第四《屏山先生纯甫传》，亦称其“承安年进士”。
以上所考，足证李纯甫为承安二年进士没有错。又因《归潜志》的作者刘祁是李纯甫的好友，李纯甫享年四十七也是不会错的，看来最关键的错误就在于他死在哪一年。
考④金代名医张子和的《儒门事亲》，其叙李纯甫病症时说：元光春，京师翰林应奉李屏山得瘟疫症，头痛，身热，口干，小便赤涩……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元光春”，因为李纯甫得病不久，由于医生的误用药，很快就死了，所以张子和把这一病例记了下来。元光只有二年，并且是在兴定六年八月，“以彗星见，改元大赦”的，这就是说，“元光春”，只能是元光二年春，这一年是1223年，由此上推四十七年，他当生于1177年，即大定十七年。由大定十七年反推到承安二年(1197年)，李纯甫正好二十一岁，与《归潜志》所说“逾冠，擢高第”正相吻合。可见传文中的“正大末”当是“元光春”之误。
致误的原因也比较清楚，元光二年十二月，宣宗去世，哀宗即位之后，于“明年(即元光三年)正月”改元“正大”。看来史官本来是要写“元光末”，却因“元光”与“正大”的替改关系，误写了。这一错误本来应该指出，但这样的考证，在当时是不允许的。
校勘的目的是求真，希望通过校勘，扫除古籍在流传中所产生的一些讹误，恢复其本来面貌。对作者本来搞错的东西，也应予以指出，以免以讹传讹。所以，校勘的“改”是有条件的，它必须以是古籍之“真”为前提，因此，任何改动，都必须谨慎小心行事，万万不可卤莽灭裂。
对于牵涉全局太大的问题，一般只指出其问题，不作改动。例如《辽史》，辽道宗有一个年号叫寿昌，但《辽史•道宗纪》却都作“寿隆”。陈述先生在这里有校勘记说：钱大昕《养新录》八称，《东北诸蕃纪要》、《北辽通书》、《历代纪年》、《东都事略》、《通考》以及各种石刻均作“寿昌”，辽人谨于避讳，道宗断无取圣宗名(按即耶律隆绪)纪元之理。钱说是，“隆”当作“昌”。寿昌，全史只《闰考》一见，今一律未改。(315页)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这对维护古籍的本来面貌是十分重要的。同时，这类问题，尚需继续研究，何以在《辽史》之中，“寿昌”大都作“寿隆”?
校勘记一般都放在卷末。也有一种随文校记，即哪错了就在哪里用小注的形式写校勘记。这种校勘的优点是：①省去了出校文字。②有直观性。但必须采用点校《汉书》时使用的规则，方括弧〔 〕表示增补，圆括弧( )表示删削。这样可以把所校改的地方清楚、直观地表示出来。笔者整理辽、金史《纪事本末》和《归潜志》时就采用了这一方法。如《归潜志》卷四：王元(郎) 〔节〕(《金史》卷一二六《文艺传》作“节”，与黄丕烈、施国祁及明抄本何煌校同，今据改)字子元，宏州人……(中华书局点校本31页)
再如卷五：马天(来)〔采〕(聚珍本作“采”，按其字元章，作“采”是，今据改)。(同上书46页)不难看出，这种形式的校勘记，显然有割裂原文之嫌，是其不足。
顺便提及，方括弧表示增补，圆括弧表示删的做法的确不错，但在引用这些文字时，不用这样啰嗦，直写方括弧中的文字就行了，这也是需要说明的。
(五)结束语
最后，我还想讲几句题外话，作为结束语。
要当一名合格或高水平的编辑，没有别的秘诀，如果要有的话，秘诀只有一个字——勤。仅对书稿而言，你必须勤于核查，尤其要核查那些引文，如果你不嫌麻烦，肯于这样做，起码，你可以作一名合格的编辑。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本书，开篇引了一句话，这句话说：孔子身后，弟子在其所居堂室“庙藏孔子衣冠、琴、诗、书”。
这“庙藏孔子衣冠、琴、诗、书”注明，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出于职业习惯，我翻了《史记•孔子世家》，却发现，这么短(只有九个字)的引文，居然错了一个字，原来，《史记》不作“诗书”，而作“车书”。我举这个例子旨在说明，对待任何书稿，我们都不应掉以轻心，只有勤于检核，才能发现问题。
除了勤之外，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和识别能力，有两部书应该作为我们每位编辑的案头书，这两部书，一部可以经常翻阅、浏览，作为工具书使用，另一部可以反复精读。这两部书就是：一为《四库全书总目》，一为《书目答问》，尤其是范希曾的补正本，更应该人手一册。
《四库总目》因为每种书都有提要，对我们了解这些书的来龙去脉甚有好处。全书二百卷，共著录了收入《四库全书》的古籍3461种，79309卷；存目古籍6793种，93551卷，基本上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的重要古籍。由于此书部头较大，可以手置一部，经常翻阅，必有所获。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则是一部部头较小的书，共五卷，每卷一部，即在经、史、子、集之外，另设了丛书部。此书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在缪荃孙协助下所撰，共收书2200种左右，这些书都是经过张之洞精加选择的。其中十分之三四的书，为乾隆以后新出现的书，另十分之七八，《四库》虽有其书，但多是乾隆以后的新校、新注本。可以说，《书目答问》所收书，大都是乾隆之后的新书，是对《四库全书》的补充。
张之洞强调：“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所以，张之洞规定：
①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不录；
②古书为今书所包括者，不录；
③注释浅陋者、妄人删改者、编刻讹谬者，不录；
④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行者，不录；
⑤旧椠旧钞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
(见《书目答问•略例》)
而其著录原则是：
①多传本者，举其善本；
②未见精本者，举通行本；
③未见近刻者，举今日见存明本。
(同上)
这就是说，凡所著录，皆为善本和通行易得之书。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初刊于光绪二年(1876年)，作为一本指导门径的书，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27年7月 16日，鲁迅先生在广州知用中学讲演，其中就说：
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读书杂谈》，见《而已集》)
足见对这部书的评价不低。这《书目答问》中，确实有很多指导门径的话，如他在《璜川吴氏仿宋本四书集注》二十六卷，附考四卷下，即指出：“不知古注者，不得为经学。”(中华书局影印本14页)足见要想读懂“十三经”，必须得从读古注入手。这是画龙点睛的经验之谈。
正是由于人们对《书目答问》一书十分重视，故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它的不足也就越来越关注。诚如当时的著名学者柳诒徵先生所说：“其书断自乙亥(按即光绪元年，1875年)，阅五十余年，宏编新著，影刻、丛钞、晚出珍本，概未获载。故在光绪初足为学人之津逮者，至晚近则病其漏矣。”(《书目答问补正•序》)同时，《书目答问》本身，确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错误，都有待后人加以订正和完善。范希曾为《书目答问》作补正，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当时，刚刚二十七八岁的范希曾，正在江南图书馆供职，他充分利用了该图书馆丰富藏书的有利条件，对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进行了补正。范希曾共补书约一千多种，对光绪元年之后，新出现的古籍整理新本和研究新著进行了著录，其中，如著名学者章炳麟、梁启超、刘师培、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著作，大都补入了《书目答问》之中。范希曾对新出土的文献十分重视，他在经部“小学类”《筠清馆金文》 (吴荣光自刻本)一书之下说：殷商文字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始发现河南安阳殷故墟中，皆刻龟甲兽骨之上，亦号龟甲文，为汉以下人所未睹，可藉以正史书之违失，明小学之源流。学者治此，覃及异域，而罗、王所著为特精。今取其书，涉小学者补列于是；涉史事者，别入史部金石类。(同上书56页)他在经部“小学类”的《仓颉篇》三卷下，补充著录了该书汉简本。
他说：《仓颉篇》，秦李斯作。原书久佚。光绪末，匈牙利人斯坦因于敦煌汉长城故址得汉人所书木简中，有《仓颉篇》、《急就篇》残简数件，今藏英国博物馆。(同上书60页)这些补充，都极有代表性，可以说，范希曾已把光绪以后五十年的学术水平，反映到了这本书目之中。顺便提及，受雇于英国的匈牙利人斯坦因先后于1901、1906、1013年三次进入我国西北地区。他第二次所获有名的敦煌汉简704枚。1913年，法国学者沙畹出版了他的研究著作《斯坦因东土耳其斯坦沙漠发现的汉文文书》，我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就是向沙畹索取了该书，重新考释，写出名著《流沙坠简》的。
张之洞原书在体例上，本来就有一个先天不足，他把当时健在人的著作，只“录其书”，而“阙其名”，皆以“今人”代之。如“经部”：考工轮舆私笺二卷 郑珍 附图一卷今人同治戊辰莫氏刻本(同上书26页)
“今人”是谁，我们不知道，范希曾则补说：“附图，珍子郑知同撰。”
再如“经部”：声律通考 卷 今人 广州刻本(同上书33页)
范补充说：“此书十卷，番禺陈澧撰 广州局刻《东塾遗书》中。”如果没有范希曾的补充，我们便仅知道个书名和一个非常“粗略”的“广州刻本”，看来张之洞当年就没有看到过此书，故连该书的卷数都不知道。如没有范希曾的补正，张氏原著录，其价值便几乎等于零，因为既没作者，又没卷数，连《东塾遗书》都未说，根本无法利用。
对有些书的评价，范希曾也要言不繁，一语中的。如清刘台拱的《论语骈枝》一卷，范希曾即说：所说不多，而条条精确。(同上书39页)
看来此书非常值得一读。
此书穷三年之力，于1930年大体完成，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完善，1931年作者便英年早逝了。蒙文通先生曾对此书经部作过修订，其中所加“蒙按”，就是蒙文通先生所为。
虽然如此，《书目答问补正》是《书目答问》问世之后，最有价值的增补本，它使从光绪元年以后，迄1927年，五十多年的宏篇新制，都得到了著录，从指导门径这一角度说，此书起了巨大的作用。
前辈学人都很重视《书目答问补正》这部书。
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著名学者余嘉锡先生在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开目录学一课，其基本教材就是《书目答问补正》。他对他的学生来新夏读这部书提出了三条要求：
一是讲了三国时董遇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故事，要我继续读《书目答问补正》，特别注意字里行间。
二是要再读一些与《书目答问》有关的书。
三是要我利用假期为《书目答问》编三套索引，即人名索引、书名索引和姓名略人物著作索引。（《古典目录学•代序——我与〈书目答问〉》）
来新夏先生现已是知名学者，无论在目录学还是在方志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其在近代史，尤其是北洋军阀史方面的成就姑勿论)。近几年来，他在随笔写作方面，针砭时弊，成绩尤其突出。
来先生在80年代曾说：
四十多年读了一些书。如果有人问我何书最熟?答曰：《书目答问补正》；如果有人问我有何经验?答曰：《补正》当是治学起点。(同上)
这是从自己一生治学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决不是无根之谈。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魏建功、翦伯赞等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创办了古典文献专业。这个专业亦设有目录学课。而且，课本也是范希曾这本《书目答问补正》，特请当时北大图书馆学系著名教授王重民先生亲自为学生讲课。
不错，翻开《书目答问补正》，不过是一连串的书名而已，一时真不知读这些有什么用。但到了工作实践中，最有用的就是这部书。那时我们不少人参加了“廿四史”点校工作。在工作中，我们正是凭借《书目答问补正》一书，顺利开出了一系列参考书和必用书，大得当时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诸先辈们的好评，也盛赞古典文献专业开设目录学，而且专讲《书目答问补正》一书的远见。这部书，在工作中形同我们的拐杖和开门钥匙。因此，我大胆向诸位推荐这部书，精读它。
当然，《书目答问补正》到现在已有七十多年了，七十多年来，尤其是近些年来秦简、汉简的大量出土，《补正》都无法涉及。就是说，我们在读这部书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近七十年来的宏篇新制。这样，我们不仅可以作一名合格编辑，而且，也可作一名学识有素的专家。专家型编辑，是当时中华书局领导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虽然很惭愧没有达到这一要求，但这一要求对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确实是个很大的促进。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不希望大家走过去的老路，但如何提高业务水平，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实践证明，业务水平的提高，决不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慢工夫。过去，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先生说，一个大学毕业生，需要十年的工夫才能入门。这话也许有点保守，但他提倡的精神和学风是绝对不会错的。望诸位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进。
文章转自“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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