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随着电视剧《梦华录》的热播，“教坊”这个古代宫廷演乐系统的中枢被送上了热搜。然而，教坊这个国家级表演团体为什么到了《山河月明》时代就堕落成了明朝夜总会的代名词？今天白羽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教坊正式作为国家级表演团体，纳入国家机构开始于唐朝李渊时代。按照史料记载：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在禁中设内教坊按习雅乐，以供庙祀宴维之用。
武则天称帝后，将教坊改为“云韶府”，归太常寺管辖。
开元二年，唐明皇李隆基在太常寺外，置“内教坊”建造于蓬莱官侧，“左右教坊”于宫外，掌佛优杂技。皇帝委派内监担任“教坊使”，专门训练表演俳优、杂技、歌舞、百戏等民间俗乐。
“内教坊”负责的是皇家“雅乐”，“ 左右教坊”负责的是“俗乐”，彼此之间泾渭分明。平民家的女孩，主要学习琵琶、箜篌、五弦、等低端乐器。有身份地位的女孩，主要学习编钟、鼓乐、舞蹈等高端艺术。技术最高的艺人属宜春院，她们经常在皇帝面前表演，又被称为“内人”、“前头人”。
这些歌舞人才的选拔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以放松皇帝和大臣的身心为主要应用场景，在实践中以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真正做到了忠诚、严谨、自律、奉献。
由于宜春院的常驻人手不足，教坊司还会从“云韶院”中选拔一些优质人才进行补充。“云韶院”也时常从太常寺下属的“梨园新园”中选拔出一些新晋优秀人才，梯队型选拔制度，保证了宫廷队伍的建设性、长远性。
唐玄宗时期，长安教坊曾多达11400人，甚至根据色艺高低分出了等级“内人”、“宫人”、“弹家”等等。教坊的演出费用、演员的工资全部由宫廷承担，乐官和乐人还经常接受皇帝和重臣的“恩宠”。
赵盼儿和宋引章如果生活在唐朝，以她们的颜值和技艺绝对能混得风生水起。如果按照宋引章“琵琶教习”的职务和薪资作为标准，甚至要比《长安十二时辰》中的不良帅张小敬高出一筹。在崔令钦的《教坊记》中，专门记述了不少教坊中的琐事轶闻，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盛唐时表演的盛况。
安史之乱使大唐遭受重创，音乐文化也遭到极大破坏。乐工大多散落各地。直到唐肃宗年间，才有了大型音乐活动的记载。此后唐朝削减了经费和赏赐，教坊的活动也不复当年盛况。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王朝。根据《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就在北宋立国之后的第二年正月初一，群臣朝贺时就已经用上了教坊乐。
根据《宋史》卷一百四十二《乐十七》中记载，赵匡胤在近20年的战争中，陆续将所获得的各地乐工共206人集中到宫廷教坊；同时又将地方上贡的乐工以及藩邸原有乐工共154人，一并归入教坊。教坊从此成为大宋王朝汇集全国优秀乐人的重要宫廷乐舞机构。
《宋史·乐志》“教坊”条载：“教坊本隶宣徽院，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大小都知。”
这些教坊司官员仅仅围绕官家、时时聚焦皇帝、处处服务帝王，瞅准位置，发挥作用，使各项工作和服务紧贴皇家需要，适应领导要求。
《宋会要辑稿》就记载了宋徽宗的生辰当天“天宁节”的盛况。天宁节当天，集英殿专设了山楼，殿上陈列着锦绣的帷帘，上面垂挂香球，并在前面设有袅袅生烟的银兽香炉，大殿的东北角放置御茶床与酒器等，山楼装点着群仙队仗，九龙五凤，另有六番进贡在其间。
宴会曲乐正式演出之前，教坊乐人会在山楼上效仿百禽的鸣叫，殿中内外空灵寂静，只闻鸟鸣，仿佛万禽朝贺，穹凤翔集在殿庭，与殿内布置相呼应，犹如仙境，以贺帝王圣诞之喜。
教坊的演奏区域在集英殿临时搭建的彩棚中，柏板列前，其后琵琶、箜篌、大鼓、羯鼓、方响、萧、笙一次向后排列，两侧是对列20面杖鼓，没遇舞者入场，皆动足应拍一起群舞。
按照记载，最奢侈的宋徽宗天宁节寿宴，总参演人数超过700人，演出内容包括了歌舞、杂技、蹴鞠等体育竞技等九个表演项目。表演形式和表演规模已经远远比不上大唐的盛世气象。值得一提的是，宋徽宗的老相好李师师经常出入宫中，将宫廷表演形式引入民间。
北宋宣和七年，金人南下攻宋，东京沦陷，教坊乐器、乐书，为之一空，北宋教坊随之告终。金人灭宋之后，将大量的财富、典籍、工匠、宫廷乐人、大批掠往北地。按照赵盼儿、宋引章、顾千帆等人的年纪推算，就算是最小的葛招娣也是看不到教坊司最后的惨状。
康王赵构在应天府称帝，建立南宋王朝。在南宋建立之初，朝廷下令废除教坊。随着南宋偏安一隅的日趋稳定，教坊司伴随着西湖醉人的暖风重新建立起来。
西湖畔接着奏乐，接着舞。相比北宋庞大的教坊表演团体，南宋的教坊在人数上和规模上又显得寒酸许多。每逢有重大庆典，朝廷会让男童和女童凑数，像极了我们上小学时被学校拉去参加表演的场景。
明代的教坊司隶属礼部，专门负责舞乐和戏曲的排练和表演。根据刘辰《国初事迹》记载：明太祖设富乐院于乾道桥，以大火复移武定桥。又以各处官妓饮宴生事，尽起妓女赴京入院。正是朱元璋的这一举动，将教坊司的遮羞布拉了下来。
到了《山河月明》的朱棣时代，大批建文旧臣被籍没，妻女被发配入教坊司以供军士淫乐。自此，教坊沦为卖笑的风尘之地，社会地位骤降。明朝初年没有官妓之禁，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精神，士大夫退朝之后直奔官妓院。
据《明政统宗》卷九记载：本朝初不禁官妓，楼牌悬系牙牌累累相比，日晷归署，半已露醉，曹多废务”
用现代汉语进行翻译就是，明朝的官员们在下班之后经常深入教坊，他们将腰牌挂在门口大厅，实地了解情况，有交流，有经历，有磨砺，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真正做到了工作、生活两不误。
官员们把工作放到了青楼去思考、定位、摆布，既节约了行政资源，又加强了部门之间的联系，照应了各方关切、调动了各方力量，真正发挥了中枢作用，统筹协调个各方资源优势。
这些官员下班即来，直到第二天上班再自行离去，真可谓奋不顾身、埋头苦干、私而忘公。这种乌烟瘴气的习惯一直到朱瞻基即位后的宣德年间，由大臣顾佐以官妓之害上书朝廷，要求严禁官妓。
自此，明代官妓制度在法律上革除。自此，乐户不再应承朝廷士大夫的宴请，继续在本职岗位上发挥特长以纳税谋生。换句话说，官员再去这些风月场所，得自己掏钱了。
明朝中后期，教坊司乐户脱离了朝廷的掌控，扎根于群众，立即发展壮大起来。两京、苏杭、大同见证着青楼业的繁荣昌盛。青楼女子精通音律，琴瑟鼓吹，唱曲演剧无一不精，这都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五杂俎》记载：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百计，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
明朝中后期，青楼文化已经成为市民文化的集中代表。赴京赶考的举子，经营产业的富商巨贾，游历各方的仕宦与粉红佳人、诸色艺人汇集于此，形成了明朝官方与朝廷、地方与民间、高雅与世俗文化交流的重要动脉。
这一动脉交织着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为代表的雅文艺；同时也交织着戏曲说部、弹唱艳曲为代表的俗文化。
太平盛世，王公贵胄、学士名流、东林名宿、复社诸子齐集青楼，唱和应答，谱写盛世欢歌，
明清易鼎，青楼女子与抗清斗士肩负起国仇家恨的历史使命，即使螳臂挡车，亦谱写出一曲巾帼侠情的历史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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