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八年抗战中中国军人的英勇事迹，但凡有点儿历史知识的中国人首先会想到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平型关大捷、中国远征军……一提起抗战时期的川军，在很多国人的印象中，就是军容不整、军纪不严的杂牌军代名词，民间还流传有川军士兵一手步枪一手烟枪，绰号“双枪兵”的段子。
如果你去过成都人民公园，你会看见在公园大门前，默默矗立着这么一尊雕塑：一名年轻的士兵，脚蹬破烂的草鞋，穿着短裤，身着旧式军服，打着绑腿，胸前挂着两只木柄手榴弹，背上背着一把大刀和一只竹编斗笠，手里端着一支上着刺刀的老旧步枪，前倾着身躯，面庞正对东方——这是“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历史数据告诉我们：八年抗战中，共计有350万川军出川抗战，其中64万多人伤亡。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八年抗战中，四川还提供了全中国近三分之一的财政粮赋。
1937年9月，中华民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四川省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为第二路预备军总司令，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后改称22集团军）司令邓锡侯、副司令孙震，下辖41军（孙震部）、45军（邓锡侯部）、47军（李家钰部），经川陕公路开赴抗日前线；第二纵队（后改称23集团军）司令唐式遵、副司令潘文华，下辖21军（唐式遵部）、23军（潘文华部），顺长江东下至武汉。此外，川军第20军由军长杨森统率，由贵州出发赴凇沪战场支援。
然而，自从出川后，川军就没有被正视过。刚刚出川时的邓锡侯部，就是一个例子。
1937年9月，邓锡侯率领川军22集团军自筹路费，奔赴前线抗战。粗布衣服、斗笠草鞋，外加一支川造或汉阳造步枪，就是他们的“标配”装备。此外，每个师也只有数门迫击炮，山炮、野炮一门都没有，步枪也是打两下就哑火的清朝“古董”。
邓锡侯曾告诉部下，他们是抗日队伍，领饷的事就暂时别提。部队刚到山西，邓锡侯就接到上峰指示，奔赴娘子关阻击日军，但对日军的兵力等情况，丝毫不知。出川打国仗的川军，第一次遭遇飞机、坦克、重炮的疯狂打击，连日军人影还没见到，就已损失惨重。
打了几仗后，邓锡侯一部粮草告急，只能吃喂马的胡豆。他拿着蒋介石的手令，找过中央军蒋鼎文，想领装备、换棉衣，但蒋鼎文不认。后来，又去找阎锡山，阎锡山只给了一点破旧装备打发他们。没得装备、粮草补给，还要随时准备与日军对战。迫不得已，邓锡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手下人劫了阎锡山的军火库。阎锡山怒火中烧，立即将这支川军部队赶走。
1938年1月20日，刘湘病逝，川军失去主心骨，后逐渐被拆分，然后边缘化，无论是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还是奖惩，更无法与中央军和地方实力派相比。抗战中后期，川军的抗战热情也被中国军队内部的这种不公消磨殆尽，消极情绪开始滋生，在后期的大型战役中川军表现平平，远不如初期出色。
在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
抗战初期，李家钰的47军颇具战斗力，特别是东阳关之战和固守长治城战时表现不俗。然而，据第三十六集团军参谋长张仲雷回忆，到了抗战后期，李家钰对抗战变得消极。
一九四四年春的豫中会战中，李家钰集合总部及第四十七军上校以上军官开会说：“这个战事，要看汤恩伯的戏。锣鼓打响后，看他怎样唱。他部队大，办法多，也容易建功。我们不过是这个戏的配角而已！”
李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1942年秋，陈铁曾对李说：“要是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如汤恩伯、胡宗南他们，要钱、要武器，不管要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们。如果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蒋委员长怕他们捣乱，也要给他们一些好处。只有我们这些人，既非摘系，又不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所以办法就很少。”
过后，李就拿陈这段话随时向部下军、师长谈，认定自己是一个杂牌队伍，只好当戏中的配角。正是这种消极的态度，致使其不愿采纳部下多个主动阻击的策略，最后在战败西逃过程中被伪装成百姓的日军击中，当场殒命。
当然了，川军打胜仗最有名的还是“滕县保卫战”。
“滕县保卫战”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一次以少战多以弱战强的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最惨烈最悲壮的战役，是我国军队和滕县各界人民用血肉之躯谱写的一首最响亮的英雄赞歌。此役一出，全国振奋，日本“不可战胜”的神话不再，各界跃跃欲试，决心抗日，影响所及，贯穿于以后的整个抗日战争。
滕县保卫战共打三天，守城部队自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以下3000官兵全部殉难。城内300多名重伤员得知消息后，宁死不落敌手，或与敌肉搏致死，或互以手榴弹自炸，全部壮烈牺牲。值得一提的是，“滕县保卫战”无一俘虏。当时整个战场尸横遍野，滕县城硝烟蔽空，一片焦土。据中方估计此役日军死伤2000余人。
在抗战中阵亡的包括著名将领张自忠在内的12位国民革命军上将中，有3名为川军将领：李家钰上将、王铭章上将、饶国华上将。在出川的6名中将中，便有4名壮烈殉国，第一批出川的400多位团级军官基本全部在前线牺牲。
对于这段历史，李宗仁将军曾说：“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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