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能成大事者，必定有坚韧的心性、无畏的精神、聪慧的头脑，最重要更是能够杀伐果断，做事绝不妇人之仁。
张居正作为大明第一内阁首辅，辅佐皇上管理这一艘封建巨轮，做事从不心慈手软，问路斩樵，很有一套对待小人的手段。
张居正，出生于湖北江陵，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自幼便以神童蜚声乡里，十岁通读四书五经，十六岁中举。
因才能出众，在明穆宗的时候就颇受信任。
穆宗死后，遗命张居正等三大臣辅政年幼的万历皇帝，张居正更是连续十年担任内阁首辅，也就是宰相，手握要权。
上台后的张居正非常清楚，眼前的困难可谓前所未有，帝国已经千疮百孔，亟待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加以拯救。
张居正生活在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这是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赋税不均，民不聊生。
皇帝生活奢侈糜烂，不理政事，当时的世宗一心只想长生不死，修斋建醮，醉心青词，宠信权相严嵩。
严嵩由于“赞玄功”和善于撰写青词，得到世宗的宠信，专权二十余年，“位极人臣，贪渎无厌”，财产达数百万两，金银器皿数十桌，窖藏金银珍宝五库。
当时贪污成风，上行下效，真正“清白之吏不概见天下也”。
王世贞曾记明朝中叶天下的富赀：严世蕃积赀满百万，“尝与所厚，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家”，皆有百万之富。
他们的财富都是直接间接从千百万老百姓身上榨取得来的。
结果是“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那时明代国库空虚到令人无法想象。
嘉靖十五年以前，世宗营建的经费已经到达六七万两，后来还增了十几倍，岁费达到了二三百万。
他还到处派人采办珍贵物品，来填补他日益扩大的贪欲。
除此之外，军费是最大的开支，嘉靖三十年，“京边岁用至五百九十万”，“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
到了三十七年,“赋入太仓者仅七万，帑储大较不及十万”。
嘉靖时期太仓银岁入不足岁出,年年亏空，嘉靖三十年亏空达三百九十万两。
隆庆元年，也就是1567年，户部尚书马森指出：太仓现存银，仅足三月，京仓现存粮，仅足二月。
他无可奈何地说：“今日催征急矣，搜括穷矣，事例开矣，四方之民力竭矣，各处之库藏尽矣，时势至此，即神运鬼输，亦难为谋”。
张守直说“天下钱谷之数，计一年所入，仅二百三十万有奇”，而隆庆二年用四百四十余万，三年则三百七十九万，把全国的府藏二百年的积存，都收归太仓，仍然不足九边一年之用。
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可谓不是人人寒心。
在隆庆三年的时候，明穆宗还向户部索要白银三十万两。
张居正直接直言进谏，说：“计每岁所入，……不过二百五十余万，而一岁支放之数，乃至四百余万，每年尚少银一百五十余万，无从措处。”
为了改变太仓库入不敷出的窘境，隆庆时期的中央政府还是积极地采取过各种改革措施，试图增加太仓库的岁银收入。
比如内库财政开支消减，部分财政收入直接被划归到太仓库等等。
然而，太仓库的财政状况却依然令人担忧，入不敷出的情况依然持续。
就是在这样危急存亡的情况下，张居正在万历初年走向了权力的中心，担任首辅，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财政改革。
张居正就任首辅之后，国库的财政情况已经到了他不得不放下一切事物腾出手来专管一通的时候。
他当时力荐的户部尚书王国光告诉张居正，国库的银子已经告罄。
这让张居正感到十分诧异，他问王国光，在高拱离任前，不是还说有四十万吗？
王国光冷哼一声，说那都是张守直说的假话，几日以来已经将所有账目都查实了，国库里实际上只剩下二十万两银子。
所谓的肆拾万辆，是把高拱答应多给殷正茂的那二十万两也算在里面了，可是那笔银子早已划出去三个多月。
听完这话，张居正心下一冷，国库可以说已经是油尽灯枯，王国光堂堂一个户部尚书，口袋里竟然是一两银子也抠不出来，国朝两百多年来，可谓是前无古人！
国库里没银子就意味着官员的俸禄发不出，张居正冥思几天，想出了个用胡椒、苏木折俸的方法。
此计一出，可谓是风波顿生，还上演了一幕问路斩樵的好场面。
问路斩樵，是民间流传的一个关于韩信的故事。
有一次刘邦正急行军赶路，走到秦岭发现栈道已经被销毁，根本找不到出去的路。
韩信看到路边有个砍柴的樵夫，于是便走上前去向他问路，如此刘邦一行人才顺利出去。
但谨慎的韩信思考一番之后却把那个刚刚好心给他们指路的樵夫给杀了。
对此韩信解释道，并不是她短行，实在是不得已，因为如果留下樵夫很有可能会泄露他们的行踪，成大事者不可妇人之仁。
对于刚刚上任的张居正来说，妇人之仁也是他最需要摒弃的东西，要挽救这个财政已经在崩溃边缘的国家，他必须使出非常的手段，丢掉一些妇人之仁。
这时候已经到朝廷官员的俸禄都发不出的地步了，所以张居正想出了用胡椒苏木折俸的手段。
胡椒和苏木两样物品国库一直收藏颇丰，足够供应；二来，胡椒和苏木一直都是由榷场专营，民间不许散卖，因此，拿它们折俸，官员们很容易就能够变现。
张居正还嘱咐王国光，告诉他说，胡椒和苏木股价不菲，所以折俸的时候不要太抠，多给官员们让一点利，这也算是安抚他们。
不得不说张居正此举考虑得十分周到。
因为这个折俸的事情，还有许多官员十分不满，前来闹事。
锦衣卫主管粮袜的官员章大郎大闹储济仓，将大使王崧推倒摔死，结果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如不严办章大郎，则无法平息官员的愤怒。
而章大郎如此蛮横，皆因其舅系乾清宫总管太监邱得用。
当初，张居正决心惩治凶犯，但邱得用用一幅李太后所摹写的价值万金的《心经》送给冯保后，冯保借京官对胡椒苏本折俸的不满，敲打张居正，张居正深知冯保的老辣手段，不得已用“误伤”二字为章大郎开脱此事。
因为当务之急不是和冯保斗智斗勇，而是解决胡椒、苏木买卖的问题，怎样切实地帮官员们折现才是最重要的，不然这样的官员之间的械斗一定会再度出现。
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正当张居正对这件事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个小人撞了上来，解了他的燃眉之急，那个人就是郝一标——京城最大绸缎店七彩霞的老板。
- 内阁差使给张居正府上送了三十斤胡椒苏木，是管家游七签收。
到了下午就有几波人拐弯抹角找到游七，想要用高出几倍的价格收购首辅府上的胡椒、苏木。
游七虽然很心动，但想到堂堂首辅要靠变卖胡椒和苏木来生活，说出去名声不好听，所以都婉言谢绝了。
知道几天后游七被张居正骂了个狗血淋头，限令他急速卖出胡椒、苏木，他才不敢再怠慢。
但是他找下人出去转悠了一趟，发现满大街都是背着胡椒和苏木找买主的人，游七这才感到事情开始棘手。
他也拉不下脸来去街上叫卖，于是就想在家等着人上门，谁知一连几天都没人来买。
正在这时候，徐爵来张居正府上有事，游七便请他帮忙，徐爵一口答应，第二天就把郝一标带了过来。
郝一标来了之后和游七好一顿寒暄，然后二话不说就让随从把那一袋子苏木和胡椒拎走，留下了两百两白花花银子。
这个可市场价高了好多倍，游七高兴得不行，送客到门口的时候徐爵又往游七手上塞了一沓纸，那时两百两的银票，告诉他不必客气，是郝一标孝敬他的。
游七既贪，又怕其中有诈，但是一想到郝一标那么有钱，便心安理得收下了。
张居正问他把东西卖给谁了，除了私下收受的那两百两银票，游七都一五一十说了。
本以为能得到老爷的夸赞，谁知道又是一顿臭骂。
游七磨磨蹭蹭回转来，站在张居正面前，怀里像揣了只兔子。
张居正看了看他，问：“伛气了？”
张居正一向严厉，这么轻描淡写问一句，就算是遮过了刚才的那顿火气。
游七深知主人的脾性，恭谨答道：“老爷骂得对，小的这就去找郝一标退银子。”
“值多少就是多少，多一两银子也不能要。”张居正态度仍是坚决，但口气缓和多了,“游七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多拿一点点银子，也算是受贿，要不了多久，这事儿就会传遍京城，后果不堪设想，你知道吗？”
“小的知错了。”游七唯唯诺诺。
“知错了就得改，再犯一次，我定不饶你。”张居正说着，就转了话题，“你怎么认识郝一标？”
“是徐爵介绍的。”
游七说，郝一标家里开绸缎庄，苏木是上等的染料，他正好用得着，随后又说郝老板还提到他一年用的苏木就有大几千斤。
听到这话张居正兴奋了起来，又问游七郝一标这次收购了多少。
游七坦言自己不知，但张居正似乎没有听到，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自言自语道：“这些时候，我听说有的官员拿到胡椒和苏木却卖不出去，因此怨言不少，如果有人大量收购，这怨气岂不是能够冰消瓦解？”
张居正知道郝一标花重金买下他府上的胡椒苏木还给贿赂游七的用意，他本是好意，但其实也暗藏着攀附权贵的心思。
郝一标是个小人，还是个有钱的小人，何不问路斩樵，坑他一把，解了官员们折俸的燃眉之急。
于是第二天徐爵便又帮他们窜了个局。
其实郝一标这庞大的家业也是靠走关系走起来的，京城十八衙内、内府二十四监局，没有哪个关节他打不通。
这次胡椒苏木折俸，已经花去了郝一标一万两白银，那些王侯勋贵以及重要衙门的堂官，凡是他认识的，他都花了高几倍的价格买了他们的东西。
现在首辅还要他救济那些不相干的穷官，郝一标着实不愿意干，但是赢得首辅的信任，等于开了一个金库，只要他能松一松手，一年中该有多少生意，随便那一块给他他都能好赚一笔！
其实张居正并没有给郝一标作出任何的承诺，这都是郝一标在臆想，然而就是这种虚无缥缈的画饼，就让他大出了一通血。
自己需要苏木的话都放出去了，他根本不可能拒绝张居正的请求，所以就这样，张居正不费吹灰之力，只利用了郝一标这个想要攀附权贵的心理，就解决了折俸的问题，不可谓是不高明。
张居正牺牲郝一标一个人，换来了朝廷官员情绪的稳定，这怎么算都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张居正除了问路斩樵，以利诱等手段对待小人之外，也会笼络小人，这亦是他的用人之道。
在明史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万历新政的成功取决于三个人：张居正、皇帝生母李太后、大太监冯保。
人们将这三个人称为“权力铁三角”。
冯保有“笑面虎”之称。
表面上笑呵呵的，内心却暗藏杀机。
他有仇必报，又很贪财。
但冯保也有一个优点,对内廷的掌故非常熟悉，对整个公文的制度也了如指掌，而且还能够约束部下，顾全大局。
在他执掌东厂期间，除了借“王大臣案”对高拱下毒手，几乎没有滥用过职权和制造过大冤案。
但冯保的性格很复杂，如果嫉恶如仇肯定很难和他相处，但是张居正必须忍住，因为一旦得罪了冯保，就会失掉和太后、皇上联系的枢纽。
所以张居正对冯保多有迁就，甚至对他收受贿赂都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张居正这样偏袒冯保的行为自然也引起许多人的不满，但是张居正不是要做一个好人，而是要做一个好官。
想要为朝廷和老百姓办点实事，他就不得不这样做。
一个官员向冯保行贿，想谋得两淮盐运使这一肥缺。
冯保便向张居正推荐这个人，张居正明知道这人是个贪官，仍一口答应。
这令其他人大不理解。
所以有人质问张居正：“你不是要反腐败吗？为什么还要重用一个腐败分子？”
张居正回答说：“如果我用了一个贪官，换回的代价是能惩治更多贪官，这个人你用不用？必要时，宫府之间就得做点交易。”
宫就是朝廷，府就是内阁，内阁在明代称为政府。
在整个明代，宫府之间矛盾都比较突出，导致国家和老百姓都吃了很多苦头，甚至产生动荡。
张居正笼络冯保，并不是一味迁就，有时也采取牵制和约束的态度。
大内的财政从来就是一本糊涂账。
二十四监局个个都有敲诈勒索的渠道以及侵吞公物的方便。
太监作奸自盗，即使被人告发，外廷的司法机构也无权干涉，须由太监的自身机构——内宫监或东厂处置﹐但这些机构常常缺乏秉公执法之人。
因此，太监的特权往往大于外廷的官员。
京城各大寺庙道观的大施主，一般都是宫里头的朱衣太监。
张居正上任后，很想治一治大内的种种不法行为，特别是财政的漏洞；但他知道这件事弄得不好,便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没有冯保的配合，他就是想整治也整治不了。
张居正于是不止一次在太后与皇上面前给冯保戴高帽，说他如何廉洁奉公，然后又让礼科就内廷财政问题给皇上写了一封奏章，提出了管理的漏洞，要清查一下整个内廷的各种物品的库存，一一重新登记。
凡被太监“借”走的，一律限期归还。
皇上将此奏章送回内阁让张居正拟票。
张居正拟票之前，找来冯保商议，冯保尽管不乐意外官插手内廷的事务，但认为张居正的态度友好，于是同意清理内廷财务。
皇上批旨之后，内廷财务动了一次大手术，仅清回来的瓷器就有一万多件。
经过这一次清理，内廷的开支节省了不少。
虽然，以前内廷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名义上其实是分开的，但是架不住皇上经常下旨从户部掉钱，你说皇上都开口了，谁敢拒绝呢？
于是，国库的本是用来给官吏俸禄、水利建设、军费开支的太仓银是不是就会被皇帝支走给嫔妃打制头面首饰、赏赐宫女。
张居正上任之后，坚决要两处分灶。
供用库银子来源于哪儿？一是皇上庄田的收入；二是全国矿山开矿的收入。
在明代，开矿都是小打小闹，因此收入还不太多。
国库太仓银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民间各种赋税。
在冯保的配合下，张居正完成了皇室与外廷财政上的“分灶吃饭”。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实际上限制了皇室的权力，改家天下为国天下。
这么大的改革措施得以落实，相比之张居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满足一下冯保那些小私欲，对他来说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老成谋国之计，在某些清流看来，张居正与太监往来，丧失了一位儒家知识分子的骨气与尊严。
对此，张居正说：“古今大臣，侍君难，侍幼君更难。为了办成一件事情，你不得不呕心沥血，曲尽其巧。好在我张居正想的是天下臣民，所以才能慨然委蛇，至于别人怎么看我，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张居正为大明鞠躬尽瘁，即使是小人，他也要发挥他最大的用处，让小人为自己所用，为大明的利益所用，这就是张居正高明的政治艺术。
张居正是一个好官，但他却对贪官、内廷太监的作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这些问题，他免不了被人诟病，但正如他所说的，想当一个好官，就不能当一个好人，不管自己声名怎么被污蔑，只要能够为百姓做好实事，他便无怨无悔。
《张居正·水龙吟》熊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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