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哀叹，现代的中国经济水平是提高了，但是道德水平却滑坡了。事实上，当下最严重的问题不是道德水平的滑坡，而是道德本义的丢失，我们现在连道德究竟是什么都不知道了。要想重振道德，首要的是恢复道德的真实含义、本来含义。
从文献上看，“德”字最早出现在《尚书·尧典》中。《尚书》的开篇是《尧典》，而《尧典》的开篇就是说尧德：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非常难懂是吧。实际上，不仅现代人觉得难懂，古代人也是一样的难懂。对《五经》元典为何会如此难懂，现代一般会归因于时间久远，时间因素让我们无法理解古人能够理解的东西。这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说法没有真正理解中国文字的属性。
现代一般会认为，文言文和现代白话文字的区别，只是详略程度的不同，前者简略，后者详细。事实上，这只是表面的区别。其实质区别在于，文言文本质上来说不是描述性的，而是助记性的、提示性的，而现代白话文则是描述性的。以现代文字为标准，文言文并不是完整的文字、真正的文字，而更是一种助记符号、提示符号，起到一个帮助记忆，和提醒回忆的作用。
也就是说，文言文，尤其是先秦古文，本来就没打算详细完整地描述事物，为事物提供完备的描述信息，而只是抓取关键性的信息，为完整的信息提供线索、提示和助记。那么剩下的信息就留在了文字之外，靠的是口耳相传。所以，完整的《五经》包括两个部分：《经》和《传》。《传》就是经文之外的口耳相传的部分。所以，《传》绝非是仅仅是对经的诠释和解读，而是经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比经自身还要重要，因为没有《传》，《经》就是一堆乱码。
所以，汉代时学习《五经》都是有“家法”的。“家法”指的就是口耳相传的部分，就是《传》。汉朝人最大贡献是，把“家法”的东西，把《传》的部分系统整理了，并形成了文字。这样就把“口耳”相传的部分文字化了，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文字的属性，从助记符号，从不完整的文字，向完整的文字转变，但这个转变并不彻底。
回头来看
《尧典》的第一段。
这段话的总体意思是，尧很有德，也正因为尧很有德，所以九族和睦，万邦和谐，全天下的人民都变的一团和气。
分开来看，这段话，又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尧德，第二层意思是说尧德的作用。第一句话是表达第一层意思，剩下四句表达第二层意思。
第一句，也是第一层意思，“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具体描述和形容尧德。可以这么翻译：考察历史，尧的名字叫放勋，他严敬专心、有感召力、做事得体、睿智、安详，他诚信恭谨，光照四方，人神称赞。
余下四句，也是第二层意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说明尧德的效果。可以这么翻译：尧能够自明其大德，这使得九族亲睦。九族亲睦了，百官以礼相待。百官明理了，以礼相待了，万邦之间就会和平有序。这样天下的人民就改变，变的有德，从而很和睦。
之所以花功夫详解《尧典》第一段，因为这段文字太重要了。毫不夸张地说，这几句话，不仅是整部《尚书》的核心，也是整个中国文明文化的核心，也是整个中国传统的核心。
从文献上来说，中国传统的核心是《五经》。但是《四书》又是对《五经》的提炼和总结。所以，也可说中国传统的核心在《四书》。而《大学》又位居《四书》之首，所以，也可说中国传统的核心在《大学》。《大学》之要，在“三纲领八条目”，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中国传统的核心就在“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八条目”的基石是“明明德”，所以中国传统的核心就在“明明德”。而“明明德”，其实就是《尧典》第一段中的“克明俊德”。
“明明德”、“克明俊德”就是明德，明德就是后来的修心养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或者简称“格致诚正”，就是具体的修心养性之法，或者明德之法。
《尧典》中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其实就是《大学》八条目的后半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在讲社会秩序的基础是“德”。换句话说，中国的传统认为，社会秩序只是一个效果，一个虚体，而非实体，是领导人有“德”的效果，只要领导人有“德”了，天下自然会和平有序，实现王道。
为什么领导人有德了，国家、天下就是自然和平有序，是德赋予了领导人超强的“统治力”，并且老百姓都屈从于领导人的淫威吗？非也，天子之“德”于天下有序之间的机制关联在于，天子之德感化天下人，让天下人也变的有德，天下人都有德了，天下也自然和平有序了。所以，天下有序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领导人有德，而在于天下人有德。领导人有德的作用并不能直接为天下提供和平的秩序，而只是能帮助天下人都实现有德。
任何人要“明德”，要实现有德，完全是自己的事，要唯有靠自己才能够做到。这就是《大学》中强调的，“明德”之明是“自明”。这实际上也是在认为，德的根基乃人心所本有，只是自己知道不知道而已，自觉不自觉而已。所以，明德并非把外在之德、外在之标准注入进、灌输进人心，而只是实现对自己内心的本有之德实现自我意识、自我知觉。
既然，天下人的明德是天下秩序的基础，那么何以明德，明德的方法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德是人心的一种状态，心性的一种状态，所以，德属于心性的范畴。“明德”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心性修炼、修心养性。
《大学》之所以能够在重要性位列《四书五经》之首，其关键还倒不在它提出了“明明德”，而在于提出明德之方法，即心性修炼之方法，就是“八条目”的前四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关键则在“格物”上，“致知”是“格物”的效果，“诚意”是对所“致”之“知”的贯彻和坚守，“诚意”的结果是“正心”，意诚心自然正。
在上文，经过一些列推导，可以得出中国传统的核心在“明明德”的结论。现在这个结论则可再前进一步，中国传统的核心在“格物”二字。
“格物”并非研究外物，“致知”也不是得到客观规律。“格”的意思是“正”，“格物”的意思是“正物”。之所以要“正物”就是因为“物不正”存在。
何谓“物不正”？人饿要吃饭，冷了要穿衣，这是自然之理，这时对“吃饭”、“穿衣”这些“物”来说，就是正的。但是，一个人如果老想着吃大餐，穿名牌，这时对“吃大餐”、“穿名牌”来说“物不正”。
物正与不正，并不在物上，而在人心，是心正与不正。物的正与不正，并非指物的自身正与不正，而是人对物的处理正与不正，决定者是人而不是物。而左右人如何去面对和处理物的，则是人自身的主宰，这个主宰就是心。所以，物正与否最终决定着是人心。
格物实际就是检讨和审视自己面对和处理物的方式，这种自我检讨和自我审视，能够发现自己的不当之处，发现合理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合理的对物的对物的处理方式，就是“知”，“致知”就是发现这些知。这些“知”是存在于人心之内，通过自我检讨和审视，即通过自省、慎独，可以发现，这就是“致知”。“致知”并非发现外界的知识，而是发现自己内心的知识。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良知”就是人心所本有的知识。
所以，“格物”就是明德，就是提升道德修养。同时，人人都能自觉地“格物致知”，自觉地明德，那么全球就会自然出现良好的秩序。
通过“格物”实现“明德”，实现心性修炼，不仅可以自动为全球提供良好恶秩序，而且这个过程，对个人而言，绝非是利他的，自我牺牲的，痛苦的，而是相反，是利己的，自我满足的，快乐的。这就是《论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孟子所说的“义理之悦我心，尤刍豢之悦我口”。
现代对道德的最大误解是，它是遵守一个外部的道德规定，而道德对个人而言，是利他的，自我牺牲的，也是痛苦的。在这种道德观之下，也会认为全球秩序的实现，一定是政府“统治”和“管理”的结果，是由政府来提供的。
而实际是，道德是人心所本有，也是人心的内在需求，执行道德不是服从外在的条文，而是满足自己的内在需求，所以，不是痛苦的，而是快乐的。
全球秩序并不来自政府，也不来自任何的管理机构和组织，而是来自全球人们的内心。秩序的提供者不是政府，而是人的心性。所以，全球的治理最终唯有靠全球人们的“格物”、“明德”来实现。（微信公共号：新心性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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