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种茶图 刘旦宅/绘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作家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被研究的多,被附会的也多作为北宋文坛巨擘,苏轼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和个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几乎都被梳耙尽了,甚至连他从哪里来、向何处去之类的前身后身问题,都未能逃脱人们的附会,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苏轼名字的故事的由来?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苏轼名字的故事的由来(苏轼的前身与后身)

苏轼名字的故事的由来

东坡种茶图 刘旦宅/绘

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作家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被研究的多,被附会的也多。作为北宋文坛巨擘,苏轼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和个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几乎都被梳耙尽了,甚至连他从哪里来、向何处去之类的前身后身问题,都未能逃脱人们的附会。

关于苏轼从哪里来,据北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七“梦迎五祖戒禅师”条记载,苏辙(字子由)被贬为高安盐酒税,有云庵和尚居洞山,聪禅师居寿圣寺,一夕竟三人同梦迎五祖戒和尚。“良久,东坡书至,曰:‘已次奉新,旦夕可相见。’”当时苏轼由黄州改调汝州团练副使,正不顾路途遥远,转道高安来看望弟弟苏辙。在城外二十里的建山寺接到苏轼后,“则各追绎向所梦以语坡。坡曰:‘轼年八九岁时,尝梦其身是僧,往来陕右。又,先妣方孕时,梦一僧来托宿,记其颀然而眇一目。’云庵惊曰:‘戒,陕右人,而失一目。暮年弃五祖来游高安,终于大愚。’逆数盖五十年,而东坡时年四十九矣。”这则记载,从多个方面着眼,坐实苏轼前身乃五祖戒禅师。

所谓五祖戒禅师,本名师戒禅师,因长期居住在蕲州黄梅五祖寺而得名,有时又被简称戒禅师或者戒和尚,是北宋云门宗高僧。释惠洪对他乃苏轼前身的认定,后来成了一个母题,被丛林语录、文人笔记和诗话词话辗转抄载。特别是明代冯梦龙在《喻世明言·明悟禅师赶五戒》这篇小说中,记述了五祖戒禅师因破色戒圆寂后转世为苏轼的故事,受众广泛,家喻户晓,进一步扩大了苏轼前身为僧观念的传播。

苏轼的文学天才,也被归功于他前身为僧的缘故。释惠洪在《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七中说:“东坡盖五祖戒禅师之后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而成文。盖非语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从般若中来,其何以臻此。其文自孟轲、左丘明、太史公而来,一人而已。”在释惠洪看来,苏轼的文章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前身为高僧,深谙禅理、具有慧根的缘故。

苏轼对自己前身为五祖戒和尚之说也乐于接受。他在给云庵和尚的信中说:“戒和尚不识人嫌,强颜复出,真可笑矣。既法契,可痛加磨砺使还旧规,不胜幸甚。”并且连朝服里面穿的都是道服,《冷斋夜话》卷七中有“苏轼衬朝道衣”条的记载:“哲宗问右珰陈衍:‘苏轼衬朝章者,何衣?’衍对曰:‘是道衣。’”还曾作偈语道:“却着纳衣归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另外,苏轼在诗文中一再提及自己前身为僧之事。在《南华寺》一诗中说:“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这既是对自己前身为僧说的认可,也像是冯梦龙《明悟禅师赶五戒》小说的引子。在《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过旧游》一诗中说:“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而《答陈师仲主簿书》一文则如同对此诗作出的详细说明:“轼亦一岁率常四五梦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谓前缘者。在杭州尝游寿星院,入门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后堂殿山石处,故诗中尝有‘前生已到’之语。”苏轼前身既被他人认定为五祖戒禅师,又被自己认定为杭州寿星院高僧,那么两者该怎样统一起来呢?很简单,将五祖戒禅师与杭州寿星院这两个独立的因素合并,戒禅师在人们的观念中就成了杭州高僧。

除了前身为僧说之外,苏轼还认为自己前身是陶渊明。在《江城子》一词中,苏轼说:“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谪黄州,“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这种人生经历,与躬耕陇亩的陶渊明极其相似。据不完全统计,苏轼平生写了124首和陶诗,在《和陶归去来兮辞》中说:“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诗。赋归来之清引,我其后身盖无疑。”在“归去来”这个价值维度上,苏轼和陶渊明高度一致,所以他声称自己乃是陶渊明的后身。苏轼曾夫子自道:“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其中一个“感”字,折射出苏轼与陶渊明产生了共情,表明了他与陶渊明精神相通,也意味着他对陶渊明有发自内心的敬仰。

弄清了苏轼从哪里来,那么他又往哪里去呢?关于苏轼的后身问题,也有不同的说法。一种可以称之为佛教的解释,一种是诗文的解释。

按照佛教的解释,苏轼的后身乃是明代袁宏道。明代后期公安“三袁”:袁宗道(字伯修)、袁宏道(字中郎)以及袁中道(字小修)三兄弟皆有文名,而袁宏道文名尤著,被推为公安派领袖。他在《识雪照澄卷末》题注中说:“小修有梦中遇老僧,谓余为坡公后身。”考之袁中道《书雪照册》中的记载:“甲辰秋初,予避暑荷叶山房,未几,中郎偕雪照、冷云二禅师及云心居士至。已而寒灰老禅亦至。”“是夜,月明如画,诸公谭锋正发。予因假寐,俄至一处,见一庞眉老僧,语予曰:‘公等欲知宿世之事乎?中郎前身是苏公子瞻,公即子由也。’”可见对苏轼后身为袁宏道的认定,正像对他前身为五祖戒和尚的认定一样,都来自梦境。那么袁宏道对于弟弟的这种认定持何种态度呢?他在《识雪照澄卷末》文中说:“明教曰:‘然则老僧谓公为坡后身,云何?’余曰:‘有之。尝闻教典云前因富奢极者,今生得贫困。身坡公奢于慧极矣,今来报得鲁钝憨滞,固其宜也。’”文中虽有自谦的姿态,但袁宏道明显是乐于接受东坡后身这一说法的。

袁宏道乃东坡后身之说,也见于其他文人的记载。袁宏道曾编著《公安志》,雷思霈在《公安县志序》中说:“传闻中郎为子瞻后身,嗟呼!子瞻不敢作三国史,而中郎能为一国志,岂隔世精灵乃更增益耶?”“传闻”一词,既表明袁宏道为苏轼后身之说无法证实,但也暗示了这一说法在当时已经广为流传。也许历史真是层累地造成,传说积淀愈久人们愈加信服,清康熙时孙锡蕃在《公安县志·袁宏道传》中说:“中郎之为子瞻无疑矣”,则语气肯定,没有丝毫的犹疑。

苏轼作为大文士,能把前身附会到他身上,无疑是很荣耀的事。当今学者龚鹏程在《春游西湖》七首其一中说:“山晴水骨碧嶙峋,柳岸桃花簇屐裙。我是前身苏学士,于今来对满湖云。”在龚鹏程眼中,自己就是苏轼的后身。南宋赵与时在《退宾录》卷四中说:“开禧丙寅,眉州重修图经,号《江乡志》,末卷《杂记门》云:佛日大师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苏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荐。尝谓张子韶侍郎曰:‘老僧东坡后身。’张曰:‘师笔端有大辨才,非老先生而何?’”赵与时考证宗杲大师年谱,指出东坡殁时宗杲大师已经十三岁了,这种记载明显不真实,但足以表明他对苏轼的极度推崇。

苏轼乃大文豪,假如声称他人前身是苏轼,无疑就成了对他人的一种恭维。南宋卢祖皋在《渔家傲·寿白石》词中说“人说前身坡老是。文章气节浑相似”。据考证,卢祖皋所祝贺的寿星是钱文子。明末清初彭孙贻在《和子服自云栖归游虎跑泉用东坡壁间韵》其一中说:“前身应是东坡老,槐火寒泉试更尝。”被恭维为苏轼后身,文士对此是否受用我们无从知晓,但无疑能换来对方的好感。除了交际应酬外,假如在文学创作上被认定为苏轼后身,则是一种极高的评价。近代学者吴梅在《词学通论》中说:“余谓遗山竟是东坡后身,其高处酷似之。”吴梅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对元好问表达了无上尊崇。

苏轼拥有众多“粉丝”。诸般说法猬集于苏轼一身,既表明了人们对苏轼的敬仰,又意味着苏轼这一文化符号具有极大的消费价值。

(作者:朱美禄,系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