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寫卷中保存有大量的包首，在這些包首上多題有包含書名與卷數資訊的標題，標題首字的上方則往往題有一獨特的標識符號。雖然此符號為敦煌學研究者所熟知，但其起源、演變與功用等問題，卻是長期以來困擾中外學界的難題。通過對簡冊、卷軸、冊頁古書標題形制的考察可知，這一符號源於對簡冊契口的摹仿；卷軸時期，書籍題簽中多有此符號，其樣式有「雙勾」式、「八」字式、「以」字式、「一」字式四種；在其後的發展過程中，「八」字式符號在冊頁時期演變為魚尾符，成為書籍版心的重要組成部分，被用於凸顯書籍作者、篇名及內文的標識。對此符號在不同時期演變軌跡的考察，對中國古書物質性研究有方法論上的借鑒價值。
一、引言
20世紀初，在中國甘肅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了一大批製作於西元4-10世紀的文獻，為我們考察中古時期的寫卷制度提供了豐富的實物材料。這批文獻中保存有相當數量的書籍包首，所謂包首，是指接續在卷軸裝書籍卷端的一段起保護內文作用的紙張或絲綢，在不同歷史時期，又有褾、玉池、引首等異稱①。包首制度源於簡帛時期，並隨著紙質書籍的推廣而流行起來②。出於方便典藏與檢索的需要，卷軸古書的包首上一般題有包含書名資訊的標題，學界稱之為「包首題」。在敦煌寫卷中，包首題首字上方往往有一個明顯的標誌，如
圖一
圖二
二、包首題符號的物質性描述
（一）存在範圍
從敦煌寫卷所存包首來看，並非所有的包首都寫有包首題，也不是所有的包首題均題有此符號。筆者利用IDP網站檢視法藏敦煌寫卷，得包首材料101例，其中無標題空白包首20例；去除由於殘缺等原因無法確定是否有包首題者，共得包首題68例；68例中再去除無該符號以及由於殘缺、漫漶等原因難辨有無者，得包首題符號34例⑥。從這一統計中不難看出，雖然該符號並非包首題的必要組成部分，但其存在具有普遍性；再考慮到敦煌寫卷多卷端殘缺的保存現狀，我們有理由認為，這一符號為敦煌寫卷包首題的顯著標誌與重要特徵。
在敦煌寫卷中，此符號多見於佛經包首題中，因此有學者認為其「專用於佛經題名」⑦，這其實是一種誤解。實際上，這一符號在敦煌寫卷中不僅被應用於佛經中，也存在於其他類型的典籍中。例如，道教類文獻法藏P.2508A包首題「南華真經卷第十五」、P.4730包首題「太上洞玄靈寶淨土生神經一卷」、國圖BD12612包首題「三洞道科誡」上方均有此符號；另外，此符號也被用於文書類典籍的標題，如英藏S.10975（標題為「合班籍」）、俄藏Дх01382（標題作「應管壹拾陸寺僧尼籍」）為兩片書籍包首，「合」、「應」上方均有這一符號，從兩個標題可以看出，這兩片包首所屬原書當為人口名冊而非佛經。至於造成誤會的原因，當為敦煌寫卷中佛經所占比重極大，保存的佛經包首絕對數量大，致使我們能見到的符號絕大多數出於佛經，從而導致這一錯覺。
（二）位置形式
此符號位於包首題首字上方，作為包首題的一部分，其位置形式與包首題所處位置與存在形式直接相關。從實物上看，敦煌寫卷包首題多位於包首背面左上角，左側邊緣緊貼天杆處⑧，具體則以三種形式存在：
其一，隨題簽貼於包首背。題簽兼具檢索與裝飾功能，是卷軸古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四「唐張懷瓘〈二王等書錄〉」條云：
梁武帝尤好圖書，搜訪天下，大有所獲。以舊裝堅強，字有損壞，天監中，敕朱異、徐僧權、唐懷允、姚懷珍、沈熾文析而裝之，更加題檢，二王書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並珊瑚軸織成帶，金題玉躞。⑨
引文中的「題檢」即指書籍題簽⑩。「金題」本指題簽上用泥金題寫的標題，其後也用於指代題簽。明方以智《通雅．器用》云：「金題，書簽也，海嶽《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躞。』智按，梁虞和〈論書表〉有『金題玉躞織成帶』，注：金題，押頭也，猶今書面簽題也。」⑪可見將書名用泥金寫為「金題」並製成題簽貼於包首，是卷軸古書裝幀考究的體現。
敦煌寫卷中即保存有此類包首題簽，如S.11005（圖一），該題簽用瓷青紙做底，以泥金抄寫書名及包首題符號，字跡規範；S.11077、S.11227兩個包首題簽情況與之類似。其他如S.10977、S.10979、P.5027（1）、P.5027（2）等題簽上的標題及符號雖然不以泥金書寫，但用紙考究，字跡工整，其裝飾目的也很明顯。
其二，直接題寫於包首背。此類包首題在敦煌寫卷中最為常見。如P.2337包首題「三洞奉道科誡儀範卷第五」及包首符號直接題于包首背面左上方、天杆右側位置處（圖二）。由於敦煌寫卷中的典籍原多為敦煌附近寺廟的普通藏書，裝幀一般沒有那麼考究，其包首題多直接書於包首背，以題簽形式出現的情況比較少見⑫。然而，無論從形制還是功用上看，其實質仍屬於題簽，實際為上一種形式的簡化。
其三，題寫於修補包首的新紙上。由於包首在收卷後處於整個卷軸的最外部，而包首題則位於包首邊緣，在使用過程中，包首題位置很容易因摩擦而破損，這時修補者會用紙片修補該處並補寫包首題，如S.11182（圖三）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百三十」的包首，由於該包首上端破裂，用紙張修補後，標題的前部分被覆蓋，於是修補者重新補寫了包首題符號及「大般若波羅」幾字。類似的情況又見於S.11053、S.11096、S.11102、S.11153、S.11174、S.11180、S.11275等包首，其中S.11102在修補紙的邊緣處甚至還能看到被覆蓋的原題殘字。這種形式的包首題雖然呈現形式與第二種方式不同，但本質上並無差別。
圖三
綜上可知，包首題以題於題簽、直接題於包首背、題於包首修補紙三種形式存在，無論是哪種形式，其實質都屬於包首題簽。
（三）具體樣式
敦煌寫卷包首題符號樣式極為多元化，但並非無規律可循，通過對英、法所藏敦煌寫卷包首題符號的觀察，筆者按符號的形態，將其歸納為四種基本樣式：「雙勾」式、「八」字式、「以」字式、「一」字式。「雙勾」式，顧名思義就是這一符號由兩個對勾形符號組成，對勾的開口方向一般朝上；「八」字式、「以」字式、「一」字式符號的命名，則是因為這三類符號形態上分別與漢字「八」、「以」、「一」的形狀近似。茲以表格形式臚列於下：
「表一」中的符號樣式是按數量的多少依次排列的，這一統計雖僅以英、法藏敦煌寫卷為對象，但大體可以反映現存敦煌寫卷中此符號的總體情況。從表格中可見，包首題符號形態較為多樣，即便屬於同一樣式，具體形狀也千差萬別。雖然如此，四者之間的關係還是比較明朗的，即「雙勾」式為此符號的典型樣式，其他三種為其變體。理由如下：
首先，「雙勾」式中的勾狀符號與其起源時期的原始形狀最為接近。筆者認為，這一符號起源於簡冊契口，而三角形契口的兩邊恰好形成一個「√」。這一點我們將在下文詳細討論，茲不贅述。
其次，也是更為關鍵的證據，來自於這些符號本身，筆者在「表一」的統計過程中，發現某些符號兼具兩種（或以上）的樣式特點，頗難歸類。然而，這類包首題符號卻為我們提供了釐清四種樣式關係的線索：
其一，「雙勾」式經簡省左側勾的起筆處，同時簡化右側勾的收筆處或改變右勾開口方向，演化為「八」字式。如S.490號寫卷的包首題符號在外觀上看很像漢字「八」，但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八」的撇筆實際保留了勾的形狀，只是起筆處被簡化，「八」的捺筆則仍為勾形，只是開口方向向左而不是朝上。S.10889、S.10893、S.10916、S.11126、P.2239等都屬於這種情況。其他例子如S.1579、S.11255、P.2194，左側筆畫尚為勾狀，右側則完全演化為「八」的捺筆；而S.11182、S.11248、P.2180則左右兩筆均沒有了勾的痕跡，完全演化為「八」。
其二，「雙勾」式右勾末筆衍出一個向下的波折，從而形成「以」字式符號。比較典型的例子如S.1371，此寫卷包首題符號左側仍為勾狀，右側的勾則衍出向下的一個折筆，使整個符號看起來與行書的「
其三，「雙勾」式左勾收筆處與右勾起筆連寫省合，從而形成「一」字式。如S.425、S.11008均可視為雙勾式的左勾收筆與右勾起筆省合而形成；S.11065類似「一」的筆畫中間有所間斷，「雙勾」的痕跡尤為明顯。
（四）時代屬性
可見，在敦煌寫卷包首題符號的四種基本樣式中，「雙勾」式為基本樣式，其他三種為其變體。那麼，這四種樣式符號的形成與使用有無時代屬性呢？
通過對「表一」所錄寫卷的核查，筆者發現其中只有兩部寫卷有明確的紀年題記：一為P.2094《持誦金剛靈驗功德記及開元皇帝贊金剛經功德一卷》，該卷卷末題記云：
于唐天復八載（908），歲在戊辰四月九日，布衣翟奉達寫此經贊驗功德記，添之流布，後為信士兼往亡靈及見在父母合邑等，福同春草，罪若秋苗，必定當來俱發佛會。
這段題記的字跡與正文、包首題字跡一致，均為「翟奉達」抄寫，因此題記中的「唐天復八載（908）」即為該寫卷包首題符號的題寫時間。二為P.2323《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該卷卷末題記云：
貞觀廿二年（648）十月一日，於雍州宜君縣玉華宮弘法臺三藏法師玄奘（下殘），直中書長安杜行顗筆受，弘福寺沙門玄謨證梵語，大總持寺沙門辯機證文。
該題記所記為譯書時間而非抄寫時間，且題記字跡與包首題不一致，當非一時抄寫，題記所涉時間當非包首題符號的題寫時間。因此，「表一」中只有P.2094的包首題符號可以明確抄寫時間，無法據之探討四種符號是否存在時代特徵的問題。
基於上述原因，筆者又以《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146冊所錄寫卷為材料來源，對其中的包首題符號進行了整理與統計⑱，製為表格以揭示包首題符號時代與樣式之關係於下：
為了更直觀呈現上表中包首題符號在各時代的使用情況，茲又據「表二」統計四種樣式的符號在各時代的使用比例，並以表格形式呈現於下：
通過「表二」、「表三」所揭示的資訊，我們可以發現：
其一，四種樣式的包首題符號，在使用時間上並沒有明顯的時代先後順序，即雖然「雙勾」式為其典型樣式，但其他三種樣式的符號是伴隨其出現的，並未經過較長時間的演變過程。據「表二」所錄，西元5～6世紀的3例寫經實例分別為3種不同形態，表明該符號樣式此時已呈現多樣化趨勢；在其後的時代中，這種多樣性一直被承襲下來。這方面具體的證據如：國圖BD09446（圖四）為《大般若經》標題習字雜寫，其中寫有11組包首題符號，這些符號形態多樣，有「雙勾」式、「八」字式、「以」字式三種樣式；國圖BD13176號寫卷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包首（圖五），該寫卷中的3組包首題符號分別為「一」字式、「八」字式與「以」字式；類似的例子又見於俄藏Φ025號寫卷，其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卌二》包首，其中兩組包首題符號分別為「雙勾」式、「八」字式。以上三個寫卷，每卷中均只有一種字跡，明顯是由一人一次書寫完成。這種情況表明，在書手的觀念中，各式包首題符號為共存關係，而非按時間先後依次出現，四種樣式的符號有似於同一漢字的不同書寫方式。
圖四
圖五
其二，從四種樣式的包首題符號在各時期的使用頻率看，其在不同時代具有一致性，即使用頻率從高到低均為「雙勾」式、「八」字式、「以」字式、「一」字式，這也與「表一」所呈現的趨勢保持一致。可以說，「雙勾」式與「八」字式是各時代使用頻率最高的兩種樣式；而「以」字式與「一」字式在各時期均較少使用。不但如此，從「表三」的統計中我們能夠更進一步觀察到，「八」字式在發展過程中有逐漸發展壯大的趨勢。在「表二」所錄包首題符號中，「八」字式在7～8世紀使用比例為22%、8～9世紀為24%，到了9～10世紀，這一數字大幅增加到34%。這一變化表明，雖「雙勾」式在各時代仍為使用頻率最高的典型樣式，但「八」字式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影響力在不斷擴大。實際上，包首題符號在冊頁時期的形態——魚尾，正是在「八」字式包首題符號的基礎上演變而來，這一點我們將在下節中詳述。
綜上可見，不同樣式的包首題符號在同一時空範圍內是共存的，而非先後出現的沿革關係。筆者認為，與時代因素相比，抄手的個體因素對包首題符號所呈現的多樣性影響更大，即每位書手個體對此符號的認知、書寫習慣、書法基礎、求異心理等，均可能影響到包首題符號的具體形態。
三、包首題符號的起源、演變及功用
（一）溯源
由於現存史料中未見關於包首題符號的記載，相較於其物質屬性，更讓學者感到困惑的是這一符號的起源與功用問題。上文已論，包首題實質上屬於書籍題簽，而題簽是不同時代的古書都具有的物質屬性之一，包首題符號又屬於包首題的一部分，因此，若將此符號置於中國古書書籤發展演變進程中加以考察，或許可以找到答案。
一般認為，中國古籍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簡帛時期、卷軸時期、冊頁時期。由於這是一個無間斷的演進過程，後世書籍中所呈現的某些物質屬性往往可上溯至前代，最顯而易見的例子為，冊頁時期書籍的界欄承襲自卷軸古書的烏絲欄，而烏絲欄又源於對竹木簡的模仿。基於這一思路，筆者認為，敦煌寫卷中的包首題符號，源於對簡冊古書契口的模仿，是簡冊契口在紙卷上的符號化。
所謂「契口」，是指在編連簡冊時為了防止編繩滑脫，而在編綸處刻下的缺口，其形狀多為三角形，還包括圓弧形、方形等形狀，出於美觀的需求，同一枚簡上的契口有時會被刻成對稱的直角三角形。契口在單簡中所處的位置與數量，往往受編繩數量的影響。秦漢時期，常規簡多兩道或三道編繩，兩道編者，上、下契口一般位於簡的上、下三分之一處，將整支簡三等分；三道編者，上、下契口分別位於距簡端與簡尾1釐米處，中間契口則位於整支簡的中點。契口的位置一般位於簡的右側，很少例外㉑。
契口與書籍標題關係緊密。出於檢索方便，簡冊古書的標題往往以編繩為天然參照物，題寫於靠近卷首或卷尾的某支簡上。如睡虎地秦簡《語書》的標題「語書」位於末簡簡背第一道編繩下沿，《效律》的標題「效」位於首簡簡背第一道編繩下沿；張家山漢簡《算數書》的標題「算數書」題於第6簡簡背第一道編繩下沿，《蓋廬》的標題「蓋廬」題於末簡第一道編繩下沿，等等㉒。由於契口是為了防止編繩滑脫而刻，與編繩位置重合，為其所覆蓋，因此，簡冊古書的標題被題於具體哪支簡雖不固定，但卻總是以契口為參照，題於契口之下的。契口與書籍標題的緊密關係在長期的實踐中逐漸固化，使契口在防止編繩滑脫的功用外，又衍生出標題標示物的功能。
在書籍制度進入卷軸時期後，書籍已經擺脫了契口實物，但由於契口與書籍標題間長期而穩固的關係，使後世仍習慣於用筆墨摹畫出契口的形狀用於標識標題。這一點在某些卷軸古書標題題寫中可得到證實。例如，S.116（圖六）尾題「大般涅槃經卷第廿三」首字上方有墨勾，大概就是簡冊契口的遺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S.490（圖七）號寫卷，其特別之處在於，該卷尾題「毗尼心一卷」並沒有頂格題寫，而是上方空出了約六個漢字字元的空間，且首字上有一倒勾形符號；該寫卷尾題上方的空間當是模仿簡冊編繩而留出的位置，而「^」形符號則是對簡冊契口的模仿。
圖六
圖七
上揭兩例敦煌卷子尾題的題寫特徵，表明這種符號為簡冊契口的遺跡。然而，不容否認的是，敦煌寫卷中具有相似特徵的經卷並不常見，就筆者所及，除S.116、S.490外，僅有編號為S.1437、P.2078的寫卷，二者尾題上方也有單勾型符號；此外，編號為S.4010、P.2110的寫卷首題上方有一個頓點形的符號，當為契口形狀的另一種摹寫形式。究其原因，蓋為這種樣式的符號在敦煌寫卷中僅見於6世紀初之前的寫本，也就是所謂的「六朝寫卷」，很少見於隋唐寫本，而六朝寫本在敦煌寫卷中所占的比例較小的緣故。上揭6個寫本中，有明確的證據表明S.116、S.1437、S.4010、P.2078均抄寫於西元500年前，P.2110抄於北魏延昌二年（513）㉓；S.490的抄寫年代雖無法確知，但從字體上看仍屬於六朝書風。與之相對，在敦煌寫卷保存的隋唐寫本中，並沒有發現使用此符號標識書名的例子。基於這一觀察，筆者認為，單勾或頓點式符號曾在六朝前被用於標識書籍的首、尾題，發展到隋唐時期已被逐漸廢棄。
以上觀察所得結論，在日本大谷考察隊所獲的書籍中也可得到證實。在《西域考古圖譜》㉔一書「佛典」類中，收錄了大谷考察隊在庫車、吐峪溝等地發現的古寫本文獻，其中六朝以前的寫本在首題或尾題處多有類似於S.4010標題上的頓點狀符號，如「（5）西涼建初七年寫妙法蓮華經卷一（庫車）」的尾題無書名衹有「第一」兩個字，首字「第」上有此標識符號；「（8）六朝寫妙法蓮華經卷七普賢菩薩勸發品（克孜爾石窟）」首題「妙法蓮花經普賢菩薩勸發品第廿七」首字上方有此標識符號；「（9）六朝寫正法華經卷五（哈拉和卓）」尾題「正法華第五」上方有此標識符號；「（12）六朝寫摩訶般若波羅蜜學品（克孜爾石窟）」首題「摩訶般若波羅蜜學品第廿二」上方有此標識符號；「（16）六朝寫大品般若波羅蜜經卷二十八（庫車）」尾題「大品經卷第廿八」上方有此標識符號；「（18）六朝寫優婆塞戒經卷七（吐峪溝）」尾題「優婆塞戒卷第七」上方有此標識符號；「（20）六朝寫摩訶般若波羅蜜優波提舍中般若波羅密相品第廿八（庫車）」首題「摩訶般若波羅蜜優波提舍中般若波羅蜜相品第廿八」上方有此標識符號；「（21）六朝寫摩訶般若波羅蜜優波提舍中贊般若波羅蜜品第四十一（庫車）」首題「摩訶般若波羅蜜優波提舍中贊般若波羅蜜品第卌一」上方有此標識符號；而在《西域考古圖譜》收錄的隋唐寫本中雖也有存首題或尾題者，但無一例有此符號。以上情況表明，該類符號曾在六朝之前被用於標識書籍標題，隨著書籍制度的進一步發展，至隋唐時期已較少使用㉕。
與單勾型符號相比，簡冊契口存在的另一種形式——題簽契口，則在卷軸時期被符號化後得以發揚光大，成為卷軸古書包首題的顯著標誌。上文已知，敦煌寫卷包首題實為書籍題簽，題簽作為書籍的重要附屬物，在簡帛時期已經存在。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七《甄正論》卷上「簽題」條注云：「長戩云：『小簡也，古者題簡以白事謂之簽。』」㉖這種「小簡」被簡牘研究者稱之為「簽牌」，在大英圖書館所藏斯坦因西域考古發掘品中有大量保存，從中可以清楚地瞭解簡帛時期的題簽形制。從實物上看，這種題簽由竹木製成，長度較標準簡（23釐米左右）短，為了與簽繩相連，有的題簽會在上部中間打孔（後世稱為「鼻」），如大英圖書館藏編號為Or.8211/598（圖八）的斯坦因西域考古發掘品即為這種形製的題簽，該題簽長6.1釐米，寬1.5釐米，上端中部有孔，孔中簽繩尚存。
題簽與簽繩相連的另一種方式為在簽上刻削契口。可能是出於美觀或增強牢固性的需要，題簽的契口一般為雙契口，契口下則題寫標題。如編號為Or.8211/891（圖九）的題簽，該簽長13.8釐米，寬1.4釐米，從這枚題簽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左右兩側各有一個契口，契口下為標題「官駝一頭齒十五」；又如Or.8211/616，該枚題簽長7.1釐米，寬3.2釐米，雙契口處簽繩尚存，契口下方即標題「兵四時薄」（圖一〇），從標題可知此為文書題簽。以上兩個題簽中契口與標題的組合，與敦煌寫卷「『雙勾』式符號 標題」形式的包首題極為相似，清晰地表明包首題符號直接源於對竹木題簽契口的摹仿。
圖八
圖九
圖十
卷軸古書書帙題簽的形制及時人對它的稱謂，可印證以上論斷。據上引《法書要錄》已知，題簽在唐代又被稱作「題檢」。檢，《類篇》云：「《說文》：『書署也。』一曰俗謂燕尾，今世書帙簽。」㉗明方以智則引述此語論證道：「燕尾，帙標也。」㉘《類篇》是一部字書，始修於宋寶元二年（1039），治平四年（1067）修訖，繕寫後由司馬光署名進呈㉙。因此《類篇》中的語料多來自宋前，其中語料將「俗稱燕尾」與「今世書帙簽」對舉，則「燕尾」這一稱謂當來自與「今世」相對的前代，亦即唐五代前人們對書帙簽的稱謂。
敦煌寫卷中恰好保存了一批書帙題簽，它們為紙或絲質，粘貼或縫繫於經帙上，上面多題有標題，其格式一般為「書名 經帙序數」，極易分辨。在這批經帙簽中，有相當數量者標題首字上方也含有與包首題符號相似的標識。例如，Дх274（圖一一）為絲質帙簽，高16釐米，寬2.8釐米，上用黃絲線刺繡標題「大般若經第廿五祑」及「雙勾」式符號㉚；Дх03834也為絲質帙簽，其標題「大般若經第卌六祑」及首字及「雙勾」式符號為用墨書寫。又如，S.11368為紙質帙簽，標題「瑜伽師地論第五秩（筆者按：原字如此）」上方符號作「
圖十一
圖十二
圖十三
（二）演變
契口在卷軸時期發展成為「燕尾」後並沒有停下演變進程，而是在書籍制度發展到冊頁時期後演變為「魚尾」。魚尾是冊頁古書中常見的一種標識符號，基本形狀作「︻」，一般位於書籍的版心位置，其下方往往刻有書名。對於「魚尾」這一名稱的由來及其功用，程千帆指出：「按其形狀叫魚尾。魚尾分叉處，正當版面中心，是折疊書葉的標準點。」㉛至於其起源，何遠景指出魚尾源於簡冊契口㉜，其觀點頗具啟發性，可信從。然而，由於何先生沒有注意到卷軸時期包首題符號這一中間環節，忽略了由契口（簡冊）到「燕尾」（紙卷）、再到「魚尾」（冊頁）的演變進程，其「竹木簡上的這種用以固定編繩的小直角三角形（筆者按：指契口），如果對稱相連，就是一個魚尾」的觀點，值得商榷。
至於可堪懷疑的原因，實際已包含在上文對簡冊契口形製的描述中：一則，從形狀上看，契口不僅有直角三角形，還有其他形狀。二則，退一步講，即便將直角三角形視為典型契口，用兩個契口去合成一個魚尾也頗為困難；因為簡冊契口多刻於簡正面右邊緣處，在同一編簡冊上，契口的開口方向實際是趨於整齊劃一的，即開口向右。那麼，如果要將兩個契口「對稱相連」構成魚尾，就需要將相鄰兩枚簡中的一枚翻轉，再將一反一正的兩枚簡進行合併的複雜操作過程。顯然，這種編聯簡冊的方式會給閱讀帶來不便，目前也沒有發現採用如此方式編聯的簡冊實物。更為關鍵的是，唐五代之後的人們在刊刻書籍時，借鑒早已不在日常生活中出現的簡冊契口，再經過翻轉、合併，最後創造出魚尾並用於刻書活動，這種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然而，如果對敦煌寫卷包首題符號的樣式有全面的瞭解，便可清晰地發現從契口到包首符號再到魚尾的演進關係。如「表一」所示，包首題中存在一種「八」字式符號，特別是其中的S.10800、S.11248、S.11499、P.2180等符號已完全是漢字「八」的模樣。若將這種形態的符號用於題簽製作，簽條邊緣與「八」形符號組合後就會自然形成魚尾的形狀，這一假設在S.10979（圖一二）號寫卷包首題簽中可得到印證。如「圖一二」所示，該題簽中的標題「大乘密嚴經卷中」上方的符號為「雙勾」式，但其左勾起筆處與右勾收筆處均有所簡化，已可以看出漢字「八」的形態，雖然此符號與簽條的左右邊線尚有間隙，但與典型的魚尾「
此符號的演變進程並沒有到卷軸時期而止，與包首題符號有「雙勾」式、「八」字式、「以」字式、「一」字式類似，魚尾在冊頁時期也發展出了多種樣式，包括：黑魚尾
（三）功用
敦煌寫卷包首題符號的功用體現在兩個方面：
1.標識文字
一方面，此符號能起到標識、凸顯書名的作用，這一點顯而易見，不贅述。另一方面，包首題符號也被用於標識書名之外的其他資訊。此功用在敦煌寫卷中雖不常見，但仍有實例可以證明。如國圖BD03275（圖一三）號藏品，其卷首題「金光明最勝王經辯才天女品五餘」下有由左向右書寫的雙行小字，內容為譯經者資訊，作「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在「淨」字上方有「八」字式符號，即為用此符號標識人名之例㉞。從冊頁古書實物看，這一功用在此符號演變為魚尾後得到了增強，尤其是在明清時期，魚尾被廣泛地用於標識書籍插圖、目錄、正文等處的其他資訊。
2.裝飾版面
包首題符號與其「前身後世」一樣，都具有裝飾功用。簡冊契口的裝飾作用上文已揭，個別契口被刻劃成對稱狀就是其裝飾性的體現。從魚尾（尤其是花魚尾）多元化的樣式形態來看，魚尾的裝飾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同樣地，包首題符號的多樣性也表明了其裝飾屬性，具體表現為：
其一，抄手在練習包首題符號的書寫時刻意求異的做法。上引S.11157、S.11292、BD09446、BD13176等包首題習字雜寫中包含有大量包首題符號，從字跡上看，每個寫卷上的符號均為一人書寫，符號形態上的差異實際為書手有意為之。其中以BD09446（圖四）、BD13176（圖五）尤值得注意，這兩個寫卷中都包含專門針對包首題符號的練習，同一書手在題寫多個包首題符號時，在形態與樣式上彼此間卻存在顯著差別，刻意而為的痕跡頗為明顯。這種求異的心理表明，包首題符號的多樣化為時人所認可，而非手寫體客觀上難以避免的細微差異。同時，在書寫中避免重複的做法也符合中國書法的美學追求，印證了包首題符號的裝飾功用。
其二，包首題符號自身所具備的一些形態屬性，也表明了其裝飾性。例如，S.559（A）-（S）為《佛本行經集》各卷包首，包首題筆跡相同，當出於一人之手，其包首題符號為彼此相連的三個對勾，用在首字「佛」的上方頗為美觀，如S.559（Q）首字及符號作「
圖十四
四、包首題符號研究的方法論意義
雖然本文的研究對象較為微觀，但筆者認為，考察這一現象時所涉及到的問題，在中國古書物質性研究領域中頗具典型意義，這裡主要涉及研究視角與研究材料兩方面至關重要的問題。
就研究視角而言，中國古書發展史是一延綿不斷的歷史進程。包首題符號及其前身後世，在書籍發展不同階段分別以不同的面貌加以呈現，經歷了從實物契口到抽象魚尾的演變過程。那麼，難道這一現象屬於孤例？有無類似現象仍有待發現？是否因為我們滿足於孤立地描述研究對象的物質性，拘泥於簡帛、卷軸、冊頁的分期，而不能用歷時的眼光，將研究對象置於整個書籍發展進程中加以考察，嘗試揭示現象之間的因果聯繫；沒有將考察對象置於古書生產、典藏、閱讀、傳播等具體活動中加以觀照，並在必要時突破文化畛域，從跨文化的視角加以對比，以致忽視了對象背後鮮為人知的陌生本質與深刻內涵？
就研究材料而言，筆者認為，古書物質性研究應嚴格遵循典籍實物（圖像）為主，文字史料為輔的研究原則。這是因為，典籍實物是瞭解書籍物質特徵最為可靠而直接的材料，只有通過對實物大量、細緻的觀察，才可能全面瞭解研究對象，從而對其進行細節描述，並以之為基礎進一步考察其本質與內涵。印象式、經驗式的概括已無法適應當前研究向縱深發展的需求；不基於典籍實物的研究有似緣木求魚，很難接近真相；不以實物為基礎的內涵闡釋，更會把研究置於危險之境。以對魚尾的研究為例，有學者僅以功用相似為主要依據，判定魚尾源於古代的魚符是存在問題的㉟；至於從魚尾中推演出其中蘊含「中庸」「天人合一」等思想㊱，則屬無證據憑依的臆測。此類脫離研究對象本身去考察魚尾起源、闡發其影響的做法，均無益於問題的釐清㊲。
不惟如此，文字史料不僅應作為輔助材料，在使用時還應仔細辨析並謹慎使用。法國學者戴仁在考察中國古書裝幀形制時指出：「文字史料絕不會幫助我們澄清從卷子到其他形式書籍的發展過程，因為它們往往都並不以特殊的名稱術語來區別這一切。」㊳文字史料的特殊屬性，使這一論斷不僅適用於對古書裝幀形制的考察，也同樣適用於對書籍其他物質屬性的研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書籍物質層面的問題，在當時往往為「日用而不覺」的常識，一般不作為知識系統地書於竹帛，而只零星見於各類著作中，缺乏嚴肅性與完整性。在這種情況下，後人在追述前代典籍制度時，由於史料匱乏，時代久遠等因素，偏見與臆測在所難免。仍以魚尾為例。關於其起源問題，清趙慎畛在《榆巢雜識》中說：「書中間縫，每畫︻，名魚尾，象形也。始於唐太宗。」㊴此類記述與倉頡造字、蒙恬造筆、伏羲演八卦一樣，無從核實，且將漸進式形成的事物簡單地歸結為一人之創造，恐怕也與真相難符㊵。
可見，書籍史料形成有滯後性與隨意性的特點，這其中自然也包括各朝類書中彙集的書籍史料，如唐徐堅《初學記》、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宋李昉《太平御覽》等類書中的「紙」條目，明方以智《通雅》「器用」條，清陳元龍《格致鏡原》「文具類」等，均含有大量書籍史料，雖然這些資料相對集中，但本質上仍為後人搜集的前代零散史料。基於這一事實，我們很難對其不加辨別地放心使用；不但如此，我們還應該以實物史料為依據，去審視這些資料的真實度，修正其中的偏差與錯誤。
因此，在古書物質性研究中，典籍實物不應僅作為研究對象，還應將其視為發掘比文字史料更可靠證據的源泉。雖然典籍實物從不主動告訴我們答案，但卻一直在呈現事實。我們需要的只是把圖像語言轉換成文本。我們承認，作為史料，典籍實物無法完全摒除生產者個人因素產生的「特例」，但其中更多體現的還是客觀性，是所謂的「時會所趨，久則為律」，甚至是「不知其然而然」。佔有的書籍實物越充分，這種客觀性就會體現得越明顯。近年，海內外古籍數字化成果的陸續公佈，使得從前難得一見的戰國秦漢簡帛、六朝隋唐寫本、宋元明清古籍，任何人都可相對容易地通過網路進行閱讀和使用，其中某些藏品影像清晰、拍攝規範，除無法體驗材料質感外（某些數字化藏品附有詳細的文字說明，這一缺憾也可最大限度地得以彌補），閱讀體驗甚至可能超過使用原件㊶。這些古籍數字化影像仍在持續不斷的被製作、發佈，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利用它們去發現問題、描述現象、揭示本質。
五、結論
綜上所論，本文主要運用書籍實物（圖像）材料，首先對「敦煌寫卷『包首題』符號」這一研究對象的物質屬性進行了描述，在此基礎上，將研究對象置於整個古書發展進程中加以考察，揭示其起源、演變及功用等問題，所得主要結論為：
綜上所論，本文主要運用書籍實物（圖像）材料，首先對「敦煌寫卷『包首題』符號」這一研究對象的物質屬性進行了描述，在此基礎上，將研究對象置於整個古書發展進程中加以考察，揭示其起源、演變及功用等問題，所得主要結論為：
敦煌寫卷「包首題」符號存在「雙勾」式、「八」字式、「以」字式、「一」字式四種基本樣式。其中，「雙勾」式為典型樣式，其他三者為其變體。這一符號起源於簡冊古書之契口，並在卷軸時期符號化。由於書籍規範化的內在需求，題於卷軸古書首、尾題上方的單勾符號在隋唐時期被逐漸廢棄，而由書簽雙契口演變而來的包首題符號，則在卷軸時期發揚光大。雖然這一符號今天以「敦煌寫卷『包首題』符號」的形式呈現，但實際為卷軸古書包首題的共性特徵，有標識書名、修飾版面的功用。書籍進入冊頁時期後，此符號發展成為魚尾，主要被刻於冊頁古書的版心位置，仍用於標識書名，修飾作用亦得到凸顯，其演變餘緒則一直持續至今。
這一研究提示我們，在進行古書物質性研究時，需把某些問題置於整個書籍發展史進程中，用歷時的眼光加以觀照；在具體研究過程中，由於圖像史料的顯著優點與文字史料的明顯缺陷，當堅持以實物材料為主，文字史料為輔的原則開展研究。
附記：
本文草創階段，時值筆者參加「中國人民大學古代文本文化國際研究中心」第4期研修工作坊，曾以文中基本觀點與參會學者切磋，劍橋大學高奕睿（Imre Galambos）教授給予了諸多指導性建議，獲益良多；與劍橋大學博士候選人馮婧、海德堡大學博士候選人唐俊峰的交流對本文寫作多有啟發；復旦大學陳劍教授對於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情況的介紹對本文也有幫助。論文完成後，同門朱瑤博士、同事孫剛博士先後提出過有益的修改意見，引文核檢與文字校對工作得到了董婷婷同學的幫助；投稿階段，《敦煌學》期刊匿名評審專家提供了中肯的修改意見。並致謝忱！文中的一切問題由作者負責。
注釋
①參張平《書畫裝裱研究》（蘇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頁8-12。筆者按：在敦煌寫卷出版物中，《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2005年）、《俄藏敦煌文獻》（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001年）稱「包首」，《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國國家圖書館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2012年）稱「護首」，《浙藏敦煌文獻》（《浙藏敦煌文獻》編委會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稱「引首」。本文遵照法藏、俄藏敦煌寫卷的做法，統一稱「包首」，其上題寫的標題稱「包首題」。
②包首制度概起源於帛書。《後漢書．襄楷傳》載：「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幹吉于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李賢注曰：「素，縑也；以朱為介道。首，幖也；目，題目也。」這裡的「首」「幖」均指包首，「青首」就是用青色絲綢所製成的包首。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一書指出，帛書有折疊式、卷軸式兩種收卷方式。然而，據筆者觀察，出土實物中以卷軸式收卷的帛書所占比例極低。以馬王堆帛書為例，馬王堆M3號漢墓共出土帛書26部，其中僅有《老子甲本》及《春秋事語》兩部採用卷軸式，其餘均採用折疊式收藏在書笥中，兩種收卷形式的書籍均沒有發現使用包首的痕跡，包首在簡帛時期大概並不普及。與之相比，紙張延展性好但耐磨性差的特點更適合使用包首，因此，我們推斷包首的普及是在紙張流行以後。《後漢書》引文及李零語分別見：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084；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頁130。
③如無特別說明，本文所引用的英藏敦煌寫卷、出土簡牘，法藏敦煌寫卷的圖像材料均來自：「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網站（http：//idp.bl.uk）；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卷來自：中國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1-146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2012年）；俄藏敦煌寫卷來自：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藏敦煌文獻（第1-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001年）。
④2010年筆者曾在〈敦煌文獻首、尾題初探〉一文中論及此問題，然而文中將包首題符號形態概括為「『八』型」過於簡單，對其功用的推測也存在問題；其後，翁彪《敦煌漢文寫本書籍標題研究》、陳明珠《敦煌寫本包首研究》、王晶波等〈敦煌文獻書寫符號的普查與分類研究〉等論著涉及這一問題，然而這些成果多停留在描述包首題符號樣式、位置層面，且較為簡略，對該問題的研究並無實質性推進。上述成果依次參：黃威〈敦煌文獻首、尾題初探〉（《文獻》2010年第4期），頁14-20；翁彪《敦煌漢文寫本書籍標題研究》（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頁23；陳明珠《敦煌寫本包首研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頁86-88；王晶波、鄒旭、張鵬〈敦煌文獻書寫符號的普查與分類研究〉，《敦煌研究》2014年第5期，頁71-80。
⑤系統討論敦煌寫卷符號體系的重要論著如：林聰明《敦煌文書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1年），頁245-270；李正宇〈敦煌遺書中的標點符號〉（《文史知識》1988年第8期），頁98-101；李正宇〈敦煌古代的標點符號〉（《尋根》2010年第3期），頁82-94；張涌泉〈敦煌寫本標識符號研究〉（《漢語史學報》第10輯，2010年），頁238-260。這些成果均沒有論及該問題。
⑥有包首題符號的文獻編號為：P.2004、P.2053、P.2055、P.2080、P.2094、P.2109、P.2167、P.2169、P.2171、P.2175、P.2177、P.2180、P.2190、P.2193、P.2194、P.2239、P.2284、P.2298、P.2318、P.2323、P.2337、P.2340、P.2382、P.2508、P.2521、P.3107V、P.3340、P.3832、P.4735、P.4730、P.4738、P.5027（1）、P.5027（2）、P.5578（2）。筆者按：此處統計參考了陳明珠《敦煌寫本包首研究》第三章及附錄的成果並做了修訂。陳文根據目前已公佈的敦煌文獻，按法藏、俄藏、國家圖書館藏、英藏、散藏的分類，對包首、包首題及包首題符號進行了系統統計，對考察敦煌寫卷包首相關問題很有參考價值。但該成果中也存在一些失誤，如P.2508有包首題，該文誤記為無；S.02130、P.2580、P.2849、有包首題而無包首符號，該文誤記為有；S.11008、S.11077、Дх01617有包首符號，該文漏記等。使用時當留意核查。
⑦王晶波、鄒旭、張鵬〈敦煌文獻書寫符號的普查與分類研究〉，頁71-80。
⑧天杆，又稱天軸，是卷軸古書包裹在包首邊緣處的一根細木條（片），有輔助收展卷軸、固定裱帶等功用。
⑨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年），頁147。
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法書要錄》「檢」作「撿」，二字古通。「檢」的本義指封存文書上的題簽，關於此字下文有詳細討論。
⑪明．方以智《通雅》，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618下欄。
⑫余嘉錫〈書冊制度補考〉一文曾論及敦煌寫卷多不裱背的原因，他說：「特今敦煌所得書皆民間通行之本，初非珍異，故僅用單紙耳。」實際上，不用題簽、用單紙都是敦煌寫卷不講究裝幀的體現。引文見余嘉錫《余嘉錫古籍論叢》（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頁91。
⑬此表的統計過程與原則為：首先，筆者對IDP網站2019年2月15日前收錄的含包首題符號的英、法藏敦煌寫卷進行梳理，在英藏敦煌寫卷中檢得有包首題符號者175號，在法藏敦煌寫卷中檢得34號，共計209號。其次，根據這209號材料中可確定形態者，將包首符號歸納為四種基本樣式。復次，去除因漫漶、殘缺可能引起爭議以及圖片模糊不宜列印的材料，得可入表格材料英藏93號，法藏26號。再次，對這119條材料進行圖像截取。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對IDP部分原圖的對比度、亮度有所調整；抹去了截取符號時進入圖像的標題首字的漢字筆劃，但對符號本身不做任何改動。最後，按先英藏後法藏、同一家藏品依編號從小到大排列的順序製成表格；在將符號圖像放入表格時，為適應表格大小，對圖像有縮放的操作，但為了保持符號原始形態，只做固定比例的縮放，不單獨調整圖像的寬度和高度。
⑭此卷為雜寫，卷中共有四組符號，形狀相近，取其一。
⑮此卷為雜寫，正反面書寫，正面有一組符號，反面有三組符號，形狀相近，取正面一組。
⑯此編號中收錄了《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三、卷四的兩個包首題簽，字跡相同，為一人書寫，首字上方的符號形態近似，此選取其一（左側）。
⑰英藏S.559（A）-（S）為《佛本行經集》各卷包首，共19片，包首題筆跡相同，包首題符號形態相同，此處選取其中符號較為清晰的B號截取。
⑱之所以選擇《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是因為該書每冊後所附「條記目錄」詳細記述了每個編號寫經的信息，其中「著錄年代」項考述了無明確紀年信息寫卷的抄寫時間，將其分為「5～6世紀」、「6世紀」、「7世紀」、「7～8世紀」、「8世紀」、「8～9世紀」、「9～10世紀」等幾個時間段加以記錄，為考察包首題符號的時代特征提供了可茲參考的意見。
⑲此表的統計過程為：首先，檢視並記錄《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146冊中所錄包含包首題符號的寫卷，去除因殘缺、漫漶等原因無法確定包首題符號完整形態者，以每個寫卷編號對應一個包首題符號的方式，共得寫卷編號321個。其後，根據所得寫卷標號，複檢包首題符號所在圖版與相應「條記目錄」，根據包首題符號樣式與條記目錄中「著錄年代」項的資訊，按編號從小到大的順序，依次填入表格中。此統計另有三個特例需要說明：一為BD15229、BD15387，二者據題記均有明確抄寫時間（前者為公元966年、後者為公元971年），在表格中歸入「9～10世紀」部分；二為BD15314，按條記目錄記載，該寫卷「護首為後配」，因而「著錄年代」中「8～9世紀」的記錄可能並非該寫卷包首題符號的題寫時間，故不入此表；三為BD13176，該寫卷中有三種形態的符號且作為研究材料在下文使用（圖五），亦不入此表。
⑳「5～6世紀、6世紀」寫經共3例，不具備統計價值，因此我們具體統計了「表二」「7世紀、7～8世紀、8世紀」、「8～9世紀」、「9～10世紀」部分四種類型包首題符號在各時代所佔比例。
㉑關於簡冊契口的形制與位置的問題，詳參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21；程鵬萬《簡牘帛書格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28。
㉒關於簡冊古書標題格式的詳細情況，參黃威〈簡帛古書書名格式研究〉，《史學月刊》2016年第4期，頁72-80。
㉓依次參王素、李方《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7年），頁149、151、146-147、150-151、173。
㉔日．香川默識編《西域考古圖譜》（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年據日本國華社1915年版影印）。
㉕俄藏敦煌文物Дх275中也有此類頓點符號。Дх275為經帙題簽，該物出土於敦煌，為絹質，染色墨書，高19釐米，寬3.5釐米，其上標題作「大般若經第卌四祑」，頓點符號位於標題「大」字左側橫與撇之間，根據整理者描述，Дх275為唐代之物。據此筆者認為，該符號的廢棄當為漸進式的，至唐代雖已式微，但並未絕跡。參俄羅斯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藏敦煌藝術品 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97。
㉖唐．釋慧琳撰《一切經音義》，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9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影印日本獅谷白蓮社本），頁527。
㉗宋．司馬光撰《類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190下欄。筆者按：「檢」一般認為是指古人出於保密的目的，封存文書或實物的蓋板，王國維《簡牘簽署考》對其形制、功用有詳細考察。然而這只是「檢」的引申義，王國維在《簡牘檢署考》已明確指出：「《說文》（六）：『檢，書署也。』此為『檢』字之本義，其所書署之物，因亦謂之檢。」可見，「檢」的本義指古代封書時的題簽，《類篇》此處的注釋概取其本義。參王國維原著，胡平生、馬月華校注《簡牘檢署考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76-106。
㉘明．方以智《通雅》卷32，《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618上欄。
㉙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349-350。
㉚俄羅斯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藏敦煌藝術品Ⅱ》，頁196-197。
㉛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版本編（第2版）》（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頁96。
㉜何遠景〈魚尾的起源〉，《文獻》1999年第4期，頁247-253。
㉝本文所引冊頁古書圖像，均來自《中華再造善本》初、續編。由於同一部書籍中版心魚尾的形制可能存在差異，在使用魚尾材料時均標示卷數與頁碼，如此處的1：1，表示引自該書的第一卷第一頁，頁碼資訊以版心所刻頁碼為准，下均仿此。
㉞此材料獲悉於陳明珠《敦煌寫本包首研究》一文，謹致謝忱！參陳明珠《敦煌寫本包首研究》，頁86-87。
㉟李娜華〈中國古書版式與魚尾來源初探〉，《圖書館雜誌》2011年第9期，頁95-96。
㊱徐中文〈古籍印版魚尾符號的文化內涵〉，『搜狐網』：http：//www.sohu.com/a/221987761_736897（2018年2月9日上網）。
㊲如楊永德《中國古代書籍裝幀》一書第四章「古代書籍裝幀與文化」用「天人合一」觀念分析了古書版式、結構與裝訂上的特點，然而，書中並沒有提供「天人合一」觀念與古書裝幀之間存在關聯的證據，所得結論值得商榷。參楊永德《中國古代書籍裝幀》（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年），頁113-134。
㊳法．戴仁〈敦煌的經折裝寫本〉，收入法．謝和耐、蘇遠鳴等著，耿昇譯《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577。
㊴清．趙慎畛《榆巢雜識》（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27。
㊵關於魚尾的樣式、起源、演變與功用等問題，筆者已另撰《魚尾圖解》一文加以系統論述，文章待刊。
㊶據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陳劍教授介紹，馬王堆漢墓帛書的原件顏色呈深褐色，閱讀體驗遠不如經過現代圖像技術處理過的高清圖像好。
參考文獻
①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全3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年。
②中國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全146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2012年。
③香川默識編《西域考古圖譜》，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年據日本國華社1915年版影印。
④《浙藏敦煌文獻》編委會編《浙藏敦煌文獻》，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⑤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藏敦煌文獻》（全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
⑥俄羅斯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纂 《俄藏敦煌藝 術品 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⑦國際敦煌項目（I.D.P.）：http：//idp.bl.uk；http：//idp.nlc.cn
⑧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⑨唐．徐堅等《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⑩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 《藝文類聚》，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⑪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年。
⑫唐．釋慧琳撰《一切經音義》，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9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影印日本獅谷白蓮社本。
⑬宋．司馬光《類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⑭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⑮明．方以智《通雅》，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⑯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⑰清．趙慎畛《榆巢雜識》，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⑱王素，李方《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7年。
⑲王國維原著，胡平生、馬月華校注《簡牘檢署考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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㉓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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㉕余嘉錫《余嘉錫古籍論叢》，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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㉗陳明珠《敦煌寫本包首研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
㉘張涌泉〈敦煌寫本識別字號研究〉，《漢語史學報》第10輯，2010年，頁238-260。
㉙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㉚黃威〈敦煌文獻首、尾題初探〉，《文獻》2010年第4期，頁4-20。
㉛〈簡帛古書書名格式研究〉，《史學月刊》2016年第4期，頁72-80。
㉜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版本編（第2版）》，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
㉝程鵬萬《簡牘帛書格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㉞謝和耐、蘇遠鳴等著，耿昇譯《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文 | 黄威
原文标题 | 敦煌写卷“包首题”符号的研究及其方法论价值
来源 |《敦煌學》第三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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