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由上影集团出品的电影《攀登者》将举行上海首映礼。与此同时，这部将于9月30日正式公映的影片已获得了约9000万元预售票房。
作为国内首部登山题材的故事电影，《攀登者》是如何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从无到有、成为一部凝聚着众人期盼、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热血大片的？
不久前，本报记者专访了上影主创团队，听他们讲述影片“诞生”的故事——
《攀登者》拍摄纪实
面对不可能的挑战，每个人都是攀登者
本文首发于2019年9月26日文学报
“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人会怎么看我们？也许说这是一群不要命的‘疯子’。
也许说，这是一群付出的巨大代价，无怨无悔的‘傻子’。
但是我们可以很从容地告诉他们，我们就是共和国的一代人。”
2018年6月27日，正在老艺术家牛犇家中做客的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接到了一个电话。作为牛犇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他正和老人一同收看中央电视台播送的给表演艺术家牛犇的信的新闻联播。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想请上影承担一部国家重点影片，你们愿意担当吗？电话那头语气和缓，却字字郑重。任仲伦毫不犹豫：好。我马上到北京。
这来自国家电影局的电话，表达了《攀登者》最早的意向征询。
几天后，他与国家电影局领导碰头，终于明确了电影主题：攀登珠峰。
从国家电影局的角度来说，1960年中国登山队从北坡而上首登珠峰，当年的壮举感天动地，完全可以拍成大片，由此体现共和国最重要的攀登精神：山再高，只要攀，终能登顶。选择上影，因为上影总是能担当起并完成国家重点任务。近年的《辛亥革命》《西藏天空》《东京审判》《亮剑》《高考1977》，在重要历史节点出现的重要的电影作品。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影厂成立70周年，它成立于1949年11月16日。塑造攀登者形象，无疑是具有时代象征的。上影在创作上始终有个传统，每当在重大的历史关口上，我们需要总会有重要作品诞生。使命与担当，这是上影精神。上影在此时此刻，需要一部真正有国家意义的扛鼎之作。
1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话虽如此，领命后匆匆回沪，紧急向市委宣传部领导汇报并得到强力支持。同时在上影班子会议上也得到积极响应。记得，最初将基本团队召集起来开会时，任仲伦讲了几句话：这是按常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我们必须赢；从今天开始，困难将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必须战胜困难而不被困难所战胜。会议室里，所有在座的上影人感到一种壮士出征的气概。
的确，虽然国际上有不少登山题材的电影，但此前中国并没有关于同类题材的电影问世，无论从高海拔造成的多种困难、拍摄和技术经验，还是摄制团队和演员的经验，几乎是一张白纸。
最关键的，是时间极其紧迫——以往类似的题材创作，少则三年，五年也很正常，但他们的计时器，一开始就从进度条的2/3处向着终点飞奔了。从7月开始满打满算，如果要在国庆70周年献礼上映，只有15个月的时间。这一年出头的时间，对一部普通题材的作品来说都极为紧迫，更不用说几乎从零开始的登山题材。
尽管一开始就预期到了重重困难，上影团队并没有意识到，正应了《攀登者》的名字，整部影片从无到有的过程，恰似一座待攀登的高峰，无论选取怎样的攀登路径，前方等着他们的，都是未知的高度，和种种不可测的因素。
上影团队组织重点电影创作的一个习惯，就是找到影片的“方向感”。对于任仲伦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他的擅长。会议结束后，大家迅速分头找资料，关于当年中国登山队的影像和文案资料、世界登山的历史资料、以及能够找到的登山题材电影、纪录片近20部，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日本、韩国，只要能搜集到的，上影团队一部都不放过，反复看、仔细研读、记录、讨论。
国外的登山题材影片，注重写实主义，主要表现人与自然的冲突，或者是人在山难面前的选择与气概，还有就是登山者之间的生死情谊，并且将它放大到极致。题材的规定性、场景的规定性、演员活动空间的规定性，会给影片带来极大限制，也会给影片观赏造成很多缺失。
这是登山题材的魅力所在，也是局限所在。中国第一部登山电影如何突破？能做怎样的突破？“方向感”在哪里，谁都不知道，心里都没底。
其实在这时，在大量阅读、观影和讨论中，一个想法已经逐渐在上影团队脑海中成型：这该是一部要表达中国英雄的电影，同时也是一部表达东方美学的电影。这是最初的“方向感”。
许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在面对一个已经拟定的题材时，很多时候电影的前期设想都是从资料、文献的阅读开始，摸索到一个明确的方向，然后所有人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将艺术构想一步步落实。作为出品人，任仲伦就是那个统筹各种主创力量朝着同一方向走的人。
这次的《攀登者》，任仲伦定了八个字基调：“相向而行，画龙点睛”。相向而行很好理解，希望统筹所有力量向既定方向前行；而画龙点睛，则是找到影片的灵魂：在思想价值上，应该是体现中国英雄即使面对艰难，也敢于勇攀高峰的精神；在艺术价值上，则要突破登山电影写实主义，探索用东方叙事来讲述整个故事。中国英雄，东方叙事，应该是影片精神。按他的经验：一部成功电影还有个“三五定律”：五段左右精彩的情节或细节；五段左右精彩的视觉场景或画面；五段左右精彩表演或台词。如此，才能支撑起影片的精彩。
2“天降阿来”：有些事，不能差那么几年
7月，上影广场日光灼热。此时，距离《攀登者》上映，还有14个月，这仍是一部只有初步的构想，连剧本都没有、连编剧都不知在哪的电影。
剧本是电影拍摄的基础和核心，离开剧本，一切都是空谈。谁来编剧？徐春萍用四个字来形容：“天降阿来”。
2014年，曾经表示一辈子不碰电影的作家阿来就曾接受任仲伦的邀约，破例出任了电影《西藏天空》的编剧，上影副总裁徐春萍与阿来相识也有着20年的交情。
在网上查找资料时，负责影片统筹的陈小兵非常偶然地发现，阿来曾经做过关于1960年中国登山队的攀登资料采集工作。后来才知道阿来在2014年采访了当时还健在的三位1960年登峰的登山队员，并极其巧合地与1975年中国第一位登顶的女性登山家潘多有过一次长谈。那次谈话后不久，潘多就离世了。
■1960年时的登山照
也就是说，早在4年前，阿来就采集了大量关于当时登顶的一手资料，而当2018年他们为了《攀登者》找到阿来时，他所采访的对象中，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前期主动的资料收集，即使阿来答应执笔编剧，他手头能够依据的材料与现在几乎是天差地别。
于是，7月底，任仲伦与徐春萍携上影团队赶到四川都江堰见到了正在开作协会议的阿来，因为彼此信赖，很快就把编剧事宜敲定了下来。“阿来的加盟给了我们信心。有些事，真的不能差那么几年。”徐春萍感叹。
很快，阿来就提供了一个长达万字的提纲，将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走向梳理了出来。——但提纲只是大致方向，离能够交给摄制组的剧本仍有距离。此时，阿来完全投入了长篇小说《云中记》的收尾写作，剧本创作只能暂时搁置。一头是分身乏术的编剧阿来，一头是已经急得满头大汗的任仲伦，“怎么办？我们只能等待”。
3“你怎么敢说一年多就可以完成？”
与此同时，上影团队陆续与导演们接触，想邀请他们执导电影《攀登者》，其中也包括徐克。
徐克本就热爱登山运动，听说上影要筹拍这样一部影片，立刻激动起来：中国人还没有一部登山题材的电影，非常难拍，非常值得拍！聊到兴处，徐克和任仲伦交流起踏访名山的经验和体会。
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共识和共鸣后，徐克主动提及：“大概什么时候进入筹备期？”他被告知：明年国庆档。
作为著名导演他娴熟于电影制作流程。他分析到：登山题材，剧本要写好不容易，拍摄更难。需要高原拍摄，因为需要有珠峰独特的气势；但是，特技特效更是少不了吧？“这些统统加上去，工作量不能小看的，你怎么敢说一年多就可以完成？”任仲伦说：“我们没有退路”。后来，徐克担任了影片的监制，成为影片的中流砥柱。
“让我们想想，还有谁？”
一个名字从脑海跳了出来——李仁港。
上影与李仁港导演合作过三部影片，他是值得尊重的。出了名的不超时、不超支，一旦答应下的事，必定能在时限内完成。这是导演的个人品质，也是长期在香港电影商业化运作下搏杀而得的职业习惯。在此之外，李仁港喜欢做美术造型，拥有动作片的执导经验。所以，相信他能为《攀登者》带来焕然一新的呈现方式。
总策划汪天云飞赴深圳和李仁港当面交流，不辱使命把导演落实了，大家心中的大石头终于稍微落地。而对李仁港来说，一切却刚刚开始：这个任务对他来说，是所经历过时间周期最短的电影之一，所有时间节点都是他倒推着估算出来的：“从几时我要剪好这个片子，我再倒数我需要多长时间去拍完这个戏，然后我们有多长时间去筹备。倒数到最后，我发掘实景的拍摄期刚好卡在冬天最冷的时候，我需要在二月中旬拍完实景部分。”就这么把紧巴巴的时间线一捋再捋，李仁港开始了多方面的筹备工作。
时间到了11月。负责催稿的徐春萍数天没能联系上编剧阿来，陷入了焦虑。这已经是剧本需要交稿的最晚节点。
直到某天，徐春萍翻看手机，发现有一条短信：已发，阿来。一个极为奇怪的陌生号码，来自阿尔及尔！阿尔及尔？徐春萍一时没反应过来。她将信将疑打开邮箱一看，正是她焦灼等待了多日的电影文学本。
原来阿来带团出访，白天访问，晚上赶稿。国内手机没法用，最后只能辗转借了当地使馆同志的手机才发出了短信。后来阿来笑着对徐春萍说，因为时差，晚上睡不着，都用来写稿了。
“2018年10月20日晚10时起笔于青藏高原仙乃日、央迈勇和夏洛多杰三座雪山下，2018年11月2日晨6时成稿于阿尔及尔。”这个长达四万字的剧本，是阿来以文学本的形式为“攀登者”精神作出的最好诠释。
登山电影，最重要的是登山戏份。让演员全部在高海拔地区实拍既不安全，也不现实；若是棚拍，则涉及需要多个不同角度摄影棚的搭建，耗时耗力。
■原为矿区的片场
李仁港导演事后是觉得十分庆幸的。在一番苦寻之后，他在天津的郊区找到了一处废弃的矿区，非常适合作为拍摄地点——裸露在外的山石冬天本就被冰雪覆盖，经过塑形和改造，可以满足拍摄多种雪山场景的需要，有着天然的外形优势，又是在平原地区拍摄，不会碰到高反等高原拍摄障碍，条件近乎完满。
只是矿区是露天的，电影拍摄期间，室外温度接近-10℃，演员需要在真实的冰霜风雪中表演，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但彼时，大家所共同想到的只有一件事：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尽快开机。
2019年1月5日，《攀登者》正式开机。
近年来，中国影业强大的演技派阵容汇聚：吴京、章子怡、张译、井柏然、胡歌、王景春、何琳、陈龙、刘小锋、曲尼次仁、拉旺罗布、多布杰领衔主演，成龙友情出演。章子怡进组第一天就跟任仲伦开玩笑：你们真厉害，仅仅一个月，就把我们聚集在剧组了。其实，任仲伦知道，除了个人长期的人脉，还有首部登山电影的感召，还有国家电影局领导的鼎力支持。演员阵容公布后，《攀登者》的关注度一路攀升。
大家是十分敬业的。一月中旬，许多人从微博上看到吴京去了岗什卡雪峰尝试高海拔登山，名义是“体验生活”。其实，这是吴京为尽快适应角色所做的前期准备——他请了职业登山家作指导，除了学习专业登山技巧外，也是为了让自己投身于真实的雪域高原环境以获取一手经验，从而更好地为《攀登者》的进组做准备。
■为了备战《攀登者》，吴京一行人达到山上休息的地方时，手都被冻麻了，不断用嘴给手哈气取暖。（视频截图）
在为期半个月的训练时间里，严寒、膝盖伤痛、高原反应一直困扰着吴京，直到生病加剧了高原反应，不得已才撤了下去。他所获得的也远远不止经验，而是更高层面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在高原之上，人之渺小和自然之广袤，让他莫名其妙掉了眼泪。这正是一个真正的登山者的内心：宽广、孤寂，面对的敌人不是山，而是自己，只有战胜自己，才能真正站到巅峰。
正式进组后，同样敬业的章子怡第一时间就将李仁港、吴京等以及上影团队请到一起，把关于自己角色的脉络认真梳理了一遍，一聊就聊到深夜。章子怡说：我和观众的关系是“互虐”的：观众苛求我有突破，我渴望给他们惊喜。
从2018年11月阿来所创作的文学剧本，到开机后能够正式用于拍摄的剧本，主创团队一直在推敲、修改。在阿来改了三稿、导演改了一稿的情况下，上影团队集中力量，不断地讨论、修改，修改、讨论，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只为一个细节。在讨论过程中，特别对专业性很强的情节和台词，一点一点地核实对照，特别是对珠峰的地形地貌，大风口、北坳、冰塔林、冰裂缝、雪崩等等都做了核对，而且请教了气象专家、地质专家、中国登山协会，还有很多跟攀登有关的专家来把关。最后,任仲伦日以继夜修改剧本。用他自己的感受说：就是坚韧不拔，每天看着窗帘开始发白。就这样，剧本前前后后改了十七八稿，直到2019年2月3日小年夜，终于定稿。
就这样，在大多数人沉浸在春节的团圆氛围中时，《攀登者》迎来了主创演员们的团聚，一场大戏悄然拉开帷幕。
4冰天雪地里的拍摄，彰显“敬业与专业”
开机后，很多人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冰天雪地”。隆冬季节的北方户外，老天爷帮忙下了一场大雪，片场的“山脉”已是银装素裹，非常有利于镜头展现。但那层雪底下，不是布景搭建，而是硬邦邦、真正的石头，大量的登山镜头都要在这里完成，万一演员有个闪失，谁也负担不起。为了保护演员安全，摄制组又人工造雪，将雪层厚度加了十厘米。
即使这样，拍摄过程中，仍有演员意外受伤。有位演员进组没多久，吊着威亚反复拍摄，最后累得忘记收腿，撞伤骨折，一躺就是两个月。
一月底，新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陈道明的第一次官方活动，就是来到《攀登者》片场探班。这时片场正在拍摄张译一场趴在雪地上爬行的镜头，一拍就是几个小时，张译就在冰冻的雪地里趴几个小时。
在片场站了一个小时，冷得脚都冻麻了的陈道明连连表示拍摄不易，演员的敬业精神令他慨叹不已：“这是真诚的表演，处处都有充满力量的细节！”
摄制现场每天都有无法预计的新情况冒出来，需要及时处理。任仲伦几乎每周都带着上影团队飞往天津剧组。后来，干脆让徐春萍、汪天云、黄霁、陈小兵、朱婧雅留下，导演江海洋也加盟其中。上影化妆师沈东升、殷丽华和剪辑师陈晓红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后方的上影集团各部门全力配合。上影团队面对的是一连串的协调工作：和摄制组协调、和演员协调、和地方各个部门的协调……问题不断：遇上国家大会期间，摄制组需要搭建的寺庙场景，不能施工；需要拍一场篝火晚会，不能点火。导演等不起，演员也等不起，一边稳定军心，一边四处协调。最关键的是每天在现场关注拍摄，晚上观摩初剪样片。汪天云和江海洋两位资深的电影人提供了许多好想法。在此期间，天津和蓟县等地的领导为剧组提供了许多帮助。
“办法总比困难多。”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上影团队一直用类似的“格言”互相鼓励。其实回头想想，最直接支撑他们的精神动力和持久感动，是来自于剧组的一幕幕——
在一场展现在珠峰“第二台阶”的陡坡处，三位登山队员搭人梯上坡的戏里，张译面对着一个巨大的挑战：搭人梯需要踩着其他队员的肩膀向上爬，带着钢铁冰爪的鞋子没法穿，只能脱了鞋赤脚向上爬，影片中曲松林这一人物就是因此冻伤了双脚，导致截肢。
温度接近-10℃的拍摄现场，张译赤脚踩在雪地里，一双脚冻得通红麻木，他坚持用实景和真实的表现拍摄完了这部分的全部镜头。那一刻，张译真的体会到了一种可能会失去双脚的恐惧感：“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冷了，冷就是好像千万根针在扎你，无处可逃。”
吴京不用替身，所有现场的危险戏份，都是他亲自出演的。他本来膝盖就有伤，在天寒地冻的拍摄过程中，伤情一度加剧，几乎无法活动。为了不耽误拍摄，吴京特地飞去日本打针后，直接赶回片场继续拍摄。医生叮嘱他打针后要休息三周，但影片中有一段方五洲为了向徐缨表白，在钢铁森林间飞檐走壁攀爬的镜头，为了不耽误拍摄，他在打针一周后就开始拍摄这段高危镜头。
上影的演员更是同心同德。刘小锋扮演的是首次登山的老队长；何琳扮演的是登山队军医；陈龙扮演的是登顶珠峰的登山队员。王景春则扮演登山总指挥。他从柏林获奖回来，立即赶到片场，认真琢磨所塑造的形象。“赵政委应该有军人气度，我想到的形象是贺龙元帅。”王景春说。
“讲究”二字，不仅是《攀登者》的演员们对于细节和演技的自我要求，更是融入骨血的一种专业素养。
拍摄期间，胡歌妈妈不幸逝世，这对胡歌而言是一个重大打击。任仲伦从片场回到上海参加了他母亲的追悼会。胡歌很快就赶回了剧组继续拍戏。大家都很难受，甚至不知道怎样去安慰他，但在拍摄中，他给出的是一如既往的专业态度。
■大风口那场戏，是导演李仁港对于登山电影一个前所未有的突破：以动作片和武侠风的基底，他设计了一场12个登山队员在狂风暴雪中捆绑在一架梯子上艰难求生的场景，随着风力的变化，绑着所有人生命的梯子像惊涛飓浪中的小船那样失控飘摇、旋转。
这是李仁港导演的想象与创造，或许就是影片东方叙事的一种艺术审美的展现，从文案排演、电脑排演，到现场排演，李仁港费劲了心思，也做足了准备。实际拍摄现场中，天寒地冻的深夜，以二十多个工作人员为一组，在两边巨大照明灯的照耀下左右分别拉扯着梯子，以制造在风中摇摆的效果，加上人造降雪和鼓风机吹出的狂风，整整拍了一夜。
“见到这段素材时，我完全被震住了，”任仲伦说。大家完全没想到李仁港会拿出这样的想象力和视觉效果。现在这段镜头成为《攀登者》的“惊艳之笔”。
完成每天的拍摄后，演员可以休息，其他人员可以休息，但导演还需要和整个摄制组开会，即使已经拍到半夜，导演仍要筹备第二天的拍摄任务。《攀登者》的拍摄过程中，最辛苦的莫过于导演李仁港。进度与质量，是高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丝毫不敢松懈。
李仁港的身体并不好，在拍摄过程中因为过度焦虑和劳累，曾一度恶化到尿血、需要就医的地步。回香港就医的话，一去就是三天，他耽误不起三天。李仁港的哥哥特地从美国买了药给他带来，靠吃药临时控制住了病情。就这么一天天地拍下去，一天天地熬过去，从冬天拍到了春天。
5一场世界海拔最高的关机仪式
低调拍摄了三个月的《攀登者》，需要一个能引起高度关注的关机仪式，将所有人的目光汇聚到这一焦点。上影团队大胆提出：去西藏，去珠峰，做一场最高海拔的关机仪式！
4月9日深夜回到上海；10日，任仲伦和上影团队一起探讨起这个看起来有些疯狂的想法。大胆想象，小心求证。任仲伦对徐春萍说：大家能去的则去，不能去的则不去。实事求是。
11日，徐春萍带着先遣小组直飞拉萨，开始“探路”。
为了这次活动，国家电影局专门发函“保驾护航”。特别是西藏自治区党委、给予了大力支持。所有文件，极速获批。
最后定下来的进藏日期，是18日。珠峰关机的疯狂想法开始付诸实施。
带着一个150人的剧组进藏，首要就是安全问题。先遣小组联系了专业登山运动的应急保障队伍，带着所有的设备、专业人员和医护人员一起随队。他们还准备了双重保障措施，以及专业登山方面的一些保障，“高压氧仓，有；救援飞机，也有”，所有的一切，都在短暂的几天里迅速落实。
在拉萨，先遣小组去了一趟登山博物馆。院里没什么人，安静、空旷，桃花灼灼盛开，屋内的陈列品却是一段壮美历史的昭告：1960年和1975年两次登顶时登山运动员用的鞋子、觇标、铝合金梯，和薄薄的帐篷等实物。看着这些物件，大家思绪万千——从文献资料的阅读、想到拍摄过程中种种情形，一切的源头就在这里，在这一件件凝结着攀登者心血、鲜血乃至生命的物品中。
13日晚上，徐春萍回到上海，开始正式筹备。150个人的团队，七天的行程，她和自己所带的团队，仅仅用了四天就完成了所有安排工作。吴京、张译一同进藏，张译之前甚至没有上过高原，年近七十岁的徐克也表示要一起去，这些艺术家的敬业和坚持，让她备感责任重大。“在艺术家的称谓之下，他们有一种‘拼命’、不惜命的精神，如果他们都可以做到这样，我们更应该如此。”
18和19日，大部队陆续抵达拉萨。1975年胜利登顶珠峰的中国登山队队员桑珠也专程来到活动现场，在登山博物馆为大家真情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勇攀珠峰的真实历史。其中讲到攀登者的牺牲经过，吴京泪难自抑，在场许多人也潸然泪下。张译看到当年攀登者的手印，他用手掌贴上去，想与英雄的手相握，感受英雄的力量。
历史自有其证，真实力拔千钧，他们以电影为媒向登山前辈的致敬，将会把这段几乎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壮举和精神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重新灌注进中国人的骨血。
从拉萨到日喀则，21日抵达定日县城。这里是离珠峰大本营最近的驻地，第二天清早，他们将驱车赶赴大本营举行正式的关机仪式。
任仲伦已经是第三次进藏了。他表面指挥镇定自若，其实血压已经飙升至低压136，高压超过180，这是典型的“高山病”——高原性高血压。徐春萍的血压也在逐渐“攀升”。安全起见，不少人建议任仲伦不要去珠峰大本营了，他一一婉拒。“那时候，从内心来讲，我是没有退路的，我一定要去。”其实，他内心是有隐忧的，整个晚上担心意外出现，静静等待到天亮。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随队医生会给大家分发提高氧含量的药物，并及时监测血压变化。有不少人出现了高原反应，严重的已经送医治疗，有人呕吐不已，一吐就是几个小时，不少人出现了血压升高的状况。
每天晚上，工作组都要开会复盘每天的情况，以及筹措落实第二天所有事项。有的人刚才还在打点滴，拔了针就过来开会。从营销团队到落地保障团队、后勤团队、医护团队，以及摄制团队，有的是西藏本地找的，有的从北京赶来，有的从上海来，都是天南海北聚到一起的，彼此之前都不认识，将他们协调到一起，共同向着一个方向努力，本身就非易事。
有人帮他们拍了张奇特的工作照：桌子上，每个人面前有两个瓶，一瓶矿泉水，另一瓶是压缩氧气，轮到说话的人细声细语地讲，不说话的赶紧补几口氧气。
大部队到达定日，吴京和张译主动要求去珠峰大本营过夜。为了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局长尼玛次仁派来的两位专业登山教练起到了重要作用，陪同和保护他们一起上山。吴京和张译准备了酒，在抵达大本营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斟酒并堆起一个小小的玛尼堆，祭奠了所有登山前辈和葬身在这座山中的英魂。那一夜，吴京和张译谁也没有睡着，眼睁睁地等待天明。
第二天早上8点，阳光灿烂，40多辆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赴珠峰大本营。
盘山公路走了许久，加上缺氧，每个人都昏昏沉沉的，结果一个转角过后，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座高峰——珠穆朗玛峰！那一瞬间，没有其他言语可以形容，所有的疲惫、晕眩、身体上的不适一扫而空，他们终于到了珠峰脚下。
这几乎是上天安排的完美一天：没有一丝风，也没有一丝云，珠峰就这样清清楚楚、安安静静地在所有人面前展现全貌。
仪式按计划顺利进行。国家电影局副局长李国奇、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劲军、西藏宣传部副部长张晓峰等领导来到现场。徐克指挥了最后一组镜头的拍摄，与吴京和张译在珠峰前拥抱。他连连说：不容易，不容易，“但我们还是到了这里，这说明再困难的事情有自信去做的话，什么困难都可以解决的”。踩在海拔5200米的尖利碎石上，徐克有些激动：“1960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的壮举正是由中国攀登者完成的。既然是我们的高山，我们的脚就要亲自踏上去。站在山顶，我们的眼前是多么辽阔、多么壮观的远景。”话音未落，现场掌声一片。
主持最后的关机仪式时，任仲伦看到远远地飘来了一片云，速度非常快，迅速遮盖了大半阳光和蓝天——没过多久，头顶开始飘雪。他赶紧调整方案，加快速度。珠峰的气象瞬息万变。后来他在影片插曲中写了这样的词：山在哪里？山在这里，勇敢的攀登者出发在风雪中。
■如今大家所看到的剧组成员手拉横幅在珠峰大本营合影，已是漫天飞雪，每个人都因为高原反应脸庞浮肿，每个人都因为完成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笑意吟吟。
经过这种体验，让每一个人心灵得到了洗礼。徐克对任仲伦说：我们应该走出大本营去冲顶了。《攀登者》的创作就此进入最后冲顶历程。徐克导演就此担当起重要责任。
——《攀登者》创下了世界电影史上海拔最高关机仪式的记录。那天，关于《攀登者》的报道呈爆发性、直线式的上升，仅百度收录的相关内容条目就超过5万条。中央电视台、《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中国电影报》《每日经济新闻》等媒体的记者们，亲自登上珠峰大本营，纷纷发出现场报道。
6我们是共和国的一代人
那天仪式完成后，因为担心天气突变会带来许多安全隐患，车队赶紧回撤。下山路上，坐在1号车上，看着开道车上探身在外举着小红旗为后车引路的工作人员的背影，徐春萍感慨万千：这也许是她生命中最艰难、也最宝贵的一次体验了。她记得曾和任仲伦讨论过，在和电影打交道的职业生涯中，筹拍一部电影就是几年时光。像《攀登者》这样全情投入到一部电影中的经历，能有几次？
电影的意义自不待言，对他们个人来说，这段经历是一次职业理想的彻底“点燃”。就像《哈利·波特》制片人对任仲伦说的那样，电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脆弱的，它都有可能毁掉一部电影。他深深知道，仅以“职业”一词来对待，是做不出好电影的。电影需要倾尽全部心血浇灌，才会如花绽放。“像农民对庄稼的牵挂和辛勤，才可能有所收获。”
■ 6月16日，上海国际电影节，《攀登者》剧组出现在开幕式上。第二天在上影“五号棚”举办“登峰时刻”发布会，掀起了又一波高潮。出品人任仲伦，监制徐克，编剧阿来，导演兼编剧李仁港，以及演员吴京、章子怡、张译、井柏然、胡歌等一众主创悉数到场，登山英雄桑珠、夏伯渝现场亮相，戏里戏外，两代“攀登者”同台传承攀登精神。
章子怡在发布会上所说的话，某种程度上是整个剧组的心声：“也许你一辈子没有爬到过珠峰山顶，但你心中一定要有一座山；这座山不一定那么高，但你永远会有一个奋斗的目标。”
对上影团队来说，《攀登者》最大的意义，是通过一部影片，将我们国家最好的电影力量汇聚到了一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如此迅速地因为一部电影而聚拢、聚拢后共同拼搏，这是对影片的信赖，对上影的信赖，当其中也包括对我的信赖。我们绝不能辜负。”任仲伦说。
“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人会怎么看我们？也许说这是一群不要命的‘疯子’。也许说，这是一群付出的巨大代价，无怨无悔的‘傻子’。但是我们可以很从容地告诉他们，我们就是共和国的一代人。”这是剧中的台词，汪天云始终记得任仲伦写下的这些台词。所谓共和国的一代人，就是新中国的一代人，是在1949年到现在70年的发展过程中成长、成熟、成功的一代人。“这些人秉承着以前的意志和未来的开拓，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度过了很多的艰难，这种艰难有天灾有人祸，但是没有动摇过。”
“通过《攀登者》，我们要表达的是一代代中国人克服万难，为了达成一个目标的那种不屈不挠。整个过程中可能有憋屈、有磨难、有牺牲，为此甚至可能超越极限，但不言败，不放弃，也不后退。”徐春萍说。
李仁港导演始终在高度压力下工作。他与任仲伦每次见面的问候语是：昨夜睡着吗？但是，在他看来：登山者是无畏的，拍摄登山电影也应该是无畏的。
致敬登山英雄，致敬新中国不断前行的70年中各行各业的攀登者。一个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盛，需要所有人向着同一目标努力攀登。
并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要去攀登珠峰，但人的一生，总会有一个目标，当我们把这个目标看做一座山，并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时，每个人，都能攀登到自己人生的最高点。
每个人，都是攀登者！
（本文收入《电影〈攀登者〉全记录》，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将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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