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诞生，人类的科技水平在短短上百年的时间里迎来了集中爆发，这种科技的飞速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从整体上而言，人们由过去几千年间一直持续的农业文明在近代步入了工业文明，生产力飞速发展，工业时代乃至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人们的生活越加方便，在交通领域尤其如此。
就拿中国两大南北城市北京和广州之间来说，在当代最快的交通方式当然是乘坐飞机，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中午还在北京吃上一顿烤鸭，下午三点钟就能到达广州“饮茶先”，长达2121.9公里的路程转眼之间就能到达。
如果不乘飞机，高铁、汽车乃至轮船也都是十分方便的交通方式，乘船相比之下虽然不如其他交通方式那样便捷，但交通成本却是最低的，而且可以沿途观赏沿岸的风景，也是一大乐事。
那么人们不禁要好奇，在古代人们没有这样丰富的交通工具，如果广州的一名学子要进京赶考，到底要在路上花费多长时间呢？
在古代，那时的人们还没有机械的力量作为辅助，借用畜力是最常见的辅助方式。
在农业方面，耕牛是一项重要的家庭财产，有了它，可以让一个农户的劳动轻松不少，而没有耕牛的家庭则往往要起早贪黑，为了地里的粮食而“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出行上也是如此，在当时，走陆路最快的方式要数骑马。
平均而言，骑马一天正常可以赶80公里的路程，这是爱惜马力，不会对马造成伤害的情况。
而有的时候，为了向朝廷上报紧急情况或者向地方传达紧急命令，则有一种广为人知的“八百里加急”，这种方式是指骑马全速赶路，每到一个驿站则更换新的马匹，可以始终以马的最高速度赶路。
在这种情况下，最快一天可以赶几百里路，就算按照最极端的情况日行“八百里”来计算，从广州到北京也需要六七天的时间。
但这仅仅是理想中的情况，如果真要按这种方式，肯定会对马匹造成极大的损伤，而在古代马是一种珍贵无比的资源，这样做基本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种重要的限制条件就是道路的情况，古时候可没有现在这样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一段铲得还算平整的土路就能算作是官道了，如果需要翻山越岭，渡过河流，耽误的时间就更长了。
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就算是有紧急公务，从广州骑马前往北京也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而如果是一般事务，则往往需要在路上花费两三个月的时间，以清代林则徐从京城前往广东治烟为例，在路上就花费了整整两个月。
另外一种比较普遍的方式则是乘坐海船。
北京和广州两座城市都离海很近，许多人都会选择从广东沿海乘海船北上穿过台湾海峡，经过南海进入渤海，登陆天津港后再走陆路到达北京。
这样一段行程一般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这还是在一路顺利的情况下。
与走陆路比起来，乘坐船只会有一些额外的危险因素，比如在沿海一带往往会有海盗专门打劫过往船只，运气不好连性命都会不保。
如果遇上风高浪大的海段，则有船只沉没的危险，古代的造船技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抗风浪的能力十分有限，而海上的风浪比之内陆河流不知大上多少。
在古代还有一个严重影响乘船的因素则是晕船，在现在看来虽然就是一片晕船药的事情，但在当时则只能靠自己的身体硬撑。
人是在陆地上生活的生物，起伏不定的海面很容易引起头晕恶心等不适症状，更不用说进京赶考的秀才们经过十年的寒窗苦读，绝大部分都“弱不禁风”，如果出现晕船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状况。
总体而言，从广州前往北京乘船并不算是最常见的选择，而且往往要花费三个月之久，那么当时最普遍的出行方式是什么呢？
骑马赶路虽然快捷，却是官差们的专利，而乘坐船只又有着不可预测的危险因素在里面，因此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要从广州前往北京，最普遍的方式还是“11路车”——依靠自己的双腿赶路。
这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选择，用脚赶路虽然比其他方式慢上不少，但也有自己的好处。
首先就是成本便宜，不管是骑马还是乘船，从广州前往北京长达四千多里的路程，交通费都是一笔不菲的钱财，如果是一名普通的秀才进京赶考，这样一笔财富是一种不小的负担，而如果自己步行，则只要准备好干粮就可以了。
其次就是可以沿途游览，增长见闻，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徒步赶路可以随时欣赏沿途的风光景色，进到城镇还能领略到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如果有同行相伴，还可以一起饮酒赋诗，也是一大乐事。
最后则是取道灵活，如果骑马赶路，受马匹的限制大部分情况下只能走平坦的官道，而中原大地地形如此复杂多变，要走坦途意味着往往要多绕路。步行则灵活得多，可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即便路途崎岖也能穿行而过，在多山的地方不见得比骑马更慢。
当然，用步行的方式走过这样一段漫长的路程，花费的时间也一定是最多的，往往需要四五个月的时间，如果再在路上水土不服或者不幸生病的话，花费的时间就更加难以估量了。
综上而言，在古代从广州前往北京是一件十分费时费力的事情，最快也需要一两个月的赶路时间，如果是普通人花费的时间则要更长。
而在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代，如此遥远的距离却能够转瞬即达，不禁让人感叹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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