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我曾被父母送给别人当养子，但我很快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回到了那个温暖的“穷窝”。
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我们兄弟姊妹一共八个。那时缺衣少食是很普遍的事，小时候我们那个儿女众多的家庭主要依靠父母亲的劳动，我只有几岁的时候是家里最困难的时期，那时大哥入伍当兵，大姐出嫁了，二姐刚刚在县邮电局参加工作，二哥三姐年纪尚幼还不是硬劳力，我们还有3个小的完全是吃“闲饭”。更不幸的是，在燕子岩煤矿工作的父亲病了，只能拖着病体回家务农。
家里人口多，很多时候吃不饱饭，父亲母亲脸上常常挂着愁容。因为我在八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幺，父母看得娇一点，哥哥姐姐时时处处让着我，我对饥饿的滋味体会得少一点。
好像是才刚上小学一年级，有一天父亲在堂屋门口坐，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抱过我了，那天却喊我：“来，我抱哈儿我的幺儿。”我坐在他腿上，他抚摸着我的头轻声问我：“幺儿，想不想吃蒸肉啊？”父亲一问，我的口水差点流出来了。
父亲在煤矿工作时，矿上每半个月给每个工人发一小土钵蒸猪肉，叫打牙祭，我至今还记得每逢打牙祭，我们几个儿女眼巴巴地盼着父亲带回家的那钵蒸肉。蒸肉很香很薄，一共只有十五片，我是老幺，总是多吃一片。
我一边咽口水一边摇着父亲的膀子说：“我要吃我要吃！”
父亲说：“凉水溪那边有个方家大爹，是在学校弄饭的，他们家里天天有蒸肉吃，你去不去？”我说：“爹去我就去。”
当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听到父亲、母亲还有一个陌生男人说话的声音，隐约听父亲说：“方师傅，我们这也是没得办法了，我其实还是舍不得…”陌生男人说：“长的倒蛮好，就是怕养不家。你们明天过去什么都不需要带，我那里都有。”
第二天早上起来，父亲说：“你今天就不上学了，我们两个到方家大爹家里玩去。”我没有多想，就：说：“好啊。”
那天早饭是面条，还煎了一个鸡蛋，面条上面还有一坨酥香的猪油渣。母亲坐在灶门口好像在抹眼泪，我问母亲眼睛怎么啦，母亲说她眼睛里不小心掉了灰尘，又问父亲母亲他们怎么不吃，他们说吃过了，我再问三哥三姐幺姐到哪里去了，父亲说都出门做事去了。
那碗面条份量很足，我吃得很饱。
吃过早饭，母亲将我唯一的一双布鞋找出来给我穿上－一我们平时只能打赤脚，每年只有当第一场雪降落时才能开始穿鞋子。母亲把我身上的衣服整理了一下，又摸着我的头说：“幺儿，到人家那里要听话，莫调皮！”我说：“妈，您放心。”
我和父亲出门走了很远，回头看见母亲还站在门口柚子树下。
大约跟着父亲走了一里多路，父亲说：“幺儿，走起亏了没有？来，我背哈儿你。”我早上吃得很饱，其实还不累，但还是很顺从地让父亲背着我走。
又走了一截，父亲说：“干脆我们来骑马马。”骑马马是两三岁时候的事了，就是我骑在父亲颈项上，他握着我的脚，我抱着他的头，走路或者小跑。
一声说骑马马，我非常高兴，因为自从稍长大点后父亲就没有让我骑马马了。我骑在父亲颈项上，父子高高兴兴地在山间小路上嬉闹。
走了小半天，才走到父亲口中的方家大爹家。
一栋红砖瓦房，门口一条溪沟，一条大白狗汪汪地叫着扑过来，但和我们还保持着一段距离。
父亲一边将我放下一边高声喊：“方家大爹，我们到了。”
方家大爹夫妇闻声出来，一边呵斥狗一边招呼我们进门。
他们夫妇应该有五十出头了，看我的眼神十分慈爱。记得那天午饭弄了很多菜，我吃得很饱。
饭后坐了一会儿，父亲说：“幺儿，你就在大爹大妈这里玩，我过一段时间来看你。”说罢站起身就走，我一下子着急起来，说要和父亲一起回家，方家大爹抱住我说：“我们蛮喜欢你，你以后就在我们这里玩。”方家大妈赶忙抓了一把水果糖过来往我荷包里装。我这才意识到我被送人了。
一看父亲已经走到稻场坎下了，我不知哪里来的力气，哭喊着用手使劲刨方家大爹的脸，趁他护脸之机拼命挣脱了往外跑，跑到父亲身边也没有停，一直顺着来路跑回家。
回到家里，母亲和几个哥哥姐姐都在，看到我回来了，她们都很诧异。
我感到非常委屈，气急败坏地哭喊：“你们是不是不要我啦！”母亲一把将我抱在怀里，口中喃喃自语：“回来了也好，我怎么会把我的幺儿送人呢？”哥哥姐姐都过来宽慰我。
过了好一会儿，父亲才气喘吁吁地进门。母亲很紧张地问父亲：“方家大爹怎么说的呀？”父亲说：“我说了一箩筐好话才说脱，还吵闹人家吃了一顿好场伙儿（好饭好菜），硬是不好意思！”又看了看我说：“也给方家大爹说牢断了，再不提这个事哒。也许我们把幺儿养大了他还是一个人物呢！”
父亲继续陪伴了我两年就去世了！
再艰难的岁月也会熬过去，似乎在转眼之间，我们八个兄弟姊妹先后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母亲和兄弟姊妹经常提起我被送人的事，渐渐地只是一种轻松的调侃。而现在回忆起来，总有那么一点苦涩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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