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改革,是一首待续的诗篇;继续开放,是一幅未完的画卷。在四十载的砥砺奋进之中,深圳践行着自己改革与开放的使命,并朝着更深更广的层面谱就着未来的愿景。

致敬深圳特区40年荣耀发展见证者(一个开放样本的蝶变)(1)

图/新华社

文 | 本刊记者 张兴军

202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周年。四十年前的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在深圳市境内划出327.5平方公里地域设置经济特区。

自此而后,深圳印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作为“最早的改革开放特区”,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深圳速度、深圳效益、深圳经验。从一个GDP不到3亿元的边陲小县城,到如今一跃成为GDP接近3万亿的国际大都市。

对深圳特区40年的总结与回顾,是我们真正理解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深远意义的一个特殊节点,也是我们溯流而上,梳理深圳发展逻辑和洞窥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脉络。

春天的遐想

从深圳皇岗口岸遥望,就是一江之隔的香港,亚洲四小龙之一。数十年中,无数人曾经从这里眺望,但有两个人却被深圳深深铭记。

1984年,在特区成立的第五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这里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79年,袁庚以蛇口为试验场,激发出了这片土地的最初活力。他曾经力排众议放权的三家企业中的两家(平安保险、招商银行),如今已经分别成长为世界财富五百强常客和世界最有效率银行的之一。

如今,深港之间曾经的差距,早在时间的推进和特区故事的演绎中,在设计者、创新者与践行者们的时空遥望和实践中填平。

时间回到1979年。这一年,被认为是经济细胞的复苏之年,也是对深圳来说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时段。希望从废墟中破土, 变革在躁动中萌生。就在这一年,深圳建市。如今回望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无论对这一年怎样着重似乎都不为过。这一年,著名诗人北岛写下了《岗位》,“我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鼓”,翌年, 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在高层中讨论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特区悄然走向现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终于成为市场经济的试水者,开始了东方中国经济的最初复兴。

如同19世纪中期的加州,深圳充当了大国商业幼年阶段释放激情的那片土地。但没能摆脱的,是这片激情的土地从一开始不得不作为发达国家的加工厂和后花园来完成自身的原始积累。那时的深圳,在外商眼里,是中国极具吸引力的市场,是利润空间极大的供应商。

根据可统计数据,从深圳成为经济特区开始到1990年,中国的出口翻了4倍,而绝大部分的贡献均来自于以广东为首的沿海开放省份。随着中国制造业的逐渐发展,到2000年前后,发端于东莞的“三来一补”的企业结构和外向型经济模式,已经出现了种种问题。随着中国加入WTO,这种矛盾又进一步升级了。这意味着,曾经依靠“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贸易形式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所倚靠的主流形式,尽管其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存在。

历数深圳的发展,媒体总喜欢用“春天”来加以形容。“跨进新年,深圳正以勃勃英姿,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阔步前进。”这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到达深圳后,《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中的词句。而在经历了1979年和1992年两个春天之后,新的春天遐想充萦在这片具有创新激情的土壤上。

如果说1999年之前深圳的经济结构在经济经验的积累阶段总的来说还算可以的话,那么在千禧年之后,则可以用一日千里来形容深圳的发展速度和成就。

开放引领升级

走上一条依靠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的转型之路,是特区深圳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选择。1988年,《深圳经济特区加快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发展暂行规定》等政策就已出台,在中国内地城市率先确定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本思路。

随着扶持以电子信息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和措施不断出台,加强政策引导、高科技发展路径、公共研发平台、创新服务体系建设,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引进大型跨国公司,大力发展自主创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民营科技企业等准备措施一一就绪之后,深圳迅速实现了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成为全国创新最活跃、创新力最强的地区。

可以说,当经济学家们还在为“中国制造”走规模化路线还是走品牌之路,为两种发展定位各执一词摇摆不定时,深圳已经用自己的实践摸索出一条在经济乍暖还寒之际的生存之道。

现河北省省长、原深圳市市长许勤曾经对本刊记者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深圳就确定了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进行打造,使其成功从加工贸易方式转为以高技术产业为主体的产业形态。

这是厚积薄发的自然结果。深圳电子信息产业的行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日趋优化,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软件产品等高端产品比重不断提高,涌现出一批在国内外具有较强竞争力、较高知名度的华为、中兴、创维、长城等工业产值超百亿的龙头骨干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球之际发挥了明显的示范带动支撑作用,成为深圳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中坚力量。

深圳的“筑巢引凤”亦在不断激发着这座城市的创客与创新的基因。深圳新生代科技专家、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在一次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深圳是一个很不“小资”的城市,这里最适合创新与创业。所以,他从美国杜克大学毕业后的2010年,带领一个五人团队共同创办了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最终在超材料领域打造出了一片属于光启的天空。

事实上,深圳电子信息企业还借助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不断向产业链上游拓展:创维、康佳、TCL等深圳彩电厂商与外资合作或单独建厂,纷纷进军上游液晶模组,建立模组到整机制造的一体化工厂,缩短物流时间, 节省制造成本,在平板电视领域掌握更多主动权。

资料显示,深圳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实现从3000亿元到8000亿元的5个千亿元台阶跨越,只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到2008年时,深圳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实现了创纪录的8710.95亿元,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超过北京、上海居全国各城市首位。而当时间的指针指向2019年时,深圳的高新技术产值已经达到2万亿元级。无论是占GDP的比例还是总体规模,深圳都已经是世界级的深圳。

如果这些数据还不足以证明的话,那么深圳的一大批全国首屈一指的电子信息产品就是再权威不过的说明和补充了。无论是手机、程控交换机、通信基站,还是彩电、计算机、嵌入式软件,深圳的产量都位居全国乃至全球前列。可以这样说,在庞大的产业规模和密集的本土创新型企业群的强力支撑与拉动下,深圳已成功领跑全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基地和IT重镇,成为全国乃至全球重要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电子元器件、家用视听和软件的研发、生产、出口基地。

在了解深圳的过程中,我们都无数次听到这些名字和企业:王石与万科、任正非与华为、马化腾与腾讯、李东生与TCL、王传福与比亚迪、大疆与汪滔、光启与刘若鹏……这些企业与人物的创新与创业激情的演绎,就是这座城市生命力的充分证明。

蜕变的逻辑

尽管特区的历史已经超过四十年,但今天仍然不断有人在问: 是什么促使这片拥有1343万人口和1953平方公里的土地, 创造了近2 . 7 万亿元的GDP,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是什么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成长为举世瞩目的开放城市?

答案自然是改革开放。深圳因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率先实施“引进来”“走出去”,继而吸取外部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我国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开放进行了开拓性探索,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中央层面的政策支持,区域位置的得天独厚,一群充满创业激情的新深圳人胼手胝足的艰苦奋斗……最终共同造就了今天的深圳。某种程度也可以说,是来自政策与实践的合力,最终成就了深圳式辉煌。

仅以过去十年时间里来自中央的部分支持政策就能够看出深圳在开放中的样本意义:2010年,国务院批准深圳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市;2012年,国务院批复支持前海成为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2015年,国家商务部正式批复同意在深圳前海开展平行进口汽车试点;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全文;2018年国务院批复同意深圳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开放是深圳发展的永恒主旋律。”在2019年9月举行的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外智库论坛上,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深圳坚持开放从未止步,迅速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农业县建设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和创造力的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史上的奇迹,为全国改革开放和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成为向世界展示我国改革开放成就的重要窗口,也是国际社会观察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认为,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看,中国在过去的40年实现了两个重要的跨越。“从封闭的经济变成了开放的经济,从依靠初级产品参与全球分工的经贸小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 从这个角度来讲,走在前沿的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城市, 可以说居功至伟。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进一步强调,“中国改革开放对全球做出巨大贡献。”在刘元春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是世界发展迈向新阶段的核心推动力。正是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才能积极拥抱全球新一轮技术进步和产业转移,最终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资本的重新配置,全球产业链、分工链、价值链实现重构。

每一个宏大的愿景,都需要一个落脚点。特区深圳也是如此,改革与开放,是它过去40年脱颖而出的理由,同时也是它继续走向辉煌的根基。在深圳特区的40周年之际,这座城市正在寻找着再出发的驱动力。

待续的革命

拥抱改革,是一首待续的诗篇;继续开放,是一幅未完的画卷。在四十载的砥砺奋进之中,深圳践行着自己改革与开放的使命,并朝着更深更广的层面谱就着未来的美好愿景。

英国《经济学人》这样评价深圳的开放成就:“改革开放40年,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实践是经济特区。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

事实的确如此。在深圳,你能看到万科和中国平安这样的传统企业仍在充当着引领经济增长的生力军,也能看到华星光电这样的生态链企业在践行着中国智造的力量;你能看到华为、腾讯这样在互联网和制造业领域的世界级巨头,也能看到像华大基因和大疆这样诠释着创新制高点的精尖科技……它们的每一个产业成就和科技创新,都在国际占有其一席之地。

纪念深圳特区四十周年,是中国2020年的一件大事。人们在回顾一个特区城市的蜕变背后,更期待的则是深圳以及深圳所承载的改革开放与创新精神, 能够被进一步发扬光大。而在对深圳特区40年的回眸与思忖中,中国早已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以继续开放的精神与魄力,去缔造深圳乃至中国的新的辉煌。

2019年7月,由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要牢记党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意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践行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机遇,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城市范例”。

这是国家层面寄予深圳特区的全新定位。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深圳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同样大有可为。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深圳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城市范例的道路上,继续弘扬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改革开放与创新精神,在经济与社会等层面继续发挥好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


本文首发于《中国经济评论》杂志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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