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姓周，原名樟寿，字豫才；1898年到南京求学时改名树人；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鲁迅”这一笔名。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当他出生时，他的家庭已处在衰落中，但仍可称之为小康之家。由于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以及家长和塾师的严格培养，鲁迅在少年时期便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国学基础。
在此期间，家中发生的两大变故对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93年秋，当他12岁的时候，正在做着京官的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入狱，全家都有被株连的危险。鲁迅随母亲到亲戚家避难，竟遭到前所未有的冷遇，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同族的长辈也看不起他们，甚至加以欺凌。翌年冬，父亲周伯宜又患了重病。作为长子的鲁迅，几乎每天都要出入当铺和药店。虽然开方的都是当地的名医，虽然诊金很高，但父亲的病却日重一日，终于在1896年秋天亡故了。
世人前恭后倨的态度深深刺伤了他那颗自尊而敏感的心灵。“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是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所说的话，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少年时心灵的余痛，可以得知他当时已深切体验到中国封建伦理文化及其所塑造的人格的虚伪和冷酷。而父亲的因医治无效而病故，又使少年鲁迅切身感受到中国传统医学的落后。当时思想敏锐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看到中国文化的落后，而少年鲁迅对于中国文化的绝望，除了也看到这些对外战争的失败之外，更多地来自他当时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他有着独特的少年经历。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着被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中华民族面临着被灭亡的危险，而中国旧文化的陈腐窳败也已充分显露。于是，怀有救国救民壮志的少年鲁迅不愿走科举应试的所谓“正路”，也不愿学作幕友或商人，决心不顾人们的奚落和排斥，“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去探求强国新民之路。1898年5月，他带上母亲为他筹集的八元川资，去南京考入了可以“学洋务”的江南水师学堂。因对学堂的管理和教学感到失望，翌年2月又考入也设在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那里一直学习到1902年初。在南京将近4年的时间里，鲁迅接触到他前所未闻的各种新知识。尤其重要的是他通过阅读严复翻译的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对西方正在盛行的作为生物学和历史观的进化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他后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02年初，鲁迅于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被官费保送日本留学。他首先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其他基础课程。他一面学习，一面热情地探求着救国之路。他的献身民族复兴事业的志愿在他1903年写给同学兼好友许寿裳的一首诗《自题小像》中表达得十分明确：“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在日本积极展开活动。鲁迅赞成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并经常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他坚决反对维新派的保皇立场，但对梁启超提出的必须改变中国国民愚昧落后精神状态的新民说则给予高度重视。他开始认真思考国民性改造问题。
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他讨论这样三个问题：（1）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3）它的病根何在？1903年，鲁迅翻译并加以改写的小说《斯巴达之魂》发表于《浙江潮》杂志。这篇小说歌颂了斯巴达勇士抵抗侵略、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洋溢着激昂的爱国热情。同时或稍后，鲁迅还翻译了法国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撰写了介绍科学知识的论文《说鈤》和《中国地质略论》。这些译作和文章显示了他对科学的重视。190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他之所以选择学医，是与他少年时代的经历和他的救国思想密切相关的。父亲的不治而死给他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后来接触到西方医学知识，与先前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加以比较，他更加感到中国医学的落后。同时他还从翻译的历史书上得知，日本的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引进。因此他准备学好医学回国医治像自己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同时也借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学习到1906年初，一次影片事件又使他决心弃医从文。
有一天，教师在授课之余为学生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影片。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据说是为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捉住要杀头示众，另有一群体格健壮的中国人却在麻木地围观。鲁迅深受震动。他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关键在于改变国民的精神。而能够改变精神的，他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他决定献身于文艺事业。
1906年6月，鲁迅结束了在仙台医专的学业，自日本回绍兴，奉母命与朱安女士结婚。对于家庭包办的这件婚事，鲁迅很不满意。他后来曾对朋友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他在绍兴只住了几天就回到东京，一面继续学习外文，一面从事文学活动。1907年春，他与许寿裳等人计划创办文学期刊《新生》，但因支持者的退出而告失败。1907年底到1908年底，他在刘师培等人主编的《河南》杂志上发表了《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未完）等论文，标志着他的独立思想的逐步形成。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落后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落后，从根本上说是人的落后。国民愚昧、怯懦、自私、冷酷、巧滑、重利。振兴民族的根本出路是改变国民精神。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写道：“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他认为新的国民应当有健全的精神，既要不畏强暴，又要有博爱之心；既要务实，又要有形上之需求；既要有坚强的意志，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又要有开阔的胸襟，不疾天才，尊重先驱。
1909年，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册先后出版。这里面所收的多是东欧弱小民族和俄国作家的作品，主题主要是要求民族独立或抨击反动统治。鲁迅选译这类文学作品，考虑的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但《域外小说集》销售情况很不理想，半年内只售出数十册。
从1906至1909年鲁迅在东京从事的文学活动没有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主要原因是当时正处在政治革命的热潮中，大部分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意识到文化变革对于中国改革的重要性。但鲁迅这一时期的努力却是他后来文学活动的必要准备。
1909年8月，鲁迅因家庭经济上的需要而回国谋职，先是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1910年7月又到绍兴府中学堂任生物学教员并兼任监学（教务主任）。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积极组织声援活动和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后不久，任绍兴山（阴）会（稽）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这年冬天，他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作品通过一个市镇的一次由谣传引起的混乱，简练而深刻地概括了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养成的生存方式。小说虽用文言写成，但其思想内容和结构形式已完全具备了现代短篇小说的性质。
1912年2月，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工作，不久随部迁至北京，担任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第一科科长等职，主管文化及社会文化设施等工作。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社会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倒行逆施充分暴露了中国旧文化的顽固性。鲁迅一时找不到攻击旧文化的机会和战友，直到1917年，他还常常感到极度的苦闷和绝望。为了排遣苦闷，他便在公余时间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帖，阅读佛经。但他并未完全消沉下去，而是常常怀疑自己的绝望：“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一时期他虽然很少发表文章，然而却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体察和思考。
中国民主革命的连遭挫折，使越来越多的有志改革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开展一场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运动的必要性。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改名《新青年》），发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思想启蒙运动。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等人又发动了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早就立志于中国文化改革的鲁迅终于找到了战友和大显身手的机遇，开始了他创作的丰收期。
1918年初，鲁迅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同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揭开了中国小说史上新的一页。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五四时期，又连续发表了《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风波》等多篇小说。这些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思想和新颖独特的艺术形式，深深地震撼了当时进步知识青年的心，同时也最早以丰硕的创作成果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除小说创作外，当时他还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论文和相当数量的“随感录”。这些文章或者系统地驳斥男子本位、长者本位的封建道德，或者针对保守派的种种谬论作脱手一掷的迎击，都密切配合了当时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五四运动过后，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鲁迅感到自己“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但他这次没有再放下战斗的笔。1922年初，当穿着西装革履却从事复古活动的“学衡派”趁新文化立足未稳而发起进攻时，鲁迅立即写了《估〈学衡〉》等杂文，抨击了这股复古思想。从1918年到这时他所写的各类杂文收在杂文集《热风》和《坟》里。
1923年，鲁迅将他1918年至1922年创作的15篇小说结集为《呐喊》出版（该书在193O年第13次印刷时，由作者抽去其中以神话传说为题材的《不周山》一篇）。《呐喊》以反对封建伦理文化的启蒙主义为宗旨，以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历史为背景，猛烈抨击了中国封建伦理文化的冷酷性、陈腐性和保守性，深刻揭示了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国民精神的弱点，同时也赞美了保留在天性未混的儿童和淳朴的下层劳动人民身上的优秀品质，还艺术地再现了革命先驱在当时的艰难处境。《狂人日记》通过一个身患“迫害狂”的人道主义者的独特视点，揭发了“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可怕事实，并通过这一可怕事实与家族制度和礼教之间内在联系的揭示，暴露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孔乙己》着重反映的是封建等级观念对人们的毒害。孔乙己虽已穷困潦倒，但仍不肯脱掉那身标志读书人资格却已“又脏又破”的长衫，而咸亨酒店的掌柜和顾客们却因他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而将他作为取乐的材料。封建等级观念使人变得滑稽，使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同情。《药》写的是革命者夏瑜的血被愚昧的群众当作医治痨病的药而食用的事情，反映了群众与革命的隔膜。中篇《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这是一篇性格小说。作者着力刻划了阿Q这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被压迫、被蹂躏者形象。阿Q性格的本质特征是缺乏理性自我，因而他不得不一方面盲目地服膺封建兽道伦理文化，一方面又本能地适应封建吃人社会现实。他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其思想却“样样合于圣经贤传”，对“男女之大防”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阿Q从实际感受出发也常常觉得“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但他终其一生未能在理性观念上否定过封建制度和文化。阿Q没有理性自我，却有着本能自我。既然不能从理性观念上否定封建文化，他就只能按着本能需求去适应那个吃人的、对于他这样一个底层人来说完全是异己的社会现实。他适应现实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精神胜利法，即当他在生活中处于困境或遭受失败时，就靠自欺来自慰。因为他常处逆境，这成了他主要的适应方式。另一种是一旦有机会就爬到更高的等级阶梯上去，如革命到来时他便跃跃欲试。但爬上去的可能本来就非常小，阿Q也终于作为替罪羊而被那个社会吃掉了。这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文学典型，既生动具体，又高度概括地反映了深受封建文化毒害的下层人民的生存状态。鲁迅是怀着怒其不争又哀其不幸的复杂心情来描写阿Q的。他怒其服膺不该服膺的兽道文化，怒其适应无法适应的吃人现实，他哀其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处境，哀其终于被吃掉的悲剧命运。鲁迅将阿Q的精神弱点撕破给人看，又将他的尊严和权利践踏给人看，将他的生命毁灭给人看，因而作品具有极为感人的悲喜剧交融的审美特征。
《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的《晨报副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新文学界的注意。大半个世纪以来，它不仅在中国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已经被译为世界各主要语种的文字，有了很高的世界声誉。阿Q则成为世界著名的文学典型之一。在《呐喊》中，《一件小事》、《故乡》、《风波》、《社戏》等作品也都有较大影响。
1924年底，鲁迅参与了《语丝》周刊的创办，并参加了语丝社。1925年又先后组织和领导了莽原社和未名社。这些社团在新文化的建设和当时的政治斗争中，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一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了进步学生反对实行家长式教育的校长杨荫榆的斗争。正在这所学校兼课的鲁迅站在进步学生一边，与杨荫榆及其后台进行了反复的较量，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斗争中，他运用杂文痛斥杨荫榆迫害学生的行径，批驳其后台章士钊的复古主义论调，揭露“现代评论派”陈源等貌似公允实则向反动当局摇尾乞怜的叭儿狗本性。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中，他痛悼死难者，对杀人凶手进行了彻底揭露和强烈谴责。这一时期的杂文收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坟》的后半部。
在这一系列斗争中，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并很快由战友成为恋人。
1926年，鲁迅将他在1924年和1925年这两年中所写的11篇小说编成他的第二个小说集《彷徨》出版。《彷徨》的创作精神与《呐喊》是一致的，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也基本相同。与《呐喊》相比，作者这时已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也更为圆熟，但总的说来，其中作品的影响力要稍逊于《呐喊》中的作品。《祝福》通过祥林嫂一生悲惨遭遇的描写，有力控诉了封建夫权观念的吃人本质。祥林嫂死了丈夫之后，本想按着封建伦理的要求从一而终，不再嫁人，但由于她这时不仅仍然属于她死去的丈夫，而且还属于她丈夫的家庭，所以她又被婆婆强迫嫁给贺家墺的贺老六，以便换钱给他的小叔子娶亲。不幸她的第二个丈夫又死了，她从此也就成为一个遭人唾弃的人。有人告诉她，因为她嫁过两个丈夫，死后在阴间就会被锯为两半分属两个丈夫。她因此失魂落魄，不久就沦为乞丐，并且怀着对阴间的恐惧而死在年终“祝福”的鞭炮声中。在封建夫权社会中，妇女从来不属于她自己，而只是她丈夫的附庸。祥林嫂正是被这种夫权制度和观念害死的。
《伤逝》写的是一对新式青年的婚姻悲剧。子君不顾家庭的阻拦，怀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坚定信念与涓生结合了。但她以婚姻自主为思想追求的顶点，婚后便不思进取，只想依赖着丈夫生活，生活趣味也日趋庸俗。于是他们之间的爱情之花很快枯萎。同时，他们自主婚姻的行为也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不久，涓生被所在机关辞退，谋生又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婚姻只能以离异告终，随之，子君就抑郁而死了。小说借助涓生的忏悔向读者提出两点忠告：第一，“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第二，“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伤逝》艺术地显示了作者对于婚恋问题切实而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写的都是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处境的艰难，揭示出封建旧势力的强大和顽固。《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和《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当初都是积极的改革者，最终却都败在旧势力手下。作者对他们改革意志的被消磨感到痛心，但更多的是对其命运的同情和对旧势力的鞭笞。
《彷徨》与《呐喊》一样，不仅思想先进而深刻，艺术上也非常精湛和富于创新。它是继《呐喊》之后，鲁迅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奠定的又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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