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黑的夜晚，一座小楼四周一片死静，王亚樵刚走进小屋，特务们向他撒石灰，即便他用过人的臂力和敏捷的身手与特务展开生死搏斗，但因眼睛被迷住，加之寡不敌众，民国第一杀手、暗杀大王伴随着枪声和尖刀的刺杀声消失在黑夜。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全国依然军阀鼎立，争霸不休，在各方势力残酷的斗争之下，暗杀似乎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汉奸和日本人听了他的名字闻风丧胆，这可不是夸张啊，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
王亚樵，字九光，1889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家境贫寒，自幼上学堂，年少时亲眼目睹过官吏豪强欺压百姓，对此恨之入骨，常与同龄人谈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邻居常说他慷慨悲歌，有爱国的风骨。
1911年，孙中山领导爱国志士爆发了辛亥革命，王亚樵看到了能打倒强权势力的曙光，于是积极响应孙中山的革命，反对清政府的统治，在合肥组建政府军，宣布独立。
革命失败后，在上海滩却闯出了名堂革命失败后，王亚樵为了谋求新的生机，不得不流亡到上海，白日含辛茹苦，夜晚露宿街头，他为人刚毅，嫉恶如仇，又聪明机敏，不久赢得同命人的拥戴。
上海滩的日子确实不好混，王亚樵一行人挣的钱第二年基本花光了，经常吃不饱、穿不暖，实在没地方可去了，王亚樵只能带着兄弟们去安徽会馆试试，看看能不能收留他这帮同乡人。
安徽会馆负责人是个瘦老头子，名叫余诚格，还留着山羊胡子和长发辫子，咋看就是个清朝封建遗老，王亚樵感觉希望有些渺茫，但是来都来了，怎么着也得试一下。
王亚樵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余诚格开口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王亚樵，安徽人……”
余诚格大吃一惊地问道：
“什么？王亚樵？你就是合肥辛亥年反清的风云人物吗？”
说罢，把王亚樵从头到脚打了一番，眼前这位汉子长得高大挺直，瘦骨嶙峋，戴着一副眼镜，略显几分斯文。
余诚格原本就是一位封建遗老，而王亚樵又是当年反清的人物，于是开口拒绝。
“不行，我这里没有空房子！”
“好房，我们不想，只求您将后面的旧房子……”
“那也不行！”
“同乡会馆，不是接待同乡吗？”
“是的，但是你不行！”
“难道我不是安徽人吗？”
“安徽人又怎么样？”
余诚格带着讽刺地笑道：
“你当年你不是反清的英雄吗？举人枪造反，多牛啊，你们拥护共和制度几年了？岂能不给阁下住所？本管破旧不堪，岂敢委屈阁下？”
“余总管，我们现在无立足之地，你就发善心吧？”
“善心？善心就是别人挨饿的时候，我吃肉不吧唧嘴！告诉你，安徽会馆是李文忠公（李鸿章）独资建造，专供皖籍绅士吃饱了闲扯的。”
……
余诚格说完甩手就进屋了，同行人郑益庵本想拦住他，王亚樵阻止了，说道：
“给我泼冷水，我烧开了泼回去，不信等着瞧！”
王亚樵等人被同乡会馆拒绝，只能到贫民窟，这个环境潮湿、肮脏，难民三五成群、蓬头垢面的地方。
上海滩虽高楼林立、灯红酒绿，有钱有势的人富得流油，生活奢华不堪，而穷人通常是吃了上顿无下顿，贫民窟的难民更是苦不堪言，看不到生存的希望。
王亚樵看到这般惨淡的场景，更是刺激了他的神经，越想越控制不住对部分当权者和有钱人的憎恶和仇恨。
不久后，带领同乡的安徽人再次“造访”安徽会馆，余诚格再次拒绝收留，给王亚樵瞧等人泼冷水，王亚樵怒了，不再对这位封建遗老客气，于是拽下木牌， “啪”的一声折断为两截，余诚格顿时被王亚樵的行为吓懵了，大声叫喊：
“孩子们，土匪抢劫了，给我狠狠收拾他们！”
会馆雇佣的打手持棍纷涌而至，向王亚樵猛扑过来，此时的王亚樵显得有些势单力薄，好在他不是等闲之辈，进门前就做了两手准备，一起来的兄弟埋伏在会馆周围，倘若同意收留就不动武力，否则让得力干将郑益庵见机行事。
一把斧头再厉害也难敌众手，郑益庵见事情不妙，率领弟兄提着锋利、闪闪发光的斧头冲进会馆，与打手们厮杀一片，不一会儿就扭转了局势，会馆的打手毕竟是花钱雇佣的，哪是王亚樵、郑益庵等人的对手？见王亚樵的人打架勇猛，拔腿就逃。
王亚樵正在愤怒头上，于是下令追击，又砍伤五六个壮汉，余诚格想趁机掉头溜走，被王亚樵猛用力拽住衣领摔倒在地，亮得发光的斧刃直接抵在他脖子上，问道：
“让不让住？”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余诚格在王亚樵武力的威逼下，只能吞吞吐吐地回答道：
“让让让……”
王亚樵叫余诚格交出了会馆的全部钥匙，看着他长长的辫子，讽刺地说道：
“满清已经垮台多年，你还留辫子干嘛？给我把割下来!”
身边的两兄弟听到命令，摁住余诚格的四肢，用锋利的斧刃割下了辫子。
经过这一血战，王亚樵终于找到了住所，不但接管了房子，连财产也尽数没收。弟兄们的衣食住行问题暂时算是不愁了，王亚樵见余诚格在地上哀嚎，并没有丝毫的同情他。
打下地盘、收徒建帮会民国时期的上海滩，除了外国势力和政局，没有帮会的支持，办事情通常很棘手，于是流行着拜先生、递门生贴。王亚樵有了自己的一块地盘，不少在上海滩混不下去的人为了生存、有个依靠，纷纷投贴来投奔他。
王亚樵在上海滩闯荡了几年，明白了只有自己有实力才能立足于帮会林立、多方势力纵横交错的上海滩。所以，他坚定成立自己的帮会。
王亚樵为人侠肝义胆，对于帮会成员，他每月都发放最低生活保障，帮会很快发展壮大，于是有人建议他将帮会取名为“安徽旅沪劳工总会”。这样一来可以吸引更多的安徽籍劳工的加入，扩大帮会的势力。
王亚樵采纳了建议，在码头动员劳工，果然成效显著，来投靠的劳工不久后发展至万人，成为上海滩一支不容小觑的帮会力量。
建立帮会的原则是不能让官僚、豪横或地痞欺压会员，否则必定会出面评理、出气。
上海滩并不是那么好闯的地方，帮会刚建立不久，遇到一些刺头挑事儿是在所难免的。
一次，有三名帮会成员在一家印刷厂做工，但老板不予结算工钱，一气之下与姓李的老板发生争执，不但没有拿到工钱，还被打得头破血流，起初三名工人报了自己是安徽旅沪劳工总会的成员，但是老板并不买账。被打就算了，三名工人还被无理要求重罚50大洋。
自己帮会的成员被人欺辱，王亚樵作为帮会的掌舵人，为人又讲义气，岂会坐视不管。派了几名小弟去理论，谁料中了老板的打手埋伏，又遭毒打，不得不狼狈地回来。
王亚樵看到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小弟，知道定是碰上了硬茬子，如果不把这伙人的嚣张气焰打压下去，今后在这不毛之地又怎能立足。
现在的王亚樵再也不是昔日的王亚樵了，有人有钱也有势力，完全有硬碰硬的实力。自己帮会的成员决不能白挨欺辱，王亚樵决定要干就要狠狠大干一场，于是命人采购了几百把优质斧子，再精心挑选几百名强悍的会员，组建一支敢打敢干敢拼、不怕死的敢死队，命名为“斧头党”，也就是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斧头帮”，从此，王亚樵率领这支“骑兵”创造一个接一个的神话。
到了为小弟主持公道的时候了，王亚樵一天亲自挂帅，带领几百弟兄，抡着亮晃晃的斧子，扛着总工会的大旗，大张旗鼓地走大街串小巷，部众时不时挥舞着斧头，这阵势，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
“手持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
到了印刷厂后，部众提起斧头就招呼上了，王亚樵人多势众，印刷厂的那些打手哪能招架得住，别说打，恐怕部分打手老远见到这场面就仓惶而逃了。仅三下五除二的功夫，打手被斧头党打得不知所措，有的逃，有的躲，最后出场的只有那位开工钱还打人的李老板了。
“姓李的，我们是来给同乡领工钱的。”
老板见自己摊上大事了，只好虚情假意地说道：
“误会，各位大爷，实在是误会。”
“少废话，你不给工钱，还打了人，没有王法了？”
李老板认怂了，只能编个苍白无力的借口，解释说是手下误会，立即叫账房结账，可笑的是手下只取来30块大洋，老板见今天这场面，这么点大洋怕是不能平息，怒骂手下一顿，每人再加20块大洋，再另加500大洋给斧头党的弟兄买水喝。
王亚樵拿到了钱，但并没有善罢甘休，说：
“李老板，我们的规矩是不见血不回的，今天，你倒还识相，给你留个小纪念，让你今后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我们是安徽人。”
话刚说完，命人冲上去按住李老板的两只手，剁了小拇指的一截，李老板当场吓晕过去。
此后但凡有人欺负帮会成员， “斧头党”定会出动，王亚樵戴墨镜、穿长袍马褂走在前面，后面跟随斧头党成员，威风凛凛、气势汹汹。
斗败三大亨、暗杀成为了他的宿命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起，蒋介石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王亚樵认为他违背中山先生的遗训，愤慨不决。
1929年，王亚樵联合方振武、石友三、余立奎三路大军谋划举兵反蒋。但是赵铁桥得知消息后秘密向蒋介石告密，使得三路大军起事夭折，王亚樵对赵铁桥恨之入骨，一直想找机会除之而后快。
赵铁桥出生于晚清1886年，四川人，早年念过书，长大后参加反清运动。1903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深造，算是颇有些真才实学，1907年加入同盟会，领导过革命，讨伐过袁世凯。中原大战爆发之际，赵铁桥奋力为蒋介石筹备军需物资，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被任命为上海招商总局办。
机会终于等到了，中原大战的蒋军战事不顺，向各地调兵遣将，因此，后方军务繁忙，赵铁桥每天早晨八点就得去局里办公。
王亚樵派得力猛将郑益庵带领四个可靠的兄弟埋伏在招商局门口，到11点左右，赵铁桥的轿车到了，郑益庵核对了照片确定是赵铁桥本人，于是5位壮士迅速拔出手枪向刚下车的赵铁桥猛开火，赵铁桥中弹几十枪，被打成了筛子，当场就倒地命丧黄泉。
赵铁桥被暗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在上海滩能呼风唤雨的流氓三大亨耳朵里，都很迷惑，到底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连蒋光头的大红人都敢杀，这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吗？
暗杀赵铁桥原本是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通过熟人花重金请王亚樵帮的忙。
那李国杰为什么要暗杀赵铁桥？原来招商局是他祖父李鸿章“洋务运动”的产物，国民政府派赵铁桥任招商局总办，这无疑是抢了他的家业，岂能容忍。
正巧王亚樵也有暗杀赵铁桥的想法，答应李国杰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
李公子为了答谢王亚樵，也正好为自己找个靠山，把招商局最大的客轮“江华”号送给了王亚樵。
但是， “江华”号的经理是杜月笙的小弟张延龄，又是张啸林的侄子， “江华”号就是从李国杰的手中夺取的。
杜月笙、张啸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上海滩叱咤风云，谁敢轻易惹他，李国杰虽然夺回了招商局总办的宝座，根本没有实力与之抗衡。
现在有老乡王亚樵的撑腰，决定泼出去了，发布任命调离张延龄，说另有重用，由王亚樵的手下卓志钺任“江安”号经理。
在办理交接手续时，张延龄跑到杜月笙家里哭了起来，杜月笙给他支招，叫新任经理多交买新设备、零件和修理费的费用，不然就拒绝移交，还放出狠话：
“期限三天！”
卓志钺回去算了一下，总的要交几万块，比船的本价要高出近10倍。
王亚樵的主意是先交船再给钱，张延龄对王亚樵派去的人说：
“后给钱，我这船不交了，你也不去打听一下，杜月笙和黄金荣是什么人？再来捣乱，小心你脑袋搬家。”
王亚樵非常恼火，派人送信约杜月笙在外滩“摆台子”，明面上是讲道理，实则上是决斗。
当天，王亚樵率领3800支手枪前往，杜月笙见了这排场，不得不小心行事，3800支手枪是什么概念？要是真的火拼起来，鹿死谁手还不一定，杜月笙派人回话说之前不清楚具体情况，至于船的事任凭王先生处置。
杜月笙这里摆平了，但是脾气暴躁的张啸林听闻后不愿愿甘拜下风，准备出手反击。
有一席话是这么说的：
“冲的怕愣的，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地不惹穷得乱碰的。”
而王亚樵当然属于不要命的那种了，即便你是大亨也敢和你一较高下，于是抢先张啸林一步行动，夜晚翻进张啸林家，杀死了他最心爱的警犬，留下一张纸条：
“若不服，此狗就是你的下场！”
势力强大的张啸林也被吓住了，面对王亚樵的黑刀、暗枪和不要命的劲头，杜月笙、张啸林只能放下面子认输。
斗败了杜月笙和张啸林，还有一位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前面的杜张二人都败下阵来，黄金荣哪还敢无视王亚樵的实力，拍掌叹道：
“张延龄实在无知啊，非要惹这个魔头，这个活阎王的出现，不知道要造成什么样后果！”
三大亨是一条船上的人，在国民党里挂了少将参议员的头衔，如果强行缴械定会惊动政府，以后难于收场。
张大帅建议，先与王亚樵言和，然后找机会将他除掉，然而，黄金荣不以为然，摇头说：
“言和可以，暗杀行不通，王亚樵是暗杀的行家，很多大人物都想除掉他，结果被他反杀。连老蒋都奈何不了他，我们何必自找麻烦。”
于是三人一拍即合，决定让一步这位“暗杀魔头”王亚樵。
以通讯社为掩护筹备暗杀蒋、汪1934年10月，在香港的王亚樵从报刊上得知何应钦主持华北战场，长城抗战失利，国民政府迫于日军压力，签署了屈辱的《塘沽协定》；何应钦下令撤出秦皇岛，军官提起机枪威胁不愿撤离的将士;上海的日本士兵当着中国军人的面殴打老人;沈阳的日军当着中国军官疯狂凌辱中国少女……
看到这一条条噩耗，王亚樵气得摔茶杯、掀桌子，命令得力助手郑抱真召回所有弟兄。
次日，500多名壮士在干将郑抱真、许志远、谢文达和朱大刚等人的带领下，持手枪和利器分别潜入上海、沈阳、长春和山海关等地扰乱日占区，暗杀日本人，大到军官、小到汉奸和日军士兵。
对于暗杀王王亚樵来说，这不过是“小打小闹”，不过瘾，于是召回部下干一场大的。
王亚樵得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将在1935年10月中下旬召开，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要员必定会参加，于是酝酿了一个暗杀老蒋的计划。
要暗杀老蒋，绝非易事，他的护卫经过专业的训练，素养高、戒备严，基本没有办法接近他。
在之前，王亚樵编织一个基本天衣无缝的计划，在庐山暗杀蒋介石，但是百密一疏，导致暗杀失败，还损兵折将。王亚樵想到这里，这次绝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得策划一个十拿九稳的招来。
远距离射杀基本行不通，会场人员繁杂，最好的法子就是混进去。
王亚樵想了又想，什么医生、侍卫、秘书、厨子等职位都想了一遍，但是蒋介石都熟悉，镇抱真插了一嘴：
“记者。”
王亚樵拍腿说：
“好！其它职业基本不换，记者是经常换的，只要文笔好，当局就愿意接近。”
王亚樵派孙凤鸣前往南京操办此事，经过精心筹备，成立了一个名叫“晨光通讯社”的报馆。
1935年10月30日，王亚樵亲自潜入南京在通讯社召开会议，讨论由谁来当“荆轲去刺秦王”的问题。
王亚樵的枪法是最好的，50步之内基本不需瞄准可以做到一枪毙命，三秒点射7枪，所以首先声明这次自己亲自出马。
但是大伙儿都不同意，最后由孙凤鸣来执行这次艰巨的刺杀任务，孙凤鸣向王亚樵说：
“第一目标杀蒋，第二目标刺汪，第三杀不成就投炸弹把大礼堂“一锅烩。”不是贼死就是我亡，大不了我陪贼死。”
当日夜晚，王亚樵组织为孙凤鸣饯行，酒过三巡后，王亚樵情深意切地望着孙凤鸣说：
“这次行刺，生死两茫茫，若有不测，定会厚待家人。”
孙凤鸣坦然地说： “九爷(王亚樵）放心，救国家、救民族，定毫不犹豫、万死不辞，愿九爷带领弟兄反蒋抗日到底，凤鸣则含笑九泉了！”
两人的对话慷慨激昂，每一位在场的弟兄都被这悲歌感动，热血沸腾。
孙凤鸣举起酒杯，与在场弟兄引吭高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
大会如期召开，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和李宗仁等国民党要员都在主席台发了言。
按照惯例，开完会都会出会场拍照纪念，汪精卫和大多数中委都出礼堂排成弧形队列了，但迟迟不见蒋介石的身影，汪精卫见中委们已伫立多时，只好放下面子去请蒋介石。
走进礼堂的办公室里，只见蒋介石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汪精卫走向前说道：
“蒋先生，该去拍照了。”
蒋介石睁开眼睛回答道：
“兆铭，我不去了，身子有些不舒服。”
蒋介石还劝说汪精卫最好不要去，今天秩序很乱。
老蒋担心的也不无道理，很多军阀都带了侍卫和枪，国民派系林立，军阀争锋，向来是面和心不和，谁也不敢保证拍照时有人打蒋汪的黑枪。
汪精卫明白了蒋介石生性多疑，怕遭人暗杀。对于汪来说，老蒋不去更好，自己成了这次合影的首席人物，独占鳌头。对蒋说道：
“我是一定要去的，不然无法向中委员们交代。”
汪精卫回到队列说不等了，队列面前记者们的相机咔嚓咔嚓地响起，等了良久，孙凤鸣知道蒋介石不会出来了，按照先前计划暗杀汪精卫，于是掏出左轮手枪连射三枪，汪精卫倒下了。
他的妻子陈碧君跑了过来，看到地上脸色苍白的丈夫，两眼泪水直流，扶着头喊：
“四哥！四哥！你怎么样？”
蒋介石听闻枪声也出会场，装作焦急的样子，俯下身子喊道：
“兆铭兄！兆铭兄！”
汪精卫虽然身负重伤，但是没有毙命，看了妻子陈碧君，随后将目光转移到蒋介石身上，有气无力地说：
“我死后，你就要单独负责了。”
似乎在告诉众人，凶手就是蒋介石，说完晕倒了过去，一旁的陈碧君听完丈夫这席话，顿时怒目圆睁，愤怒地责问：
“你不要兆铭干，他可以不干，为什么要下这种毒手？”
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百口莫辩，周围的中委也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此时蒋介石灵机一动，急忙叫人送汪精卫去医院急救。
汪精卫作为国民党的二把手被刺杀，在国内外来说都是一场影响极大的“政治巨案”，社会各界对谁是幕后黑手议论纷纷，就连部分国民党元老也认为是蒋介石所为，陈碧君公然对记者说：
“凶手是独裁者指示干的，我们绝不能容忍，只有与其拼命到底！”
众人皆知，蒋介石与汪精卫明争暗斗这么多年，社会各界也认为刺汪是蒋介石的密谋，王亚樵的刺杀是老蒋背了黑锅，与汪陈夫妇关系紧张，为了彻底洗清人们对他的怀疑，严令得意门生戴笠将主谋缉拿归案。
戴笠，字雨农，1915年结识蒋介石，1924年在湖州与胡宗南、王亚樵等人结为金兰兄弟，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
1928开始，从事情报、暗杀和调查等方面的工作，由于情报工作出色、才干出众，蒋介石颇为信任他，时任国民政府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派他去抓捕主谋是再合适不过的抉择了。
刺杀英雄孙凤鸣也壮烈牺牲，戴笠顺从晨光通讯社顺藤摸瓜，抓到了王亚樵的两位老朋友李怀诚和项仲霖，本来二人只是通过关系帮通讯社申请过经费，并不了解实情，在戴笠的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通讯社所有人员的名单，刺汪的主谋终于浮出水面。
得力干将余立奎掩护王亚樵撤退被捕王亚樵见事情败露，早已潜入香港，戴笠怒不可遏，亲自潜入香港抓捕王亚樵。
王亚樵设局让香港警局以非法携带枪支的罪名扣押了戴笠，给他一个下马威，戴笠堂堂一个国民政府高官、特务头子，竟被香港警察扣押，实乃奇耻大辱。
戴笠证明了自己是国民政府官员的身份后，顺利出了警局，通过熟悉王亚樵朋友的一手下摸清了斧头党的联络点，派特务在当地警局的配合下，将秘密联络点轩尼诗道茂源绸布庄围住，王亚樵听到暗号当机立断地说：
“分散后，马上离开香港！”
和余亚农、郑益庵等人发现不对劲依次跳楼逃跑了，而余立奎由于留下断后，被警察冲进来抓捕。
王亚樵被国民政府通缉，香港方面也向他下逐客令，在李济深的建议下，日夜兼程躲过戴笠布下的天罗地网来到广西梧州。
两广当时是白崇禧、李宗仁和李济深的地盘，坐拥数十万武装力量，特务的手伸得再长也得买三分面子，李济深特意去见李、白二人，请他们对王亚樵一行人予以关照。
余立奎之妾引狼入室、王亚樵英雄末路余立奎的小妾余婉君年轻美貌又酷爱跳舞，是个娇生惯养的少妇，在南京时她就热衷于交际场上的应酬，自打余立奎被捕入狱后，生活作风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常感到空虚、寂寞。
特务陈质平牢牢抓住这一点，以此攻破逮捕王亚樵的入口，常邀约余婉君参加舞会、赴宴，还送钱送礼，弄得她眉开眼笑。
一个月光皎洁的春夜，余婉君在特务陈质平家脱得一丝不挂上了床，正在欢快之际想到丈夫余立奎还在牢里受尽苦头，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陈质平一直安慰她，以取得她的信任。
陈质平平日挑拨说：
“王亚樵不够义气、朋友，余立奎是为掩护他才被捕的。”
陈质平打听王亚樵的下落，为余婉君出“主意”，只要让政府抓住王亚樵就证明了丈夫的清白，夫妻两就可以团聚了。
风尘女子的头脑简单，经过特务长时的陪伴和软磨硬泡，最后相信了，带着陈质平去了梧州。
戴笠得知事情有了眉目，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带上10万现金到梧州召见余婉君，要她尽快约王亚樵到她的住所。
“这是十万元，钱不多，够余女士暂时生活，希望余女士能劝王先生早日去南京赴任。委员长希望能及早见到王先生，共襄国家大事。你看怎样？”
余婉君见到这么多钱，心花怒放，顿时答应了戴笠的要求。
1936年10月20日，王亚樵参加完李济深兄长李任仁的宴请，已是下午三时，余婉君借口说有事要找王亚樵谈，要他去她的住所，余婉君毕竟是自己得力助手余立奎的小妾，爽快答应了，也没有带保镖。
到余婉君住的小楼下时，天色漆黑，余婉君先上了小楼，起初见王亚樵还是有戒心，在楼上故作声音：
“九哥，你快上来，你的‘哼哈（即蔡克强、张国屏，负责保卫王亚樵）’二将喝了点酒怎么就睡着了？可能是太疲劳了吧！克强、国屏快醒醒，九爷来啦！”
其实克强、国屏二人并没有在楼里，只是余婉君为了打消九哥戒心的策略罢了！
听到这番话，王亚樵顿时没了疑心，走上了黑压压的小楼，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座小楼里早已埋伏了几十名全副武装的特务，分布在每个房间，无论王亚樵进入那个房间，都可能成为特务的刀下鬼。
特务在房间里已恭候多时，王亚樵一进屋，特务们向他撒石灰粉，眼睛疼痛不堪，什么也看不见，这才意识到中了埋伏。
特务本来想生擒王亚樵，但是他身手不凡、力大如牛，拼命抵抗，占不到绝对优势，只能当场将他除掉，于是拔枪向王亚樵射击，又抽刀猛刺，王亚樵中了5枪，挨了3刀，当场死亡。
余婉君发现九哥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上，吓得大叫：
“快来人啦，特务杀人啦！特务杀人啦！特务杀人啦……”
特务迅速捂住她的嘴巴，将她拖走了。
为了掩盖杀人真相，特务把王亚樵的脸皮剖了下来，弄得满脸模糊。
要不是余婉君听信了特务陈质平的花言巧语、贪恋钱财，出卖了他，不至于这么快命丧九泉。
在特务回南京复命时，余婉君被秘密处死，或许是她应有的报应、最好的宿命！
王亚樵杀日本人、汉奸，为人重情义，嫉恶如仇，民族大义面前不含糊，倘若能活到抗战胜利，有多少日本人和汉奸会成为他的刀下鬼。
可惜的是，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没有死在日本人手里，没有死在汉奸手里，而是栽在了一位风尘女子的手里，写到这里不知用什么合适的词语表达王亚樵的悲惨结局，只能悲叹，自古英雄气数短了！
毛主席曾经这样评价王亚樵：
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这或许是对王亚樵一生最中肯的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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