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召开。参会人员共15人（不是代表人数呵），其中，党代表12人，分别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广州的陈公博，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旅日的周佛海，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出席会议的1人，是陈独秀指定的包惠僧；另外2人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故事一：会议地址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游船是谁的建议？】1921年7月30日晚，会议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中，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随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会场，结果一无所获。由于代表们的活动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
当时，会议的工作人员是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因她对家乡乌镇周边的嘉兴非常了解，交通便利、水系环绕，而且是反动势力管辖的薄弱地带，所以由王会悟提议，会议地址从上海转移到120公里外的嘉兴南湖画舫中举行，继而顺利开完各项议程。会议期间，王会悟始终在画舫的船舷上探风望信，为会议召开做出了突出贡献。王会悟1898年出生，于1993年在北京病逝。
【故事二：“一大”代表到底是12人，还是13人？】新中国成立后，原苏联移交给中国档案馆一份俄文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是现存留于世的唯一原始档案。
档案中明确了开会的日期，是“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对出席人数也有明确的记载“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具体正式代表名单没有提到。通过档案记载推断，“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大家都很熟悉。那是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张国焘、刘仁静，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王尽美、邓恩铭。“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一个是旅日学生代表周佛海；另一个就剩广东的代表陈公博和包惠僧。
根据曾参加“一大”的代表中提到的代表人数来看，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12人说：毛主席在1951年对胡乔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指示中和1961年10月、1965年11月会见日本外宾时，都明确提出12个代表参加。会议的组织者李达的说法是12个代表，包惠僧非代表。最早谈到代表人数的是陈公博，而且他还是“一大”的广东代表。1924年1月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中写道：“大会代表十二人，代表七个地区”。1971年8月董必武对来访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人员明确地说：“一大代表，上海、济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
另一个版本是13人说：周佛海在1927年所写的《逃出了成都武汉》就中共一大代表问题指出：“当时出席的人，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据包惠僧1953年说“陈独秀即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推选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
根据党的历史记载：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成员、武汉临时支部书记。湖北党组织已有两位“一大”代表即董必武、陈潭秋，自然不可能再推出第三个代表。包惠僧其实只是在中共“一大”开会前一个多月的1921年5月底，才临时去广州看陈独秀，并没有在广东党组织内工作，只是陈独秀临时指定的参会人员。
【故事三：15位参加“一大”人员中为何只有14位代表照片？】参加一大会议的人员中，除了13名中国籍外，还有2名共产国际派来的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外国人代表。在最早的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只有14位代表的照片，唯缺尼克尔斯基的照片。马林相对较熟，他是荷兰人，担任过列宁的秘书，很受器重。在列宁的推荐，马林来华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
而尼克尔斯基的照片通过原苏联、蒙古国、俄罗斯等国专家学者多方考证确认，2007年终于在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鄂木斯克州联合档案馆发现了带“绝密”字样的人事档案和仅有的两张照片。原来，尼科尔斯基是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谍报处工作人员，这个机构正是后来的克格勃！他的履历有一部分至今仍处于保密状态。2007年6月29日，俄罗斯学者阿列克赛·布亚科夫才把一张照片交给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生于1898年。1921年，年仅23岁的尼科尔斯基加入了俄共（布），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同年6月，他受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遣，来到中国帮助筹备中共一大。马林精通英语、德语、俄语，而来自上海的一大代表李达和李汉俊英语很流利，其中李汉俊也精通德语，所以马林与中国一大代表没有沟通障碍。而尼科尔斯基只会俄语，另外懂得一点英语，与一大代表无法沟通。马林与一大代表沟通的时候，尼科尔斯基只是安静地听着，给人造成他是马林副手的错觉，而实际上马林才是他的副手。
一大结束后，尼克尔斯基又在1930—1932年在黑河市参加了反击日本情报机关的行动，但到1938年，他被叫到莫斯科“开会”，然后以“日本间谍和右派托洛茨基组织的参加者”罪名被逮捕，军事法庭仅仅审讯了10分钟，就将尼科尔斯基判处了死刑，当天执行。1956年，才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平反。
【故事四：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何没有参加“一大”？】1920年陈独秀当时应邀前往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大”开会的时候他正在筹款。陈独秀想，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所以没有来。
李大钊当时是北大正值学期的终结，校务纷繁，无法分身。中共“一大”开会正值北大放暑假。因为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困难，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薪金，这八所高校就联合成立了“索薪委员会”追讨工资。“索薪委员会”负责人马叙伦经常生病，主持不了会议，所以李大钊在“索薪委员会”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整天忙于开会，追讨着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工资。
【故事五：13位参会人员的不同人生？】汇总13位参会人员，人生结局不尽相同，其中，2位成为国家领导，3位牺牲，1位病逝，4位脱党，3人成为汉奸。
一、成为国家领导人是毛泽东主席和董必武。
毛主席的事迹我们都了解的。他于1920年11月，在湖南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组织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带领我党我军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了新中国，最终成为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1976年9月9日逝世。
董必武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1919年，他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建党以后，他一直是党的重要领导，参加过长征；建国后，他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代理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5年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二、3位牺牲的是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
邓恩铭是参会人员的唯一少数民族，水族，1901出生于贵州荔波县。16岁远赴山东投奔叔父求学.1918年考入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在济南学生运动。先后三次被捕入狱，身陷囹圄的他领导狱中党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斗争。1931年4月5日，邓恩铭被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
何叔衡是参加“一大”年龄最大的代表。1931年，何叔衡奉命前往中央苏区，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何叔衡被留在苏区工作。次年2月，何叔衡等被安排前往上海，在途中不幸被敌人发现遭到围捕，为了不牵连随行人员，纵身跳下山崖。坠崖的何叔衡被搜捕的敌人发现，在同敌人的搏斗中，何叔衡连中两枪，不幸牺牲。
陈潭秋在青年时期参加过“五四运动”，和董必武一起在武汉创建了党的早期组织。“一大”后，他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即是由他直接领导组织的。1933年初夏，陈潭秋到中央苏区工作，任福建省委书记。红军长征以后，他坚持在苏区进行游击战争。1936年，派往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9年5月，他被派往新疆，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和军阀盛世才的反共行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2年，陈潭秋被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27日，他被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1945年6月中共七大召开，尚不知陈潭秋已牺牲的代表们选举他为44位中央委员之一。
三、病逝的是王尽美。
王尽美1919年他在山东参加了“五四运动”。在建党以后，他根据中央指示，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山东的大部分地区都建立起了党、团组织，后来他又来到北京，领导工人的罢工运动。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他最终积劳成疾，感染了肺结核病，最终1925年在青岛病逝，年仅27岁。
四、4位脱党的李汉俊、李达、刘仁静、包惠僧。
在上海时“一大”会议场所就是在李汉俊住所内召开的。“一大”曾经遭到长衫男子闯入。马林当机立断，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在其他人员离开后，李汉俊以房主的身份与警察周旋，化险为夷。李汉俊在14岁时东渡日本求学，通晓日、德、法、英4国语言。1918年回国后，他和陈独秀共同发起和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参加编辑的《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共产党》成为在中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要刊物，影响了无数革命青年。1923年5月5日，因不满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干预，在北京致信中共中央宣布脱党。1926年，北伐军打下武汉后，李汉俊曾要求恢复党籍。据老党员袁溥之后来回忆，当时省委成员一致同意李汉俊的请求。在此期间为营救了大批共产党员，1927年12月17日，久遭通缉的李汉俊被桂系军阀逮捕，当晚被杀害，享年37岁。
李达是“一大”会议的组织者，1921年9月1日李达组织创建了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等1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李达当众顶撞了张国焘，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李达落选。面对张国焘的刁难，李达决定"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为好"，于是离开了中央。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到长沙担任何叔衡、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职务，1923年秋，李达脱离中共后，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26年6月，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49年12月2日李达被毛泽东亲自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1952年11月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文革"前夕，由于李达指出林彪的"顶峰论"违反辩证法，被诬陷为"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1966年8月24日李达含冤走完了他的人生，终年76岁。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
刘仁静是参加“一大”年龄最小的代表，时年19岁。刘仁静在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参加过“五四运动”。他在1926年去苏联学习，受到托洛茨基的影响，发布了很多反党言论，在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来他曾投靠过国民党，写过很多反共文章。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他如梦方醒，离开国民党留在了上海，表示要痛改前非，后来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政治经济学，同时给苏联专家当翻译。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刘仁静受到冲击，被红卫兵抓捕关进秦城监狱，后被毛主席保护起来。986年，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5日，一场意想不到的车祸夺去了刘仁静的生命。
包惠僧是“一大”参会人员，对其代表身份有争议。在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在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部历任要职，但在1927年时，因大革命失败仕途遇挫而消沉，继而选择脱党。后面他一直在国民党的政府里工作，1948年后举家迁往澳门，又在1949年9月，从澳门回到北京。在1979年病逝于北京。
五、3位成为汉奸的是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
张国焘张国焘：在党的一大以后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早期领导人，1932年后成为事实上的领导人，长征懋功“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反对北上，组织西路军南下，在卓木另立中央，后被迫取消。后受到中央批判。在到达延安后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以中央派出代表参加祭拜黄帝陵时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了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活动。在解放前夕，他又随国民党逃到了台湾。后面又先后逃往香港、美国、加拿大，在1979年病逝于加拿大。
陈公博在一大以后不久就选择了脱党，后面加入国民党，先后投靠了蒋介石和汪精卫，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第二号大汉奸，并在1944年汪精卫死后，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在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被枪决。
周佛海周佛海在一大后赴日留学，很快动摇了自己的信仰，1924年选择脱党后，就成为了国民党的爪牙。在抗战爆发后，他和汪精卫都认为抗战必败，于是投靠了汪精卫，后面当了汉奸。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一度想收留他，但迫于全国的舆论压力，不得不把他送到法庭审判，最终他被判无期徒刑，在1948年死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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