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李文龙终于等到了机会，他捞到了一个美差——出任伪满洲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武官，任职3年半。他充分利用这3年半的时光和日本朝野人士，特别是军界人物紧密交往，联络感情，使出他善于阿谀的本事，极尽拉拢奉承之能事。
当时日本已全盘法西斯化，军部操纵内阁，陆军省成了干预和影响国策的权威机构。因此，李文龙把自己献媚的目光首先投向陆军省，他先从下边做起，常以拿手的鱼汤的美味吸引陆军省的中下级军官，使这群强悍的黩武主义者，成了他家的常客。
伪满军事部(治安部)的军事顾问回东京办事时，也必然被李文龙请到家，好好地招待一顿，在酒足饭饱之余，他还经常当众变小戏法，为大家逗乐助兴。逢年过节或遇有喜庆活动时，李文龙携带翻译于澂等人出去进行拜访活动。
对陆军省及参谋本部的人，不论熟与不熟，平素是否有过来往，凡科长以上的官，一律前去登门拜访，常常是一家又一家，一走四五天。在拜访过程中，他与日籍军官接谈，说了许多恭维奉承话，不少话很是过头，让人听了感到肉麻，连翻译于澂听了也感到不自在，有时于脆不给他翻，甚至事后还忠告过他，认为这么做有失人格，不够得体。
李文龙听后不但不稍有收敛，反倒十分不快，认为是于澂嫉妒妨碍了他和日本人的交往。于是他就狠下心来从头学日语，更督促自己的小老婆抓紧学日语，以便于他更直接地与日本人交往。
与此同时，他还真的运用“夫人外交”手腕，让他小老婆参加“东洋妇人会”的各种活动，寻找机会靠近和拉拢东条英机的夫人，借此途径进一步与东条攀结。李文龙也知道，光口头恭维还不行，需要时非得动点真格的，于是他不惜破费，自掏腰包搞些活动。
1938年5月的一天，伪满治安部最高顾问在东京的联络人松平，在李文龙家里喝完甲鱼汤之后对他说:“这甲鱼汤是大补品、武官这汤的味道太鲜美了，你这个人就象这汤一样，是个好人，自武官到任以来，一心致力于日满亲善，大家很有好评，治安部对你是满意的。我家住在滥谷附近，有许多军人出征在中国，武官若能前去慰问一下，不仅安慰了军属的心，你自己也能博得日满一德一心模范的美名，将来会为此有希望获得日本勋章。”
李文龙明白自己的前途命运是掌握在伪治安部最高顾问手中，松平的提议等于最高顾问的命令，岂有不言听计从的。不久，他在松平的陪同下，专门去游谷慰问了24家军属，自己花了百多元钱挨家给了慰问金。这不是一般的军属。而是侵华日军的家属，李文龙的慰问实质上是对日本侵华刽子手虐杀我同胞的一种变相鼓励，他为获得日本勋章，取得日后晋升的大敲门砖，居然不顾民族大义，真是官迷心窍。
尤为让人感到可笑、可气甚至可悲的是，在他亲生儿子死后，李文龙所作的一番滑稽与丑恶的表演。
李文龙自认在军界容易混出名堂来，于是让他的大儿子李义加入伪满军，当了少尉。他当驻日大使馆武官时，又通过一番活动，伪治安部同意派其子李义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李文龙正想凭借做老子的武官身份，继续在日本为儿子活动，给李义铺个“锦绣前程”，哪料李义来日本留学只几个月，突患结核性脑膜炎死去。“陆士”校方按规定给了300元吊仪金，李文龙却将这笔钱一分为二，一半送给日本军部做“国防献金”，另一半给伪满治安部做“国军”活动费，以表他居丧不忘国事，进而显示自己化丧子之痛尽忠日本和“满洲国”国防的一片“赤诚之心”。
据说还有令人可笑的插曲，当其子李义昏迷不醒陷于危笃状态时，他还故作姿态在病床前竞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皇帝陛下万岁!”来个东施效颦学起日本军人临终前的武士道派头来了。
凭着这些媚日的小手段，居然也真讨取了日本朝野上下的欢心，因此，他在伪满驻日大使馆武官任期是最长的。3年半后调回伪满时，果然如愿以偿，军阶晋升一级，升为中将，先后任过江上军司令官、第六军管区司令官和第四军管区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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