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个人经历对历史学家选择研究课题的影响，也许会比对数学家或物理学家的影响更大。但想当然地以为个人经历会主导历史作品的研究过程和方法，则是错误的。有时，慷慨的资助会引导一位研究者进入某一特殊领域。在其他时候，虽说不那么经常，研究成果却会造反并迫使学者选取一个新的方向。与此同时，所有起初使学者注意到他所专注的中心问题的东西，会不断地吸引着学者的注意力。当然，所有知识分子的努力也都有其他因素在促成。
除了所有上述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事实是，像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历史学家在成为一位研究者之前，都充分地积累了各个方面的集体记忆。我们每一个人都吸收了由过去的意识形态斗争所塑造的多种多样的叙事。历史课、公民班、教育体系、民族假日、纪念日和周年纪念日、国家仪式——各种领域的记忆汇聚成一种表征过去的想象的世界，它完全生成在一个人获得批判性地思考这个想象世界的能力之前。在这种状态下，历史学家走上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步，开始理解时间的展开时，这个巨大的文化建构的“真实”世界在学者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他的思想必然要经历它。这样说来，历史学家不仅是个人经历，而且也是逐步灌输的记忆之心理和文化的产物。
当笔者还是一个上幼儿园的年幼孩子时，在献殿节（Hanukkah festivities）上跺着脚，满怀激情地吟唱“我们伴着火与光来到这里/要驱除黑暗！”之时，“我们”和“他们”那最初的形象开始在他心中形成。我们，犹太马加比家族（Maccabees），变得与光明相联结；他们，希腊人和他们的仿效者则变得与黑暗为伍。后来，在小学阶段，《圣经》课程告诉他，《圣经》中的英雄们征服了神已许诺给他们的土地。因为来自无神论的生活背景，他曾怀疑那份许诺，不过他却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证明了约书亚（Jushua）的勇士们的正当性，他把他们视作祖先。（对他这一代而言，历史是直接沿着从《圣经》到民族复兴这一道路的发展，这与从流亡到大屠杀的后来岁月中所制造的断裂不同，）余下的事情为世人所知——作为古代犹太人的一名后裔的感觉不仅是一种确定的事实，而且成为他自我认同的核心成分。在大学研究历史和成为一位职业历史学家都不能消除掉那些定型了的历史“记忆”。尽管历史地看，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兴起于大众义务教育之前，但只有通过大众义务教育这一套体系，民族国家才能巩固其地位。文化上建构的记忆牢牢地固守在国家教育的上层之中，其核心就是民族史学。
在现代，为了构建一个同质的集体，除了其他事情之外，必要的是提供一个漫长的叙事，它要使人联想到目前共同体所有成员之长辈和祖先之间在时空中存在着关联。因为这样一种据称在一个民族体内会令人热血沸腾的紧密关联，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从未存在过，因此，是记忆代言者们的苦心经营发明了它。在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帮助下，各种发现物被搜集起来。这些都得到了随笔作家、新闻记者和历史小说作者们的润色。从这种经过了外科手术式的改进的过去中，民族之高贵庄严和气魄雄伟的画像浮现了出来。
每一种历史都包含着神话，但潜藏于民族史学中的神话则尤其无耻。人民的和民族的历史被设计得像城市广场的雕像——它们必须庄严宏伟、高耸卓绝、英勇雄壮。直到20世纪最后25年，阅读民族史恰如阅读地方报纸的体育版：“我们”和“所有其他人”成了平常的、几乎是自然的分隔。在一个多世纪里，关于“我们”的生产成为民族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终生的工作，他们成为官方的记忆祭司。
在欧洲，在民族这种枝条成长起来之前，许多人认为他们是古代特洛伊人的后代。在18世纪末，人们用科学的方法调整了上述神话。受到职业学者们关于过去——希腊人和其他欧洲人——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的影响，现代希腊人把自己看作是与苏格拉底和亚历山大大帝具有血缘关系的后裔，或者是拜占庭帝国的直系后裔。自19世纪末以来，有影响力的教科书把古罗马人改造成典型的意大利人。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学校里，在尤里乌斯·恺撒时期反抗罗马的高卢各部落被描绘为真正的法兰西人（尽管有着差不多的拉丁气质）。其他历史学家则选择克洛维（Clovis）国王在公元5世纪皈依基督教作为几近永恒的法兰西民族之真正起源。
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先驱们从达西亚（Dacia）这个古罗马的驻防人员居留地，推断出了他们的现代认同；考虑到这一尊贵的起源，他们称自己的新语言为罗马尼亚语。在19世纪，许多英国人开始把布狄卡女王（Queen Boudicca），即凯尔特人（Celtic）的爱西尼（Iceni）部落的首领，视为第一位英国女性，她曾强烈地反抗罗马入侵者，她那被颂扬的雕像一直矗立于伦敦。德国作家们则热切地利用了塔西佗（Tacitus）对领导古代切鲁西（Cherusci）部落的阿米尼乌斯（Arminius）的描绘，把后者描绘为他们国家的奠基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是美国的第三任总统和众多黑奴的拥有者，他甚至也坚持认为美国的国玺应刻上亨吉斯特和豪萨（Hengist and Horsa）的画像，他们在克洛维接受洗礼的那个世纪，领导着第一批不列颠的撒克逊入侵者。杰斐逊给出的理由：正是“从他们那里，我们拥有了世代传下来的荣光，且拥有了他们的政治原则和政府形式”。
在20世纪，大体相同的情形仍在继续。在奥斯曼帝国（the Ottoman Empire）崩解后，新土耳其的居民认为他们是白种雅利安人，是苏美尔人（Sumerians）和赫梯人（Hittites）的后裔。一位懒惰的英国官员武断地绘制了伊拉克的边界图，画就了一条笔直的死亡线；那些一夜之间变成了伊拉克人的人们，很快从他们官方指定的历史学家那里获悉，他们是古代巴比伦人的后裔，也是阿拉伯人的后裔，是萨拉丁（Saladin）的英勇斗士们的后裔。许多埃及公民毫不怀疑他们的第一个民族国家是古老的异教的法老王国，但这没有妨碍他们成为虔诚的穆斯林。印度人、阿尔及利亚人、印度尼西亚人、越南人和伊朗人甚至认为他们的民族一直存在着，他们的小学生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记忆漫长的历史故事。
对于以色列人，特别是有着犹太血统的以色列人来说，上述那类神话荒诞不可靠，而他们自己的历史则立基于坚实而明确的真相之上。他们确定无疑地认定自从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刻有法律的石板以来，犹太民族就一直存在；他们是犹太民族直系的和唯一的后裔（除了十支族外，他们是有待查明的）。他们坚信这个民族“出离”于埃及，征服并定居在“以色列的圣地”上，那是上帝给它的著名的允诺；它缔造了宏伟的大卫（David）和所罗门（Solomon）的王国，该王国后来分裂为犹太王国（Judah）和以色列王国（Israel）。他们还坚信这个民族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被迫流亡，在它的鼎盛期之后——公元前6世纪第一圣殿（the First Temple）陷落之后，另外一次则是公元70年第二圣殿（the Second Temple）陷落之后。不过，就是在第二次流亡之前，这个独特的民族还缔造了犹太哈斯蒙王国（Hebrew Hasmonean Kingdom），它反抗过希腊化的邪恶影响。
他们相信这些人民——他们的“民族”，一定是最古老的——在近两千年的流亡中颠沛流离，尽管长期寄居于非犹太人之中，但他们设法避免与人融合或同化。这个民族散居各地，那使人痛苦的流浪把他们带往也门、摩洛哥、西班牙、德国、波兰和遥远的俄罗斯，但它始终设法在遥远的各社区之间维持着紧密的血缘联系，保持着它的特性。
后来，在19世纪末，他们认为诸多罕见的境遇结合起来，使这个古代民族从它漫长的睡眠中苏醒过来，为它恢复活力和重返其古老的祖地做好了准备。此后，这个民族开始高高兴兴地、大批量地重回故土。要不是有希特勒那令人恐怖的大屠杀，许多以色列人还会相信，“犹太人的圣地”会被按自由意志“移民到以色列”的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所充溢，因为他们几千年来都梦想着它。
流浪的民族需要一个属于它自己的疆域；与此同时，一处空旷的处女地也期望一个民族来使其焕发生机。确实，一些不速之客定居在这片祖地上，但是，因为犹太民族两千年里“在他们的大流散中坚守对它的信念”，所以，这片土地就只属于犹太民族，而不属于少数没有历史却碰巧来到这里的民族。因此，由一个流浪的民族为征服其故土所发动的战争被证明为正当，当地居民的暴力抵抗则是犯罪；只是由于犹太人的慈悲（非常不符合《圣经》的），这些闯入者才被允许留下和定居在犹太民族之中及其近旁，而犹太民族则重归了它的《圣经》语言和它奇妙的家园。
即便是在以色列，上述那些记忆的重负也非自发出现，而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一些研究过去的天才的重构者们层层累积起来的。他们起初收集了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宗教记忆中的诸多片段，他们富有想象力地从中建构了一个“犹太民族”漫长和连续的谱系。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之前，不存在组织化的公共“记忆”，自那以后，公共“记忆”几乎没有变化。尽管存在着犹太人历史研究的学术化——随着在英国治下的耶路撒冷和后来在以色列建立大学，且在整个西方都开设犹太人研究的课程——但关于犹太人过去的观念，直到今天仍大体未变，保持着它单一的种族民族特色。
当然，在数量众多的关于犹太教和犹太人的历史编纂学中，人们采用的研究理路不尽相同。在关于“民族过去”的高水平的多产领域中不乏争辩和不同意见。但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人挑战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所形成的那些基本观念。深刻改变20世纪末西方世界历史的重要方法，以及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中的重大范式转变，都没有影响到以色列大学中有关“犹太民族史”（又名犹太史）的各个学科。令人吃惊的是，它们同样没有在美国或欧洲的大学有关犹太人研究的各学科的丰富作品上留下印记。
每当偶然的发现威胁到那幅连续的和线性的犹太人历史画面之时，人们几乎不会引用它们；每当它们真的为公众所知的时候，人们也会很快忘掉它们，把它们埋葬于遗忘之中。民族的急迫需要创造出一种意志极为坚强的控制，它防止了对主导性叙事的任何偏离。那些提供了关于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人过去材料的特殊架构——就是那些完全隔离于通史和中东史学科的排他性的犹太史学科——也对新的历史编纂学做出了很大“贡献”：以令人惊异的麻木和顽固拒绝展开符合实际的对犹太人起源和身份的调查。“谁是犹太人”这个问题时时会刺激以色列公众，主要是因为它会伴随着法律争端。但它还没有搅扰到以色列的历史学家。他们一直知道答案：犹太人是两千年前被迫流亡的那个民族的后裔。
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且似乎很有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动摇以色列人记忆架构的“新史家”争鸣，几乎没有“官方”历史学家涉足。参与公开讨论的这一小部分人，大部分来自于其他学科或非学术界。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东方学家、文献学家、地理学家、研究文学的学者、考古学家甚至有些独立的随笔作家，表达了对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人历史的新的异议。一些人在以色列之外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但还没有在以色列找到工作。犹太史各系本应该是突破性研究的主要源泉，却只是贡献了局限于辩解和陈腐言辞的令人不安和保守的反应。
在20世纪90年代，上述的“反面历史（counterhistory）”主要探讨1948年战争的阶段性及其后果，特别关注其道德内涵。这种争论对于以色列社会的记忆结构当然具有重要意义。困扰着以色列人良心的东西——人们可以称之为1948年症候——对于以色列国家的未来政治是重要的，而且对以色列未来的生存甚至可能是绝对必要的。与巴勒斯坦人的任何有意义的妥协——如果它在某个时候能够实现的话——就必须不仅要考虑犹太人的历史，也要考虑“他者”近来的历史。
然而，这样意义重大的争论在研究领域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就，而且它对公众思想倾向的影响一直极小。年纪较大和地位稳固的那一代人完全拒绝所有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评估，不会在所有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评估与他们认为指导了他们历史研究路径的绝对的道德观之间进行调和。较为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可能愿意承认在通往确立国家地位的征程中犯下的原罪，但这个群体中许多人拥有一种相对的和灵活的道德观，愿意为例外留有余地：与大屠杀相比，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独立之战（Nakba）怎么会是邪恶的呢？人们怎么能将巴勒斯坦难民短暂而有限的困境同两千年流亡的极度痛苦相提并论呢？
那种相比“政治原罪”而言，将关注更多地置于长远的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社会史研究更少受到人们的关注。即使由以色列人完成的那类研究，也从未以希伯来语的形式出版过。极少的几部希伯来语著作曾试图质疑奠定了民族史基础的范式，却遭遇了普遍的冷漠。这些著作中包括博阿斯·伊维朗（Boas Evron）的勇敢的《犹太人国家还是以色列民族？》（Jewish State or Israeli Nation?）、乌里·拉姆（Uri Ram）引人入胜的论说文《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历史编纂学和现代犹太人民族地位的虚构》（ “Zionist Historiography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Jewish Nationhood”）。对于犹太人过去的专业的历史编纂学，两者都表现出根本的挑战倾向。
本书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些突破性的成果之后。如果没有伊维朗、拉姆和其他以色列学者发人深思的著作， 尤其是没有像厄内斯特·盖尔纳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这些非以色列学者的贡献， 那么，就很难说本书作者会想到去重新质疑他的认同之根，去摆脱自孩童时代就被堆压在他自己对过去感知之上的多层记忆。
民族史所涉及的领域，不仅仅是见树难见林。匆匆一瞥环绕的林地，就会展现出森林树荫令人恐惧的面积。职业的专门化把学者们隔绝在过去的具体部分中。要是没有成型的旁门左道的元叙事的话，叙事一般都趋向于包容。在一个多元文化中从事历史研究，有必要免于民族武装冲突的紧张状况，免于对民族身份和来源的不间断的焦虑。
就2008年以色列的现实而言，上述那种说法可以毫无争议地被称为悲观主义。在以色列60年的生存历程中，它的民族史几乎从没有发展过，也没有理由期待它会很快就在某个时候达致成熟。作者对本书能够被接受几乎不抱幻想。不过，他确实渴望一小部分读者愿意冒险对过去做更为根本的重估，从而有助于削弱充斥于所有犹太裔以色列人思想和行为中的本质主义的认同。
尽管目前这部著作是由一位职业历史学家创作，但在这个研究领域，本书是冒着按惯例不被许可或认可的风险的。学术界公认的规则要求学者应遵循指定的研究路径，坚守他据称胜任的领域。不过，浏览一下各章标题就会看出，本书所探讨问题的范围超出了单一学科领域的界限。研究《圣经》的教师、古代史专家、考古学家、中世纪问题的研究者，尤其是研究犹太民族的专家们，会断言作者已经侵入了不属于他的研究领域。
正如作者所充分意识到的，上述论点包含着某些真实的东西。如果本书由一个团队的学者而非由一位孤立的历史学家来写成会更好。遗憾的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作者不可能找到合伙人（accomplice）。在本书中，人们可能会发现一些不精确之处，作者为此而致歉。他也邀请一些批评家尽力纠正那些不精确的地方。他没有把自己看作以色列的普罗米修斯，为以色列偷来历史真相之火。因此，他不畏惧犹太历史编纂学专业团体这样的全能宙斯。他只是试图专注于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在某一具体领域之外大胆行事，或游走于几个领域的边界之间——可能偶尔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洞见和揭示出令人惊异的关联。有时候，思于外而非思于内，能够促进历史思想的发展，尽管会有着作为非专业人士和进行高强度推测的缺点。
已获认可的犹太史领域的专家们没有直面简单问题的习惯。简单问题就是初看上去似乎出人意料，却是根本的，而且可能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几千年间真的存在过一个犹太民族，而其他“民族”都衰落或消失了吗？《圣经》是一部使人敬畏的神学文库（尽管没有人确切知道其各卷创作或编辑的时间），它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变成一部记录一个民族起源的可靠的历史书籍的呢？犹太哈斯蒙王国——其形形色色的臣民不是全说一种语言，而且他们大部分是文盲——在什么程度上是一个民族国家呢？在第二圣殿陷落后被流放的是朱迪亚（Judea）的全体居民吗？还是说它是一个基督教传说，却并非偶然地最终成为犹太传统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被流放，那么，当地人民出了什么事呢？在那些想象不到和遥远分散的地区，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都是谁呢？
如果说世界上的犹太人确实属于一个民族，那么，除了宗教信仰和那种信仰的一些实践之外，一个在基辅的犹太人和一个在马拉喀什（Marrakech）的犹太人，他们人种文化中的共同要素是什么呢？尽管我们被告知了总体情况，但直到它的竞争对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兴起之时，犹太教完全是一种广泛传播的吸引人的宗教，其后虽然遭受屈辱和迫害，但它也幸存下来并进入了现代。是否像犹太民族主义过去130年间一直宣称的那样，犹太教始终是一种重要的信仰文化而非一种单一的民族文化这样的论点，贬损了犹太教的尊严？
如果在犹太教各团体中没有共同的文化特性，他们是如何通过血缘纽带联结在一起且显得与众不同的呢？犹太人是如19世纪以来的反犹主义者想象并且试图劝服我们的那样，是一个来自地球之外的“民族—种族”吗？在众多的以色列公民完全相信他们种族同质性的情况下，打败臆断并宣称犹太人有着特殊的生物特性（过去是犹太人的血液，现在是犹太人的基因）这种教条的前景会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历史的反讽是：在欧洲，有一些时期，每个主张所有犹太人都属于一个源自地球之外的民族的人，都会立刻被归为反犹主义者。现在，任何胆敢暗示这个世界上通常被称为犹太人（不同于今天的犹太裔以色列人）的人从来不属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人，都会马上被指责为一个仇犹者。
由于受到犹太复国主义特殊的民族性观念的支配，以色列国在立国60年之后，仍然拒绝将自身视为服务其公民的一个共和国。1/4的公民没有被归为犹太人，而且国家的法律暗示以色列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也不拥有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不但避免将当地居民整合进它所创造的上层文化之中，而且故意地排斥他们。以色列也拒绝成为一个组合民主（像瑞士或比利时）或多元文化民主（像英国或荷兰）国家，就是说，一个接受其多样性同时服务其居民的国家。相反，以色列坚持把自身视为属于世界上所有犹太人的一个犹太人国家，即便他们不再是受迫害的难民，而是自愿选择定居国家的正式公民。这种严重侵犯现代民主的基本原则，并对部分公民进行恶劣歧视的种族统治的借口，端赖于最终必然会聚首在其祖先土地上的一个永恒民族的那个始终发挥着影响的神话。
透过犹太复国主义厚重的棱镜——穿过它的光线会继续发出夺目的种族中心主义的色彩——会发现，构想一部新的犹太人历史是困难的。请注意：目前这部著作提出了犹太人始终包括出现并定居在世界各地的主要的宗教社团，而不是共享单一起源且在永久流亡中颠沛流离的一个种族，但并不直接论述历史。考虑到它的主要目标是批判一种广为传布的史学话语，它可能难免要提出一种替代叙事。作者以法国历史学家马塞尔·德蒂安（Marcel Detinne）提出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在民族史中去民族化？”——开篇，这个问题在他心中引发了共鸣。我们怎样才能停止在主要由民族幻想伪造的材料所铺就的道路上跋涉呢？
确如在现代性的演变过程中一样，在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历程中，民族想象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自19世纪以降，它吸引了许多历史学家。但到20世纪末，民族认同之梦开始衰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详细解析和检查迄今为止遮蔽着历史写作的那些伟大的民族故事，特别是那些关于共同起源的神话。毋庸赘言，历史学的世俗化发生于文化全球化的锤击之下。在整个西方世界，这会不断地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来显现。
昨天的身份噩梦不等于明日的身份理想。正如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由易变和多样的身份组成，历史也是变动中的一种身份。本书试图从人和社会的角度来阐明内在于时间流逝中的那个维度。尽管这种对犹太人历史的冗长的尝试不同于通常的叙事，但它不可能免于主观性，作者也不声称会免于意识形态偏见。他意欲为将来的反历史提供一些纲要，这种反历史能够促进一种不同类型的从文化上建构的记忆，该记忆会意识到它包含着相对的真相，它会有助于兴起中的地方认同的形成和一种对过去的批判性与普遍性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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