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绝大部分电影不同，周星驰新作《美人鱼》在公映前没有在北京做任何的提前点映活动，片方藏着掖着、云山雾罩的功夫实在是了得。
这是一招险棋。
因为影史上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当年罗兰.艾默里奇的《哥斯拉》（2000）便因为前期刻意的低曝光量，导致了正式公映时的票房滑铁卢。而在前车之鉴后，《美人鱼》片方还敢这么玩，无非说明：
对周星驰的实力和号召力具有百分百的信心。
而事实证明，这次的豪赌还是赢了，昨晚票房数据出来，《美人鱼》以单日票房2.8亿再次刷新华语电影史的纪录。
犹记得，几个月前，受邀参加“今日头条”在柏悦酒店做的一次关于周星驰的大数据发布。镜头前的星爷还是一幅内向、略显迟疑的羞涩模样——这和他“喜剧之王”的名号实在是反差太大——在主持人撒贝宁一再地追问“《美人鱼》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时，他挤了半天，才蹦出一句：
“《美人鱼》是一部超级大片。”
“那有多大呢？”撒贝宁不死心地追问道。
“很大。”星爷还是略显沉闷的回应。
“很大是多大？”撒贝宁快崩溃了。
“就看你的屏幕有多大。”
但凡无冕之王们遇到这样的采访对象，多半会是要疯，甚至半途撤退放弃：因为完全没聊出任何有用的信息，稿子没法做了。但现场的几百口子人之所以一直还耐着性子听到最后，甚至时不时还陪着一起附和着傻笑几声，完全是因为：
他是周星驰。
说回《美人鱼》， 相信这次大家看完之后，都会有自己的见解。我大概也从朋友圈推送的影评信息中，看了一些，内容多数大同小异：比方说环保主题啦，或者电影中有各种对经典作品的致敬啦等等。当然说的都挺好，我就不再重复了。今天独辟蹊径，为大家普及一点另类的学术分析角度，就是如何通过“图像证史”，来发现电影中美人鱼图画中潜藏的香港意识。
不开玩笑啊，这些周星驰本人也未必了解的清楚，因为艺术家不是学者。但我相信，很多信息，都是作用于星爷的潜意识中，并通过与创作团队的互相激发生长出来的。
首先为大家介绍两本历史学家的优秀学术书籍。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的《图像证史》（北大，2008）以及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卜正民教授的《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17世纪全球贸易》（台北：远流，2009）。
这两本书，讲的内容不一样，但都涉及到如何把“图像”（包括绘画、肖像照片等等）作为历史证据使用的问题。热衷新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学家通常可以从一个微小的点出发，去发掘宏阔的星辰大海，这就是历史研究的趣味所在。
而电影作为“活动影像”，当然更天然地具备着保存文化记忆的功能。
2001年，丘静美教授曾出版了一本有关香港电影的专著《全速前进：无边界时代的香港电影》。这本书通过徐克、王家卫、周润发等香港影人的案例以及城市商业类型的讨论指出，香港电影正在拓展新的边界，跨越时间、文化和习俗。
那当我们在15年后重新回首这个问题时，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在跨国跨地区资本和全球美学的助力下，香港电影确实在无边界的时代走的越来越远；可同时带来的一个严峻问题是，我们还有没有必要讨论那个我们曾经怀念、却又颓败无比的“香港电影”，以及，独特的香港地域文化如何在合拍片中存在？
与大量北上神州、力图发展的香港导演相似，周星驰拍摄的作品均是和内地合拍；但你看星爷的片子，总是和别的香港导演不那么一样，除了个人标签式的无厘头喜剧幽默方式之外，也有对于地域性特征隐藏式的巧妙把握。
《美人鱼》如果大家都看了，就可以了解到，它表面上似乎架空了时空和边界：这是一个不知道发生在什么时间的奇幻故事，故事发生地应该是在广东海边的某个地方——通过汽车牌照和内地警察的设置可以判断——可是，影片开头的博物馆里，以及小美人鱼带邓超吃鸡的时候，市井里又分明全是港式的繁体字招牌。
和以往很多合拍片不同，《美人鱼》几乎没有采撷到任何传统、有代表性的都市景观。它虽然是一部时装片，但全片几乎只有建筑内部空间（公司、豪宅抑或海边搁浅的轮船内）和海岸两种非常模糊性的地景。
在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混血杂糅文化形态下，同时又抛弃了香港传统招牌式的信息（如都市天际线、功夫、特色小吃），周星驰又是如何在电影中体现香港意识的呢？
我觉得，这主要便体现在那些一幅幅诙谐却又深刻的美人鱼图画中。
这是解码周星驰香港文化意识的关键。
请大家不要一提到美人鱼，就首先想到西方的那些上半身美女、下半身鱼尾的形象。这个形象，在中国的古文献中，其实N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比如上图，就是《山海经》里记载人鱼的形象，当时的名字叫“陵鱼”。
古文献记载中的这种人鱼，在北方海域中较少，主要出现在南方以及今天的香港海域——所以，谈到中国的“美人鱼”，和岭南文化是有天然的关系的。
晋朝干宝写过一本《搜神记》，在卷12中如此写道：“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入鱼，不废织绩，其眼泣，则能出珠。”这里的“鲛人”，也就是人鱼了，明确地指明分布在南海一带，它最厉害的，就是哭泣时眼泪可以变成珍珠哩——这一点，似乎中西的人鱼倒是相通的。
除了《搜神记》，西晋张华《博物志》和南朝祖冲之《述异记》，也都有类似记载，不过名字也有叫“泉客”或者“泉先”的。在古人绘声绘色的描绘中——也即如同《美人鱼》中美人鱼老干妈所提到的——人鱼是非常友善的，他们游泳技术非常好，因此经常和人类交朋友，甚至还能帮南海的渔夫捕鱼。
渔夫有时候会问人鱼：“来我家小住如何？”
人鱼回答说：“好啊。”
于是他们就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
从这些记载中看，人鱼本来就是水陆两栖的。不过，它们在陆地上是没有居所的，要是上岸，就得居住在人类的家里。宋代《太平御览》记载说：“鲛人从水出，寓人家……将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盛，以与主人。”
大家从周星驰的《美人鱼》里可以看到，人鱼们有两个主要活动场所：破船中，这是他们躲避灾祸的自由天地。按照美人鱼老干妈的说法，人鱼曾经和姓郑的人类相爱（以至于到现在人鱼老干妈还在听秋官的黑胶唱盘，这实在是颇为滑稽的一幕）。按照古籍的说法，这是绝对有可能的，下文将重点分析。
第二个活动场所，是岸上的小屋，那这个小屋明显是人造的，曾经是人类邀请人鱼做客的地方，人类撤退后，为人鱼所住，这里或许也曾是爱情故事的生发地。
无论是水中，还是岸上，上述两个场景是相互呼应的，说的其实都是友谊和爱情。所以周星驰在拍这一段的时候，直接从《色戒》中易先生夜探王佳芝的一幕中获得灵感（同时，在其它叙事段落还使用了戒指这一重要道具），由此指认小屋乃爱情与危险的并存之地。
那有较真的朋友就疑问了，说：“《美人鱼》最后有一个Happy Ending，邓超跟小美人鱼林允相爱了，生活在一起了。但这是周星驰的一厢情愿、讨好观众的处理，我就偏偏不相信。他们未来能解决生理问题吗？能孕育下一代吗？这有何文化依据？”
当然是有文化依据。
清朝时东莞人邓淳曾在自己的著作《岭南丛述》中，提到过“遗种变人鱼”的学术观点。他考证说人鱼其实是在公元395年，当时还是东晋时代，浙江永嘉太守卢循率众举事，被大将、也是后来的南朝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击败。所以从北撤退到广东，占据番禹一带，结果又遇强敌，带着残兵乘着扁舟逃到今天香港的大屿山一代隐居，离奇地一代传一代，就变种为人鱼。
所以人鱼，也有一个名字叫“卢亭”，也叫“卢馀”，就是说这和卢循其人有关。
《岭南丛述》中明确说：“大奚山三十六屿，在莞邑海中，水边岩穴，多居蛋变种类。……出没波涛，有类水獭，往往持鱼与渔人换米，或迫之，则投之水中，能伏水三四日不死……”
大奚山，就是今天香港大屿山。这些人鱼，被认为是“蛋变种类”，实际上就是因为超自然因素而产生了身体变化。
按照邓淳的观点，人鱼的前世其实也是人，只是种类不同。人和人鱼相爱，当然也是没有问题。
所以，《美人鱼》里大家看得是说保护自然的问题，其实大家是被星爷、被那些《海豚湾》的片段误导了。这其实是一部讲“人”和“蛋变种类”相爱的故事，“蛋变种类”当然就是在香港生存的港人。港人也是中国人，只是因为前英殖民地的“超自然因素”，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针对当下内地香港的紧张关系，星爷借由《美人鱼》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同属一族，内地人（邓超）和“蛋变种类”的香港人（林允）应该相亲相爱，永远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电影海报上，半人半鱼但身为一体的设计，不就是意在与此么？
周星驰绝对不是一般人，《美人鱼》最厉害的地方，表述地非常隐晦：而且完全是借由复杂的香港传统文化意识来进行暗指的。
比如在警察的设置中，用文章（内地人）和李尚正（香港人）来进行搭配，也有同样的意指。
很多朋友如果读到这里，可能觉得我有些在扯淡、过度阐释，其实星爷的合拍片中，一向都有潜在的香港文化意识，只是大家现在过于被西方文化洗脑，没有感受出来。
我最后以《西游降魔篇》里的李尚正，也就是《美人鱼》里画人鱼的这位警察为例简单分析一下——其实这个角色相当具有深意。他在《美人鱼》里画鱼，而在《西游降魔篇》里就是一只大恶鱼，这两者之间是有文本间性的。
《西游降魔篇》的开头，一般人就只看出说，是星爷在学斯皮尔伯格的《大白鲨》。当然是，但，这是非常表皮的。其实李尚正，也就是后来的沙僧，为何开头以一只大鱼的形象出现，也是有文化渊源的。
香港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
话说几百年前，香港屯门一带已有渔村，渔人们因为打渔经常产生冲突，甚至爆发流血冲突。有一位杯渡法师目睹惨状，痛心不已，常常对渔人们说：“你们捕取鱼类，已经是伤害生灵，如果再发生斗杀，更为残酷不仁，这对大家的今生来世都有害。”
渔人受其感染，多少有些收敛。
渔人以打渔为生，可突然有一天，禅师对他们说：“今日不能出海，大家都请回吧。”当然，这次没人会听他的，大家该怎样还是怎样，结果出船者未几便遭遇神秘暗流，纷纷翻舟，有些人因为近岸，死命逃生，这才相信禅师的话。回来赶紧问禅师，禅师答曰：“海中有一条大怪鱼，被上天惩戒，在此兴风作浪也。……但他难免一死的，故我为它念佛减罪。”
过了几天，渔人们果真见海滩上躺着一只二丈多长的庞然大物。大家问禅师如何处理此鱼，禅师说：“假如肉是好吃，你们取去它的肉吧！不过，你们取去鱼肉之后，把它的骸骨敲碎，每人保留一块，即所以使它的灵有所寄托也。”
渔人们于是把鱼肉取下，在海滩上烧火吃鱼喝酒，因为人人开心，所以戾气全消，日后的岁月一直和平相处。壮哉！一只大鱼竟然解掉了千古仇！因此，在今天屯门的香港青山禅院，还供奉着一块著名的“鱼骨岩”。
以上故事来自已故香港著名文化史家吴昊先生的《炉峰述异》（香港次文化堂，2003）。
由此大家回想一下《西游降魔篇》中渔人、大怪鱼（李尚正的前身）和用“儿歌三百首”点化世人的玄奘（文章饰演），你就知道，周星驰潜藏的文化深意是在做什么。他表面上使用的是世界通用的电影语言，血肉里却是香港的传统文化资源，更难得的是，他的骨子中是满溢的慈悲胸怀，这是最令人感动和佩服的地方。
周星驰的电影，从《西游降魔篇》到《美人鱼》，没有香港，但也处处香港。就像星爷本人，不太说话，但真的高深莫测。
这样的周星驰，你会不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