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关公文化”，它形成于封建社会后期，以关羽信仰为内容特征，表现为社会信仰、民俗、习惯等文化形态，具有较广泛的影响。现今供奉关羽的庙宇中关羽形象多为头戴夫子帽，左手捋长须，右手持《春秋》，气宇轩昂。历史上关羽秉烛达旦读《春秋》的故事有其文化渊源，而“秉烛达旦”则促成了关羽读《春秋》形象的生成。笔者认为，这一形象已经成为“关公文化”的符号象征，此符号象征积淀了“关公文化”的丰富内涵，可以在海峡两岸文化经济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关羽 《春秋》 文化解读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出现了以关羽信仰和关羽崇拜为内容特征的“关公文化”，它表现为社会信仰、民俗、习惯等文化形态，在中国盛行了一千多年，时至今日仍具有较广泛的影响。如明代文学家徐渭在《蜀汉关侯祠记》中所言：“蜀汉前将军关侯之神，与吾孔子之道，并行于天下。然祠孔子者止郡县而已，而侯则居九州之广，上自都城，下至墟落，虽烟火数家，亦靡不醵金构祠,肖像以临,球马弓刀,穷其力之所办。而其醵也，虽妇女儿童，犹欢忻踊跃，唯恐或后。以比于事孔子者，殆若过之。噫亦盛矣！”在这影响力甚大的“关公文化”中，有一点常被人们议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解释，那就是关羽“秉烛读《春秋》”的故事在关公文化中的地位。我们留意供奉关羽的祠祀庙宇可以发现，其中供奉的关羽塑像多是头戴夫子帽，面色赤红，身着绿袍，一手捋长须，一手执《春秋》，常见的关羽画像造像亦然。如朱仙镇关帝庙内一座高五丈、雄伟壮观的春秋楼，其大殿内就有一尊关羽秉烛夜读《春秋》的铜质塑像。可见关羽与《春秋》确实有着不解之缘，而秉烛读《春秋》的故事更是流传甚广。笔者试从文化学视角对之探析一二。
一、关羽秉烛读《春秋》的时代印记
历史上的关羽究竟有没有读过《春秋》呢？陈寿所作三国史书《三国志》并没有记载。《三国志》关羽传记极为简略，只对关羽生平做了概述，赞他乃是“万人之敌，为世虎臣”。刘宋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其卷三十六《蜀书·关张马黄赵传第六》注引《江表传》曰：“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又见卷五十四《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裴松之同引《江表传》谓：“‘蒙曰：兄今代公瑾，既难为继，且与关羽为邻。斯人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气，然性颇自负，好凌人……’”吕蒙此语是针对“鲁肃代周瑜，当之陆口”而说的，他认为“关羽实虎熊也”，是一个骁勇善战的猛将。不仅如此，关羽又熟读儒家经典《春秋左氏传》，颇具文士之风度。可见，关羽的对手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裴松之“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奉刘宋文帝之命作《三国志》之注，“鸠集传记，增广异闻”。而刘宋距三国“历年不远”，前述两条裴注可信度应当是较高的。由此可见，历史上的关羽确实是熟读《春秋》的。关羽作为一名武将，戎马一生，却常手不释卷，可见其对《春秋》喜爱之深。《三国志演义》第二十七回胡班领王植令欲干柴引火烧死关羽，就曾窥见“关公左手绰髯，凭几于灯下看书”。其实我们从儒家经学的发展史可以知道，作为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在关羽生活的汉末三国时期，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关羽所当之世，阅读《春秋》已经蔚然成风。魏、蜀、吴三国，喜欢读《春秋》的政治家、军事家屡见不鲜。试举数例：蜀国有来敏“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三国志·来敏传》）；又李密“治《春秋左氏传》，博览多所通涉”（《三国志·杨戏传》）。魏国王朗“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咸传于世”（《三国志·王朗传》）；大将李典“少好学，不乐兵事，乃就师读《春秋左氏传》，博观群书”（《三国志·李典传》）。而吴国政权中，张昭“少好学，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众书”；诸葛瑾早年亦“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三国志·诸葛瑾传》）。看来，三国时读《左氏春秋》的政治家、军事家的确不少。《左氏春秋》属于古文经学。众所周知，古文经学不仅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具有经世致用的实用性。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们读《左氏春秋》就是希望借鉴其中的历史经验作为行为参照和借鉴。同样，关羽熟读《春秋》其目的也在于此，但他却是深得《春秋》大义之旨，其一生亦是义薄云天，彪炳日月。
由上可知，历史上的关羽处于一个读《春秋》之风甚盛的时代，他对《春秋》也是熟而能诵，大得其意，是一员文武双全的儒将。
二、关羽秉烛读《春秋》的家学探源
我们翻检资料又可发现，关羽谙熟《春秋》有其家学渊源。康熙十七年（1678），山西解州关羽故居出土记载关羽祖父的碑刻。清人赵翼《赅馀从考》卷三十五引宋牧仲《筠廊偶笔》载冯景所记解州断碑一事：“康熙十七年，解州常平村人于昌者，读书塔庙，庙壮缪故居也。昼梦壮缪授以‘易碑’二字，惊觉，适见浚井者得巨碑数段，昌合而读之，乃记壮缪之祖考讳字生卒，遂奔告州守王朱旦，朱旦因据碑作记。”据王朱旦所作《关帝祖墓碑记》载：
帝祖石磐公，讳审，字问之，以汉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梁常平村宝池里五甲。公冲穆好道，研究《易传》《春秋》。见汉政蛊戚畹，长秋互窃枋柄，聩戎索，火德灰寒，外枯中竭，绝意进取，去所居之五里许，得芬场一片净土，诛茅弦诵，以《春秋》《易》训子。数十年，绝尘市轨迹。至桓帝永寿三年丁酉，终正寝。寿六十八。子讳毅，字道远。笃孝有至性，仍先志，具于窀穸于所著读书处……道远公庐墓，号踊终丧，归村居，已为桓帝延熹二岁。明年庚子六月廿四日生圣帝……帝生而英奇雄骏，既受《春秋》《易》，旁通淹贯，以古今事为身任。稍长，娶妻胡氏，于灵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此碑记简略介绍关羽之父、祖父生平，明言其家传《易传》、《春秋》之学，关羽亦为自幼得学，且旁通淹贯而颇有儒雅之风度。若此记所言为真实，那关羽确是秉承家学，长而《春秋》讽诵上口。但是后人对王朱旦之碑记批评甚多，对其可靠性存有争论。如赵翼在《陔余从考》中云：
按东汉人尚无别号，今既名审字问之，则石磐乃别号，一可疑也；名审则字问之，名毅则字道远，皆取《论语》、《中庸》之文。其时《中庸》杂在《礼记》中，何以两代名字恰用《中庸》、《论语》二书？二可疑也；壮缪尚有子兴，碑既载其兄，何不载其弟，三可疑也；壮缪殁后，子孙在蜀，解州故乡尚属魏、晋，此碑何人所立，并不附见，四可疑也。
赵翼所言颇为在理，但对于探寻关羽熟读《春秋》的家学渊源而言，真伪其实并不重要。我们知道，封建社会中后期形成的“关公文化”将关羽塑造成一个儒家称圣人、佛教称守护神、道教称之为帝君的人物。关羽此种地位的成型是多种文化作用力的结果，包括封建统治者的册封、儒释道三教的尊崇、民间信仰的推助等。故而不论此碑记所述是真是假，都反映了后世关羽崇信者对其家学的寻根探源，以及对关羽熟读《春秋》一事的肯定和认同。
三、关羽秉烛读《春秋》的文学表征
如前所述，关羽读《春秋》有史可稽，三国时确有政治家、军事家读《春秋》的风气，抑或有家学可秉承。这些都为关羽秉烛读《春秋》形象的生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渊源。但关羽秉烛读《春秋》形象的丰满、定型，小说《三国志演义》浓墨重彩的描绘，更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刊刻于元代至治年间的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写关羽出身一段便和《春秋》联系起来：“话说一人，姓关名羽，字云长，乃平阳蒲州解良人也，生得神眉凤目，虬髯，面如紫玉，身长九尺二寸，喜看《春秋左传》。观乱臣贼子传，便生怒恶。因本县官员贪财好贿，酷害黎民，将县令杀了，亡命逃遁，前往涿郡。”这段叙写明确了关羽不仅形容伟岸，而且是一位深明大义，锄强扶弱的义士。嘉靖本《三国志演义》卷之三写“一匹马早先飞出，蒲州解良人也，文读《春秋左氏传》，武使青龙偃月刀”。这一描写，关羽威风凛凛、文武双全的形象跃然纸上。嘉靖本“关云长封金挂印”一回，张辽问关羽：“‘公看《春秋》管、鲍之义，可得闻乎？’公曰：‘管仲常言：吾三战三退，鲍叔不以我为懦，知我有老母也。吾常三仕见逐，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也。吾常与鲍叔谈论，身极困乏，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常与鲍叔贾分利多，鲍叔不以我贪，知我贫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此是管、鲍相知之交也。”毛本“关云长义释曹操”一回，曹操道：“‘大丈夫处世必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者乎？’云长闻之，低首不语”。“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的故事《左传·襄公十四年》中有载：“初，尹公佗学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学射于公孙丁。二子追公，公孙丁御公。子鱼曰：‘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射两軥而还。尹公佗曰：‘子为师，我则远矣。’乃反射之。公孙丁授公辔而射之，贯臂。”以上两段引文体现了《三国志演义》中的关羽也是熟读《春秋》，深得其意的。我们注意到，虽然毛本对嘉靖本多有删改，但对关羽识《春秋》大义，义薄云天形象的塑造是有增无减。这最明确地体现在“秉烛达旦”情节之中。而此情节也是“秉烛达旦读《春秋》”形象的最直接来源。毛本中“凡例”第三则就说：
事有不可阙者，如关公秉烛达旦，管宁割席分坐，曹操分香卖履，于禁陵庙见面，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儿之慧，邓艾凤兮之对，钟会不汗之答，杜预左传之癖，俗本皆删而不录。今悉依古本存之，使读者得窥全豹。
“秉烛达旦”故事见毛本《三国志演义》第二十五回，关羽“约事”而暂时栖身曹操处，小说云：
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操见公如此，愈加敬佩。
毛宗岗《〈三国志演义〉回评》曰：“观云长秉烛达旦一事，操欲乱其上下、内外之礼，设心亦甚恶矣。”司马迁言：“《春秋》，礼仪之大宗也。”“秉烛达旦”凸现关羽不仅读《春秋》，更是奉守《春秋》大义，执守叔嫂之礼。他处变不乱、贞洁凛然的风姿更为后人敬仰。关羽秉烛读《春秋》的形象也由此而明确。今河南许昌市著名的春秋楼相传就是关羽让二嫂居室，自己在户外秉烛达旦读《春秋》的地方。
我们注意到，其实“秉烛达旦”一事在毛本《三国志演义》前就已见于戏剧之中。收录明代戏曲选集的《风月锦囊》，其中《精选续编赛全家锦三国志大全》二卷中有“秉烛达旦”情节见于“江糜二妇下徐州”选段。关羽在灯下读《春秋》时有一段自白：
【混江龙】驲舍光寒，四下里兵戈扰乱，民涂炭。似这等长夜漫漫，待旦何时？恨只恨曹操，没由来将咱盘算。他只道鸠莺风陷阱，恁摧残，岂知我有诗书赋广、礼义关阑。试看我凛凛钢刀扶社稷，明晃晃银烛照赤胆忠肝。他有鲁男子雅操，我有柳下惠同班。一个坐怀不乱，一个闭户无干，一念儿定下了清白千年案，俺轰轰烈烈要把那古人攀。这段自白，体现的是关羽清白的君子形象，不近女色的雅量操行。此段曲文亦为《古城记》袭用，见于《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所收万历年间刊本之第十出《秉烛》。《词林一枝》卷二所收《古城记·关云长秉烛达旦》亦同。可见在毛宗岗将“秉烛达旦”添插至《三国志演义》前，此故事大都以关羽不近女色为主题，而在毛本《三国志演义》中，内涵却成为关羽识大义，执守叔嫂之礼。当然这都是毛宗岗塑造关羽识《春秋》大义的艺术化处理。
四、“秉烛读《春秋》”文化符号与海峡两岸交流
历史上形成的“关公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着宏富的内容，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有如关公作战的遗物、遗址，以及后人祭拜关公的各种文物遗迹，比如关庙。而精神文化则包含制度文化、民俗文化等。这是由于“关公文化”内容的丰富性而决定了它存在形式的多样性。笔者认为，在关公文化形式中存在一种形态的“转化”现象。就“秉烛读《春秋》”这一形象而论，应该是属于精神文化形态的范围，但是在“关公文化”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它却发生了向物态文化形式转变的现象。也就是说后来崇信关羽者，敬佩其“秉烛读《春秋》”，识《春秋》大义，持守叔嫂之礼、君臣之礼的精神，遂以这一形象来塑造关羽崇拜、信仰的物态塑像，并把此塑像作为通往他们心目中“关羽精神”的物态媒介。比如在关羽的故乡解州关帝庙就建有“春秋楼”，在二层楼正中供有关羽手捋长髯，眼观《春秋》的形象。湖北当阳的关陵有座春秋阁，其匾额就题曰“秉烛达旦”。而台湾新竹市青草湖后山普天宫关帝庙所塑立的关公神像总高 50 米，也是左手抚摸长美髯，右手拿一本《春秋》，气宇轩昂，恰如天神下凡的形象。
如众所知，任何文化不外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体现内容。“秉烛夜读春秋”形象的“物态化”，使得它成为“关公文化”的表现形式，从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也就是说，它完成了“内涵扩衍”的程序，从原初的“君臣之礼、叔嫂之礼”扩衍到整个“关公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包括了关羽的忠、义等内涵，及其一生对《春秋》大义的践行。所以关羽“秉烛读《春秋》”的形象也就逐渐成为“关公文化”的象征符号，其突出表现就是供奉关羽处的塑像、画像通常依此塑造。我们注意到，后人赞仰关羽，就经常用《春秋》之义，如金石秋编撰的《关帝庙对联集》，收录有海内外关庙对联三百五十九副，其中直接出“春秋”二字者六十二副，约占百分之十七；以《春秋》命意者可能达到百分之七十。可见，以最能彰显关羽践行《春秋》大义的“秉烛读《春秋》”形象作为“关公文化”的符号象征，是意味深远的。文化符号承载着文化的信息和意义。关公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崇尚与民族心理。基于此，“秉烛读《春秋》”这一文化符号可以在海峡两岸的交流中发挥其文化功能。
首先，就此符号所代表的关公文化而言，是海峡两岸民间往来的重要媒介和桥梁。关羽是海峡两岸民间信仰中共同尊奉的神祇。据统计，台湾现有关帝庙 900 多座，信众众多。近年来，海峡两岸人民以关公文化为桥梁，实现了多样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如东山关帝庙作为台湾关公文化的发源地，台湾近 500 座关帝庙是从东山关帝庙分灵或再分灵的，一直以来深受台湾同胞的敬仰。1995 年，台湾有关方面邀请东山关帝的神像到台湾巡游，恭迎团的船只从台湾基隆港开出到达福建东山港，迎接东山关帝神像从海上直航到台湾，关帝神像所到之处，民众顶礼膜拜，历时六个月，在台湾全岛引起巨大轰动。近年来，台湾已经有 20 个市县的两百多座关帝庙的 7 万名信众到东山关帝庙参加各种形式的关帝文化交流活动。在关公文化为媒介的交流中，不但加深了台湾民众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同时也让闽台民众深切感受到彼此间“人同根，神同源”，骨肉情深的亲缘关系和一脉相承的文缘关系。可以说，关公文化很好的发挥了两岸民间往来的文化桥梁作用。
其次，就此符号彰显的关公文化精神而论，这是两岸民众共同的精神追求。就关羽对义的践履来说，彰显了义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他怒杀恃强凌弱的恶霸为乡民除害，表现出锄强扶弱的侠义。桃园结义时刘关张盟誓：“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里既有上报国家的忠义，又有下安黎庶的仁义，同生共死的情义。关羽栖身曹操处时，虽然曹操送金银器皿、美女、绿战袍、赤兔马等，都不能笼络关羽，当得知刘备消息后依然封金挂印，千里走单骑，表现出对旧主的忠义。华容道上关羽释放落魄的曹操，表现出知恩图报的仁义。关公文化中蕴含的忠、义精神集中了传统道德的精华，至今仍具有感人至深的人格力量和感召力。海峡两岸民众对关公文化的推崇，实际上体现了对关公文化精神内涵的价值认同。现今台湾的诸多关帝庙仍然挂着东山先贤黄道周的楹联：“数定三分扶炎汉平吴削魏辛苦倍常未了一生事业；志存一统佐熙明降魔伏虏威灵不振只完当日精忠”，这充分说明台湾的关公文化仍弘扬着关羽的忠义精髓，与祖国大陆信众的精神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关公文化中也蕴含着国家统一的思想内容。云代郝经在《重修庙记》中赞曰：“独昭烈帝始终守一仁，武安王始终守一义，尽心于复汉，无心于代汉，汉统卒归之。”关羽一生以匡扶汉室，一统天下为己任，这也是要求国家统一的积极思想。我们可以利用两岸民众共同的精神追求，发挥文化的凝聚力、向心力功能，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
复次，弘扬关公文化有助于推动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共谋发展。闽台共同的关公文化给两岸交流创造了条件，不少台胞也因此加深了对福建的了解，从而带来投资创业的机缘。如漳州市、东山县和台湾有关民间团体以关帝文化为桥梁，以关帝庙为载体，已经成功联合举办了十八届关帝文化旅游节，其突出民间性、广泛性、社会性，强调平等参与和互动，备受海峡两岸和全球华人的关注，成为两岸联谊交流的盛会，经济合作的平台。每届关帝文化节，都有许多台湾的财团、企业应邀出席，他们被东山人的诚心诚意言行所打动，而东山对台区位优势、丰富的水产、旅游、港口、硅砂资源和优美的环境，增强了他们投资信心和决心，纷纷洽谈投资项目。不仅如此，东山关公文化内涵丰富，拥有众多的信众，更具有两岸交流的特殊优势，完全可以打造关公文化品牌，建立起全新的文化产业，实现祭祀、谒祖、旅游、饮食、娱乐一体化，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带动经济，经济促进文化。海峡两岸的经贸往来、旅游开发等活动，将在关公文化的促动下，实现全面交流，互利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