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和平和他的弟弟妹妹们常被人们称为“红二代”，对此他是有些不以为然的，他说：“顾名思义，红就是革命，如果我们这些老干部子弟叫‘红二代’，那工农子弟叫什么？”
李和平的父亲是李德生上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母亲曹云莲不满12岁就参加八路军，当时是全129师年龄最小的战士，也是位老革命。
这样算来，李和平和他的弟弟妹妹们确实是革命二代， 但他们依然不愿意别人以“红二代”来称呼他们。
李和平说：“父亲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教会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宽厚的人，做一个忠诚于党和国家的人”。
李德生与曹云莲的六个子女，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从文还是从武，他们都继承着父辈的精神血脉，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祖国和人民，这是他们的家风，也是他们的信念 。
《祖国》杂志社编委会执行主任、北京于若木慈善基金会理事长，这是李和平如今的头衔。
《祖国》杂志是由李德生、王光英等提议创办，北京于若木慈善基金会由陈云夫人于若木等人发起成立，打理老一辈留下来的慈善事业和参加各地党建红色活动，成为了李和平如今的工作重心。
对于他“红二代”的身份，李和平说一些狂妄自大的干部子弟和发了财不思进取的商人子弟，做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使得社会上对‘官二代’和‘富二代’这两个群体的认知都暗含贬义，“二代”成了不好的意思。
从这个角度看，“红二代”的称谓既不恰当，又易产生负面影响。
李家的六个子女从来不愿意给家里抹黑，父母李德生、曹云莲也绝不让六个孩子有做坏事的机会。
李和平是家中长子，以和平为名自然寄托着他的父母对和平的期待与渴望，父亲李德生从山村中的放牛娃一步步努力奋斗，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母亲曹云莲本是太行山区贫苦农民家的女儿，13岁入党，由战士升到团长，他们在烽火中相遇，最是知道和平的可贵。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有父辈们的付出，所以有了安稳生活、读书学习的环境，但李德生还是要求儿子李和平穿上军装，成为一名战士。
他认为和平是流血牺牲换来的，如果需要以流血牺牲来换取国家的和平，那么李和平应该冲上前去，以和平换和平。
入伍之后，李和平从一名普通战士做起，经过他的刻苦努力，1970年，李和平在12军31师91团司令部任作训参谋，当时经过层层考察，他被推荐为军作训处参谋人选，哪知被兼任军长的父亲从名单中划除了。
1972年，李和平被抽调组建12军教导大队，又被父亲否决了。父亲多次阻挠李和平的升迁，许多时候他都是不理解和无可奈何的，自己没有让父亲“走后门”，都是凭努力得到的机会，父亲说否决就否决了，实在是不公平。
1976年，全国大学恢复招生“工农兵学员”，李和平符合条件报名，他回忆：“恢复高考后，我很想上大学，那是在部队上大学，也还比较容易”。
升官不让，读书总该让吧，结果父亲专门打电话到李和平所在部队的领导：“李和平不能去，他应该在基层好好锻炼，不能搞特殊化。”
李和平郁闷极了，这哪里算搞特殊化？
当时没那么多人想去读书，机会才排到了李和平这里，就像没那么多人想当兵的时候，父亲才让他当兵，结果父亲依然认为这是在给高干子女搞特殊，李和平只能留在基层继续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
1984年，李和平积极参加对越作战，任12军36师副师长，这一次，父亲不仅没有阻拦，而且给予了夸赞，并且将自己多年作战的经验告诫给儿子，要求他以身作者，坚持在第一线带领部队作战。
李和平在前线带领战士们立下大功，越级提拔为副师长，父亲李德生知道后也只说了几句“再接再厉”。
对于儿子，李德生的奖励是不多的，批评却是非常严厉的，李和平与尤太忠将军的长女结婚时，将军之子与将军之女喜结连理，他又在部队成了营级干部，便想好好款待款待战友们。
战友们结婚办婚礼都是家里出钱父母操办，于是他也写信给家里，请父母寄500元来，准备把婚礼办得隆重些。
天底下的人家，长子结婚最是隆重，人们都想着两位将军家办喜事肯定更盛大，哪里晓得，李和平收到了父亲平生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也是唯一一封信。
父母寄来的信里非但没有钱还有一顿劈头盖脸的批评，李德生说儿子想办婚礼的心态就是虚荣心作祟，想搞特殊化，李和平又委屈又羞愧，最后只在家里由母亲操办了一桌酒席。
后来他才明白，父母都是贫苦出身，他们结婚时更是炮火连天，一穷二白，父母这是严格要求他们夫妻二人，结婚成家也要勤谨节约。
多年以来，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部队里，李和平都谨遵父亲的教诲，如今他已过中年，离开部队后更多的精力都投入到老一辈留下的慈善事业中，继承他们的心愿和志愿，传扬红色精神，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们。
李家可不止李德生和李和平两个军人，也不止李德生这一名将军。
李德生的二儿子李南征也是一名将军，与哥哥相比，李南征上了军校，经过多年历练，已是少将军衔，如今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
李南征认为父亲可以从士兵成长为将军，都是靠不断努力换取的，在许多“红二代”眼中，李南征的说话及行事风格，也像极了他的父亲。
李南征一直说，现代军人想要达到前辈军人的水平，而且要超过他们，就一定要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他正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每次谈起四个女儿，母亲曹云莲都很是欣慰：“四个女儿有三个都是学医的”。
曹云莲曾在抗战期间也做过八路军129师卫生部看护员，她对医生职业的崇敬之情影响了女儿们的择业，只有小女儿李优优没学医，李远征、李雅雅、李晓沪都是军医。
从小，父亲不常在家，所以母亲管子女管得最多，虽然家中对孩子们的要求十分严格，但父亲是要更温柔一些的，尤其是对女孩子，每当母亲严厉训斥他们的时候，父亲还会跑出来说情。
不过，长女李远征也领教过父亲的严厉。
她在济南军区医院工作时，一次评职称，她的所有条件都符合规定，但因故错过了申报时间，于是想请父亲帮帮忙，让她补一个申报机会。
李德生常年在外奔波，对家里管得少，女儿们更是他心头肉，很少会拒绝几个姑娘的合理要求，李远征想着自己是符合条件的，应该也不算搞特殊。
父亲竟然严词拒绝，说：“职称的高低，不影响你在医院救死扶伤，你不要有人和情绪，把工作做好是首要的。”
李远征难过极了，觉得父亲怎会如此很酷无情，一点他开口就能解决的小事都不愿意帮，根本不关心自己的亲生女儿。
后来她才明白：“父亲这样做是以身作则，他是想给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起一个榜样作用，就是在任何事情面前，都必须大公无私，不能搞特殊。”
对于孩子们李德生更多的是身教，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部队从浙中移防到苏北，家里不仅有嗷嗷待哺的六个孩子，还有老人和多病体弱的妻子。
苏北生活条件差，供应的粮食只有玉米面、发了霉的红薯粉和喂牲口的豆饼，部队也好、老战友也好，为了照顾李德生全家，就说分配给他们100斤大米，李德生从来不接受。
有一次一名战士到家里来，正吃的是野菜玉米面包子，战士不禁感慨，军长家吃得比我们战士还差。
父亲一直都对儿女们说：“你们要依靠自己，要依靠组织，不要老想着家里给你们出面安排这个，安排那个，千万不要这么想，一定要听党的话。”
家里在医院工作的三个女孩子，即便再疼爱，即便再有什么难处，父亲都没有跟她们走过关系，而她们也听着父母的教诲，努力救死扶伤，在工作岗位上奋斗着。
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李优优也没有依傍在父母的羽翼下，到她成长学习的时候，家中条件已经好了很多，但这个最小的孩子依然是在严格要求下长大的。
哥哥李和平从部队休假回家，别的家庭都是前呼后拥一大家子去接，他们家就只派了小妹李优优走到车站去接哥哥。
李和平下车见到只有妹妹一人，还以为父亲那么疼爱小女儿，一定派了车来，结果李优优还反问哥哥“什么车？”，最后只能兄妹二人拎着行李冒雪走回家。
到李优优上大学，加上妈妈，家里已经有四名医生了，所以李优优没有像家中其他女性一样学医，而是去北京语言学院念法语专业，既然是念外语，尤其又是在这样的家庭，所有同学都以为她出国留学自然是很正常的事。
“我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革命者家庭，父母俩当时的工资还没有现在刚毕业的大学生高，哪有钱资助我去留学呀！”
李优优凭借优异的成绩自己考上了公派留学生，回家后来了个晴天霹雳，父亲希望她放弃这个机会，软磨硬泡才同意她到法国留学学习法国文学，并要求她要自食其力，不能给家里抹黑。
相比如今的大多数留学生，作为将军之女的李优优留学生活要清苦得多，为了不辜负得之不易的留学名额，她几乎没有在12点以前睡过觉，早上还要上课，全靠咖啡和毅力来支撑。
后来李优优到美国工作成家，生孩子时，优优打电话回家里问：“在美国还是回中国生孩子？”
她这时已经是不惑之年，高龄产子风险高，若是回国生孩子，还要费些周折。一直来很疼爱小女儿的李德生这时却说：“回到北京来，让孩子抱紧我们的祖国。”
他希望外孙女能生下来便拥有中国国籍，所以让女儿冒些风险也要回来生孩子。
外孙女在父母身旁出生，李德生在每天散步之后都要来探望一会儿小家伙，李优优感受到了父亲对儿孙深沉的爱，才想到父亲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虽然在美国工作，但李优优也表示：“在我们家，言传有，更多的是身教，他们自己做事就是这个样子。潜移默化的，我们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做个好人，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作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李德生生前居高位但并未留给子女什么积蓄遗产，他们夫妻二人绝大多数的工资都交党费、捐款慈善，曹云莲弥留之际没有留下其他遗嘱，只嘱咐孩子们一定要关心家乡老区的建设发展。
如今，父母都已经故去，兄弟姊妹六人有的已经退休，也都儿孙绕膝了，李德生家的六个子女及孙辈，有学士、有硕士、有博士，几乎人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学有所成。
兄弟姊妹六人工作之余，也会积极参加各革命老区举办的红色活动，带领后辈们重温红色记忆，传播革命精神。
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好的传承，如果说李德生的子女们是“红二代”，那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没有高官厚禄，没有金银财宝，如果说父母要给子女留下什么传家宝，那么李德生夫妇给子女留下的就是良好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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