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疯狂落地“的制作人陈伟。
过去足够辉煌，如何做到更好？陈伟说，保持疯狂和创业精神，然后学会断舍离。
20年前，浙江卫视来了个年轻人。
在互联网不发达、背包客少、户外纪录片稀缺的年代，这个20岁出头、刚毕业的小伙子，打算直接竞争系列纪录片总导演，选的题材还极庞大——他打算拍丝绸之路，而且是最鲜为人知的，比北方丝绸之路还早1200年的西南丝绸之路，途径成都、腾冲、瑞丽、松山、密支那，直下缅甸、印度。后来这条丝绸之路的一段被连接中印两国的史迪威公路所覆盖。“那时候除了春晚还很少有总导演这个说法。我这人比较实在，就下死功夫，跑了一个月图书馆和档案馆做准备。”
让领导颇为意外的是，一个月过去，只有这个做了大量功课的愣头青交了选题。于是，陈伟作为唯一的候选人被任命为总导演，成为中国第一个带队拍摄南方丝绸之路的人。
台里人都好奇：那个叫陈伟的新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20年前，电视行业还没有对收视和流量的追捧。那时候，只有对作品、对技术、对前辈、对观众充满敬畏的电视人，包括这个初出茅庐的，没有什么来头，也完全不知道自己会走向何方的“疯子”。
后来，他先后制作了《我爱记歌词》《中国好声音》《中国有嘻哈》；2021年他策划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多画面互动直播晚会，引爆了年轻人的社交圈。
《2021爱奇艺为爱尖叫晚会》创新采用一屏四看的观看方式。
所有意料中的东西，都是无聊的东西
陈伟说，当年的他确实像个疯子，对待工作极其苛刻，在机房里一帧一帧、一个分贝一个分贝地调片子，什么活都敢接。
早年间那段拍纪录片的日子，让陈伟早早便感受到了人在自然和宇宙面前的渺小。而这种刺激让他更渴望冒险，探索世界的宏大与未知。每次结束一条片子，跟朋友去酒吧放松，“然后就又苦逼地扎进图书馆里，找下一个选题”。
他痛恨雷同，不愿意自我重复，喜欢断舍离，喜欢做新的，新到没人见过，最好连自己都没见过的那种。
2007年，选秀多年当道，普通人都在做明星梦。陈伟觉得一窝蜂做选秀没多大意思，他更想把普通人零门槛地放到卫视舞台上，所以创办了《我爱记歌词》。
歌唱类综艺《我爱记歌词》，2007年在浙江卫视首播。
2012年，中国电视迎来黄金年代，制作水平逐步向国际主流看齐，陈伟凭借连续三年《中国好声音》总制作人的身份，名满行业。
2015年，40岁的陈伟不甘于“隔着岸看互联网”，于是从卫视辞职加入爱奇艺，从一座高峰下山，立上了另一个潮头。四年前的夏天，陈伟以《中国有嘻哈》开启了长视频的“超级网综”时代，用新的青年文化，点燃了年轻人的表达热情。
《中国有嘻哈》的成功，陈伟居功至伟。
在陈伟个人声望最鼎盛的时期，他又静下心来，打造了爱奇艺如今独步业界的综艺中台矩阵，整合了业务策略，商务、运营、宣推、制片、后期等等一系列中台部门，让这个一直保持创业心态的团队和旗下大量综艺工作室有了大步前行的稳固支撑。
他还在工作之外连续做了多年的VR/AR内容探索和技术储备，希望在5G时代中晚期时能赶上虚拟娱乐应用爆炸的时间点，“我想做在下一个时代仍然能为用户创造价值的人。”
2015年，陈伟加入爱奇艺。
自2018年年底开始，陈伟就提出爱奇艺应该办一场自主的跨年晚会，但因为缺乏创新点子暂时搁浅。2020年夏天，龚宇（爱奇艺CEO）和王晓晖（首席内容官）重提此事，陈伟苦想两周，冒出了一个试图打破电视时代单向传播规律的疯狂念头。
“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千篇一律的、安全稳妥的晚会呢？这种晚会实在太多，每年整个行业要做不下20台——搭的舞美差不多，用的明星差不多，我觉得太无聊了。为什么不把一切交给未知，跟用户互动，一块儿玩起来呢？”
陈伟兴奋地安利他的畅想：为什么我们不用一个彻彻底底的、最极致的交互去做这台晚会呢？我们把舞台搭好，什么都不做，把所有的明星、艺人和爱奇艺自有IP内容摆在台下，让观众决定，谁上去演！
好多人开始怼他，说，疯了吧，这怎么可能，做不了。
陈伟回道，你们别把它看成一台晚会，当成一个巨型真人秀不就行了么？要真正的创新就必然放弃和让渡一些东西，比如把选择的权利让渡给用户，尽管可能失去一些掌控权和确定性，但我们曾经探索过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最复杂的真人秀模式，还害怕失控么？
陈伟很喜欢这种挖个坑，然后逼自己往里跳的感觉，跟他20年前带着忐忑和兴奋接下纪录片总导演时一样。他打心里觉得，爱奇艺本来就有强互动的媒介基因和技术储备，为什么不彻底利用好它呢？
于是，在一个例行加班的周末，陈伟找到了刚结束上一场会议的龚宇和王晓晖。前5分钟，龚宇和王晓晖听得云里雾里；20分钟后，两人跟着陈伟一块儿兴奋起来，定下了以极致互动为核心、一屏多看的产品界面风格和有别于一般晚会的娱乐圈大团建基调。
龚宇与陈伟。
龚宇对陈伟说，很好，很新，很牛，那你亲自上吧。陈伟心里明白，这种有极大创新性和不确定性，需要调动大量资源、拉通技术和内容的深度融合、把握整体平台调性的项目，是他最乐于参与其中，让其实现的。
让疯狂落地，多好玩的体验。
几天后，陈伟召集技术和产品等部门负责人开会商讨开发方案，龚宇亲自上手帮陈伟修改产品布局。历时半年时间，陈伟和内容、运营、技术、产品组成的混编团队不断开发、测试、发版、修复，最终定下了1 3的画面布局，即在屏幕上切分出一个主画面、三个分画面，功能按钮位于主画面，整体操作符合用户习惯。同时采用云端混流技术方案，保证绝大多数用户得到流畅的互动播放体验。
王晓晖和陈伟一起做团队动员。
在陈伟的主导下，一个创造性的、强调极致互动的内容物种诞生了。“这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探索，它不能叫一场晚会，甚至不是晚会的某种新模式或者新形态。它是世界上第一次专属非虚构类内容（真人秀综艺）的互动视频应用范例，也是一个既兼容虚构，又兼容非虚构互动内容的通用型产品。”
陈伟说，我一直很喜欢爱奇艺的“简单文化”。在这里，好的创意能得到及时的支持与推进。这个推崇“简单文化”的公司至今深具创业者和艺术家气质，积极尝试内容与模式创新。
从2014年的现象级网综《奇葩说》到2015年《盗墓笔记》首创会员付费，从2017年《中国有嘻哈》开启超级网综时代到2018年《偶像练习生》启动偶像元年，爱奇艺一直在尝试内容与模式的创新。此外，爱奇艺力推“分账剧”，促进网剧C端付费，完善网络大电影生态，让更多如陈伟一般执着于制作工艺的创作者们能更如鱼得水。
做“无意义”的事，有意义么？
陈伟很自信。他说自己是国内综艺制作人里最懂技术的之一，而他的技术来自于从小的痴迷，以及早年间从来都不太够的制作经费，“在资源匮乏的时代，我太想创新了，但是没人帮你做太多技术的创新突破，只能自己解决。”
陈伟在浙江广电时，以导演的身份参与了好几年的工程师例会，2009年转任管理岗位时依然没有脱离一线。2008年汶川地震，所有娱乐节目都停掉了，团队紧急支援抗震救灾报道，陈伟在24小时之内找来了台里一大堆淘汰过时的入库设备，拼凑成一套带导播、灯光、音响、转码，带电话连线，可以卫星传输的完整转播系统，装了20多个设备箱运到成都，在酒店里搭建了一个可以随时直播的前方演播室。
“这小破系统都是我一个人做的。”陈伟说，主动上一线接脏活累活，积累的是一个人的“靠谱度”，“只有当你什么活都能接住、都能干得好，至少不丢人时，真正特别重要的事情或者机会来临的时候，它才有可能是你的。”
陈伟经常主动上一线。
采访时，陈伟说了四次“久病成医”。与供应商聊技术，陈伟说，你们一定要满足我这个需求，供应商说，技术上满足不了，陈伟笑了：那我教你们该怎么满足我。
陈伟爱做许多人觉得“无意义”的事。《中国有嘻哈》之后，在线视频行业迅速进入了大工业生产时代，参与人员众多，岗位划分明确，便于高效复制。但他依然秉持一个学院派的心态和做法。
时至今日，陈伟还会像当年在学校那样，在剧情式真人秀中研究一个黑场、一个白场是要一秒、三秒还是15帧，研究镜头的节奏和影调、转场的方式、每段叙事的表达是否充分。陈伟有个才艺，半小时之内的审片内容，他看一遍，几乎可以背下每一个镜头的顺序；他在学校时跟同学没事就玩即兴要素剧本创作，并相互复述的专业游戏。他说，这在还没有非线性编辑的年代，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我毕业那会儿，没人把内容叫做产品，更没有人把内容当成快消品，作品讲究作者表达。走出校园时，有人去拍电视剧，有人去做电影，有人去做电视综艺，但内心的要求依然是老的底子，是影像创作最根本的一些东西。”在这套训练体系和千禧年前后的创作环境下，陈伟每件事都要从头干到尾，从策划、选题报告、导演阐述、勘景踩点、做拍摄和分镜头脚本，最后拍摄和剪辑都要参与。
从策划、拍摄到剪辑，陈伟全程参与。
导演的性质和分工正在随时代发展发生着巨大改变，过去熟悉全流程、全链路，在周播节目和晚会里从头到尾掌控一切的导演已经很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更细致的分工：现场导演、选角导演、后期导演、秀导、舞监……“现在导演的培养体系也变成一个悖论了，越是这样，越难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大导演。”
《我爱记歌词》刚开播时，陈伟给节目设置了声音logo，让“希望就在前方”的歌声成为节目的强标识，甚至帮华少和朱丹改过很多集开场白。他希望借由这段话让这个节目“既看似没有门槛，又让观众一下子就觉得不一样，注意到它”，于是改成了英语一样的句式，重新构建了主谓宾的长句，用译制片式的语法结构换来特别的观感。
后来的《中国有嘻哈》HipHopMan欧阳靖被淘汰的那一段、《中国好声音》老Simon和毕夏的“送别演唱”段落，都是陈伟印象深刻的作品，他精确地复述出了它们的时长：欧阳靖那段是世界选秀节目最长的单体叙事桥段，22分49秒；老Simon和毕夏那段，18分37秒。
欧阳靖在《中国有嘻哈》上。
为了剪好欧阳靖22分49秒的送别段落，陈伟在后期拍了三次桌子，改了九版，最后3个分贝3个分贝地调试音乐，“人耳很难分辨出3分贝的声音变化，但情绪能感知到”。陈伟要求在这个段落营造出像《勇敢的心》《燃情岁月》一样浓度的情绪，再通过视听语言一层层剥给观众看。调到第九版时，陈伟眼泪下来了，“好，对了”。
2017年时，长视频市场70%左右的用户都集中在移动端，陈伟在审片时要求创作团队和供应商用ipad放片子，“我们的供应商都是行业顶级的，调完片子都给我拿到90寸大屏、5.1声道的审片环境，我当时跟他们说移动端才是我们大部分用户最终获取信息的终端，在ipad上播出来好听、看起来好看，才是准确的。”
“所以你说这些事情有意义么？大家觉得综艺不过就是个快消品，你要表达什么，纠结什么，镜头长几帧短几帧有什么关系。”陈伟说，当下其实也可以做到这样的工艺水准，但很多人不会这样去做。当下综艺作品的视听标准也没有电影那么严苛，但他始终对自己严格，对自己曾受过的训练、对这门行当保持强烈的敬畏感：“一个节目有没有它的‘神’，有没有真正言之有物的表达，有没有用最高标准的视听语言打磨，是感知得出来的。”
《中国有嘻哈》之后，他在让更多疯狂落地。
陈伟觉得自己还很“年富力强”，还在黄金年纪，过去的成功只能代表过去，墨守成规毫无意义。
所以，一个好的制作人，应该是什么样的？陈伟答：手里有活，眼里有光，心里有梦。
他认为综艺和纪录片同属一个大类，是非虚构内容，是现实生活的映照、时代情绪的载体和引发共鸣的种子，做综艺并不是嬉闹了事，一样要讲究“文以载道”，做到这一点，必须取决于制作人的创意、手艺和情怀。“制作人不能只是一个干活的，他眼里应该能看到，也会希望看到未来，要有作为创作者、作为一个敏感的艺术家该有的感知能力，应该悲天悯人。要有表达的欲望和野心，同时自身的实力，也要配得上这种欲望和野心。”
在陈伟看来，做综艺一样要讲究“文以载道”。
✎作者 | 詹腾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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