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人们讲究修身，因此在印章上就有很多讲如何做人的箴言，用以警示自己、规诫他人，这就是箴言玺，其作用类似今天的座右铭。箴言玺印文较少，但内容丰富、寓意深刻，受诸子思想的影响，体现了“仁、义、礼、智、信”中华基本道德规范，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2020年6月9日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方寸藏箴——战国箴言玺文化展”，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华夏精神内核为主旨，分为仁、义、礼、智、信五个单元，通过小小的箴言印章来展示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精神硬核与价值追求。“信”虽然迟至西汉时期才被纳入“仁、义、礼、智、信”五常理论体系中，但在战国时期常作为吉语铭刻在印章中，随身佩戴，表现出人们内心对诚信的渴望，和对自己的一种要求。本文从战国箴言玺中反映诚信的玺印入手，结合商周时期其他青铜器铭文及竹简文字所包含的诚信方面内容和相关文献记载，探寻诚信之坚守与传承。
信玺及其内涵
信，是战国时代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字，一般作为人名、封君名使用，但在箴言玺印及一些青铜器铭文当中也专指诚信之意。鉴于战国时期，诸国林立，诸子思想百家争鸣，“信”字在字形上地域差别很大，六国文字各有特点，但其中所反映的诚实守信的精神内涵却趋于一致。
图一
图一玺文为单字“信”，阴文，反书，风格属秦。《说文·言部》：“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信为诚信守诺，言行一致。这是儒家倡导的美德，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图二
图二玺文为单字“身”，阳文，正书，风格属秦。正书的印章已经完全失去古玺拓印功能，应为纯粹的珍玩或佩印。身，甲骨文作1️⃣（见图①），像人腹隆起有孕之形。西周金文作2️⃣（见图②），下添加横笔为饰。在战国古文字中，身通信，慎守诚信之意。
图①
图②
图三玺文为单字“3️⃣（见图③）”，阳文，反书，风格属三晋。《战国古文字典》：“3️⃣（见图③），信之异文。”《谷梁传》：“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说出的话一定要守信用。《论语·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表明车无軏不可行，人无信则不可立，人若不讲诚信，将寸步难行。均说明信是个人品质当中最重要因素，是立身之本。
图三
图③
图四玺文为单字“4️⃣（见图④）”，阳文，反书，风格属三晋。《战国古文字典》：“4️⃣（见图④），为身之繁文。”身通信，则4️⃣（见图④）也意为诚信之意。《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是说在人与人交往时，诚信是交往的前提和基础，必须做到言而有信。
图四
图④
图五玺文为单字“5️⃣（见图⑤）”，阳文，反书，风格属楚。吴振武《〈古玺文编〉校订》第二八九条指出：“从心身声，即信字异体。身、信古音同，战国文字中借身或从身之字为信是很常见的，故信字可以用身作声符。”古人认为心是思维活动的器官，语言来自心，发于口，所以“言”“口”“心”三者作为合体字的意符时往往可以通用。《老子》：“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指出轻易向别人许诺一定很少讲信用，经常把事情看得过于容易必定多遭受困难，所以教育人们不要轻易许诺，只要许了诺就要认真履行诺言，不要失去了信义。
图五
图⑤
图六玺文为“中身”二字，阳文，反书，风格属三晋。中通忠，身通信，中身即为忠信。《周易·乾传》：“忠信，所以进德也”，说明信是道德的基础。
图六
图七玺文为“中4️⃣（见图④）”二字，阳文，反书，风格属三晋，其为忠信之异文。《论语·卫灵公》：“言忠信，行笃敬”，指出说话要忠实诚信，做事要忠厚恭敬。
图七
图八玺文为“中身”二字，阳文，反书，风格属楚，通忠信。《左传·昭公元年》：“临患不亡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大意是面临祸患的时候不要忘记国家，是忠的体现；有危难但却不放弃自己的职责，是信的体现；为了国家的利益能够置生死于度外，是坚贞的表现。
图八
图九玺文为“中5️⃣（见图⑤）”二字，阳文，反书，风格属楚，通忠信。《墨子·尚贤下》：“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凡是我国忠信的人，我都将奖赏和尊贵他；不忠不信之人，我将治罪和鄙弃他。进一步指出忠信是人立身之本，不讲忠信将会被人唾弃和轻视。
图九
战国青铜器铭文及竹简中的“信”
战国时期的其他载体上所镌铸或书写的文字当中也包含着大量有关信方面的内容，除了用作人名、封君名之外，其上所反映的内涵，与成语玺所包含慎守诚信之意相一致，都是当时崇尚忠信的真实体现。
战国时期属三晋魏国的梁上官鼎记载“宜信冢子”，大意是指宜信侯的嫡长子，宜信在这里指代封君名；此外还有信安君鼎、长信侯鼎所涉及的信都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封君名。战国时期的魏国崇尚诚信，其君主魏文侯留下了很多重信的故事，因此“在上者”有信，则民诚朴忠信，以崇信为尚，对整个社会诚信风气的形成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图⑥
此外，出土于河北平山县的中山王鼎及中山王壶，其铭文中包含有“忠”“信”二字。中山王鼎：“事少如长，事愚如智，此易言而难行也。非信与忠，其谁能之？”大意是中山王6️⃣（见图⑥）对其大臣相邦7️⃣（见图⑦）忠信的肯定与赞扬，认为他侍奉年少、无知的君主就像对待年长且有智慧的人一样，这事情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很难；如果没有信义和忠诚，有谁能够做到呢？中山王壶铭文中也提到：“余知其忠信也，而专任之邦。”再次肯定了大臣7️⃣（见图⑦）的忠信品质，并委以相邦之重任。
图⑦
1993年出土于湖北郭店一号墓内的楚简，所书写的内容中包含一篇《忠信之道》的儒家文献，以“忠信”为主题展开论述，阐释了忠信的各种表现，并极力倡导当政者对民众做到“忠信”，认为只有达到了“忠信”，才能“人养皆足，百善皆立”。
信的坚守与传承
信，从人、从言，会人言可信之意，是战国时期儒家所提倡的基本道德规范之一。战国以后，朝代更替频繁，但人们对诚信的坚守与传承从未中断。宋代思想家朱熹《朱子大全》记载：“故尽己之心为忠，徇物之理为信，虽内外之不同，要之皆诚与我耳”，表明忠、信、诚三者的密切关系，均以诚实为根本。近代教育学家蔡元培先生认为：“德行之中，最普及于行为者，曰信义。信义者，实事求是，而不以利害生死之关系枉其道也。社会百事，无不由信义而成立，苟蔑弃信义之人，遍与国中，则一国之名教风纪，扫地尽矣”，指出个人的诚信品质对国家的重要性，是国家风纪的重要内涵。
两千多年来，传统文化中的诚信精神，一直深深影响着每一位炎黄子孙，直至今天，“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更应该成为民众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
（文中玺谱来源于《甘露堂藏战国箴言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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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转自2020年7月14日
《中国文物报》第7版
作者｜张丽敏
编辑｜毛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