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的新冠疫情以深重而难以预测的方式影响着所有人，使得近代以来人类史上一种悖论性“分裂的一统”状态（马歇尔·伯曼在1983年提出的概念），作为现代性的一般特征之一，在世界范围内再次凸显。其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示意着世界不同区域之间相联的前所未有的紧密度和覆盖度，以其当下的问题性，要求我们作出历史性的反思和前瞻性的解读。
笔者重读近年来由“翻译生产”而造就“世界文学”乃至重塑人类生活文化版图的论辩中部分核心文本，包括早期经典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以追溯跨越现代世界秩序建构中的边界、区隔乃至对立而相联的精神资源，勾勒出现代中国包括译家在内的文学书写谱系与这一资源的对话性契机,提出蕴含其中的笔者称为“互为的转写”驱动，及其还有待认知的跨文化内涵和意义。
原文 ：《“互为的转写”让现代世界相联》
作者 | 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颜海平
图片 | 网络
“相联”的共性困局
近一个世纪以前，英国作家E.M.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1910年）中借他的一个角色之口说出了那半句话的祈愿——“唯有相联” (only connect)，自此使得“（不）相联性”的命题持续不断地萦绕在人类的文字书写和具体生活的世界里。所谓“天使畏惧处，愚人敢闯入”，亚历山大·蒲柏这句诗的一半亦被福斯特用于他的早期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1905年）；在其中和他后期主要作品如《印度之行》（1924年）中，这类跨越边界、区隔的相联尝试大多归于流产或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与福斯特书写的大致同一时期，从1890年代、1910年代及其后续岁月中，在另一个与之深刻差异但又根本关联的中国语境中，中国作家也一直在尝试通过跨越包括不同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边界以把握中国以外的现代世界，尤其是现代欧洲，与中国的关联，乃至可能的相联方式。
比如作为著作家、改革家和翻译家的严复，将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演讲系列译成中文，以《天演论》译名于1898年出版。严复经过“增删改按”(加按语)所“创制”（鲁迅语）的《天演论》与“（不）相联性”这一命题的遭遇，百年后看其内涵依然曲折厚重：他在其中注入和阐发己见，将中国古代传统中的“天人之辩”问题和现代赫胥黎与斯宾塞对于宇宙进程和人类进程之关系的问题相联，并由此在三方构成的思想资源交汇交锋中，延展关于“超越文化界域的人类一统性”的想象思辨，成为事实上跨文化界域的第三方对话人。晚年严复对这“一统性”的失望失语，几乎是对“分裂的一统”状态在中国语境中的特定症候或前期版本。这向我们示意，“相联”的祈愿或驱动，无论其具有怎样的或自觉或潜在的宇宙观和价值观，是如何被历史性边界条件所篆刻和制约。这些边界条件包含“英语”作为一种生产观念构成的现代机制、一种思想文化运营体系的“崛起”并抵达世界范围内主导高地的过程，是如何与其始于18世纪中期、经过漫长的19世纪并进入到20世纪的多面的殖民实践、帝国历史、及其话语效能密不可分。
在这个意义上，学者们将这一种有别于不可化约的生活世界的“英语”指称为“英（制）语（言）”。正是在19世纪的鸦片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及其后果的境况中，严复的译介在中国语境下成为“振聋发聩的惊雷”，所谓警钟般唤醒人们面对一个作为“宇宙科学”的“力本论”逻辑快速强化的世界；并由此挑明或指向了中国长期的、至今仍在过程中的现代进程的内在命题，即如何变为“现代”、如何作为“现代”、在差异繁复充满张力的人间如何构成相互关联的“现代世界”，这同时是中国以外世界上诸多地方、区域、国家或大陆洲际，作为人所建造的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迄今面临的共性困局。
从“唯有相联”到“如何相联”的聚焦移位和反思书写中，穆夫提（Aamir Mufti）2016年出版的《忘记英语》（Forget English）是一份由重溯历史而对话当下的文本。他的关切重心是“英（制）语（言）”的功能如何在历史中演变和延续，并一步步具体成为“一种文学表达的世界性语言，”同时是一种“无可质疑的全球资本主义话语”。通过重新解读从16世纪至当代的相关思想人物，穆夫提示意出一个文学和人文学领域中认知生产的现代版图，指出其中“等价化标准化”的“制作逻辑”是如何具体地作为观念体系、文化界域、研究范畴、职业晋身（萨义德所说的将“东方”作为获得一己职业晋身垫脚石）的组织机制和运营框架，以其不断更新样式的灵活度长期运作，对穆夫提称为“南半球”的生活世界与文化特性，实施着具有生产性的隐匿化过程，致使其中人们的生活和他们身体力行的人生梦想被置换为批量性“东方主义的知识产品”。
简言之，与萨义德早期立论相呼应，穆夫提以“英制主义”命名意在追溯的是由作为主动的“欧洲”和作为被动的“他者”互为构成的核心逻辑，如何以其重复而又多变的文化能指机制，对“南半球”的生命世界施以同化和驯化的历史。将萨义德的立论推至其逻辑终点，穆夫提指向这一同化、驯化的内涵，是分裂被同化、驯化的人们内在于其切身生活中，对生命如何诞生存在、如何转换延展和如何呈现价值的心智感知（分裂化的状态意味着存在、变化和价值行为悬置的困境），蒸发或取消他们生活中蕴含的意义和方案，无论是实存的还是想象的；而这一分裂的实质，是“南半球”生命世界的永久放逐。
“互为的转写”：帮助世界相联
当我们吸纳穆夫提的批判意识，深化对“英制”/“英译”作为一种统治性文化无处不在这一命题的认识时，如何能够不为其结构存在以及对它们的各种认知版图所限制？穆夫提书写中的一个细节有助于我们对此进一步思考理解。似乎将中国作为“北半球”和“南半球”之间的一个边界地域，穆夫提特别注意到其中“至少受过一些正式英语教育的人甚至比美国总人口的人数还要多”,并由此得出结论：“如果这个信息属实，某条伟大的河流已经被永远地跨过了”。
“某条伟大河流已经被永远地跨过”在英语语境中指向和唤起的，是“跨越卢比肯河”这一“罗马时刻”作为在人类文明史的规模和意义上不可逆转的决定性事件；其中内蕴的是一整套人类世界史普适化叙事系统、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史想象。然而，在那些“至少受过一些正式英语教育”的中国青年的阅读中，“某条伟大的河流已经被永远地跨过”所具有的涵义并非如此不言自明。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文语境中，“某条伟大的河流”至少会唤起黄河或长江；还有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河流。而“永远跨过”的内涵，则需要经过学习具体的“罗马故事”才能初步开始知晓。对这些穆夫提涉及的数百万中国青年而言，这一刻可以是时间性的停顿和空间性的开放；这一时空示意人们放慢阅读，由此得以凝神思考乃至想象无数河流实存的生命世界，思考和想象那些被涉及但未被包括在穆夫提对“北半球”逻辑暨“卢比肯河”框架批评中的一切，以及他们聚合对话的可能、路径、方法和意义。意识到这样的生活实存（有别于档案制中的文字事实），并将其中无限多面的活力及其相联能量作为我们的着力点，以打开我们目前仍受二元逻辑支配而充满冲突的认知和想象之域，将其从欧洲中心的因循惯性中具体地解脱出来。摆脱欧洲中心逻辑的认知重心移位，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及未来，都为书写世界（复数的世界“worlds”）和生活世界的活力绽放所亟需。
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1971年出版的《革命与世界主义——西方阶段和中国阶段》（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提供了一个包括而又超出印欧语系语源词汇词库的译写谱系。在这部著作中，列文森以对中国的独特研究来处理现代世界的“（不）相联性”命题。出人意料而又意味深长的是，书中不仅包括了而且立论于对20世纪中文翻译的西方戏剧的梳理和阐释。列文森提供了一组分析，去处理原本看起来是随机的、将莎士比亚、易卜生和王尔德等与不甚知名的作品相提并论的中译选择，以及似乎同样没有章法或互不相干的译者们。作为一篇历史性的著述，它阐明了原作和译作在彼此的关联中——无论如此关联是否成问题——所显示的语言、审美认知、社会文化、政治和历史方面充满歧义和变革可能的丰富含义，指向作为现代世界中或者就是现代世界本身的一个事件，即现代中国的巨大转变及其意义可能，并隐含了他对现代中国的某种想象，作为对严复《天演论》中映射的现代困境的一种回应，即对全世界“分裂的一统”的警醒和另一种可能的思辨：现代中国有可能将自身转化为承载世界性普遍意义的具体实存；而这个世界性意义的路径特征，是在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自觉中，具体生命由主动赋能而书写世界变革的人类文明想象力。
在整个现代中国的文学文化谱系中，书写者几乎都是译家，或常以译家为开始。诸多写家如鲁迅、赵萝蕤、钱钟书、季羡林、许渊冲、杨绛、文若洁等的文字长卷、诸多刊载各种文类的文学文化刊物和出版书店，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中国创译互文交汇交织的呈现聚合之地，示意着列文森式的世界历史书写中，现代中国作为“完全独特而又无限多彩、民族而又不限于民族的文明实存”之文字杠杆、想象路径，甚至更多的不同之可能性的思辨驱动。超越穆夫提的“英制主义”之“英译性”，在他们跨语系创制性的书写中，“原作”可以是在一种文明语境中的变革，“译作”可以是在另一种文明语境中的新生，反之亦然；原作译作构成互为的转写，指向超越既定历史语境和状态的创造性本身。如许渊冲先生汉英对照版本唐诗英译中的代表作，李白的《静夜思》，是丰满而又凝练的例子之一：
Thoughts on a Tranquil Night
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
O can it be frost on the ground?
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思乡之情，在英文的语境里，唤起的是对伊甸园之丰饶圆满的渴望，在此，思乡之情同时被具像体现为一个“我”，一个生存在大地上人世间的人，这是蕴意和内在于中文原文中的人间情感。携带着在文明范畴意义上的不同的含义，英译本在唤起超验界情感的同时，具象转写出一个个体的人所体现的人间性渴望。其中跃动可感的是相联的祈愿，作为生命深处向着归宿而动的活力，在有限时间的旅程中，将它深刻和坚韧的驱动作为桥梁，而成就一个令人回味想象的中英文交汇变革融合之域。这种相互抵达的交汇变革和融合，是对艺术的生活和生活的艺术的提升，也就是许渊冲所说的“一加一大于二”；一种新的诗学从而在跨文化家园书写创建的过程中发生或者说可以发生，向着人类生活世界和心灵能力的扩展、为人类所拥有和必需的人文学的丰盈绵延。
瓦尔特·本雅明将“翻译”作为跨越不同语言边界的以言行事，视为“所有文学形式”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它担负着观察（和参与）原初语言的成熟过程和自身诞生的痛苦的特殊使命”。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在这种双重使命的核心中，活跃着一种祈愿和驱动，一种将被区隔或隔断的东西流动相联起来，将特殊性的东西交汇融通起来，由此打开生命世界的生动性、可能性得以呼吸脉动乃至延展彰显的时空；否则，这种可能性就会被自现代开始的欧式二元逻辑及其无尽的“分裂的一统”的版本、被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各类现代分裂主义，所窒息、打击乃至封锁。这种互为抵达的祈愿或驱动，在本雅明的表述中，指向一种久远的人间信仰，这信仰“强调每一种语言是一个整体，但没有一种语言可以仅靠自己达到这样的完整，而只有通过它们所有意向的整体性，相互增补才能实现：纯粹的语言”，从而“使蕴藏在一个（语言）和另一个（语言）中的种子成熟”，成为他们互为转写、“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生命绵延。
语言起初是一个祈愿——与人类同在，在跨越人类建构的语源语系、文化文明的区隔中动态生成，它穿过各类障碍，在人类历史上反复显现，成为世界范围内不断可更新可再生的人类及其人文学复原力和创造性的源泉。
（本文为作者在第七届“世界地图与世界文化”国际学术论坛的英文主旨发言择要，中译：张瀚文）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21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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