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南方的一些族谱中，偶尔会出现一些使用数字 官职来记名的现象，例如番禺大石《何惇叙堂族谱》载：始祖 “五通直公”、二世 “七十承直公”、三世 “二朝奉公”、四世 “八登士公”，此四公均无具体名讳；又如番禺沙湾《庐江沙湾何氏宗谱》载：自南雄迁广初世祖“六学士”讳喾，二世“三九承事”讳礼、三世“念三承事”讳琛；又如东莞《鳌台王氏族谱》载：始祖“十九承事”讳恭、二世“三五朝奉”讳次芳、“三六架阁”讳次春、三世“五三处士”等等。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数字后面的是官名吗？一些族史研究同好者对此现象颇为不解。后来又从大石何伯平老师处得知，其四世祖八登士公墓碑有款“公第行八于泰定丁卯八月十二日申时终享年六十有七”。第行，即行第，指家族内同辈人的排行次第。由此猜测，其先祖记名的数字即为古时的行第也。笔者带着疑惑，尝试从历史资料中查找一些有用的据典，一究其中的缘由。由于文献资料及案例有限，如文中某些观点存在纰漏，还望读者不吝指正。
一 称行第是唐宋风尚。今人邓子勉在其《宋人行第考录》中如此说道：“称行第以为时尚，始于唐人，盖源于登科录，惜无存书，惟于某些载籍中有零星记录，可略知一二……宋人多承唐人风气，以行第相称，北宋尤浓，至南宋，已成式微之势，到了元、明、清，其诗文集中或偶有为之者，亦未成气候。”【1】。
最初因科举登第“编登科进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讳、主司名氏…”【2】而成登科录，其中称行第而讳姓名的习惯也逐渐被人接受，进而引为风尚。如《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记载“隋秘书监晋陵刘子翼，有学行，性刚直，朋友有过，常面责之”。李百药就说：“刘四虽复骂人，人终不恨。”胡三省注曰：“刘子翼第四，唐人多以行第呼之。”。
尤其在文人墨客之间称行第更为普遍，例如杜甫诗《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贾至诗《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诗中李十二即李白；而李白诗《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高适诗《人日寄杜二拾遗》，则称杜甫为杜二；韩愈诗《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白二十二则指白居易；白居易诗《与元九书》，元九即元稹；又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中“崔九堂前几度闻”，崔九即崔涤；其他诸如我们更熟悉的高适《别董大》、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白居易《问六十九》等，则连指代谁都无法弄清了。
甚至当时人们初见面之际，先问姓氏行第，问候即以行第相称。《太平广记》中就很多故事反映当时的这一社会风气，例如卷一九三《虬髯客》记杨素红拂妓初见李靖，指吏问曰：“去者处士第几，住何处？”下文又言虬髯客与李靖和张氏（即红拂）初识，张歛袂前问其姓。“问第几，曰第三。问妹第几，曰最长。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张氏遥呼曰：‘李郎且来拜三兄。’”【3】
到宋代，以行第命名更加广泛，如柳永称柳七，欧阳修称欧九、蔡襄称蔡九、苏轼称苏九三、秦观称秦七、黄庭坚称黄九等，甚至社会平民用行第代替名字已十分普遍，如洪迈《夷坚志》中“鄱阳城民刘十二”、“丽水商人王六七”、“豫章狂妇六三娘”、“房州人解七五姐”等等，以至于俞樾说“按言姓第，不言姓名，疑宋时里巷细民，固无名也。”
二 行第的计算方法。唐人如何计算行第的？岑仲勉在其《唐人行第录》自序中，就以白居易和韩愈的言行为例，考究唐时行第是“联从祖兄弟为排行”，“合曾祖所出以计”【4】，即按同一曾祖的兄弟进行排行。例如颜真卿在为其曾祖颜勤礼所作神道碑中提到其曾祖辈兄弟有二十二人，颜真卿行第十三，即为从曾祖排行也。
从《唐人行第录》所收录的唐人行第来看，最高者不过三四十，如魏珪，行三十七，已是可考姓名者较高的行第了。又如杜甫有诗《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使参》，可知高适行第三十五、岑参行第二十七，都是较高的行第了，这也符合按曾祖排行的特点。可见按曾祖排行是唐时较为流行的方式，这或许与轮亲以五服为界限的思想有关。
但到了宋代，行第计算方法就变得多样化了。首先行第的数字序号大幅提升，从《宋人行第考录》一书中可以看到，行七八十已非常常见，行一百几十也常常有之。例如“何时，字了翁，行七十二，见《宝祐四年登科录》第二甲”；又如“王希淮，行九十五，见王炎午《吾汶稿》卷九《先父槐坡居士、先母刘氏孺人事状》云：‘先君子槐坡居士姓王氏，讳希淮，字同甫，第行九五，世居吉州安福县中鹄乡策名里之汶源。’；又如杜范《杜清献公集》卷四有诗《刘百十六兄送梅花、大鲫、新酒，以诗将和其韵四首》，行第到了一百六十。由此可见其行第的计算的起点已不像唐时的按曾祖的排行那么局限，更多地出现了可能按高祖、按房、按族排行的情况，这种拔高行第的风气，或许与宋人的宗族观念有关，又或许是出于炫耀家族门庭，已不得而知。
其次，出现了“百”、“千”、“万”为开头的行第序号。例如《宝祐四年登科录》：“第一甲第一名，文天祥，字宋端，小名云孙，小字从龙，第千一，偏侍下，年二十，五月二日丑时生…”，“第二甲第一名，谢枋得，字君直，小名钟，小字君和，第万四十，慈侍下，年三十，三月二十四日亥时生…”。由于并没有出现“第二百×”、“第二千×”、“第二万×”等行第，因此“百”、“千”、“万”应是为了增大行第序号而加上的副词。这种习惯对后来的客家人命名有直接影响，在此不再细述。
三 称行第的方式。称呼行第最常见者，一种是连姓氏或姓名以称之，如骆宾王《在江南赠宋五之问》、王昌龄《山中别庞十》，“这种称呼方法不太客气，唯相熟不拘礼得用之。”
第二种方式是呼行第兼带表关系的兄、弟、叔、伯、姐、妹、姨、丈及郎、官等。其中兄、弟、郎、官等即可用称同辈亲属，也可兼呼同僚、晚辈或年龄较小者。《隋唐嘉话》记载称：“张易之、昌宗，初入朝，官位尚卑，谄附者乃呼为五郎、六郎，自后因以成俗。”
第三种方式是行第与姓氏官名合称，或兼与名字或其他称谓合称。如李白诗《赠何七判官昌浩》、白居易诗《喜与杨六侍御同宿》，而杜甫更是留下大量这种组合的诗作，如《送杨六判官使西藩》、《奉赠严八阁老》、《徐九少尹见过》、《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送张十二参军赴蜀州因呈杨五侍御》、《九月一日过孟十二仓曹、十四主簿兄弟》、《奉简高三十五使君》等等。
第四种方式是在“百”、“千”、“万”为开头的形式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在数字前冠以“念”、“福”、“祖”、“贵”等字的方式。例如珠三角何氏追从的开基祖“贵一郎”至“贵十郎”。
四 关于元明时期的行第。元明时期行第称呼进一步变化，甚至不再按大小规律的数字排序，如朱元璋父亲叫朱五四，祖父叫朱初一，曾祖叫朱四九，朱元璋本来叫朱重八。甚至有人以此论断“元制，庶人无职者不准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5】。但史实证明，《元史》等正史中并无“庶人无职者不准取名”这一说法，或许元朝汉人平民只是延续了宋朝称行第代替姓名的风俗而已。
五 称行第风俗的延续。南宋吕本中《童蒙训》卷上云：“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群居相处，呼外姓尊长必曰某姓第几。”【6】，可见呼行第除了有避讳的作用，还具有尊敬、礼貌、拉近关系的成分，虽历世久远，但这种称行第的风尚并未消失，在南方一些很多地区依旧延续流行。
以笔者老家所在的吴川市一带的农村地区为例，称行第的习惯在清朝、民国及至解放后都非常常见，如《廖山何氏族谱》中就记载了清嘉庆以后大量行第情况，如“溱，又名珍，谥慎直，号文选，行六”、“液泉，谥刚厚，行三”、“德成，谥勤牵，配曾氏，行三”等，从谱中看几乎清至民国期间每人都有行第。
犹记得笔者年少时，祖母好客，每有客来访，打招呼时总是先问：“您行第几？”，若答曰：“第五”，则说：“原来是五哥/五叔”，如此再往下交谈。此情形竟与《太平广记》中的故事描述十分相似。据悉老一辈人出生时由父亲定下行第，所以平时见面亦多以行第相称，这个是哥五，那个是六叔，这个是三爹，那个是八公，称呼上多了一份亲切感。而人去世以后，墓碑亦有刻上行第者，如“显考成均进士谥和厚四公府君之墓”，四公，即此人生前的行第。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解放前。
六 结语。番禺大石《何惇叙堂族谱》所记载的“五通直”、“七十承直”、“二朝奉”、“八登士”，及番禺沙湾《庐江沙湾何氏宗谱》所载的“六学士喾”“三九承事礼”、“念三承事琛”等，很显然是符合上述第三种“行第与姓氏官名合称，或兼与名字或其他称谓合称”的行第称呼方式的。通直郎、承直郎、承事郎、朝奉郎、登士郎等，则多是北宋元丰改制后常见的寄禄官名。从谱中可知这些人基本处于宋末元初时期，正处于行第相称“已成式微之势”的时期，因此，在三几代之后，人们就已转用正式名讳入谱。而由于行第习俗的影响，谱牒、墓碑上这些先祖只有行第官职被记录下来，而名讳则逐渐被后世忘却，因此出现了如有行第无名讳的现象。又或者，他们本就是“里巷细民，固无名也。”
高岭何文富
2022年11月14日于穗新龙镇社冚
参考文献：
【1】邓子勉编著，《宋人行第考录》前言，中华书局，2001。
【2】昌黎集一〇，《早春与张十八博士籍游杨尚书林亭寄第三阁老》诗注。
【3】杜景，《唐代行第称谓探究》，兰台世界，2012年9月下旬
【4】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清 俞樾，《春在堂随笔》第五卷引蔡氏家谱。
【6】南宋 吕本中，《童蒙训》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版
番禺大石《何惇叙堂族谱》谱页
番禺沙湾《庐江沙湾何氏宗谱》谱页
清 俞樾《春在堂随笔》
南宋 吕本中《童蒙训》
吴川《廖山何氏族谱》谱页
有行第称呼的墓碑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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