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岳麓山寻找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先生墓了。借着爬山的机会寻找，时间已历时三年。相比于杨树达先生归葬岳麓山的1956年，这山上的树不知道密了多少。寻找的过程因此更为艰难。三年时间我们在密林中反复迂回，却依然难以找到明确的线索。当年杨树达先生的好友余季豫曾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莫向桃花深处去，迷离烟雨苦人寻”。如今，杨树达先生的墓葬真就成了这般迷离难寻境界了。
对于外来的旅游者，寻找杨树达墓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即使是熟悉岳麓山的本地人，这也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热心于访古的网友“心口”老师，曾经为了寻找杨树达墓，耗费了近十年时间。《长沙名人墓》一书的拍摄者也足足寻访了四次才找到。而这，已经算是效率极高了。
杨树达先生的墓地到底在哪里？
△位于师大校园内的杨树达雕像。
其实就在他生前居住的至善村的上方。但这一带路窄林密，杨树达墓又不在主路上，寻找因此极为困难。最初的寻找，大约是三年前，我与新华书店的一位长沙文史爱好者阎国文先生同行。两人从赫石坡陆军第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沿着小路南行。一直走到至善村上方的四岔路口，然后便沿着斜上方的一条道路前进，却发现走到了陈明仁、谢芳如合葬墓。拜谒之后，继续向北寻找，结果绕了一个大圈，却又从陆军第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旁边那条上山的路绕了回来。于是继续向南，过四岔路口后一直走，这次直接走到了教育墓园和龚宪墓的附近。沿着龚宪墓继续向上，结果又到了陈明仁墓下方。这种在山间墓地里迷路的感觉真是让人苦恼不已，如果胆小的话，大概已经吓哭在山间了。
那次的寻访以两人在山间饿到崩溃，然后只能下山在师大成教学院旁边匆匆吃了顿饭而结束。
此后再来，依然是各种绕圈加迷路，寻访不得。
杨树达先生墓位置极为偏僻，寻找过程令人绝望
几年后，我认识了曾几乎寻遍岳麓山各类墓葬的山东同乡“小张哥”。据他所说，杨树达墓位置极为偏僻，如果不是有人指引，几乎很难发现。他也是在另一位“高人”的指引下才找到了杨墓。于是按照他的指引，我又联系了一位熟知岳麓山人文地理的朋友一起上了山。
这次，我们本来是计划从纪忠亭向南，结果一时差错，便又到了师大外国语学院的上山路口。不过还好，路还是同一条路。沿着这条路向南，路的左手边依稀可见战壕，右手边是山坡地，林木繁茂，昏暗的林下，时常可见墓碑在其间隐现。这里历来就是岳麓山的一个主要墓葬区，不过多以清末民初的民墓为主。我们在林间发现了“光绪二年罗公厚生之墓”“民国乙卯年陈公武光之墓”等数座墓葬，甚至还找到了一座墓前有两根望柱的“辛酉年举人墓”，其中一根望柱已倒在草丛中。清末的规制中，举人以上可申请树立望柱，据说这种像毛笔形状的望柱，一般多为文举人所立。
△“辛酉年举人墓”前的望柱
我们继续按照“小张哥”的提示寻找一条向右上方的小路，结果却发现向右的路径多在坡上打止，不可能有大型墓葬。最终，我和几年前一样又走到了那个“著名”的四岔路口。经过商量之后，我们认为杨树达墓大概率就在这个范围之内，于是直接向右沿上方的一条土路直行。据说路中间有一座大水塘，然而我们只看到一个巨大的土坑。绕过土坑继续向上，主路开始出现分支。我们沿着向右的分支，深入到一片密林之中。林中墓碑成片，是徐姓家族的墓地。绕出墓地，继续向上向右，走入一片山中的无人区，遍地的落叶几乎遮盖了路途，气氛开始变得有点紧张。林中依稀可见小路，路下是一片谷地，似乎符合很多人对杨树达墓的表述。于是下行到寂静的谷底，漫无目的地寻找。杨墓依然没有找到，却找到了一块龙姓先人的墓碑。它藏得也足够深邃，几乎完全湮没在谷底的草丛中。从谷底下行，我们发现居然又回到了四岔路口之前的道路。
这真是一次令人绝望的探索发现之旅。在我们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同伴在手机上找到了一篇关于寻找杨树达墓的文章，里面精确标明了杨墓的地理坐标：北纬28°11´16.96´´，东经112°56´13.28´´；海拔131米。
△杨树达先生墓前满是落叶与青苔的石阶。
按照坐标找墓实在是有点让同道中人鄙视，但也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于是我们打开手机的GPS定位器。一边寻找，一边观察坐标的变化。坐标的指示在不停地变化，我们被坐标指示搞得晕头转向。在经过了无数次的重启系统和调试之后，系统依然指向那条无人小路附近，于是我们又从四岔路口向右向上，绕过土坑。这一次，我们不再向右，而是继续向上，到达坐标提示的高度附近，前面似乎已经无路可走。就在这时，我们忽然发现左边有一条不太明显的小路伸向左边的山谷，于是尝试着走了下去。这片谷底比右边的那个更加荒芜，路径也更加复杂。我们在一个分岔口开始纠结应该向上还是向下，考虑到谷底并不适合建墓，于是我们决定向上。大概在走了三十多米后，小路前方的右边忽然出现了一排宽大斜向上方的石阶，虽然洒满了落叶，却在这山谷中依然十分显眼。在没有铺路的土路上有一排石阶，足以让人感到兴奋。我们加快步伐，最后几乎是冲了过去。杨树达先生墓赫然出现在眼前。
杨树达先生墓的地理方位选择极为巧妙
这真是难以形容的激动。历时三年多的寻找，终于有了结果。杨树达先生墓的地理方位选择极为巧妙。这神秘且难以到达的山谷之地，难道是他生前早已安排好的归宿？谷中并未见其他墓葬，杨树达墓就这样深隐于此，远离了周边的墓区，看起来有点孤独。这与他生前远离人群，做自己喜欢的事的个性一脉相承。杨墓虽然看起来已显陈旧，墓碑文字却做了描红，鲜艳夺目，显然是有后人在维护整理。杨先生墓为围合式结构，大致呈Ω形，是湖南传统墓葬中比较常见的式样。我们在此略作打扫整理后离开，过四岔路口后没有沿原路返回，一直向下，果然见到很多文章中提到的那个水塘。
△路中间有口水塘。
原来他们所描述的路径和我们所走的并不相同。事后，我们重新复盘了网友“心口”老师寻找杨墓的过程，发现他最后找到杨墓是走了一条最为直接的路：沿彭实猷墓向上翻越整个谷地，从荆棘丛生的林间直接爬到了杨墓的下方，他的手臂因此还被划伤。多年的探访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往往会让人堕入迷雾之中。
△深隐岳麓山的杨树达先生墓。
寻找杨树达先生墓之所以用了这么久的时间，与我们多是利用爬山的碎片时间来寻找有关。盗墓分子则远比我们更为“用功”。这么难找的墓，还是被他们发现了。早在2013年，杨先生的孙子杨逢彬就发现杨墓被盗的情况，石凳、香炉都不见了踪影，所幸主体并未损坏。杨先生一生为人低调，我们唯愿一代文化巨匠，可安眠于此，不再受到惊扰。
杨树达是谁？文科生不可不知的大师
对于做语言文学研究的圈内人而言，杨树达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享有极高地位，在语法学、修辞学、训诂学、词源学、文字学、古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卓有建树。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显得有点点陌生。经常去长沙河西二里半湖南师范大学校区的人或许会注意到他。文学院内有一尊半身石像，那就是杨树达先生的雕像。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杨树达先生回到长沙，任湖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52年，因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转入湖南师范学院任教授，后兼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作为一代语言文学大师，师大文学院以他为荣。
对语言文字完全陷入痴狂状态的研究者
抛掉那些时代的纷扰影响，其实你可以把他当作一个很简单的人，一个对语言文字完全陷入痴狂状态的研究者。他的研究方向主要就是中国的语言文字。毕生从事汉语语法和文字学研究与教学，尤长于金石、甲骨和古文字训诂、音韵及汉语语法、修辞等，有很好的古文修养和精深的学术造诣。“训诂”是他的专长。这个听起来很生僻的词其实意思并不复杂，所谓训诂，简而言之，就是用现代语言解释古字古词。
杨树达先生是很纯粹的学人。他自己曾说“研究让人极其愉快，如果不是有书可读，也许早就死了”。学术对于杨树达先生而言，不仅仅是一份事业，更是毕生所爱。他的生命意义寄托于此，有热爱的人生，充满了意义。他的临终遗言是“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完呢”。他说的是《盐铁论要释》的最后一点工作，痴情至此，令人动容。
他研究文字学是起源于对章炳麟的“形声字声不含义”观点表示极大的怀疑。认为“形声声类有假借，同义字往往同源”。其研究方法是“循声类以探语源，因语源而得条贯”。在方法上受到了欧洲语源学的影响，因而研究独具特色且成果超过了前人。他的文字学研究中富有创意的基本论点是：形声字中声旁往往有意义；造字之初已有彼此通假的现象；意义相同的字，其构造往往相同或相类；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书的字往往有后起的加旁字；象形、指事和会意三书往往有后起的形声字。
杨树达先生继承了乾嘉考据学派的传统，从小就喜欢校释古籍。当他还只有17岁时，便纂辑了第一部专著——《周易古义》。从此以后，整理古文献的工作便一直没有中断，直到逝世的前几天，他还在校释桓宽的《盐铁论》。他一生在古文献的园地上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考订著作主要有《汉书补注补正》、《汉书窥管》、《汉代婚丧礼俗考》、《淮南子证闻》、《盐铁论要释》、《积微居读书记》、《周易古义》、《老子古义》、《论语古义》、《论语疏证》等，不下数百万字。他研究的重点还是纪传体的前后两汉书，尤其是对班固的《汉书》下的功夫最多，他积三四十年精力专此一书，最后写成巨著《汉书窥管》，为历来班书的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历代学人对杨树达先生多有赞美。陈寅恪先生赞杨树达为“赤县神州文字、音韵、训诂学第一人”。连当年称为狂士的章太炎都曾赞扬其“湖南前辈于小学多麤觕，遇夫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
他与岳麓山有着莫大的缘分
杨树达先生虽然醉心学术，却也从不忘怀家国之忧。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派遣一些所谓“学者”来中国收集情报和收买走卒。有的“学者”久闻杨树达的学术成就，前来拜访，杨一概不予接见。有一次，日本人桥川时雄来访，杨树达当面痛责日寇侵略之无理，令此人不敢深辩。他还提醒大家，祖国文化绝不能让侵略者糟蹋，曾在一首题诗中说：“百年定有黄金价，勿作倭奴席上珍。”
晚年的杨树达住在长沙河西至善村5号。岳麓山与他有着莫大的缘分。杨树达逝世前一年，毛泽东曾恭请杨树达一起爬岳麓山。杨树达先生在其自述中记道：“(1955年)六月二十日，朱科长来，云：‘京中有人来，欲相见’。即留朱同饮，乘朱车登麓山。过爱晚亭口后，下车乘卧舆，至白鹤泉藤椅上小寐。少顷，程颂公(即程潜)来，见告毛主席已来。旋见主席在泉市小坐，随登山到云麓宫。余及程乘舆，仍别有一舆似预备主席乘者，主席健步不乘也。程告余：今日毛渡湘是游水而来，其健真可惊也。席间，毛公杂谈，谈及在第四师范时，曾一次旁听余讲课云。”那时的杨树达，已是生命的暮年。从他日记中对身体状况的描述，或许这是他最后一次上岳麓山了。
他的生命与归宿，最终都系于此山。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常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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