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得其位，必然会自招祸患；物不得其位，必将会遭致铲除。
《中庸》有一句话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人与自然的关系、物与事的关系，都不是绝对对立存在的事物，而是和谐共存，相互辅佐的状态，就好像事物存在的矛盾状态一样，有的矛盾看似是对立，实则是相辅相成。
人也是如此，人活在自然之中，便是这自然之中的其中一个物种，而不是这万物的主宰，既然身处于其中，就要顺应规则而存在，才能与自然和谐共存，以保持自然的平衡，得到和谐的发展。
所以只有当人类遵从自然规律的时候，才能和万物和谐共存，如果总是企图凌驾于万物之上，必然会多增加许多祸患和问题，就像最近很多年，因为过度采伐和捕猎造成的生态问题，就是因为违背了自然规律的发展而导致的结果。
这个道理存在于自然状态之中，更存在于人生之内，包括生活中的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都需要顺应这个规律而存在。
世间的一切道理都有其本性存在，一个人的智慧就是能够理解这些本来状态的力量，并顺其发展，而不是企图对抗自然规则，以显露自身的才能。
两种不同的状态，带来的是不同的人生，而所谓“中和”，也是从内在修养衍生出来的重要品德，修养自己心性，使其达到敦厚和顺之后，处事守道中正，从而达到中正和谐。
鹖冠子说过一句话：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物之然，而究达存焉。
意思就是说：天不能驱使人，人也不能驱使天，处理问题都必须要依照事物的本性，所以世上才有困厄和显达。
事物都有其本性，处理问题也要依照这一个本性进行，但是这世间却有人穷困，有人显达，就是因为有的人能以自己的智慧认知规律并顺其规律而生，而有的人只是在自己主观意识的驱使下，走在一个自以为是的路上。
有一天，庞子问鹖冠子：“用兵的方法是天时、地利、人和、奖赏、惩罚，如果这五法都做到了，但是对付九夷却没有获胜，是什么原因呢？”
鹖冠子就说：“万物有生成和变化，所以金木水火土虽不相用，却能相互制约。重锁锁住的大门，大力士也不能打开，但是如果有了钥匙，富人就能开启，不能取胜的原因，是由于没有抓住五法的关键，如果抓住了关键，五法则一以贯通。”
庞子又问：“那五法如何贯通为一呢？”
他便说：“天不能把早当晚，地不能把高当低，奖赏不能鼓励无法胜任的人，惩罚也不能让无能者变有能。”
一个人的智慧，就在于能够认识和理解这些本来存在的自然力量，而一个好的人生状态，自然也是在顺应事物规律的基础上所建立的成就。
没有人能在违背自然规则的同时，依然塑造出好的结果。
就像一个人在谋划事业之时，首先就要具有谋划事业的条件，才能有获取事业成功的结果，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是条件塑造结果而形成的。
所以《道德经》之中便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毫末、垒土、足下”，这些就是不断奠定条件的过程，把条件积累了，结果自然也就形成了。
再比如说，我们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时，就需要在了解人性的基础上，才能把一个事情处理得相对妥善。
在汉景帝时期，吴、楚等国谋反，太尉周亚夫在荥阳结合了各路军队，坚守壁垒并不出兵。
当时吴国正在紧急攻打梁国，情况十分危急，梁国这个时候就向周亚夫求救，而周亚夫此时心里面有其他想法，想把梁国给吴国，就不肯去救梁王。
接着，梁王又直接向汉景帝上书求救，希望给予军事上的援助，汉景帝就派使者向周亚夫传达救梁的旨意。
周亚夫接到汉景帝的圣旨之后，并没有急着奉命前去，而是派了轻骑兵，断了吴、楚军队的粮草。
不久之后，吴国求战不成，粮食又运不到，于是很多士兵因为饥饿都逃跑了，周亚夫这才出精兵，打败了吴国和楚国。
人性是规律，条件是基础，依照人性与条件的变动来处理问题，便是智慧，也是顺应规律而发展的道理。
这皆是通达人生的大智慧，而非小人推崇的狡诈手段。
《中庸》之中有一句话：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意思就是说：君子的言行都符合中庸的准则，而小人的言行却违背中庸而行。君子的言行之所以符合中庸之道，是因为君子能随时按照所处的环境做到合理适中，小人的言行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小人无所顾忌而肆意妄为。
这句话中所说的“小人”，不单是指世俗意义所说品行不佳的人，也包括没有通达事物规则的众生，他们对于时间规则无所顾忌，虽然有了一份洒脱畅快，但是最终也需要为自己的肆意妄为而付出代价。
而通达智慧的人则能按照所处的环境做到合理适度，依照规则而行，这不是消极被动，反而是一种有智慧的积极。
作者|国学书舍
品读国学智慧，感受古人文化，体悟不一样的世界，看见不一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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