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唐朝之后没有王朝建都长安（浅谈唐朝之后长安何以丧失成为国都的资格）

自古以来，一提起长安，许多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就油然而生，公元七世纪中叶，大唐建立之后，在唐太宗的励精图治之下，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长安很快成为了当时世界的政治经济中心，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为观众生动地描述了昔日长安恢弘的气势和人丰物阜的盛世景象。号称“十三朝古都”的长安，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秦朝，定都咸阳，直至公元904年，朱温迫使唐昭宗迁都洛阳为止，长安先后成为13个朝代的国都。长安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内都是各王朝政治文化中心。但是，从唐朝灭亡之后，长安虽然保持了西北政治军事重镇的地位，后来的多个封建王朝再也没有选择定都长安（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打算迁都长安，曾派太子朱标前去视察，后因朱标病逝无疾而终），成为了废都。其原因错综复杂，既有唐朝灭亡后战乱频发对长安城市设施破坏极大的因素，又有唐朝以后北半球气候转冷使得西北地区干旱化因素，既有唐末五代时期门阀士族被消灭殆尽的因素，更有中国经济重心加速向江南地区转移因素。

大唐承袭隋朝大兴城的根基，定都长安，唐朝曾经强盛多年，是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却依然逃脱不了战乱的侵袭，特别是自“安史之乱”之后，曾经出现“天子九逃，国都六失”的悲惨遭遇。长安城的六次失陷几乎每次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比如天宝十五年（公元755年）的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广德元年（公元763年）的吐蕃、党项等联军在协助唐军收复长安之后，对长安大肆掠夺抢烧，唐代宗被迫逃离，吐蕃占据长安十五日，并立广武王李承宏为皇帝；广明元年（公元881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对长安城大肆洗劫。天佑元年（公元904年），宣武节度使朱温率军胁迫唐昭宗迁都洛阳，为了断绝唐朝君臣回迁长安的想法，临行前，朱温命人将长安城的宫殿民居几乎尽数拆毁，把拆下来的木材投到河里顺流而下，并放火焚毁长安城。经此之后，长安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元气大伤，基础设施严重损毁，已经丧失了短期内成为国都的条件。

长安城的位置变迁

朱温像

关于唐朝之后，中国王朝的政治中心由西北地区向东部转移的现状，清朝著名学者赵翼曾经写过一部书《廿十二史札记》，其中对长安的衰落提出了一个很简单但又很玄妙的观点：“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年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并认为，“今就《唐书》所载开、宝以后，长安景象日渐衰耗之处，撮而叙之，可以验地气之变也”。上述论述的意思是说，以安史之乱为界，王朝的政治中枢就开始从关中地区转向了河北地区，这一“地气”转移的趋势，在唐朝之后愈发明显。事实也证明，自从唐朝之后，定都长安的政权都无法统一全国，而定都河北地区特别是北京的政权则取而代之。究其原因，与唐朝之后北半球气候转冷，西北地区日益干旱化环境恶化密切相关。

有关研究表明，在中国历史上，温暖期常伴随这气候的湿润期，寒冷期则常伴随着气候的干燥期，温暖期气温较高，降水较多，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与进步，寒冷期气象灾害频发，农业生产受到限制。根据气象学家竺可桢等人研究，近5000年来，中国气候出现了几个交替的温湿期和干冷期。其中，从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左右，是我国历史上第三个温暖期，被称为唐宋温暖期。在这一时期，唐朝重新统一了全国，农业生产得到发展，经济一度空前繁荣，相继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局面，史料记载，在公元650年、669年和678年的冬季，长安都没有出现下雪结冰的情况。与此同时，诗人杜甫在《病橘》写道：“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剖之尽蠹虫，采掇爽其宜。……尝闻蓬莱殿，罗列潇湘姿。此物岁不稔，玉食失光辉。”描述了唐玄宗李隆基在蓬莱殿种植橘子的情形，可见当时关中地区气候比较温暖。在这一阶段，广大国土也相对温暖，杨贵妃爱吃的荔枝就产自离长安不远的四川，著名诗人张籍在《成都曲》中写道：“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描绘了唐初四川成都荔枝成熟的景象。就描述了唐初四川成都荔枝成熟的景象。

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的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寒冷期，在12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冷，公元1110年和1178年，向来温暖湿润的福州的荔枝曾全部被冻死，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代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判定，南宋时的气候要比现在低约12摄氏度。从12世纪之后的800多年间，中国的气候表现为冷暖交替，虽然出现过短暂的温暖期，但总体以寒冷期为主，在明清时期，中国正处于小冰河时期，气温相对较低，使得北方黄河流域包括关中地区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旱灾频发，最典型的是在明朝末年崇祯年间，连续14年发生赤地千里的严重干旱，特别是关中地区受灾更为严重，成为李自成农民起义的诱因之一。

干旱化的重要表现就是缺水。在两周秦汉时期直至唐朝，关中地区的水资源还是相当丰富的，《诗经·豳风》是描述西周成王时期的作品，豳地就在今天的西安附近，《豳风》中有这样的诗句：“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这表明当时关中地区可以种植水稻，水资源比较丰富。到了西汉时期，辞赋家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有“终始霸、产，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余委蛇，经营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的描写，也描述了“八水绕长安”的盛况，关中地区大量种植水稻，《汉书·食货志》也曾记载董仲舒对汉武帝说：“关中俗不好种麦”，可见当时关中地区水资源充沛。即使是到了唐朝，关中地区仍然大量种植水稻。但是，随着唐朝之后气候转冷，降水开始减少，再加上关中地区的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资源开始枯竭，在北宋元祐年间，诗人张礼曾经在《游城南记》中写道：“过瓜洲村，复涉潏水”， 潏水是“长安八水”中重要的河流之一，诗人张礼可以徒步涉水过潏水，可见潏水枯竭的程度。关中地区居民不得不放弃种植水稻，改为以小麦、小米等为主要食物来源，今日令人追捧的西安美食大都是面食类为主，也从侧面验证了西北地区的干旱化进程。

八水绕长安示意图

在古代社会，北方长期是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虽然南方的自然条件更加优越，但由于开发力度有限，在东晋建立之前，中国的经济重心长期在北方。在西晋末期“五胡乱华”之后，晋朝宗室南渡，北方士大夫和上百万民众被迫迁移到南方，不仅带来了大批的劳动力，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得南方的经济水平大幅度提高，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到了唐朝时期，朝廷的赋税大都来自于江淮一带，“唐立国于西北而置根本于东南”，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严重不协调，使得唐朝朝廷的运转严重依靠漕运，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易受突发情况影响。唐朝时期多次出现因关中大旱或是漕运受阻，长安的粮食供应不上，唐朝皇帝被迫率领文武百官前往东都洛阳就食，史称“逐粮天子”。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之所以能在藩镇林立的情况维系统治一百多年，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唐朝朝廷可以依靠江南八道的赋税供给朝廷和西北边疆防御型藩镇的生存，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现象，南方地区的经济重心地位得到确定。

北宋建立后，西北地区长期控制在以西夏国为首的游牧民族手中，此时的长安已经处在战争的前沿阵地，作为国都显然不太合适。再加上江南地区的经济高度发达，汴京离江南之地距离较近，通过漕运可以与赋税重地江南地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随着北宋灭亡，南宋政权偏安东南一隅，使得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当时富庶的太湖流域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这表明江南的农业生产超过了北方，完全取代了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元朝是起家于北部草原的蒙古族建立的帝国，从国家统治重心的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定都在大都（今北京）可以兼顾中原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区的统治需要，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援朝大力兴办漕运，并开辟了海运路线，以方便南方的粮食运抵北京供应京师。明清时期，随着北方气候干旱，南方的经济中心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

自魏晋到五代时期的500多年间，中国长期处于门阀士族在政坛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从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时期的门荫制度，使得唐朝的关陇贵族世家和以“五姓七宗”为代表的门阀士族在政坛占据统治地位。《新唐书·宰相世系》记载：“崔氏定著十房……宰相二十三人”，该书《校勘记》又增补4人，共计27人，占唐代宰相369人的7.3%，此数尚不包括担任使相的崔氏人员。以北周“八柱国”为代表的关陇贵族也是唐朝立国的根基。即使是贵为皇帝，也必须拉拢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以巩固自身的权力地位。唐朝皇帝之所以要设立东都洛阳，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为了离开关陇贵族集团的大本营长安，尽可能减少他们的掣肘。《长安十二时辰》中的神童李泌，自信能成为宰相，除了对自己的才识很有信心，出身关陇贵族世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是他为何有机会能与太子伴读的原因，也是他为何一再强调自己是隋李而不是唐李的原因。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李泌形象

但是，随着“安史之乱”中门阀士族遭到大批杀戮，再加上“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廷逐渐丧失了对各藩镇的控制权不断减弱，门阀士族在政坛的影响力和地位趋于下降，毕竟这些门阀士族与唐廷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到了唐末时期，门阀士族也走到了在政坛的末路，特别是天佑二年（公元905年）六月，篡唐自立的枭雄朱温在谋士李振的怂恿下，决定彻底扫荡昔日的高门望族，在滑州白马驿杀死左仆射裴枢等衣冠清流三十余人，投尸于河，史称“白马之祸”，在随后的五代乱世中，门阀士族的势力被扫荡殆尽，长安的政治重要性也就此丧失。

总而言之，长安城的兴衰荣辱乃是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正是基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气候因素和硬件设施等方面的共同作用，才使得长安不得不将国都的位置拱手让与了东部北京、南京等城市，但今日的西安仍以其厚重的历史底蕴，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重镇。

参考资料：《汉书》、《新唐书》、《廿十二史札记》、《中国近代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