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本科毕业证(诸暨的毕业证书长这样)(1)

笔者在收集有关渎溪乡校办学史料时,曾得到一张学生毕业证书(如图),此证件长360mm,宽280mm。框内为繁体文字,自右至左竖式格式书写,记述文字为:“毕业证书,学生杨罗贞系浙江省诸暨县人,现年十二岁,在本校初级部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依国民学校法第九条之规定给予毕业证书,此证,诸暨县五洩乡中心国民学校(学校印),校长赵昭德(姓名印)。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七月日(诸暨县政府印)”。上述文字中,学生姓名、籍贯、年龄,学校校名、校长姓名及落款年月时间为毛笔书写,行书字体端庄秀气,其余均为印刷文字。

这是一张民国37年(1948)发给学生杨罗贞的初小毕业证书,在形制、图饰和内容上和一般民国时期高小、初中毕业证区别不大,但由于70余年岁月之隔,保存至今的同时代物件十分少见,品相保持如此相对完好的更是少之又少。而其时证书签发单位五洩乡中心国民学校,实际上就是创办于抗战初期的渎溪乡校,因此这张毕业证书是渎溪乡校珍稀的实物资料,也是原渎溪乡和现五泄镇珍贵的办学史料。

学生杨罗贞生于1937年,女,俗名小罗,为原渎溪乡尚文村(今大唐街道上下文)人,就学时家住尚文村,成年后嫁本村青年并育有一子一女。杨罗贞与笔者家父同村且同庚,求学经历亦大致相同。据家父回忆,他们在尚文村斌兴小学读完小学二年级,后转入霞纹村甄陶小学读三(上)年级,1947年上半年三(下)年级又转入渎溪乡校就读,直至1948年上半年初小毕业,此时学校已更名为五洩乡中心国民学校。

关于渎溪乡校

学校创办于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的寿景山(1906-1986)同志,受党组织派遣返回诸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1月,寿景山回到老家渎溪乡后了解到,这里的党组织是诸暨县西南区党组织的中坚力量,乡长、保长又大多在我党的实际掌控之下,各村群众的进步倾向十分明显,而一大批失学青少年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创办一所高级小学,既能满足乡内大批青少年的求知需求,又能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培养一批坚强的后备力量。

这一想法也很快得到了中共诸暨县委的肯定和同意,寿景山同志随即联络自己的同学、地下党员、时任渎溪乡乡长的杨纪均同志,和时任中共江东区(地属富阳县)区署成员杨春惠(1894-1974)同志等,秘密策划了创办渎溪乡校的具体事宜,并得到了尚文村地下党组织书记杨观尧及霞纹、朱宅等村热心办学人士的全力支持。不久他着手创办学校的各项工作,推举杨春惠、杨观尧、杨春华、杨拱鲁、杨嘉炎、杨颐绪等为学校校董会董事,由乡长杨纪均兼任校长,寿景山同志负责具体教务。

学校选址

学校选在位于尚文村西、石渎溪滨的暨阳蕾山杨氏宗祠,也称尚文祠堂,原在祠堂内的“斌兴初小”搬迁到尚文村内“中央大厅”后宇。当时把尚文、霞纹两村共有的杨氏宗族祠产——唐屏山的一批树木砍伐出售款作为办学启动资金,利用现有祠堂建筑作为校舍。尚文村位于渎溪乡的相对中心位置,与南部墅畈、桥头,北边逢春、横里、高园,西侧庙里、寿廊坞等村的距离大致相当,是办乡级中心小学的理想之地。而作为渎溪乡校座村的尚文、霞纹两村,形成了村内有初小、紧邻村址附近有高小的乡村教育布局。

1946年年底,随着渎溪乡校学生增多,教室和活动场所等严重不足,渎溪乡公所会同学校校董会决定向尚文、霞纹两村征用田地新造校舍。新校舍位于现青山小学北侧一带,于1947年上半年开工建造,1948年上半年竣工交付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渎溪乡校随着行政区域调整、更名,先后易名为青山乡中心学校、青山五七社校、青山小学等,也一度增设初中班甚至高中班。目前青山小学为隶属大唐街道的完全小学,校舍也从原来基础上向南(即渎溪乡校原址尚文祠堂方向)拓建。

学校教育

1939年秋,渎溪乡校正式开学招生,首届招收了近百名学生,分甲、乙两班,学生大多是尚文、霞纹两村及附近村的本乡人,他们年龄大小不一,大的十五、六岁,小的十二、三岁,很多已是在本村读过初小,因家贫无力远赴草塔智胜、杨家楼南屏等高级小学继续求读的青少年。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实际上由寿景山同志主持,另聘请了杨春山、应一波、徐风海等思想进步的老师任教,因而师资力量较强、思想基础较好。学校初创时期,正值国民党反共高潮迭起,白色恐怖遍及城乡,渎溪乡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渎溪乡这片“小延安”之地创建的一所乡属高级小学。

开学后,学校以陶行知先生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学思想作为办学指导方针,借鉴“延安抗大”的校风和校歌,并紧密结合当时的抗战形势,灵活选用教育、教学内容,运用进步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注重学、用结合,既培养了学生又锻炼了教师,至1949年诸暨解放,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抗日斗争生力军和人民解放事业的骨干力量,渎溪乡校也被誉为“诸暨的小抗大”。

“五洩乡校”和校长赵昭德

1947年,渎溪乡和洩峰乡合并为五洩乡,渎溪乡校也随行政区域调整改名为“五洩乡中心国民学校”,简称“五洩乡校”,校址仍在尚文祠堂,校长为原渎溪乡校校长杨芷庭先生,后因杨校长从楼上跌落致伤辞职离校,由赵并欢同志接任校长。渎溪和洩峰两乡合并,乡公所驻地并不在尚文村,而把渎溪乡校作为新的乡中心学校,足见当时该校的办学质量和社会影响力。

这一年,白色恐怖笼罩山乡,国民党反动派大肆追捕革命志士,残害革命干部家属,我党和敌顽的斗争十分剧烈。在这样乌云笼罩的日子,党的各级领导,如杨光、杨春潮等同志还经常在夜间秘密来校,及时给学校党组织介绍斗争形势,鼓舞革命斗志,学校党员和进步教师也积极帮助他们开展工作。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学校的教学方针作适时调整,教师对课本教学内容也进行大胆删改,除其糟粕,补充有关民主、进步和揭露国民党当局反动统治等内容。

1948年,赵昭德担任五洩乡校校长,全校设立6个班,在校生近300人。赵昭德,生卒不详,是国民党员,一贯奉行“三民主义”,顽固执行国民党诸暨县党部的办学思想,不主张在校内搞各种进步的宣传活动,对学校的革命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学校党组织的活动只能更加秘密地进行。这年7月,杨春潮同志代表中共路西县委对赵昭德进行个别谈话,劝赵认清形势、主动离校回乡。9月,路西县委策划安排由时任县委书记兼县长杨光的小学同学、进步人士宣纪达接任乡校校长一职,当时学校老师申美琴、金涌等为地下党员,学校又成为我党的重要联络站。

从上述史料和学生杨罗贞毕业证书信息看,赵昭德的校长任期到该学期的七八月间结束。但客观地讲,鉴于赵昭德的特殊身份,在其任校长期间,国民政府和地方反动武装除几次小规模干扰外,学校的教学工作还能正常进行。

渎溪乡校从1939年创办到1949年诸暨解放十年,先后有杨纪均、寿景山、杨春山、杨芷庭、杨美英、赵并欢、赵昭德、宣纪达、杨竹安等担任校长或实际主持校务工作,除思想落后的赵昭德短期任职外,这些大都是当时路西地区党员和骨干,也有像杨芷庭、杨春山老先生等同情革命、暗中支持我党地下工作的开明人士。正由于此,渎溪乡校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办学十年间,始终是路西地区我党的重要联络站和培养革命志士的红色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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