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省合肥市有一条延乔路，与之并行的还有一条集贤路，“延乔路”是为了纪念陈独秀的为革命牺牲的两个儿子陈延年与陈乔年，“集贤路”是因陈独秀葬在安徽安庆集贤关，很明显是为了纪念陈独秀，这两条路没能汇合到一起，却都通向繁华大道。
毛主席曾说过：“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确实如此，我们之所以过上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因为有无数的人才，无数的革命先烈披荆斩棘，他们应该值得我们铭记，比如说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
1898年，陈延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的南水关旧居，五六岁的时候，被祖母和母亲送到私塾读书，十二三岁进入新式学校上学，曾就读于安庆尚志小学和全皖中学。
当时正是中国革命的萌发时期，陈独秀为革命事业奔走于各地，与陈延年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十二岁那一年，父亲陈独秀与母亲高晓岚分道扬镳，与姨母高君曼走到了一起，陈延年与父亲陈独秀之间的芥蒂或许在此时就已经产生。
1913年，陈独秀已经是安徽地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这一年，陈独秀领导安徽地区的“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袁世凯恨得咬牙切齿，势要将陈独秀的三个儿子抓捕，于是便派心腹倪嗣冲前去陈独秀老家，幸好陈延年兄弟三人机智，翻墙逃走。
陈延年毕竟是陈独秀的儿子，基因上传承的他也渴望新思想，1915年，在向父亲表达自己的志向后，陈延年与弟弟陈乔年来到上海，当时陈独秀已是名动全国的大人物，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级人物，但陈延年兄弟独立自主，并没有寄希望于父亲，他们要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闯出一片天地。
兄弟二人在法语补习学校专攻法语，双双考入震旦大学，其实陈延年最开始信仰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还参加了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进化社”，1919年，陈延年兄弟二人在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的帮助下，赴法勤工俭学。
令人没想到的是，正是在法国这段时间里，陈延年的思想发生剧变，他与无政府主义决裂，正式投入到共产主义的怀抱。此外，陈延年还与赵世炎、周恩来等一起创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3年，在中共党组织的运作下，陈延年与赵世炎被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不久，陈延年由法国共产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1924年，陈延年回到国内，受组织派遣来到广东，当时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陈延年则出任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中共“四大”之后，陈延年接替周恩来，成为中共广东区委书记。
诚如毛主席所说，陈延年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在党的建设、党的团结方面贡献颇具，到1927年年初，广东党组织已拥有9000多名党员，是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的地方党组织，周恩来曾说：“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陈延年与毛主席、周恩来观点一致，要进行坚决斗争，但是以陈独秀为为首的部分党领导人却坚持妥协退让的政策，陈延年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深恶痛绝，即便这个人是自己的父亲，陈延年曾与邓中夏、张太雷说过，陈独秀的这种错误是会葬送革命的，还说道：“我是共产党，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
1927年春，陈延年北上赴武汉参加党的“五大”，途中被任命为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前往上海，谁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陈延年改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当时上海正处于白色恐怖氛围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共党员大肆抓捕，但陈延年还是不顾个人安危来到上海，致力于恢复和重建被国民党破坏的党组织。
1927年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于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谁知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了会场，陈延年不幸被捕。在蒋介石眼里，陈延年可是中共的“大佬”级人物，因此非常希望想从陈延年口中获得情报，但陈延年却说：“自从我参加革命起，就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国共产党。你们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丝想要的东西。”
1927年6月30日（一说为7月4日），陈延年被押赴刑场，刽子手让其跪下，陈延年却说：“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最终，陈延年被刽子手压倒在地乱刀砍死，年仅29岁。
陈延年生前曾说：“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出来的，更不是从海外飞来的，而是在长期不断的革命斗争中，从困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强大出来的。”
这不正是他一生革命事业的真实写照吗？
时至今日，合肥延乔路的路牌下，堆满了纪念延乔二兄弟的花束和卡片，有一张卡片上写着：“延乔路虽短，但尽头却是繁华大道。这短短的路途，却经历了一百年的艰苦奋战。这盛世，如你们所愿，这盛世，我们会是你们的双眼，替你们看遍。——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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