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趋势焦虑与冲突意愿 ——区域主导权竞争中的防御性进攻主义
作者：姜鹏，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国政学人青年学术顾问
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4期；国政学人
排版：高佳美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内容提要
区域安全复合体内部主导权竞争常常会引发大国战争。从理性角度讲，倾向于发动主导权战争的国家要么具有“趋势优势”，要么具有“实力优势”。但却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国家既没有“趋势优势”，也没有“实力优势”，却依然倾向于对“实力较强且趋势占优”的国家发动主导权战争。趋势焦虑不仅可以解释传统理论中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防御性进攻倾向，更可以解释如果守成大国通过战略打压成功地扭转了新兴大国的崛起趋势，那么新兴大国反而可能因趋势焦虑而选择防御性进攻。避开从传统权力结构性分析路径，而通过引入战略心理学的“趋势焦虑”概念并构建防御性进攻主义的广义理论，将对区域主导权竞争中何者更具进攻性意愿有着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同时，传统理论认为，霸权国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倾向于依据静态的权力结构性而扶持区域次强国，进而达到抑制权力占优方的目标。本文从战略势能演变的动态性视角分析，霸权国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并非一贯倾向对区域次强国予以支持，而是更倾向对“趋势占劣”或“战略匹配高”的地区大国予以支持，哪怕其权力尚处于优势地位。
【关键词】趋势焦虑；战略心理学；权力转移；大国战略；中美关系
正 文
01 引言
在区域安全复合体内部的主导权竞争中，哪一方更具发动防御性进攻的意愿与冲动？学界对此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即“实力较弱，但相对增长率较高”的乐观新兴大国更具冲突意愿或“实力较强，但相对增长率放缓”的悲观守成大国更具战争冲动。前者主要是基于扩大增长性收益的努力，而后者主要基于降低威胁性损失的逻辑。但令人困惑的是，上述两种观点就像“光的波粒二象性”，均可以举出许多证实自身判断的历史案例——例如前者经常举西里西亚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等，后者则直接可以举出斯巴达对雅典的战争——也可以提出许多能够证伪对方观点的历史案例。
上述两种理论均认为，从理性角度讲，倾向于发动主导权战争的国家要么应具有“趋势优势”，要么应具有“实力优势”。但却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国家既没有“趋势优势”，也没有“实力优势”，却依然倾向于对“实力较强，且趋势占优”的国家发动主导权战争的问题。例如，在日俄战争前期，日俄两国权势在远东区域安全复合体内均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为何作为“实力较弱，且趋势占劣”的日本更倾向于主动对“实力较强，且趋势占优”的俄国发起战争？这就使得竞争区域主导权的国家究竟在何种情况下更倾向于发动战争的问题更加有趣。
就像冰、水和水蒸气的三态转化均取决于温度因素一样，同一类复杂现象背后
可能存在着相同的政治逻辑。若想真正发现哪种国家在主导权竞争中更具进攻性意愿，就需要避开从权力结构入手的传统路径——这种路径假设“实力较弱，且趋势占劣”方发动战争是非理性的自杀行为——而需要沿着“趋势焦虑”诱发冲突意愿的逻辑对理论加以拓展。本项研究发现，引入战略心理学的“动机偏见”与“趋势焦虑”概念并构建防御性进攻主义理论，对于解释区域主导权竞争中何者更具进攻性意愿有着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趋势焦虑”变量就像传说中的灰姑娘，它总是最后一个试穿水晶鞋。但是，一旦它被学界发现并登堂入室，就会深刻影响与防御性进攻问题相关的传统思维。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三点：第一，不论是“霸权战争理论”，还是“权力转移理论”，发动战争方要么假定优势已经逆转到己方，要么假定优势仍然掌握在己方。它们均认为，掌握优势的一方发动战争才是理性行为。而“防御性进攻”主义则以“趋势焦虑”为核心变量，提出如果在政治实践中，既存在权力优势国家发动“防御性进攻”的案例，也存在权力弱势国家发动“防御性进攻”的案例，就需要进一步分析两种处于权力结构不同位置的国家间存在着何种更深层且并未被注意到的共有变量。本文构建的“防御性进攻主义”理论以“趋势焦虑”作为上述两种不同国家间出现相同行为选择的原因，提出了倾向发动战争的国家既非权力优势方，也非权力劣势方——优劣都是对某一个瞬间时点权力结构的静态感知——而是“趋势焦虑”方的基本假设。
第二，在关于体系霸权国在区域安全复合体主导权竞争中支持哪一方的问题上，本文也有新的发现。传统霸权支持理论认为，对于区域主导权竞争双方来讲，体系霸权国是凌驾于该系统之上的超然国家。霸权国会根据权力的结构性，通过扶持区域次强国，进而达到抑制权力占优方的目标。但问题在于，从动态的进程性角度讲，假如区域主导权竞争的权力占优方虽然也保持增长态势，但其相对优势却不断流失；而现有的区域次强国展现出更为强劲的增长态势。那么霸权国对于区域次强国挑起冲突的支持行为是否可能意味着更严重的“养虎为患”？关于这一问题，英国在普法战争时对处于欧陆支配地位但增长率缓慢的拿破仑三世法国和处于欧陆次强国地位但增长率强劲的普鲁士双方支持行为的远期结果，就给出明确的答案。此外，假设区域主导权竞争的权力占优方完全认同霸权国主导的机制框架与分配原则，而区域次强国虽然权力尚弱，但对霸权国主导下的国际机制与权力分配表现出明显的颠覆性态度，霸权国是否依然会严格奉行权力的结构性原则，而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对次强国给予支持？传统霸权支持理论中权力结构的静态性与关系中立性存在的解释力缝隙，为本项研究根据趋势的动态性与战略的匹配性提供了理论修正空间。
本项研究认为，霸权的支持行为主要根据趋势的进程性与战略的匹配度两项指标进行选择。其一，即便在竞争双方战略匹配性均与霸权国一致的情势下，哪怕其在区域安全复合体中仍然处于优势地位，霸权国也并不必然会依据现有瞬间时点权力大小支持区域次强国，而是会依据权力的预期增长率选择支持“趋势占劣”方；其二，在一方战略匹配度与霸权国区域战略呈现一致性，而另一方呈现竞争性的情势下，哪怕上位者是权力增长率更高的趋势占优方，霸权国仍然会依据关系性原则与威胁制衡逻辑，而优先支持战略匹配程度高的国家谋求区域主导权；其三，当竞争区域主导权的双方战略与霸权国区域战略均无法匹配时，霸权国依然会根据趋势动态性——而非静态的权力结构性——对趋势占劣方予以支持。
第三，防御性进攻主义在解释力范畴上并非“权力转移理论”或“霸权战争理论”的有益补充，而是在战略心理学的“趋势占劣”与“地位焦虑”这一预期基础上进行更加广义的理论拓展。其目的是将传统狭义的体系主导权竞争逻辑纳入防御性进攻主义理论范畴之内。防御性进攻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每秒24帧的连续动态。因此，以动态的“趋势焦虑”作为变量，不仅可以将静态的权力占优变量涵盖其中，还可以从更深的理性层次去理解区域主导权竞争中的战争逻辑。
02 防御性进攻主义的理论阐释
作为地缘战略心理学的一个微观理论，防御性进攻主义的核心假定根植于支配大国地位的一元性、“冲突升级心理学”与 “战争前景理论”。其基本逻辑建立在零和竞争下无法调和的结构性矛盾，经过敌意螺旋的互主性建构，进而塑造自我实现的冲突预言和战争疑惧。当双方均认为利益冲突最终只能通过战争解决时，趋势焦虑方往往会选择趁权力结构彻底失衡前，抢先发动防御性进攻。
（一）防御性进攻主义的基本假定
核心假定1：支配性权力具有一元性特征，其竞争遵循零和博弈的基本原则。同时，区域安全复合体内部主导权竞争的核心标的物是高级政治领域的安全优势，而非低级政治领域的经济优势。区域主导权是一个不可分割也无法分享的整体，理想主义认为可以“分享主导权”的主张就相当于寻找半个正方形一样难以实现。区域主导大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就是护持一元性的支配地位。攫取主导权、护持主导权与彰显主导权成为区域支配性大国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方式。区域大国行为的目标不是维系均势，而是获得并长期占据有利的一元优势。为此，谋求区域主导权的国家均试图通过拉大与竞争者的权力位差来构造有利于自身的均衡状态。
核心假定2：当两个大国同时接近区域权力阶梯顶端位置时，对权力的渴望与对失去利益的恐惧，使它们就像受制于“微小决定的专制”的个体消费者。任何一个想保住大国地位和相关利益的行为体都将被迫卷入区域主导权竞争。这并非内政决策的结果，而是出于结构性压力导致的既无法避免，也无法叫停的安全困境。如果双方均认为冲突的可能性极大，这种想法就会在主体间建构起互为因果的安全疑惧。安全疑惧会引发难以逆转的敌意滚雪球效应，进而在国家间建构起自我实现的战略竞争关系。主导权的一元性特征意味着双方将长期处于零和博弈状态。只要国家实现利益的增长与权力的提升，就会引发战略竞争者的焦虑与制衡。而长期的权力竞争引发的战略互疑会外溢至双方的一切交往领域，以至于任何一个问题——尤其是寄托了民族主义历史与现实情感的领土矛盾——都可能在它们之间引发疑惧与反疑惧、行动与反行动的敌意螺旋。长期竞争关系引发的恶性循环、最坏假定与军备竞赛会在行为体之间建构起自我强化的冲突预期。
核心假定3：作为一种对未来的判断，趋势占劣既可能是一种国力对比的客观事实，也可能是一种知觉错觉的主观焦虑。更确切地说，焦虑是因为预期高于现实而发生的偏离导致的。偏离程度越高，焦虑越大。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国家诉诸战争的意愿取决于区域体系权力结构、权力演变趋势与冲突前景预判。当区域体系呈现出两强竞争——这既意味着无法找到有效的责任承担者，也意味着没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后顾之忧——且优势持续向一方倾斜，而另一方对扭转这种趋势的前景悲观时，趋势焦虑方在动机偏见影响下发动防御性进攻的意愿最强。一旦趋势焦虑方滑入防御性进攻主义的思维轨道，它们往往高估自己的军事实力而低估对手的军事实力。从动态博弈角度讲，奉行防御性进攻主义的国家既可能来自优势不断流失的“上位者的焦虑”，也可能来自劣势不断加大的“下位者的焦虑”。其根本的判定标准取决于哪一方存在着趋势焦虑。
从权力结构角度看，单极体系的稳定性源于新兴国家挑战主导国的成本与风险高昂。巨大的权力位差和“枪打出头鸟”的前景导致国家倾向避免先行者劣势的困境。多极体系下，新兴国家竞逐支配性地位的潜在对手众多，即便战胜了最强大的一方，也会像使用了毒刺的蜜蜂命运一样，其主导地位更可能因自身在战争中的惨重代价而被没有卷入到冲突的第三方攫取胜利果实。这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博弈前景遏制了战争冲动，同时鼓励国家追求推卸责任的后发优势策略。从这一角度讲，在1904年《英法协约》达成之前，德意志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的“风险理论”——英国海军即便可以战胜德国海军，也将面临鹬蚌相争后法俄赶超的重大风险。因此，只要德国在北海地区的海军实力能够达到英国的2/3，英国就不敢轻言与德国的海上决战 ——在英、德、法俄三足鼎立局面下同样具有逻辑的合理性。但当1904年《英法协约》、尤其是1907年《英俄协约》签订后，大西洋海权便由三强转变为两极，这意味着提尔皮茨“风险理论”的前提假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英法俄与德国两强竞争下的防御性进攻主义冲动。
辅助假定1：本文假定处于争夺区域主导权的两个大国均属于权力净增长型国家，从客观物质实力角度讲，其维持现状的财政能力均大于维持竞争态势的成本。但由于国家间存在增长率差异，本文按照物质实力增长率将竞争者分为“趋势占优方”和“趋势占劣方”。本文对“趋势占优方”的定义是，在区域安全复合体主导权竞争中，A国权力净增长数量/ B国权力净增长数量＞1，且这一比值呈逐步升高态势的国家；对“趋势占劣方”的定义是，在区域安全复合体主导权竞争中，0＜A国权力净增长数量/ B国权力净增长数量＜1，且这一比值呈逐步降低态势的国家。
在不同时代，国家攫取主导权取决于差异化的要素。这源于农业化时代、工业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国家存在着资源机动性的根本差异。虽然从总体看，国家权力取决于人口、领土、资源、工业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以及由上述因素影响下的常备军力和战时动员能力。在农业化时代决定国家军事力量的是人口、领土、资源；在工业化时代决定国家军事力量的是工业与经济实力；在信息化时代则是科技实力主导下的降维打击。前者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消耗战逻辑，而后者往往是以一方零伤亡和另一方全军覆没的代差逻辑。因此，本文在探讨趋势焦虑过程中，依据不同时代的特征进行具体分析。
辅助假定2：战略心理学认为，决策者在不利条件下可能在风险评估上容易出现选择性失明倾向，即强化对自身有利的正面信息，同时否认和拒绝对自身不利的反面信息。尤其是在面对冲突预期与不利前景时，尚可一战的趋势焦虑方将倾向于强化和夸大一切暗示其发动防御性进攻可能成功的要素，同时否认、歪曲或忽视任何可能暗示其失败的信息。
辅助假定3：防御性进攻主义最大的干涉变量是体系霸权国的支持行为——结盟。由于区域主导权是迈向全球霸权的必经之路，如果放任一个带有敌意的大国攫取区域主导权，将会对霸权体系稳定产生巨大冲击。由于国家层次的意图变量无法预知且变动不居，即便是一个没有敌意的同盟内部国家获得区域安全复合体主导权，也可能因“新的权力界定新的利益”而成为霸权潜在的挑战者。因此，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一定会伴随着霸权国的积极介入。由于霸权国既存在于区域体系之内，又凌驾于区域体系之上，因此，它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充当区域主导权竞争中的最终仲裁者。为维系霸权国凌驾于体系之上的超然地位，体系霸主支持行为的最大利益便是促成双方均产生防御性进攻冲动——趋势焦虑方认为获得了霸权支持而信心倍增，趋势占优方因为担心霸权进一步支持对手而对自身竞争力前景悲观——进而确保区域内大国长期处于动态平衡与相互内耗的主导权之争。
（二）防御性进攻主义的基本逻辑
基本逻辑1：倾向防御性进攻主义的国家既可能是基于不利的权力变动客观态势，也可能是基于自身将处于趋势劣势的主观预期。其战略行为的主导逻辑不是最大限度地攫取新的利益，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可能的损失。从“前景理论”角度看，国家在风险决策中的行为偏好常表现出如下特征：面对战略机遇期逐渐流失，倾向于放手一搏；而面对优势不断积累，则倾向于耐心等待与规避风险。
基本逻辑2：主导权的一元性特征决定了竞争双方奉行零和博弈的赢者通吃逻辑。在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中，安全竞争（高级政治）同经济竞争（低级政治）在行为逻辑上的根本不同在于：国际经济竞争领域参与者众多、互动频繁且周期非常短，因此理性国家在这一领域的竞争遵循“一报还一报”的多次重复博弈逻辑。但国际安全竞争领域参与者很少、互动有限且周期很长。一旦国家通过武力成功地攫取了主导权，那么这种战略选择的潜在收益将远大于一次失信造成的损失。尤其是当敌意螺旋开启后，竞争双方均倾向奉行单次博弈的敌意假定。退一步讲，防御性进攻不仅可以缓解趋势焦虑方在军备竞赛中已经濒临极限的财政困境，甚至还能给其带来牺牲眼前的经济联系以赢得长远经济发展的希望。
基本逻辑3：趋势焦虑方不会坐等强大的对手发起攻击，因而更倾向于选择先发制人。如果双方均预期迟早会爆发冲突，那么由对手选择开战时间本身就是最大的错误。由趋势焦虑引发的悲观前景，将诱使差距被持续拉大的趋势焦虑方倾向于奉行“今天打可能赢，明天打一定输”的冒险主义战争逻辑。尤其是当一方明确感到自身的安全与经济利益受到潜在威胁的情势下，它将面临一种“发动战争可能遭受损失，不发动战争一定遭受损失”的霍布森两难选择效应（Hobson choice Effect）局面，进而会驱使尚可一战的趋势焦虑方发动一场“机不可失与时不再来”以及“今天打则赢，明天打则输”的防御性进攻。防御性进攻主义理论认为，当一个国家应当投入战争的时候，却依然像斯大林一样沉迷于讨好德国以换取随时可能被剥夺的消极和平，这将导致其未来在更糟糕的条件下被动应战。对于趋势焦虑方来讲，放弃防御性进攻战略，无异于毫无希望地在站台上等待午夜远去的末班公共汽车。
基本逻辑4：“地理磨损原理”决定了全球霸主需要在区域主导权的竞争者之间选择威胁最小的“代理人”，借以解决权力隔空投送的难题。在区域安全复合体主导权竞争中，霸权国将根据动态性的权力制衡逻辑（离岸制衡或坐山观虎斗）与关系性的威胁制衡逻辑（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支持对象。在势均力敌的区域主导权竞争者之间，体系霸主并非不加选择地支持区域次强国，而是倾向于支持二者中的“趋势占劣”方，哪怕其实力暂居优势。对于凌驾于区域体系之上的霸权国来讲，虽然区域大国间的“权力转移”现象不可避免，但“权力转移”对象可以选择。
（三）防御性进攻主义的基本假说
基本假说1：在两个大国竞争区域主导权的进程中，“权力差距”既不构成发动防御性进攻的原因，也不构成霸权国筛选支持对象的重要条件。本文认为，“趋势焦虑”构成了国家选择防御性进攻战略的根本考量。
表1 趋势焦虑与防御性进攻意愿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基本假说2：对于“实力较强，但趋势占劣方”来讲，其发动防御性进攻的能力和意愿最为强烈。在其仍然处于权力上位时，选择“早打比晚打好、大打比小打好”的防御性进攻主义，将有助于在实力发生逆转之前赢得区域主导权战争。从可能出现的结果角度讲，如果此类国家可以通过自我约束、增强同体系霸权国区域战略匹配度、持续向体系霸主释放善意信号，那么至少会获得来自霸权国基于威胁制衡逻辑的善意中立。在此类冲突衍生的四种情势中，霸权国对“趋势占劣方”的支持占三种（参见表2）。如果当其对手国——“实力较弱，但趋势占优方” ——奉行与霸权国利益匹配性极低的变位性战略时，那么“实力较强，但趋势占劣方”甚至可能实现同霸权国结盟的最优结果。
表2 霸权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的制衡逻辑与支持意愿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基本假说3：对于“实力较弱，且趋势占劣方”来讲，其发动防御性进攻的意愿也较强。在双方权力位差没有扩大到无法弥合之前，往往容易生成发动防御性进攻的冲动。在此过程中，霸权国会根据其战略匹配度与权力对比态势决定支持行为（参见表3）。在战略匹配度存在明显差异条件下，霸权国会优先依据威胁制衡逻辑进行选择。在战略匹配度的同等条件下，霸权国会依据权力制衡逻辑在区域主权竞争双方选择支持对象。
表3 霸权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的制衡逻辑与支持意愿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基本假说4：“趋势占优方”虽然没有发动防御性进攻的意愿和动机，但其和平崛起的风险来自于趋势焦虑方可能发动的防御性进攻。从战略应策角度讲，趋势占优方化解对手防御性进攻的方法主要有两个：第一，区域安全复合体内部二元竞争，如果在区域内积极构造“提尔皮茨风险理论”逻辑下的多极干扰格局，将有助于抑制“趋势焦虑方”发动防御性进攻的意愿。同时，构造一种“群体性崛起”态势也有助于干扰体系霸权国针对“趋势占优方”的针对性遏制。第二，降低霸权国威胁制衡，体现和平善意、战略匹配度高与自我约束的外交政策，可能被霸权国视为较低威胁性的国家。
鉴于权力的天平不断地朝向“趋势占优方”一侧倾斜，其攫取区域主导权的最佳战略不是向对手展现进攻能力与威慑——这将加重对手的趋势焦虑与进攻意愿——而是展现和解与示弱的能力。费边战胜汉尼拔、库图佐夫战胜拿破仑、毛泽东预言中国战胜日本，均体现出“趋势占优方”避免在趋势有利的形势下与敌人提前决战，而是以静待尘埃落定的“持久战”耐心等待对手犯错、等待有利局势的演变。同时，通过对霸权国示弱而诱发谅解互惠，并在此基础上分化体系霸权国与区域竞争者对威胁的判断与感知。最终，当区域安全复合体内部竞争双方的权力位差从同一维度内量的差别发展到不同维度间质的差别后，无法望其项背的“趋势焦虑方”会主动退出区域主导权竞争。此后，权力竞争将超越区域层次而跃升至另一个更高维度的全球层次。例如，在南亚安全复合体中的印巴主导权之争中，当有一天印度发展的体量与巴基斯坦完全不在一个维度后，印度就将从区域主导权竞争跃升到全球主导权竞争维度。限于篇幅本文暂不讨论极性理论。
基本假说5：防御性进攻主义并不等同于非理性战争冲动，也不意味着一定会面临失败的厄运。“趋势焦虑方”发动防御性进攻的意愿与成败取决于两大条件：第一，在客观实力上，区域体系结构呈现出两强竞争的态势。如果“趋势占优方”在区域内扶持并构造出第三极，那么形势将不利于趋势焦虑方发动防御性进攻。第二，在主观感知上，“趋势占劣方”是否感到来自对手明显的战略威胁。而“趋势焦虑方”发动防御性进攻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多大程度上获得体系霸权国的支持。在势均力敌的区域大国之间，体系霸权国的支持是决定国家能否获得并长期享有区域主导权的核心要素。
03 防御性进攻主义的案例验证：1635~1945年
防御性进攻主义理论认为，在两强竞争区域主导权的过程中，导致战争爆发的核心变量是趋势焦虑。本项研究将从“趋势焦虑”的角度对国际政治中的重大战争事件进行分析，借以检验理论的有效性和适用范围。以下试图对近400年来出现的“趋势焦虑”与“冲突意愿”的内在联系进行无差别分析。按照时间顺序包含波旁王朝对哈布斯堡王朝重新统一欧洲趋势发动的防御性进攻、拿破仑帝国对俄国的趋势焦虑、拿破仑三世对德国统一的趋势焦虑、日本对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趋势焦虑、1904年前日本对俄国亚洲陆权的趋势焦虑、威廉德国对俄国陆权增长的趋势焦虑、1941年前日本对苏联的趋势焦虑；1941年后日本对其亚太主导权的趋势焦虑、法国对纳粹德国的趋势焦虑等。其中既包含因“趋势焦虑”而选择防御性进攻战略的证实案例，也包含本应发动防御性进攻，却因“趋势占优方”成功地构造出三极结构，从而抑制了“趋势焦虑方”战争意愿的证伪案例。本项研究将不仅关注那些能够支持假说的证实性案例，更会关注那些不支持假说的证伪案例。毕竟，只有看似并不符合本项研究结论的证伪案例仍与这一理论的内在逻辑保持一致，才能够证明该理论的有效性。
（一）对证实案例的考察
证实案例1：15世纪的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通过巧妙的联姻取得了西班牙王位及其庞大的资源。16世纪前半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将帝国权威恢复到有望重现古罗马式的欧洲中央帝国的趋势。到了斐迪南二世时，哈布斯堡家族的两大分支——西班牙与奥地利——取得欧洲主导权的势头近乎锐不可当。此时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处于单极霸权，波旁王朝与它并不在一个权力维度，因此没有与哈布斯堡家族争夺欧洲安全复合体主导权的任何可能性。但权力的傲慢使哈布斯堡家族试图复兴罗马天主教会对欧洲大陆的统一，这一事件激起了德意志内部新教诸侯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间的“三十年战争”。
在宗教狂热影响下，这场导致了德意志地区1/3成年男性人口死亡的战争，带来了哈布斯堡王朝势力短期内的急剧跌落。当战争进行到1635年时，德意志地区因长期的战乱而焦土遍野，法国则因长期作壁上观而实力渐显。彼时的哈布斯堡王朝因长达17年的战争消耗，在同法国主导权竞争中处于“实力较弱，但趋势占优方”；而法国虽然保存了实力，但却处于“实力较强，但趋势占劣方”。
战争打到1635年时，黎塞留面前可能呈现出两种未来的欧洲图景。第一种图景是：民穷财尽的双方出现妥协，随后哈布斯堡家族将再次凭借其庞大的基本实体——像两个世纪以来不断出现的查理五世、腓力二世、斐迪南二世与腓力四世一样——重整旗鼓，再度冲击欧陆主宰地位。在此期间，法国虽享有短暂的权力优势与和平局面，但长期处于哈布斯堡势力复兴与包围的趋势焦虑中。第二种图景是：法国学习古罗马在第三次布匿战争时的防御性进攻主义战略，即趁迦太基人再度发展成为强大竞争对手之前，从根本上终结其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实力较强，但趋势占劣”的波旁王朝抓住哈布斯堡王朝“受伤未愈”的有利时机，给了“趋势占优”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决定性打击，不仅粉碎了其在法国周边的包围态势——至此阿尔萨斯、洛林等地并入法国版图——更一举赢得了欧洲区域安全复合体的主导权（参见表4）。
表4 “趋势焦虑方”发动防御性进攻的战略效果（1635~1945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证实案例2：拿破仑发动侵俄战争前，欧洲大陆出现了法俄两强争夺主导权的局面。在1812~1814年间，欧陆霸主法国与迎头赶上的俄国在陆军规模与人口总量上各列欧洲榜首，法国陆军规模60万人（包含许多法国占领区国家的军人），位列欧洲第一；而俄国陆军50万人，仅次于法国，位列欧洲第二。1750~1816年间，法国人口总量从2 150万人增长到2 950万人，而俄国人口总量则从低于法国的2 000万人增长到远超法国的5130万人。
在法俄两强争夺欧陆主导权的过程中，由于沙皇俄国与法国并不接壤，因此，它在多年“坐山观虎斗”的欧洲乱局中较好地保存并发展了军事实力。法国虽然军事实力占优，但与反法同盟长期战争消耗——尤其是深陷英国支持下的西班牙民族主义“解放战争”泥沼 ——导致法国对俄法权力优势逆转出现了趋势焦虑。
1812年的法国已经接近一个中等大国权力所能触及的自然极限，它若想背负海陆两线沉重的包袱继续前行极为吃力。而俄国则从容地沿着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大道轻快前行。鉴于俄国庞大的基本实体与强劲的增长态势，拿破仑对法俄争夺欧洲主导权的远景难免有一种强烈的悲观预期：在法国尚存优势的决定性十字路口上，其防御性进攻主义行为的本质就是洲级大国时代中等强国反抗被逼迫走下坡路的抗争。
由于带有革命色彩的拿破仑法国陆权优势急剧上升，它对海权霸主英国的威胁甚为强烈。因此，一切参与反法同盟并与法国作战的国家——战略匹配度较高者——都可能得到海权霸主英国的支持。正是出于对英俄潜在结盟趋势的担忧，加剧了拿破仑对俄国发动防御性进攻的意愿。我们无法事后诸葛亮地从拿破仑侵俄失败的历史事实断定：他发动侵俄战争必然会因面临英俄反法同盟的两线压力而失败。虽然拿破仑在俄国兵败后，英俄才组建起“第六次反法同盟”，但没有“第六次反法同盟”导致拿破仑的彻底失败，拿破仑法国仍可能养精蓄锐、卷土重来。随着拿破仑的失败，沙皇俄国——就像二战后苏联的斯大林一样——取得了欧陆主导权。
证实案例3：日俄战争是展现防御性进攻主义成功较明显的案例。甲午战争后，明治维新的日本战胜了洋务运动的中国清朝政府，成为东亚地区的海陆复合型大国。在中日《马关条约》内容谈判的六天后，俄国便联合法德公使向日本外务省对“割让辽东半岛”提出异议。与此同时，实力与趋势均占优的俄国远东舰队在中国芝罘与日本神户海面展开军事威慑。至此，日本虽放弃了辽东半岛，却与俄国结下了仇恨，并开启了俄日争夺东亚主导权的竞赛。
从两国整体实力看，彼时俄国的经济规模是日本的10倍。其国防预算折算成日元是20亿日元以上，而日本每年的国防预算仅2亿日元。[3] 同时，1900年，日本人口数量为0.438亿人，而俄国人口数量为1.356亿人。日本能源消耗量为460万吨煤炭，俄国则高达3 000万吨。日本钢产量几乎为零，而俄国则为220万吨。1900年，日本在世界财富相对份额中的比重也几乎为0%，俄国则占到6%。由于俄国经济与军事重心在欧洲地区，所以单纯比较这一组数据并不能反映出日俄在远东地区的权力对比态势。但令日本更加焦虑的是，俄国在远东地区人口稀少与军事资源调集困难的问题将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贯通彻底解决。因此，在这场竞赛中，日本不仅是“实力较弱方”，同时也是“趋势焦虑方”。1896年，李鸿章赴彼得堡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时，俄国强迫中国签署了要在满洲“借地修铁路”的《中俄密约》。该条约使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获得了北满穿越权。1898年，俄国又得到了南满铁路的铺设权，其势力进而向南蔓延至辽东半岛的旅顺和大连。至此，俄国海军凭借旅大不冻港的优势，在远东地区处于更加有力的战略态势。日本的“趋势焦虑”更集中于一旦西伯利亚大铁路——鉴于该铁路经济成本极高，经济效益极低，不得不让日本人恐惧这条铁路对远东的战略意图——全线贯通，俄国就可以实现快速从欧洲调集军队和物资的地缘优势。这不仅将剥夺日本竞逐东亚主导权的任何希望，甚至连日本北部国土都将面临俄国蚕食的巨大风险。
俄国不仅在战略态势上具有绝对优势，同时更是在战略意图上令日本感到恐惧。1900年，俄国借口义和团事件向中国东北出兵15万人并占领东北全境。两年后，虽然俄与中国清朝政府达成了归还东北的撤兵协议，但俄国几乎没有表现出执行条约的任何行动。更令日本恐惧的是，甲午战争后俄国一直不承认朝鲜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曾提出以支持俄国占领中国东北来换取俄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占领。但这一提议被俄国拒绝了。俄国在占领中国东北后，就开始向朝鲜步步紧逼。1896年，被亲日势力追杀的朝鲜高宗就躲在汉城的沙俄领事馆中接受庇护。这意味着俄国人手中掌握着一张随时可以在朝鲜炮制合法政权的王牌。俄国也顺势将领事馆让给了高宗作“王宫”，并为其派出大量的军事与经济顾问。
日俄在远东地区的扩张野心均可能威胁到体系霸主英国的利益。在动态权力均衡的逻辑下，英国更愿意扶持“实力较弱，且趋势占劣”的日本作为制衡俄国霸权的“代理人”。1902年《英日同盟》——日本实现了与体系霸主英国在远东地区战略匹配度高度一致——的建立构造出最容易产生防御性进攻的局面，即“趋势焦虑”的日本迫切地希望利用西伯利亚大铁路彻底贯通之前的最后机遇与俄国展开决战。这场战争的结果证明，如果“实力较弱，且趋势占劣方”能够获得体系霸权国的支持，其发动防御性进攻将出现更大的胜算。
（二）对证伪案例的考察
证伪案例1：通常认为，一战前的威廉德国享有欧洲陆上霸权且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作为“实力较强，且趋势占优方”为何倾向于发动防御性进攻？不论是两次波斯尼亚危机，还是萨拉热窝事件，趋势焦虑的德国军方都力图促成大战的尽早爆发。这种“趋势占优方”积极谋求发动预防性战争的现象是否与本理论的假说背道而驰呢？通过对一战前竞逐欧洲主导权的德奥同盟与俄法同盟实力进行对比发现：威廉德国可能是“实力占优方”，但绝不是“趋势占优方”。
批判威廉德国发动非理性战争的学者通常认为，德国当时既是实力占优方，也是趋势占优方。他们往往列举“1890~1914年间，德国人口从4 900万人激增至6 500万人，1914年其煤炭产量与英国持平，其钢产量更是与英法俄总和相当。1890~1914年，德国的出口额从1.66亿英镑增至5.05亿英镑。”这种对德国工业实力占优的判断是正确的。德国也正是凭借工业实力优势，在四年的消耗战中长期保持着对协约国的战略优势。
但是关于德国属于“趋势占优方”的判断则有待商榷。支持德国属于“趋势占优方”的专家经常会引用1914年德国工业家胡戈·施廷内斯（Hugo Stinnes）的一段著名演说：“每当德国和平地度过一年，我们都比过去更加强大。假如再给我们三到四年的和平时期，我敢向你们保证德国将无可争议地暗中主宰欧洲。”这种观点忽视主导权竞争不关注每一方权力的绝对增长率，而更关注相对权力增长率的动态演化。当时欧洲争夺主导权的双方已经不再是两个单一国家，而是两大军事集团。该观点只是提出了德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却忽视了俄国更加强劲的权力增长态势。此外，对区域主导权的评判往往取决于人口、领土、资源、工业实力、经济实力、常备军力以及战时国家的动员能力。在这一点上，法俄实力的增长趋势则更胜 一筹。
当时的法俄同盟——尤其是获得法国大量贷款援助而迅速走向工业化的俄国——其巨大的经济与军事潜能正在凸显。法俄结盟后，德奥同盟在人口总量与兵力数量上的单极优势就被追平了。19世纪90年代初，法俄两国人口总数为1.55亿人，比德奥总人口多0.53亿人；到了1913年，法俄人口总量攀升至2.15亿人，比德奥两国多1.09亿人。且德俄两国的人口差距还在拉大。1897~1898年，法俄同盟兵力为156万人，德奥同盟兵力仅为88.8万人。1914年，俄国家杜马又批准了新扩军的议案。根据议案规定，俄国年征兵数量较之前净增13万人，至1917年俄国陆军常备兵力将净增40%，与之相对应的是军官数量也将净增29%。对此，艾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元帅在一封信中表示：“抛开军事质量来讲，法俄同盟与我们的兵力之比已经接近5：3……如果德国不想被彻底抛在后面，就需要认真对待相对实力弱化的现实。”
更令德国感到焦虑的是，俄国动员效率的提升将导致“施里芬计划”中假定的时间差消失。法国政府不断增加对俄国战备项目的贷款，仅1912~1914年间，就向俄国提供5亿法郎用以资助其完善西部运河系统改造与战略铁路扩建。到了1914年年初，普恩加莱政府更是追加25亿法郎贷款，帮助俄国增建5 000公里战略铁路。一旦俄国西部战略铁路1918年铺设完毕，其军事动员效率将从几年前的六个星期——这构成了“施里芬计划”在西线法国与东线俄国之间利用时间差避免两线作战的前提——缩短为15天。对此，时任德意志帝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的秘书在其日记中也表现出巨大的趋势焦虑：“奥匈帝国就像一个衰弱老人，它正在走向虚弱与动荡……未来属于年轻的俄国，它正在日益壮大。当其在波兰的战略铁路竣工后，德国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工业化对大国提升竞争力的影响在于，它导致国家利用本国资源的机会与能力趋于均等化。这将赋予俄国这样拥有庞大人口与领土资源的国家规模优势和战略潜能。在一战前的德俄竞争态势中已然显现出“洲级大国勃然兴起和中等强国急剧衰落”的远景。1890年，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德国的80%，到了1913年则与德国相等，而此时俄国的工业化正值方兴未艾。1913年7月，法国官员谈到：“俄国经济与军事力量将在未来30年实现巨大的飞跃，这种变革将在欧洲复制出一个同美国一样强大的力量。”作为俄国工业化启动的技术与资金援助方，法国最大的目的就是促成德国对俄国的趋势焦虑。这将有助于法俄威胁一致型同盟的巩固。
“趋势焦虑”不仅可以解释为何德国没有在1905年欧洲局势对其最为有利的形势下发动战争——当时俄国在日俄战争中被击败，国力损伤巨大，欧陆局势短暂呈现出德国单极霸权加强的有利局面——也可以解释在此后的几年里为何越来越倾向于发动防御性进攻。威廉德国的“趋势焦虑”是中等强国同洲级大国争夺区域主导权的必然结果。它既是洲级大国时代中等强国避免随着地位恶化而沦为“较小国家群中的最大国家”的本能恐惧，也是在规模相形见绌的条件下，避免沦为二流国家的德意志帝国试图用陡增的国力弥补权力维度差距的现实救赎。
随着法国帮助俄国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德国在两次波斯尼亚危机时便表现出强烈的防御性进攻主义倾向，德国甚至在1909年的危机中向俄国发出了“最后通牒”。但作为“趋势占优方”，俄国在这两次危机中都选择了“以空间换时间”的忍耐退让。两次波斯尼亚危机既表明了德国当时的实力占优现状，也表明了德国对俄国羽翼丰满后局势演进的悲观。这种焦虑不仅局限于军方，同时也蔓延至德国外交系统之中。德国外交部顾问卡尔·施杜姆（Karl Stumm）回忆其在1914年7月的想法时谈到：“如果战争没有到来，我们将不得不在两年后更糟的条件下面对它。”以至于在战争爆发前的外交活动中，每当传来塞尔维亚接受最后通牒的消息时，德国外交部都陷入一片沮丧。而当新的消息传来，说塞尔维亚并没有接受最后通牒时又引发阵阵狂喜。
从战略实施角度讲，如果德国趋势焦虑的对象是法俄同盟，那么它最需要的就是增加与体系霸主英国的战略匹配度——这一点俾斯麦时期做得非常好——而不是增加与英国的战略竞争性。法俄成功地通过“法绍达退却”与《英俄协约》增强了与英国霸权的战略一致性。这是英国选择帮助“趋势占优”的法俄——而不是“趋势占劣”的德国——的根本原因。但是，即便存在着霸权国的帮助，也不意味着“趋势占劣”方发动防御性进攻战略毫无胜算。
从战略效果角度讲，威廉德国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均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它实现了击败洲级大国俄国的战略目标，并于1918年3月3日迫使苏俄政府签订了巨大领土损失与战争赔款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德国在1918年发动春季进攻，导致英法两国从前线到后方均濒于崩溃的边缘。倘若不是美国的突然加入，1918年的德国将比英法有更大可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导致一战后英法与苏联整整一代人对同德国再度爆发战争的恐惧。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对“战争效率”的研究认为，“一战中，每杀死一名德军，协约国平均要付出36 485美元的成本；相反，德国杀死一名协约国军人的平均成本则是11 344美元。因此本文认为，德国发动预防性进攻并不是非理性的冲动，而是一种理性权衡后成功的战略选择。它终结了法俄同盟的优势。这不仅为德国赢得了整个东欧霸权，也差一点为德国赢得西欧的霸权。只不过这一选择结出的果实——战略韧性与权力声望——在20年后被希特勒所收获和利用。
证伪案例2：防御性进攻主义理论认为，“趋势焦虑”方在具有优势条件下发动防御性进攻属于理性行为，但为何说“实力较强，但趋势焦虑”的日本对“实力较弱，但趋势占优”的美国发动防御性进攻是非理性行为？同时，在远东地区，为何“实力较强，且趋势占优”的苏联在1941年6月卫国战争爆发前能够通过扶持中国并构造“三极格局”的方式促使“趋势焦虑”的日本放弃进攻苏联的北进战略，而美国却无法通过扶持中国并构造“三极格局”的方式促使“趋势焦虑”的日本放弃太平洋战争呢？同样是扶持第三方构造多极竞争态势，同样是趋势占优方，为何苏联成功地实现了推责，但美国却遭遇了防御性进攻？从本文的基本假说5可以发现，趋势占优方若想规避趋势焦虑方的防御性进攻，不仅需要积极构造三极格局，还需要主动降低自身的威胁等级。
第一，作为趋势焦虑方，日本一开始并没有放弃对苏联的防御性进攻主义倾向。苏联成功规避日本防御性进攻的原因在于苏联陆权属于“实力超强方” ——日本关东军通过1938年的张鼓峰战役和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进行了实力测试，认清了它与苏联的权力不是数量的差距，而是维度的差异——而美国海权由于受华盛顿会议后不可在西太平洋增加基地、主力舰吨位限制，以及两洋安全中更加关注欧洲与大西洋战场，其太平洋舰队在1941年对日本联合舰队处于“实力较弱方”。日本还认为，随着欧洲战争局势的日益紧张，如果苏德战争爆发，那么日本在对苏关系上可能会呈现“趋势占优方”的转变。对欧洲战场的预期降低了日本的趋势焦虑。而在美日之间，随着英美的金融制裁与禁运压力，日本的趋势焦虑与日俱增。
第二，苏联在日苏主导权竞争中，通过积极扶持中国的方式构造对日制衡的“第三极”，从而降低了日本“北进战略”的欲望。苏联是1937~1941年间对中国抗日战争援助最大的国家，从中国的“七七事变”到苏联的“卫国战争”爆发的四年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总额2.5亿美元的信用贷款（中国实际动用了其中的1.73亿美元）。截至1939年年初，苏联向中国派遣的军事专家达3 665人，派遣直接作战的飞行员700人（其中200多人在中国战场牺牲）。同时，抗日战争初期，在英美缺位的情势下，苏联还为中国国民党军队训练培养了大量空军飞行员：1938年， 为200人，1939年达1 045人。由于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持续而大量的援助，使中国战场成为对日牵制与消耗的巨大泥潭。当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大本营再度审视几年前构思的两线夹击苏联的“北进”战略可能性时，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表示，由于中国战场牵制了大量兵力，北进已经办不到了。
第三，苏联在“实力较强，但趋势占劣”的情况下主动与日本达成了降低威胁的《苏日中立条约》，给予日本安全、希望、选择和出路。而美国则在“实力较弱，但趋势占优”的情势下，于1941年7月即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一个月，苏联退出远东的主导权竞争，积极对日本实行金融与资产冻结、废钢与油品禁运。美苏对日战略威胁的一上一下是造成后者基于趋势焦虑而选择“南进战略”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讲，一方面，日本对华战争的费用每天高达500万美元，其巨额军费远超财政能力；另一方面，英美的石油禁运无异于对一个失血过多的病人卡住了输血管。即便日本发行天量国债与执行强制配给制，依然无法扭转外汇与原油储量急剧萎缩的不利趋势。更令日本焦虑的是，随着美国重整军备，靠勒紧裤腰带发展海军的日本将很快失去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优势。“日本海军力量在1941年尚为美国的70%，1942年则将降至65%，1943年将降至50%，1944年将降至毫无还手之力的30%”。英美荷的制裁与趋势焦虑令日本处于要么主动放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和大国地位，要么在对美尚存一线优势的情势下发动防御性进攻。这本质上等于没有给日本留下任何体面的退却余地。
从结果上看，日本在实力测试后——尤其是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主动放弃了在三极格局下对苏发动北进战略，这成功地避免了其在亚欧大陆上过早地遭遇失败。在这一层面上，日本放弃北进战略是一种在三极格局下的理性选择。与之相对，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它坚持在三极格局下仍然对美国发动防御性进攻。在这一层面上，虽然“趋势占优方”美国对日本的紧逼加剧了其趋势焦虑并发动防御性进攻，但美国积极扶持中国拖住日本的“第三极战略”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能力。
证伪案例3：为什么在纳粹德国兴起初期，英法作为“实力较强，但趋势焦虑方”却没有选择防御性进攻主义战略呢？答案是英法之所以放弃防御性进攻主义，源于20世纪30年代欧洲存在着社会主义苏联的第三极。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并立的三极结构——共产主义认为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类，资本主义认为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一类——抑制了英法单独对法西斯国家发动防御性进攻主义的意愿。之所以说二战前英法对德战略彻底失败，正是因为它在实力占优时放弃了对纳粹德国发动防御性进攻。
纳粹德国的崛起既证实了“实力较强，但趋势焦虑”的英法放弃发动防御性进攻可能在未来面临更艰难的窘境，也证实了“实力较弱，但趋势占优方”可以通过渲染第三极威胁、“群体性崛起意象”与虚假的和平信号骗取实力占优方绥靖的可能，还证实了当“趋势占优方”成为实力较强者后，可以通过与“第三极”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形式将竞争结构拉回到两极，并在“实力较强，且趋势占优”的局势下赢得区域安全复合体内的主导权战争。
单就“实力较强，但趋势焦虑”的法国来讲，它自始至终地对德国崛起抱有防御性进攻意愿。不论是1923年联合比利时入侵德国并造成“鲁尔危机”，还是1935年与苏联签署针对德国的《法苏互助条约》，趋势焦虑的法国都试图在优势尚未发生逆转前终结德国再度成为大国的可能性。但由于德国——尤其是希特勒政府——成功地将共产主义苏联塑造成对资本主义世界更具颠覆性的力量，而将自己塑造成中欧地区反共产主义扩张的屏障国家，因此，它不仅在“三极结构”下获得了英法的大力绥靖，也导致英法愈发不敢独自发动一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防御性进攻。加之希特勒长期在英法面前单调地吟咏着和平的意愿并表现出慷慨的裁军热情——1936年3月7日，就在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之前的两个小时，希特勒刚向欧洲各国提出签订一份为期25年的和平协定——这种伪装的战略一致性不仅给英法两国所有愿意上当的人吃了一颗定心丸，也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极大地遏制了法国人后期发动防御性进攻的意愿。
至1939年，德国有新式战机1 450架，轰炸机800架；英法有新式战机950架，轰炸机1 300架。德国有坦克3 500辆，英法为3 850辆。德国虽然实现了军力的整体追平，但随着英法与苏联均开始重整军备，仍然执行和平主义福利经济政策的德国愈发成为“实力较强，但趋势焦虑方”。此时德国有着发动防御性进攻的充分意愿，而当时欧洲地区的三极权力结构迫使德国不敢贸然发动大战。只有将三极权力结构降为两强竞争，才更有利于德国利用优势消除趋势焦虑。1939年8月23日，德国通过外交方式与苏联达成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个星期后便迫不及待地对英法同盟国波兰发动了战争。
当纳粹德国在欧陆战胜英法同盟后，它在欧陆仅存的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强中明显处于“实力较强，且趋势占优方”。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导致苏联失去了大批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以至于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军指挥官中75%任职期限不足一年，军级指挥员平均年龄比德国师级指挥官小12岁。此时德国最好的战略是整合与消化刚刚兼并的西欧势力范围，并耐心地等待趋势朝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急于解决苏联。理论上讲，德国反倒是防范苏联作为“趋势焦虑方”可能产生的防御性进攻冲动。
1941年，希特勒对苏联的态度与其说是中等国家对洲级大国的地位焦虑，不如说是在苏德两个洲级大国之间的过度自信。而此时的苏联虽然不断地通过外交和行动向德国表明除合作自保外，没有争夺欧洲主导权的任何意图。但对于德国来讲，苏联庞大的国土资源、独特的意识形态、巨量的人口基数与军事工业潜力构成了其难以脱身的“怀璧其罪”。希特勒以“在击败英国之前，休想指望苏联不动手”的牵强理由向东发动了一场谈不上任何防御的防御性进攻。但这一次他失败的原因和上一次他成功的原因一样，即区域三极权力结构的影响。希特勒上一次通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将不利的三极结构转化为有利的两极结构，所以他获得英法战争的成功。而这一次，他却在英法没有投降的情势下，向苏联发动了进攻。这迫使三极格局中两个对手联合起来反对他，并最终导致了纳粹德国的失败。希特勒的失败不是防御性进攻主义的失败——他此时发动的对苏战争就不是防御性进攻——而是三极结构下坚持发动战争的战略冒进。
04 文章结论与假设推广
防御性进攻主义理论假定，体系主导权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支配地位竞争的零和性与利益分配的赢者通吃原则。因此，在区域安全复合体的主导权竞争中，当两个高速崛起的区域大国间形成势均力敌且均有机会赢得支配性权力时，“趋势焦虑方”可能更倾向于发动防御性进攻。优势转移与地位焦虑共同塑造了趋势焦虑方发动防御性进攻的意愿。在双方互主性建构的敌意螺旋中，趋势焦虑方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要么主动放弃对区域主导及其附带利益的追求，而甘愿沦为任由对手支配的小国中的较大国家；要么在与对手权力位差进一步拉大前，越早地促成战争，越可能避免在日后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防御性进攻主义与前景理论的共性在于，战略竞争双方更关注彼此相对实力的发展预期；它们之间的差异则在于，防御性进攻主义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趋势占劣方发动战争并不意味着非理性或注定失败。在严格控制权力两强竞争结构并赢得霸权国支持的前提下，趋势占劣方发动防御性进攻有着可观的获胜几率。
当某一地区的权力格局基本呈现出“两极”竞争主导权态势的时候，还可能出现“双重焦虑”这种防御性进攻主义理论模型的特殊形态。其中，不论是守成国，还是崛起国，都有可能得出自身属于“趋势占劣方”的主观判断。一方面，如果崛起国持续保持高速增长，随着双方权力位差的逐年收窄，守成国会得出自身属于“趋势占劣方”的结论；另一方面，如果守成国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领域加紧对崛起国的全面遏制，那么后者可能将被迫面临“降维”的痛苦和崛起遇阻的困境。最终导致双方都倾向于认为自身面临“趋势占劣”的“双重焦虑”。这种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双重焦虑在无政府状态消极效应的影响下可能进一步被放大双方的冲突意愿。限于篇幅有限，对于防御性进攻主义的这种特殊情况本文将在未来的研究中做进一步讨论。
防御性进攻主义理论认为，如果霸权国成功地对崛起国实现遏阻并得以继续充当区域安全复合体中的“实力较强，且趋势占优方”，那么崛起国则会因短期内权力升势出现暂时（或永久）中断而沦为“实力较弱，且趋势占劣方”。从霸权国“趋势焦虑与冲突意愿”角度讲，一旦崛起国从“趋势占优”转为“趋势占劣”，霸权国的遏制意愿也将随之降低。这可能是崛起国发展放缓带来的一项安全收益。同时我们还注意到，霸权国积极扶持地区大国并在区域层次构筑“多极”格局态势，对崛起遇阻大国的“趋势焦虑与冲突意愿”会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在冷战期间，美国积极促成西欧国家扮演美苏之外的“第三极”对抑制苏联的战略冒曾进起到过重要作用。
大国崛起进程并非是一条简单的单调递增函数。当崛起国因战略围堵而出现“趋势占劣”的困境时，能否有效地规避因“趋势焦虑”所引发的“冲突意愿”是决定大国崛起成败的重要因素。在战略忍耐期内，积极促成“多极”格局的出现将有利于为崛起国重拾升势寻找到新的担责对象。在战略低潮期，坚持以“战略保底”的心态积微速成，通过收缩的方式降低对外不必要的战略消耗并耐心等待重大国际局势的转机，将成为崛起国避免无可挽回的战略透支的根本方法。只要崛起国能够避免因“趋势焦虑”而过早地选择防御性进攻，那么就仍有机会在重大事态发生后重拾和平崛起的势头。诚然，上述观点不能确保成功，但可以提高大国在区域安全复合体主导权竞争中的成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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