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竞相重修志书。这一“工程”已于20世纪末进入尾声。与此同时，各姓氏重修家（族）谱之事，也悄然而起，渐次公开，方兴未艾。第三种情况是各地史志办或政协牵头，编纂当地名人录。笔者曾征集到常德、邵阳、永州、溆浦、会同等地编写的人物工具书，而湖南图书馆也编有《当代湖南人名辞典》。邵阳市松坡图书馆也编写了《邵阳名人录》。临澧县图书馆则编写了《临澧名人录》等。
本文则试图从第四种情况入手，探讨一些暂时还“冒得书对”的现象。
杨氏一脉 霜重情浓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造成了“女不入（族）谱”的偏颇。故而，就连一些历史上名闻遐迩的女杰英雌，在族谱中也仅以“配××氏”敷衍之，不及该族中无所作为者之有完整姓名全称和来龙去脉。
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重男轻女的现象必然演变。
笔者因在湖南省图书馆名人资料中心从事图书资料征集工作的缘故，如同看到了月球背面一般，注视到男性世界阴影后的一些闪光点。为与“族”区别开，姑妄称之为“脉”，代指由母系血脉所系的一些姑表姐妹中的优秀人物。
本段“杨氏一脉”计有杨璠（母）、成之凡、成幼殊（女）和杨静远、杨安详（侄女）。杨璠（致殊）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该校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代表，聪慧美貌，口才尤好，有“话匣子”之称。后与其夫成舍我（著名报人）一起创办了北平《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和南京《民生报》。1926年，军阀张宗昌以“赤化通匪”之罪名密捕成舍我，按惯例当晚即要“正法”。杨璠不顾自身安危只身闯荡，营救其夫，显示了湘女不畏强权的胆略和刚强。
成之凡，湖南湘乡人，成舍我之女，1928年生，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1951年定居法国，1953年入籍，是巴黎音乐学院作曲家、教授，法国“神圣沙龙”委员，欧洲“成道协会”创会主席，以及在欧华人及其各国友好互助协会主席。笔者多年前在电视中曾见过她身着玄黑褂，粉红裙子，足登红缕鞋，头挽青云的道家装束。惟觉她属于另外一个时空区，做梦都不会想过会于她有“第×类接触”。后来，成幼殊向我提供了她的地址。我也犹豫再三。
成之凡
“征集”就是不花钱讨书，我自嘲为“文乞公”。我的工作对象皆为名流。我工作的方式主要是写信，遍及海内外。我与名人大都从未谋面，对其性格、习惯、好恶甚至一无所知。因而，难免十投九空，劳而无功，效率甚低。
2001年3月，我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给成之凡写信时，并未指望有何反应。这位三度竞选总统的三湘奇女与我距离遥远，地位悬殊。何况，在这“东风（吹）后”时代，现在世界上谁也不信谁。所以，在发信后不久，从办公室电话中传来湘乡口音问我是否给成之凡写过信时，我一下懵了，还以为出了纰漏。当我得知是成之凡给我发来了传真，称“远来飞鸿，令人惊喜”时，我亦为之惊喜，而且她从第二封信就将打印改为手写了。12月16日她在第五封来信中写道：“喜欣……依然使用正楷直排汉字，美观大方，通达海外，令人敬佩……文件资料将于明日垂寄湖南图书馆。”次日，又收到成幼殊从北京托人带来的成之凡作品《水神和影子之恋》（CD），以及有介绍她的文章的书《挑战密特朗》。这位第四次竞选法国总统的湘女该有多忙哪！她以一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为海外华人做先驱，争取应有的地位和权利。她认为，参加竞选有助于推广中国哲学思想，促进世界大同。成之凡这种事无巨细、事必亲躬的作风令我感佩有加，敬意陡增。
未曾“投挑”而得“报李”，这件事半功倍的联络、征集事宜，使我在千年之交的2000—2001年的反复尝试得到了最有力的验证。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是母系遗传基因作用的结果。因为按时序而言，成之凡是我飞鸿神交的“杨氏一脉”中压轴人物。此前尚有：杨静远，原为中国社科院外交所编审。她多年一直寄赠译、著《马克思传》《斯拉维支小说集》等十多部给我馆。笔者1999年接手联络工作，2000年年初才从她寄来的《咸宁干校一千天》中获悉她是著名作家“珞珈三才女”之一的袁昌英的女儿，并得知她是成之凡的表姐。杨静远在复信中告知：我家还有一位杰出的女外交官。
成幼殊，曾任我国驻印度、丹麦及联合国的高级外交官。接到我的信后，她迅速作复，寄来了《哥本哈根大学》等译、著，还敦促其弟成思危（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给我馆寄赠其著作，并向访京的（同父异母）妹妹成嘉玲、成露西建议，将成舍我先生的资料送给我馆保存……。
杨安详，美籍学人，民国时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英语系。杨静远向笔者介绍她这位堂姐著述颇丰。我给安详去信，她设法从其海内外亲友处索回其作品十多种，一一寄赠给我馆。这位在他乡异国从不言输，敢为人先的长者，在给我这后进、晚辈的来信中，却兼称自己“中文程度只在小学和初中”，“虽然当了退休的老师，但是决不当退休的学生”。令我颇受启迪和教益。
俗话说：“外甥多似舅，侄女像姑妈”。杨安详、杨静远这两位外貌清秀，看似文弱的才女，在关键时刻都像其姑妈般敢作敢为（参阅杨静远《写给恋人》；杨安详《一九四九那一年》《中国家庭在美国》等著作）。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几位女士共同的特点是真诚、热情、乐于助人，都有浓郁的家乡情结，我给这四位女士（凡、殊、详、静）写信，她们都是每信必复，有求必应，令人欣喜过望。
英伦谚语说：“屋顶有霜，并不意味着炉中无火。”笔者仿陈毅诗赞赏上述四人“霜重情愈浓”，以深表对他们的崇敬。
名门之后 屡世不斩
李青崖（1884—1969），湖南湘阴人，著名翻译家，复旦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之初陈毅市长邀他出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上海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青崖是名门之后，其高祖李星沅曾任两江总督，为官清廉，有循吏之称（见《清史稿·李星沅列传》）。苏州沧浪亭勒石纪其生平及画像，迄今犹存。叔曾祖李辅堂做过浙江藩台，杭州西泠印社有其石刻手译。祖父李幼梅，为杭嘉湖道台，在任时致力于修整海塘（堤），保民安全。青崖从小和祖父生活在一起，李幼梅服膺清初颜、李两家学说，注意实践的事功，谋求自强之道，也注意文艺，是为名流新派知识分子。青崖从小耳濡目染、受益终身。他1912年自比利时学成归国后，曾在湖南第一师范执教，当时毛泽东是一师学生。20年代初，赴法勤工俭学之风渐入湖湘，长沙蔡和森、徐特立、蔡畅等热烈响应。李青崖亦大力支持。他以自家园林芋园的花厅开办留法预备班，亲自为数十名预备生授课。
李青崖
1998年年初，青崖次子李度，托人捎口信给我馆，有意将其父译著的“文革”后新版本赠予我馆。我经馆长同意后，当即打长途电话至上海李宅，与李度通话，谈及自己五六十年代曾拜读《三个火枪手》《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等书的感受，随后将自己写的《三湘英才的真实记录———记湖南名人资料中心》（载1997年《湖南经济报》）交给他。李度颇被打动，将拙文复印了分别寄给他在美、加、泰国旅居的亲属。当年他就寄来了一纸箱李青崖译著新版本。
笔者虽然从1997年10月才参与名人资料征集工作，但认识到与这些名人或后裔的联络应保持连续性，不能搞“一锤子买卖”短期行为，更不能过河拆桥。这是关系到个人职业道德和本馆对外形象的问题。所以，从1998年至2000年，我都给李度寄了贺岁卡。隔年才从美国回上海小住的李度，在他“望族公寓”住所私人信箱中看到了积压甚久的贺卡，2001年也给我回寄了贺卡，并在随后的来函中表示，要将其父译著手稿和版本寄回家乡，交我馆保存。
别看一张小小贺卡，有些人可能不屑一顾，但对一些有教养的人而言，则是“来而无回，非礼也”。谭盾的父亲谭相求先生曾对我说过：“他们那些（诸如熊小鸽等）长期在国外生活的人，能给你个电话就不错了，表示他还记得你。他们哪有时间来和你聊天、吃饭？”西人就连亲友间，很多也只是互发圣诞卡。
这几个月来，李度经多番努力，从上海译文出版社索回《三个火枪手》的译稿寄给了我们：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上海图书馆复印了几种“李译”版本；还从散居海外的李氏后人手里集中了一些“家传”的（如有几册《莫泊桑……》扉页就写着“度儿惠存青翁×年×月”）。李度在这批珍贵的“李译”版本书（共28种）清单前写道：“……有些已是70余年前出版的，需要修补装订，请代劳，费用可由我们奉还。”使我对他更添敬重。当天，我给即将去国返美的李度打了长途，告诉他已收到赠书，并问他“高寿”？“八十三岁。”听着千里之外传来洪亮的声音，我由衷祝愿他“寿比南岳，出入平安”（他说要到翌年冬天才回沪过年）。
李度的女儿，现中国科技大学高能加速器实验室工作，她也给我写信、寄书。
李氏家族中还有李星沅五世孙、民盟烟台市副主委李崧峻给我馆寄来了他精心收藏编写的《长沙芋园翰墨珍闻》一书。
有两种说法：“富不过三代”和“名门之后，屡世不斩”。我以为，前者大约为富不仁、子孙不肖，才坐吃山空；而后者以诗书礼义作为家风家传，重义轻利的品德能代代传承，才使其后绵延不绝，人才辈出。李氏一门当属后者。从他们身上我感到了湖湘文化之厚积。
芝麻开花 凤凰黄家
湘西凤凰这“边城”，民初出了位总理熊希龄，接着又出了位文豪沈从文。若论资排辈，“硕果仅存”今年满91岁的则是名闻遐迩的“鬼才”黄永玉。
黄永玉
黄永玉称沈从文表叔。黄永玉的祖父曾随熊希龄飞出凤凰，步入京华。（参阅黄永玉《无愁河上浪荡汉子》，《芙蓉》1996年第3期起连载至20世纪末）
1996年5月，笔者首次拜访黄先生，带了一册《湖南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送给他。次日上午，永玉先生即让他侄儿黄立到我馆来，欲购《凤凰厅续志》，却空手而归，因我馆仅有壹套，还是影印本。当天下午，我听说此事，并得知永玉先生的祖父是这本志书的编修者。后来，我请示馆方，复印了一套送给他家，现存凤凰黄宅。
永玉先生的父母，20世纪20年代分别为该县“新学”最高学堂男、女学校校长。两人思想进步，大革命时代险遭军阀逮捕。其父母当年为儿子订购的《时代漫画》《上海漫画》是他重要的知识和信息来源之一。不单使他知道“外面的世界真精彩”，那种幽然、风趣和辛辣的风格，对他性格的形成也不无影响。
黄永玉十几岁就只身闯荡闽南。在泉州开元寺，圆寂前的高僧弘一（李叔同）没有责怪他野性的唐突，还赠给他墨宝：“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青年时代黄永玉的足迹遍及闽、赣、粤、港、台。他在行万里路的同时，读千卷书，这种从“幼学”时养成的泛读习惯，80多年间从未中断过。20世纪80年代，笔者曾从《光明日报》一个栏目中得知黄永玉当时在读钱钟书的《管锥篇》，便也借了来看，但觉非常艰深。笔者好歹也受过十七年正规教育，学的还是中文专业，犹觉望尘莫及，由此可见黄永玉国学功底之深厚。
相识、相知于高尔基式的社会大学，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黄永玉夫妇都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但在20世纪50年代分别成就为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和儿童文学家（夫人张梅溪当年著有《好猎人》《在森林中》和《绿色的回忆》等作品），其夫人还是一位功力不俗的画家（参阅《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他俩不仅琴瑟和谐，而且家庭美满。一双儿女青胜于蓝，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其子黄黑蛮自意大利学成归国，在香港当了出版家，还是位“冷门”微型画家，其作品多次在国外获奖；女儿黄黑妮曾留学美国，现定居意大利佛罗伦萨，是位事业有成的雕塑家。黄永玉的弟弟黄永厚，也是位多次获奖的著名画家（参阅《湖南画报》2001年第二期及《书屋》杂志每期之封三（他是该刊特约“专栏画家”，现居北京郊区），黄氏一族有才艺、多才多艺者不止这5人，并以家庭“集优”之现象呈现。
黄永玉不会电脑。“不想学，亦不愿用。他不喜欢这种千篇一律、缺乏个性的东西，而宁愿手书。”这是他1999年11月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讲学时说的。他的儿女则不然，而是与时并进。就此而言，也是对父辈的超越。
我们这一代人，就像经历过千年、世纪之交替般，就像秒针跳过“二十”一样，亲身感受了突飞和渐进，从量变到质变，这个自然不过的必然趋势。其实，无论传统或现代，对未来而言，都是相对的。
湖南名人上述家族（脉）“集束”现象，笔者接融的只是挂一漏万。比如，刘揆一、刘道一兄弟，唐生智兄弟、唐生明，鲁涤平、鲁荡平兄弟；何凌汉、何绍基父子，曾国藩、曾纪泽父子，谭继洵、谭嗣同父子，谭钟麟、谭延闿，周凤九、周光召父子；欧阳中鹄、欧阳予倩祖孙，沈荩、沈其震祖孙等等，不一而足。还有湘潭黎氏八骏，浏阳黎氏三院士……笔者在“征书”过程中还征得近在长沙的左（宗棠）氏后人梁赐龙（左宗棠孙女婿）、梁小进父子近著《左宗棠》和《1938年长沙大火》等，陈运溶后人陈先枢的《湘城文史丛谈》和《长沙传统风俗大观》等数十册文史著作。笔者在与左（梁）、陈两家人物接触时，看到了他们“清贫乐”（乐于读书、作学问）的传统美德。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人，湖湘文化和人物才会延续至今，方兴未艾。
竹筷和香，都是中华文化的物产。如果把个人成才比喻成筷和香的话，家庭人才辈出、齐现的态势和力度，就更为可观、令人瞩目的了。真可谓：束香香火更旺、集筷筷韧难折。
笔者生于20世纪中叶，经历时代巨变，撰写此文时难免要带上时代的烙印：我仍然相信“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决定的因素。”21世纪的湖湘人物一定能再造湖湘文化的辉煌。
（本文选编自《文史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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