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被称为首尔“好莱坞”、被视为韩国电影的“摇篮”的忠武路，究竟怀揣了哪些秘密？
文 | 曾鼐
第92届奥斯卡上，韩国电影《寄生虫》当属最大赢家，包揽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国际电影等四大奖项，并创下多项纪录。
站在奥斯卡领奖台上，该片编剧之一韩进元说：“要与忠武路电影人共同分享这份荣誉”。
忠武路对于韩国电影有何意义？韩国影视业20年的腾飞又有何奥秘？
忠武路地铁站内的墙上贴着电影海报和艺人照片
忠武路：韩国电影的“摇篮”
忠武路位于首尔市中心，毗邻明洞，这里有首尔“好莱坞”之称，也被视为韩国电影的“摇篮”。
从地铁站出来，大幅电影海报和知名艺人的照片挂在墙上。街道口，大韩剧场的招牌尤为显眼，这座1956年启用的剧场，共9层、有11个电影放映厅，时至今日仍在运营。
回眸历史，忠武路的兴衰折射了韩国影业的变革。
在朝鲜战争后，以明洞为代表的新商圈在首尔崛起，一些咖啡厅便顺势在周边的忠武路“落地”，成为早期电影人交流的公共场所。随后，大批电影院、制片公司、剧场等在此聚集。数据显示，1950年代后期，设在忠武路的电影公司已超70个。
忠武路地铁站内的“电影空间”
忠武路浓缩了一代韩国影人的黄金期。在这里，奉行“学徒制”，入行者从最底层做起，经过各工种历练，才有望成为执机导演。一批名演员以出身忠武路为荣、甚至自成一派。在此也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发行网，电影制作方与导演“一对一”签约。以今日角度观之，这种体系封闭且带有垄断色彩，但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极大促进了韩国影业的发展。
从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电影改革运动在社会渐成气候，掀起韩国电影新浪潮。此后，独立电影兴起、多样化的艺术形态不断进入公共视野。1988年进入大学的奉俊昊，毕业后也曾来到忠武路，他在这演过配角、当过助理。那时，《太极旗飘扬》等一批韩国“大片儿”在此诞生。
忠武路街上的小剧院
电影人的星光在此绽放，这条不到两公里的“电影街”翻开韩国影业的独特篇章。韩国文化观光研究院研究员金圭璨如此评价，忠武路是韩国电影的一个“象征”，特定的年代和社会氛围，让它成为韩国电影发展的“拐点”。
正如那句流行语所言，它见证了传奇，也见证了传奇谢幕。
韩国电影业崛起有何秘密？
如果说忠武路，代表着韩国影人“梦开始的地方“，那韩国电影产业近20年的剧变，反而让忠武路星光渐褪。
198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尤其在1999年，三大事件对韩国电影史具有标志性意义：
第一，《生死谍变》的热映。
该片被视为韩国民族电影工业崛起的代表。影片以南北关系为背景，曾在当时创造3500万美元的票房“奇迹”，600多万观众走进影院。上映当天，电影票4小时内被抢光。
《生死谍变》
第二，CGV影院创立。
韩国最大食品公司CJ集团投资CGV影院品牌，这是大资本布局娱乐传媒业的开端，此后根本性地改变了韩国的影视生态体系。
第三，成立电影振兴委员会。
肩负“审查功能”的公演伦理委员会退出历史舞台，政府开始以更灵活的方式扶持影视业发展。
这些“大事件”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共生同存的博弈关系。1999年，金大中政府二次修订《电影振兴法》，废除审查制、改为分级制，开始尊重电影界自律权，并允许投资进入影视业；同时，实行严格的“银幕配额制”，要求全年146天播放本土电影。
同期，大财团和大企业介入电影市场，打破了忠武路固有的发行网络，公司开始搭建自己的分销渠道。另类电影和新生代电影人逐渐崭露头角，与传统忠武路派的创作风格迥异。面对竞争和资本浪潮，忠武路的电影老板们不再固守一街，开始外迁至首尔江南等地，此后这渐成趋势。
1999年起，韩国本土电影迎来一段“百花齐放“的全盛时期，如《共同警备区》《实尾岛》等现象级作品接踵而至。
《共同警备区》
但很快，2006年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对韩国电影业投下重磅炸弹。
作为韩美谈判的前提，韩国在荧幕配额比例上作出让步，将此前每年146天播放本土电影减少至一半、仅为73天。早在1999年，为抗议韩国加入WTO、开放外国电影配额，韩国电影界就曾发起著名的“光头运动”，姜帝奎、金基德、李沧东等韩国名导演集体发声，要求捍卫民族电影发展。2006年新配额制施行后，再次激发业界强烈不满。
被誉为韩国电影业崛起的标志“光头运动”
就在此时，韩国政府又出手了——打出一系列“组合拳”扶持国产电影。据韩国文化观光研究院研究员金圭璨介绍，最有代表性的是政府的特殊预算和“母胎基金”政策。特殊预算方案，要求将电影票房收入的3%归入政府预算，由官方调度资金，支持本土电影。“母胎基金”，则由政府主导，以基金方式加大对国产电影投资。
纵观韩国电影业近20年发展，金圭璨总结称，是在“政府保护”与“竞争”中成长。他以“养孩子”做比喻称，要给予一定的支持，但更要有残酷的竞争“让它自己站起来”。
韩国电影也曾有至暗时刻。审查制度曾严重制约影业发展，而朴槿惠政府执政时期的“文化界黑名单”，封杀电影人，对整个电影环境造成破坏性打击，如《寄生虫》导演奉俊昊、主演宋康昊都曾因黑名单事件而受牵连，多年无佳作问世。
“韩国电影发展的一大启示是，官方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金圭璨分析，政府和市场的角色要有清晰界限。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建构法律制度，保障电影人权益，净化行业生态；另一方面，只有培育开放、宽松的市场环境，才能更好完善产业链条。他以为，这正是《寄生虫》能诞生的核心。
如今走在忠武路，大型电影制作公司难觅踪迹，以往依托特定区域形成的分销模式和制作机制已经瓦解。忠武路没落了。但没有没落的，是街头的电影文化。
大众文化的普及，正是助推韩国影业发展的动力。在忠武路地铁站内，官方设立了一个影视中心。首尔市文化信息产业组组长李镇淑介绍，这主专门向民众和电影从业者，提供影像装备、资料等，每年约7万人使用。据悉，首尔市还正在忠武路修建一个综合性文化空间，主要用于放映艺术电影等非商业影片，目的是“让更多百姓接触电影”。
韩国文化观光研究院研究员李星闵分析称，对于电影业发展，产业性、艺术性和观众，缺一不可。他认为，通过多样化的观影环境，培育观众的综合审美，才能更好地反向激励创作者的自我提升，从而助推电影产业发展。“如果观众不爱看，《寄生虫》早就被淘汰了。”
为何《寄生虫》捧起“小金人”？
《寄生虫》问鼎奥斯卡“四冠王”，创造了亚洲电影的新历史。这是韩国影人几十年奋斗的回报，亦有意外之喜。
多年来，韩国电影已是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常客。在《寄生虫》摘得“金棕榈”之前，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燃烧》等佳作也曾在戛纳收获如潮好评。而奉俊昊本人，也早凭借《雪国列车》《玉子》等，证明了当代韩国影视艺术性的造诣。
谈及《寄生虫》的奥斯卡荣誉，韩国影评人普遍认为，它最大的特点是“做到艺术和商业的平衡”，正契合电影业的双重属性。相较欧洲电影节浓重的“艺术”气质，《寄生虫》横扫奥斯卡，也是对韩国电影“好莱坞”式商业化运作能力的一次肯定。
《寄生虫》主创团队在韩国举行发布会
从电影语言分析，《寄生虫》取材韩国贫、富两个家庭故事，用黑色幽默的犀利语言，讽刺了阶级差距等现实问题。电影虽聚焦韩国社会，探讨的却是放之四海皆有的共性问题，深刻拷问人性，极易产生共鸣。电影极具导演个人色彩，出身社会学系的奉俊昊，擅长以“底层视角”进行视觉化创作。
从电影生产模式看，《寄生虫》采用了标准的“好莱坞”式运作体系。影片背后是成熟的资本运作机制，出资方CJ副会长李美卿，同时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会员。
奉俊昊曾透露，出征奥斯卡是个“漫长的战役”，为了在国际市场推广影片，自己和主演连续数个月“站台”600多场发布会。背后的道理不言自明，争夺“小金人”不仅关乎影片本身，更是资本和人脉的较量。
作为奥斯卡历史上第一部获得最佳影片的亚洲电影，第一部获得最佳电影奖项的非英语电影，第一部同时获得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和最佳影片的电影，《寄生虫》对于奥斯卡也意味着一场“自我改革”。
奉俊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一旦克服了一英寸的’墙’的障碍，将会看到更多精彩电影。”一英寸的墙寓意“翻译字幕”，暗指欧美观众不看带有字幕的外语电影。多年来，非英语片在好莱坞长期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寄生虫》的“逆袭”迎合了奥斯卡改革大势，“白人盛宴”的落幕，对美国电影工业也有极强的革新价值。
《寄生虫》并非个例。此前，韩国偶像组合防弹少年团连续打入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刷新多项纪录，震撼了欧美乐坛。
变革已经开始。“不要害怕冒险，要不断挑战。”这是奉俊昊送给未来电影人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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