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嘉佑三年（1058年）六月，包拯升任为右谏议大夫、权任御史中丞。不久后包拯上奏，请皇帝早立太子。
包拯奏道：“太子的位置空缺已经很久了，天下人都为此感到担忧，陛下这么长久地不作出决定，是为什么呢？”
当时的皇帝是宋仁宗，按说大臣过问立储之事，有干涉皇帝“家事”之嫌，即便温和如宋仁宗，听了包拯此言也感到不悦，因此仁宗反问包拯：“爱卿希望谁为太子呢？”
包拯听出皇帝语气不善，但他并未慌张，从容答道：“臣下无能，还没有考虑，臣请求早立太子，是为宗庙万世之大计着想的。陛下问臣想立谁，这是怀疑臣。臣已是六十岁的人了，又没有儿子，并不是为自己和后代邀宠考虑的啊！”
仁宗其实也知道包拯不会有什么邀宠东宫的心思，之前的反问只是表达一下不满罢了，因此便回道：“此事慢慢商议。”
倒是包拯刚才一番话让宋仁宗心中讶异：敢情老包跟朕一样没有儿孙福！
包公出生于公元999年，嘉佑三年正好虚岁六十。可正如他所说，他此时膝下无子。其实原本是有一个的，35岁那一年，包公与自己的第二任妻子董氏生下了儿子包繶。
包繶20岁这一年，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崔氏姑娘为妻。
崔氏生于荆州，母亲姓吕，是三朝宰相吕蒙正之女，两人算是门当户对。
包繶因为包公的荫庇，少年时就得官太常寺太祝，婚后第二年，小夫妻有了儿子，取名包文辅。
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儿子出生才几个月，包繶竟因病去世了。一家人十分悲痛，然而更不幸的是，四年之后，包文辅也夭折了。
包公和董氏连续失去儿子和孙子，悲痛到无以复加。悲伤之余，念及崔氏此时年才二十五，包公劝儿媳改嫁。
不料崔氏竟拒绝了，她对包公表示：“公公是天下敬慕之人，我能够代替丈夫奉养公婆，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就这样崔氏留在了包家。古人香火观念重，儿子孙子都去世意味着绝嗣，于是包家从包拯的哥哥那一支后人里，过继了一个包滨给包繶当儿子，由崔氏抚养，改名包永年。
可这毕竟不是亲生的，包拯为此心底苦闷。
且说包公有一滕妾孙氏，是董氏的陪嫁丫环，跟了包公多年，未有一儿半女。转眼包拯六十岁了，料想自己已然不可能再有儿女，因此包拯把孙氏打发出了包府。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孙氏离开包家时，肚子里已怀了他的骨肉。
细心的崔氏得知了孙氏怀孕之事，于是不断派人送钱物给孙氏，无依无靠的孙氏赖此顺利生下了孩子，竟是一个男孩。
但崔氏没敢贸然的把这个孩子的存在告诉公婆，只是继续接济孙氏母子的生活。
转眼到了嘉佑三年，包公六十大寿。此时天下太平，东京开封一片繁华，包公过寿，自然宾客盈门，包府内外热闹非凡。当然对所有宾客包公都已提前说好，不要送礼，送了也不收。
看到这么多人来给自己贺寿，包公也很高兴，不过却也难掩心中的遗憾：别人家六十大寿，都有儿孙贺寿，自己过寿来的却只有宾客。想到此处，包拯心中越来越不是滋味。
众宾客也都知道包公的情况，因此都很默契地不谈子孙话题，没想到包拯却自己提及了无人承袭香火的遗憾。众宾客不知如何接话，原本热闹的场面一下冷清下来，安静得只能听见包拯的叹息声……
崔氏通过仆人得知了这番情况，她觉得时机成熟了。于是第二天问安之时，她把孙氏离开包家前有孕在身，如今已经生了一个男孩的事，告知了包公与董氏。
包公十分惊诧。不几天工夫，崔氏便差人把小男孩接到了包府，此时孩子已经1岁多了，包公和董氏一看，孩子跟包公八分神似，确是他的骨肉无疑。
这意外之喜把萦绕二老心中多年的丧子之痛一扫而空，两人不禁老泪纵横。
小儿子被取名为包綖，后来改名为包绶。就这样包拯在人生的最后几年算是体验到了天伦之乐。四年后的1062年，包拯去世。
宋仁宗听闻噩耗，亲自来到灵堂吊唁。之前包拯和他提起过自己膝下无子，如今包公去世，仁宗不禁为忠臣无嗣扼腕叹息。
没想到来到包公灵前，披麻戴孝的人之中赫然有一位包公的庶子在列，看年龄不过五六岁。
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仁宗也替包拯感到欣慰，于是当即下诏，命五岁的包绶为太常寺太祝。
五岁的孩子怎能为官呢？其实并不需要包绶真的去任职，这种给功臣之后授予官衔的情况叫做“荫补制”是当时的一种惯例，包公生前曾劝过仁宗废止这种制度，仁宗没听，如今包公自己的儿子也享受着了……
但这不代表包绶是那种纨绔子弟，相反，包绶从小十分懂事，勤奋好学。所谓长嫂如母，在包绶成长过程中，崔氏扮演了监护人的角色。
当时包府上下老的老小的小，崔氏成了唯一的顶梁柱。包绶九岁时，董氏病危，崔氏煎药喂药，床前床后，替丈夫和自己尽了孝道。董氏去世后，她又张罗丧事，请名家刻写墓志，将董氏与包公合葬。
转眼包绶成人，崔氏这个做嫂子的又承担起父母的责任，给包绶张罗婚事。包家世居庐州，崔氏给包绶说成了和庐州知州之女张氏的婚事。
张氏后来早逝，崔氏再次主婚，这次更夸张，直接给包绶娶了当朝宰相文彦博的女儿。
这使得包绶的事业得到助力，文彦博内举不避亲，写奏折给宋哲宗举荐包绶，称“包拯之后,唯绶一身,孤立不倚,能世其家,恬静自首,不苟求进”。
于是朝廷任命包绶做了濠州团练判官，这是包绶第一份正经工作，之前的太常寺太祝只是个挂名虚衔。
史载，包绶在濠州任职期间，奉公守法，倬有盛誉，知州对他十分器重，因此“凡议事必咨公（包绶）而后决”，而包绶也继承了包公的遗风，遇到不可为之事，他都会坚持原则。
任职期满后，州郡上下对他交口称赞。好评传回朝廷，包绶被调回京城，封宣议郎，赐绯鱼，历任少府监丞、国子监丞、将作监丞——这都是一些比较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但包绶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夙夜尽心，裁判有序……以勤济应期办事，为当时称。”
包绶虽然从小在合肥包家长大，但崔氏并没有对他隐瞒生母孙氏的存在，母子俩一直有联系。就在包绶在开封任职期间，孙氏病逝，包绶回乡守孝三年。
此后包绶又担任了汝州通判，同样恪尽职守。任职期满后，包绶将回京城述职，汝州百姓扶老携幼前来送行，对包绶说：“请公善归，台阁今待公矣！”
当然，没有进士学历的包绶是不可能升入台阁的，述职之后，包绶被平调为潭州通判。
潭州就是长沙，包绶从开封乘车乘船一路南下，或许是因为舟车劳顿，或许是因为水土不适，走到黄州时，包绶感染急病，竟就此病逝了。
黄州当地人发现包绶去世后，为确定包绶身份，打开他的行李，发现此客竟如此清贫，除了任命文书外，随身盘缠只剩四十六文。
包绶与妻子文氏育有四子，包绶死时四个孩子都还是小孩，加上家中清贫，因此包绶死后先是就地葬在黄州，后来两个儿子成家立业，有了一定经济实力后，才把包绶移灵安葬到合肥包家祖坟。
包拯后裔如今已传到第三十余代，包公儿媳崔氏对此居功至伟。
崔氏年纪轻轻丧夫丧子，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包家先后给公婆养老送终，把包绶、包永年两个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抚养长大。
崔氏的母亲曾亲自来庐州找到女儿，劝女儿跟她回家并改嫁。崔氏拗不过母亲，跟母亲回了一趟荆州，但拒绝改嫁，看望了娘家人之后又回到了包家。
崔氏的事迹在庐州城家喻户晓，最终被朝廷得知，宋哲宗于是下诏加封她为永嘉郡君，并在包家门外给她建了一座牌坊。
嘉奖诏书由苏东坡亲笔所撰，收录在《东坡全集》中。
更荣光的是，崔氏被收录进了《宋史.列女传》中，名垂青史，跟包拯一个待遇（当然字数没有包拯多）。
1094年崔氏在合肥去世，在外为官的包绶立即赶回合肥与包永年一起给崔氏办丧事，披麻戴孝，以对待母亲的礼仪对待崔氏。
崔氏长嫂如母抚养包绶的事迹经过民间流传，最终形成了《赤桑镇》、《铡美案》中包公的“嫂娘”形象。其实有嫂娘的不是包公，而是包公的儿子包绶。
参考资料：
《宋朝奉郎、通判潭州军州事，赐绯鱼袋包公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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