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3日，天津。观众正在参观甲骨文创意展。（图/IC）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某天，金石学家王懿荣患上了疟疾。
他拖着病体，到北京菜市口的“达仁堂”抓了几副中药。
煎药之前，他突然发现，在那味叫做“龙骨”的药上，刻着一些近似篆文的特殊符号。
他仔细观察了片刻，凭借自己过往的经验，他判断，这是尚未被人们所知晓的上古文字。
于是，他再度返回“达仁堂”，并不是去买药，而是去翻检余下的“龙骨”。
很快，他就印证了自己的想法。
他“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却在篆籀之前”。
一部分学者认为，王懿荣是名副其实的“收藏与鉴定甲骨的第一人”。
但也有不少人怀疑该故事的真实性，他们更加愿意相信另外一个民间的说法。
在我国的考古历史中，农民似乎总是充当着关键性的角色。
与土地频繁打交道的他们，通常是最早发现某个历史新物证的群体。
在这一点上，甲骨文也不例外。
最早发现该文字的，正是农民，而那些甲骨出土的地方，是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众所周知，殷墟的原址位于此处。
挖出这些龟甲和兽骨的农民，完全认识不到这些物件的重要性。
他们或是随手扔掉，或是拿给不大的孩子当作打发时间的玩具。
有些精明的人，则把它们当作药材“龙骨”，售给中药铺。
但由于骨上有字，买家将价格压得很低。
因此，这种“龙骨”就流落到了鱼龙混杂的庙会之上。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懂一些金石之学的古董商范寿轩来此地闲逛，他在摊位上发现了这些带字的甲骨。
他没有犹豫，将这些无人问津的骨头全部收购。
收购后，他转手数次，甲骨又被卖到天津、北京等地。
1903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他收藏的5000余片甲骨中整理出了1000余片，拓印成《铁云藏龟》一书。
这是甲骨文著录的滥觞，同时，此举也意味着，这些古拙的文字正式走向公众。
从文字学的角度讲，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
事实上，该系统的形成与发现过程中，充斥着与人相关的形形色色的经历。
而系统中的每个文字，若是单独拆解来看，其实也能够找到一些或有趣或奇诡的故事。
2010年，作家唐诺在大陆出版了第一本书《文字的故事》。
这本书是他阅读《说文解字》过后的产物，在书中，他用一种近乎漫游的方法，讲述着他所遴选出的那些文字的由来，以及背后的故事。
在唐诺看来，每个文字“都有它不同的造型长相、不同的起源，以及最重要的，在长时间中的不同遭遇。
这不可能相同的历史遭遇，给予了每个字不可能相同的记忆刻痕，不可能相同的温度、色泽和意义层次”。
文字的制造，也有生产线吗？
“文字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或者说，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
在解构文字之旅的起始，唐诺提出了这个问题。
拥有常识的大部分人谈及文字的发明，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仓颉造字”的神话传说。
《淮南子》如是写道：“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从这简短的描述里不难窥见，我们的先祖已然把文字创设的荣光全部置放到了这位黄帝时期的史官身上。
但在今天，我们更倾向于相信的是，文字是在长段时间中逐步演变发展而成的。
唐诺写道：“不管它是起源于结绳或刻痕的记忆，还是在行之更久远的语言和图绘之间缓缓找出稳定的意义关联，都牵动着众多的人，这些人所分居的众多地点，以及因此不可免的诸多时间，绝非一时一地一人的事。”
唐诺认为，文字的起源问题终究还得由文字自身来回答，也就是由我们手中所能掌握的文字或未成文字的“类文字”来想办法回溯。他以“昔”字为例，说明了甲骨文得以规模化制造的一种可能性。
在甲骨文中，“昔”的上半部分是水，下半部分则是“日”。
唐诺说：“漫天盖地的水淹过日头的心版魔幻意象，如同小说家马尔克斯笔下的画面。
商代人以此来表达他们对远古的记忆存留，充满美感，充满哲学况味，也充满启示力和想象力。”
在这个表示过往和逝去的字里，人们不难想到商人为躲避水难而历次迁都的磨难。
从这个维度看，比起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中的那些陶器的记号，甲骨文显然是更为成熟的文字——这种成熟既体现在造型上，也表现在记叙结构上。
这一阶段的文字制造方式，也从最原始的直接摹写天地山川、鸟兽虫鱼等自然实物，逐渐转变成了带一些抽象概念的表述。
这样一来，大量而快速地制造文字也就成为了可能。
后来，人们慢慢总结，把造字之法归纳为六种方式，现在统称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
尤其是形声字的出现，某种程度上，这种造字方法形成了文字的生产线。
据统计，甲骨文中形声字的占比为27.24％，而发展到秦代的小篆阶段，形声字的占比暴增至87.39%。
唐诺认为，形声字不再追求新的造型绘制，而把既有的字当成制作材料来堆叠，像玩积木一样，因此，有了形声字，那些一个个捶打、定制似的会意字和指事字便告一段落了，就像工厂生产线取代了手工业一般。
不过，还是有例外发生。
“曌”（音zhào）就是游离在这条生产线外的文字。该字的字义极为明显，日月双双高悬在天空中，有着无尽的光明。
这是武则天的愿景，当时她规定，只有自己才能使用这一文字，当然，史上有所记载的，也只有她用过。
除此之外，武则天还曾尝试大刀阔斧地将通行的一些文字作些修改。
譬如，她把“地”字改成了“山水土”相互堆叠的“埊”。
但不遵循造字原理、不考虑文字演变的复杂过程，只是依循着个人意志，造字必然无法变成一个系统化的工程。
“武式造字法则”最终也并未在历史中泛起任何涟漪。
人与自然的关联，都体现在文字里
在文字这个庞杂的系统里，会意字也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唐诺看来，甲骨文中的会意字是他个人所知人类最美丽的文字符号，“比起古埃及尚未拼音化之前的漂亮象形字，还多了面对抽象性事物和概念的某种知性之美、某种富想象力的惊异”。
爱好文学的唐诺，常常对作品中的时间表述很感兴趣。
研究文字时，他想：“我有没有机会找出甲骨文中丈量时间的会意字，最好有十二个，来完成一具商代的甲骨钟呢？”
没过多久，这个他自认为疯狂的行为以失败告终，但是在此进程中，他却发现，那些丈量时间的文字，是随着人们生活的实际律动而产生的。而这些字，也体现着人和自然的关联。
他以“昃”和“昏”字举例。
他说，前者是太阳开始偏西，把人影给斜照拉长的样子；后者，则表示太阳降至人的脚下。
当看到这两个字时，他立刻联想到了自己小学的时候背着书包，拖着长长的影子走回家的情形。
通过这两个文字，他也是平生第一次想到，原来自己念了六年的小学，在他家偏西边的位置。
事实上，对早期的人类而言，太阳是极为重要的。
它代表着自然的恒定与规律，人们也根据它安排着作息。
正是因为它是“率先被人们察觉、思索乃至于开始敬畏起来（是卡尔维诺还是本雅明所说的人埋在同一事物里想久了，总会出现神秘主义的倾向）的巨大存在”，人们也在文字中，添加了许多与太阳相关的元素。
像表示日出东方的“旦”字，指代日落后天色变得昏暗的“暮”字，都是很好的例证。
唐诺在甲骨文里还发现，“众”字也与太阳有关。它的图形是上方一个“日”，底下有并排的三个“人”。
唐诺在书中写道：“谁为‘众’字画蛇添足地加了一个大日头于顶上呢？这人一定是个艺术家。日头没功能意义，却为这个抽象的表述带来可感的温度和色泽，让三人为众有了一派热闹熙攘乃至于挥汗燠热的蒸腾气象，如同春秋时晏婴出使楚国时历历如绘的齐都临淄城市街景象（临淄城的遗址早已挖掘出来了，其规模大小和配备果然和晏子所夸称的相去不远）。”
而先人们也根据太阳所代表的时间刻度，选择着各自的生活方式。
唐诺说：“人就是这样浸泡在不分割的时间中，在不分割的劳动和休闲之中。这里，有充分的余裕生养出故事、传说、歌谣和各式手工技艺来，如本雅明所说的人类说故事传统技艺的两大根源之一（另一是伴随行商从天涯地角背回的商品而来）。”
可怕的字与死去的字
在研究的过程中，唐诺还将字作了相应的归类。
比如，他发现，甲骨文中存在着一些“可怕的字”。
它们“像一张张档案记录照片，忠实地为我们封存了此类无可辩驳罪行的呈堂证供一直到今天，也揭示着彼时人们生存挣扎的残酷一面”。
其中，“醢”字就是一个代表。
如今，“醢”多用于指代肉类食品。
但在最初创立的时候，它实质上是指一种酷刑——从字形上就能看得出来：“被置放于大臼之中的不是食物，而是个绝望的人，上方是双手持大杵的刽子手，活生生把人锤打成肉酱，血水四溅。”
类似的，还有“弃”字。
弃是周代开国先祖，传说中他是得神护佑的不死弃婴出身。
然而，“弃”字背后的故事却极为残忍，它的字形，是“用手拿绳索绞死初生婴儿，再以畚箕把带血水死婴倒掉”。
换言之，是杀掉幼小的生命。
与之相对的，是“微”字，指的是杀掉老年人。
唐诺说：“杀死老的跟小的，这原是大自然的专利，老去的动物丧失了猎食（肉食性）和逃逸自保（草食性）的能力，本来就难以存活；初生的生命，数量一般总远大于大自然所需、所允许的数量，这是生物护种的人海战术老策略……大自然天地不仁的处置，由人来代理执行，包括老去生命的不安乐‘安乐死’，包括初生生命的延迟避孕术，我们便以为是残酷的，尽管我们也同时不忍。”
这些可怕的字，虽然从字义上是令人畏惧的，但至今仍在沿用。
可有些字，在发展的进程中，却渐渐地消失掉了。
唐诺写道：“（这些字）失去效能，通常源自于我们生活实况的变化，某些旧事物、某些昔日的概念因此从历史退场，于是，和这些事物、这些概念密实相连共生的某一部分文字遂跟着退场死去。”
唐诺举了一个与女儿相关的实例。他的女儿从小就爱马成痴，某天，唐诺和她心血来潮，翻看起《辞源》，无意间，他们找到了许多已经不再使用的与马有关的字。
比如，骢（音cōng），表示青白杂毛的马；骅（音huá），指代赤色骏马；骧（音xiāng），是后右足白色的马……
此类表示不同毛色的马的汉字，共有28个。
而现代所出版的《马图鉴》（台湾猫头鹰出版公司版本），对马的毛色精密而科学的形容，也不过才17种而已。
那么为何关于马的毛色，需要这么多字呢？
原因很简单，古时的马很重要，或者很昂贵、很有价值。但社会在不断发展，交通工具、战争器械都在革新，且日益强大。
在现代世界里，马不再有那么多的用处。这些指代马的文字，也就一并在文字王国中死去了。
唐诺说：“文字因社会习俗之生而生，也会因社会习俗之死而死，这是很公平的。习俗来习俗去，事物来事物去，概念来概念去，现实的一切毫不间歇地变动不居，因此文字的死亡便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还是持续的、频繁的死亡。”
而随着文字的死亡，文字背后的那些故事也渐渐在我们的历史中消失了。
所以，唐诺说：“真正需要努力保护的，绝不是文字，同样只是我们自己——我们脆弱的生命，还有，脆弱的智慧。”
（参考书籍：唐诺《文字的故事》，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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