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们就对数产生了好奇，孜孜不倦地研究。
不就是1、2、3、4这些数字吗？有什么好研究的？枯燥的很，一看就犯困。
别急，有些人就是天赋异禀，看着这些数字不但不犯困，反而感觉充满了乐趣。
比如有一个叫高斯的同学，十几岁时，上课课堂纪律混乱。老师一气之下，布置了一道难题惩罚学生：从1加到100.别的同学一看老师生气了，都埋头苦算。只有高斯同学不一样，脑筋一转弯，唉！就把这道题做出来了。
在15岁的时候，高斯就喜欢玩一种游戏。
玩的不是王者荣耀，不是吃鸡游戏。
是在数轴上找一段，一千个数，找出这一千个数中的质数，研究质数的分布，这一段找完了再找那一段，乐此不彼。看看，人家数学王子玩的游戏就是不一般。
上大学时，数学老师每天都要给他布置三道家庭作业。一天，老师一不小心，把一道几百年来都没有解决的数学难题布置给了他。
高斯同学回家后冥思苦想，愣是用了不到一夜的时间完成了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
就这样，这些同学玩儿着玩儿着就把老师布置的难题做完了。
做完之后还不过瘾，怎么办呢？就自己出题，自己做着玩；或者相互出题做着玩儿。玩儿着玩儿着把自己玩儿成了大数学家。
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叫哥德巴赫的同学，他牛逼的地方是：自己出了一道题，把自己给难住了。
这道题的具体表述是：随便取某一个奇数，比如77，可以把它写成三个素数之和，即77=53 17 7；即 “任何大于5的奇数都是三个素数之和。”
看着简单的一句话，你怎么证明它正确呢？总不能把所有的数都列举出来吧，我们知道这也列举不玩呀。
哥德巴赫决心证明这个命题的正确性。
唉！这道题咋这么难呢？
于是他写信求助另一位数学大咖——欧拉。
话说两位青年男女相互碰撞，会擦出爱情的火花。
两种思想相互碰撞，会擦出思想的火花。
可是，这两个数学家相互碰撞，并没有擦出思想的火花，而是擦出了火种——一道超级大难题。
欧拉给哥德巴赫回信：这个命题看来是正确的，但是我也给不出严格的证明。
同时欧拉又提出了另一个命题：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
但是这个命题他也没能给予证明。
这就是被称为“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哥德巴赫猜想。
全世界的数学家为了使这颗火种燃放出灿烂的火花，孜孜不倦地投入了研究工作。
研究工作不断向前推进，具体过程如下：
每个大偶数N都可表为A B，其中A和B的素因子个数分别不超过a和b。显然，哥德巴赫猜想就可以写成"1 1"。在这一方向上的进展都是用所谓的筛法得到的。
“a b”问题的推进
1920年，挪威的布朗证明了“9 9”。
1924年，德国的拉特马赫证明了“7 7”。
1932年，英国的埃斯特曼证明了“6 6”。
1937年，意大利的蕾西先后证明了“5 7”, “4 9”, “3 15”和“2 366”。
1938年，苏联的布赫夕太勃证明了“5 5”。
1940年，苏联的布赫夕太勃证明了“4 4”。
1956年，中国的王元证明了“3 4”。稍后证明了 “3 3”和“2 3”。
1948年，匈牙利的瑞尼证明了“1 c”，其中c是一很大的自然数。
1962年，中国的潘承洞和苏联的巴尔巴恩证明了“1 5”， 中国的王元证明了“1 4”。
1965年，苏联的布赫 夕太勃和小维诺格拉多夫，及意大利的朋比利证明了“1 3 ”。
是不是又犯困了，说的就是你，一上干货就犯困。
重要人物登场了。
1966年，中国的陈景润证明了 “1 2 ”。
据说，陈景润为了证明这道难题，光是计算的草纸就足足装了六麻袋。在1965年5月，发表了他的论文《大偶数表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2个素数的乘积之和》。
论文的发表，受到世界数学界和著名数学家的高度重视和称赞。陈景润一举成为闻名世界的数学家。
小学时代，听到过两个有文化的大人的对话，一直记忆犹新。
一个人说到：“陈景润就是厉害，证明出了一加一的问题，响遍了全时间。”
另一个疑惑地问：“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证明吗？”
这个信誓旦旦的说：“唉！这你就不懂了，你只知道一加一等于二，它为什么等于二？你知道吗?陈景润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证明出了它确实等于二。”
后来，进一步求学，才知道了陈景润证明的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甚至陈景润并没有证明到一加一，只是证明到了一加二。
但是，陈景润证明了一加一等于二的这种说法还是印在了脑海中。
现在，小学生初次接触质数、合数的时间是五年级下册，也就是十来岁的年纪，和我最初听到一加一等于二的那个问题的年龄相仿。
质数合数也是学生较难掌握的一个重点。
希望现在的小学生不要再碰到自以为是的大人，再把陈景润的工作理解为证明了一加一等于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