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有陋儒补以入刻”的问题
多年以来，我就认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的“有陋儒补以入刻”的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一句颇有问题的话。⑦
实则，《万历野获编》论及《金瓶梅》的那些话，十九都是问题。我已论过不少次了。
在近作《〈金瓶梅>的幽隐探照》中，对此问题，又有一个看法，那就是沈德符的这番话，颇多暗示成分。
今天，当我详尽的比勘了这两种刻本的这五回，越发的认为沈德符的这番话，暗示成分甚重。
这番话，不但暗示了《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过程，兼且暗示了传抄、付刻，以及改写与成书的年代。当然，连作者也暗示进来了。
从这五回的两种刻本的比对来看事实，可以证明沈德符说的这五回是“陋儒补以入刻”的话，并非无因，惜乎此一问题，不在十卷本《新刻金瓶梅词话》身上，却在二十卷本身上。
多年来，凡是从事此一问题研究者，总在十卷本的这五回中绕圈子，看来，似乎是精力浪费了。
我们看这五回，十卷本只有第五十五回的任医官看病，与第五十四回的结尾重了，“血脉”不贯连了。
还有第五十六回的李三、黄四借银，也有重复之处。其他，无不情节周密，文辞细腻。
刻描人物之言谈举止与心理情绪，也生动鲜活而有情有致。绝无补写迹象。
二十卷本可就不同了，任谁在两刻相互比对之下，都能发现第五十三、四两回是重写过的，而且不是改写。
第五十五、六两回，则是改写过的。第五十七回则与其他九十四回(第一回也除外)一样，只是删节了十卷本的部分文辞与情节而成的简本而已。
这五回，全不符合《万历野获编》的话，说是“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都是“陋儒补以入刻”的。纵以二十卷本来说，也印证不上。
不过《万历野获编》的这番话，却暗示了不少问题的答案。
1.“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的《金瓶梅》
是十卷本还是二十卷本？
二十多年来，凡是论到第五十三到五十七这五回的“有陋儒补以入刻”的问题，悉以十卷本《金瓶梅词话》为基准，除了韩南先生曾以之与二十卷本并论过，他尚少见。
那么，如依据《万历野获编》的话来作判断，这部“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的《金瓶梅》，应是二十卷本而非十卷本。
第一，沈德符说他手上的《金瓶梅》稿本，是向袁中道(小修)抄来的(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
第二，谢肇淛《小草斋文集》说他手上的《金瓶梅》稿，是二十卷本。
打从袁宏道(中郎)与丘志充(诸城)两处录来(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微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
这两人的话，不是可以据之认定沈德符手上的《金瓶梅》稿本是二十卷本吗？
今见之两种刻本，从版本学观之，十卷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乃《金瓶梅》一书的最早刻本。
最早不能早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最迟不能迟于天启三年⑧。因为它没有避讳字。而且字体也不能晚于崇祯。
这样看来，《野获编》中说的“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的《金瓶梅》，应是十卷本《金瓶梅词话》无疑了吧？
可是，《金瓶梅词话》的第五十三至五十七等五回，并无“陋儒补以入刻”的情事可寻。
相反的，《野获编》的这番话，竟可以在二十卷本的情节与文辞中见及。这就怪了！
刘辉先生认为今见之十卷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并非第一次刻本；梅节先生认为今见之二十卷本《新刻绣像评点金瓶梅》刻于十卷本之前。
刘辉依据的是“新刻”二字，梅节依据的是“欣欣子”之未被明代人引用。
全未能联想到《野获编》这番话。若以我提出的这一问题，来增其立论之据，岂不是更有力吗！
《金瓶梅成书于版本研究》
对于此一问题，我的判断有异于刘、梅两位先生。
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矛盾”形成，正是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暗示，他特意在语言上形成“矛盾”，
如他于万历卅七年(1609)向袁小修抄的《金瓶梅》全稿，以及“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与“有陋儒补以入刻”的话，形成的一连串“矛盾”，便暗示了《金瓶梅》某些问题的答案。
譬如“欣欣子”的序文，何以未能在明代的文人笔下出现？便在《万历野获编》的这些“矛盾”语言中，暗示了答案。
2.何以明朝文人论《金瓶梅》不曾说到“欣欣子”与“兰陵笑笑生”？
说来，明朝文人论及《金瓶梅》，竟无任何一人说到“欣欣子”与“兰陵笑笑生”？委实是一大问题。
因为“欣欣子”的序文，刊在十卷本《新刻金瓶梅词话》的简端。而且，此一刻本乃公认是《金瓶梅》的最早刻本。
此一刻本，最迟也应刻在万历末或天启初。明朝谈论《金瓶梅》的文人，生存到天启或崇祯末者，数来不下十之九。
如袁小修、谢肇淛卒于天启三、四年间，屠本畯、李日华、沈德符、薛冈、冯梦龙悉已生存到崇祯年间；冯梦龙且卒于朱明易姓之后。
他们何以没有说到“欣欣子”与“兰陵笑笑生”？想来委实是一大问题。需要寻求答案。
这里，我们来从《万历野获编》的一些话，进行瞭解。
一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
沈德符这句话中的“又三年”，指的是万历卅七年(1609)，明年有春闱，袁小修在京依附其二兄中郎读书，准备明年春入闱应试。
沈德符向袁氏兄弟借抄《金瓶梅》，应在这年秋冬间。这时，沈德符是太学生。
惜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这句话，与袁小修万历四十二年(1614)八月的日记《游居柿录》有了抵触。
小修在这则日记上说他还是“从中郎真州”时(万历二十五、六年间)，“见此书之半”。这一点，我们先不管它，我们只确定沈德符手上的《金瓶梅》，是打从袁氏兄弟处抄来的；抄来的时间是万历三十七年(秋冬间)。
二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
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虽然，这句话如从上下文的语意顺之，时间应不出于翌年(万历卅八年)。好在“马仲良时榷吴关”之“时”，史书上有明确的记录，“时”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至翌年一年间(按马仲良抵吴之日是当年五月)。
那么，我们可以据之肯定沈德符抄得《金瓶梅》的四年后，稿还藏在手中。
兼且肯定了《金瓶梅》是一部当时的“书坊”愿出“重价购刻”的书，“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的书。
这些话，业已说明了“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一刻则家传户到。”所以，沈德符虽未将手中的稿本出售而“固箧之”。却也“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试想，沈德符的这些话，岂不是《金瓶梅》之久久未有刻本，必有阻碍它付刻的原因吗？
从沈德符在袁中郎《觞政》一文中，获知有《金瓶梅》一书，到吴友冯梦龙怂恿书坊重价购刻之年，此书之传抄世间，亦为时八载矣！更不必再向前推。
尽管下面还有一句“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终究不能符合“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的话。
如从传抄问世之年(万历廿四年——五九六)算起，抵万历四十一年已足足十七年了。
《金瓶梅)一书，传抄了足足十七年之久，竟无刻本行世，焉能符合沈德符的这句“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的说词？
《金瓶梅》一书之迟迟未有刻本问世，自不是由于其中写了淫秽之辟的原因，应是有关乎政治讽喻吧(因为明朝的秽淫文字图画，不干公禁)！
今见之十卷本《金瓶梅词话》，不还残余着有关政治讽喻的辞义吗？
如按沈德符说“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的时间，来看东吴弄珠客序于万历丁巳(1617)季冬的《金瓶梅词话》，相距已去四年。
若说这部《金瓶梅词话》就是沈德符说的“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的那一部，似乎令人感于相距时间远一些。
然而我们却也没有证据，来说这部《金瓶梅词话》是第二次刻本。虽然，刘辉先生以“新刻”二字为据，认为今见之《新刻金瓶梅词话》乃刻于万历四十七年的二次刻本，当有一部刻于万历四十五年的“初刻”。
而我则认为此一说法，仍难符契沈氏的“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的时间因素。
何况，此一问题还牵涉到沈氏于万历三十七年向袁氏兄弟抄来“全稿”的矛盾事实呢？
如今，我们可以从沈德符的这几句话中，获得这些个暗示。
①《金瓶梅》的梓行，与冯梦龙有密切关系。“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的“书坊”，似乎暗示的就是冯梦龙自己。这时的冯梦龙有“墨憨斋”，已在经营出版业了。
②“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一刻则家传户到”，暗示了《金瓶梅》之久未有人梓行，其受阻原因，并非已刻出之刻本内容。
③“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的这部《金瓶梅》，其出版时间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之后。那么，《金瓶梅词话》是初刻本，在这些语言中，不是已有答案了吗？
可是，“然原书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的说词，却又枝生出问题来了。
三然原书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
《开卷一笑》书影
沈德符看到的这部《金瓶梅》初刻本，就是他向袁氏兄弟抄来的那一部，也缺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印出来的刻本，缺少的这五回是“陋儒补以入刻”的。
而且经他看过，认为其中内容是“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
可以说，这些话说得斩钉截铁。但与今见之大家公认初刻十卷本《金瓶梅词话》比对，如所论各语，十九都不能印证。
相反的，与后刻于崇祯的二十卷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尚有符节之处。这么以来，枝节横生了。
从所说“有陋儒补以入刻”的这五回来看，则二十卷堪符斯说。
二十卷本刻于崇祯，其中有崇祯避讳字可证。沈德符最早看到的《金瓶梅》会是二十卷本？
相去所说“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的时间，未免太远了；有十五六年之久。
然而，另一位与沈德符同时代的人薛冈(千仞)，看到的刻本，也是崇祯刻。
因为他说到的简端序文，是东吴弄珠客的序，不是欣欣子的序。
崇祯刻本的二十卷本，简端(第一篇)序文是东吴弄珠客序，刻于万历或泰昌、天启间的十卷本，简端则是欣欣子的序。
再说，所有论及《金瓶梅》的明代人，却又只有沈德符与薛冈二人说到刻本，其他人等竟无任何人说他见到刻本。是以无人谈到欣欣子以及兰陵笑笑生。
奇怪！刻于万历或天启初的十卷本，哪里去了呢？
今天，我们见到的十卷本《金瓶梅词话》，还有三部又残卷廿三回。这十卷本刻于二十卷本之前，也是版本学家不能否认的行款字体与版式。
何况，还有东吴弄珠客署明的作序年代(万历丁巳季冬)。说十卷本刻于二十卷本之后，是万不可能的事。
那么，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的“有陋儒补以入刻”的这五回，怎的会是刻于崇祯的二十卷本呢？
难道，在现有的二十卷本之前，还有一部早于十卷本的二十卷本为底本的刻本吗？
按存世的二十卷本，今知者有两种行款，一是十行二十二字本，一是十一行二十八字本。
依据日本版本学家鸟居久晴之《金瓶梅版本考》与近日上海复旦大学黄霖作《关于上海图书馆藏两种<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文⑨，考证二十卷本的刻本，在行款上虽有眉评之“三字一行”、“四字一行”或“二字一行”的迥异，但大体上，字体与行款之别，仍为两种。
今者，笔者只见过日本天理图书馆及日本内阁文库两种藏本。其他等处所藏，吾悉未寓目。
不知其中是否同于日本的这两种，全有崇祯帝的避讳字。如有一部无崇祯帝避讳字，这一部便可能是早于十卷本的二十卷刻本了。
这一点，敬盼所有从事金瓶梅研究的朋友，特别注意及之。
若以笔者今见的二十卷本内容来说，譬如第三十九回中的“钧语”误刻为“钓语”，第五十七回中的“东京”误刻为“西京”，还有其他文辞上的删节与修纂，在在都足以证明二十卷本刻于十卷本之后，
而且，在付梓前，曾据十卷本为底本，进行修纂的工作。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除非我们又发现了另一部早于十卷本的二十卷刻本，或另一部早于万历丁巳序的十卷本(其上应无欣欣子序文)；否则，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这几句话，可真是难以周圆的了。
此一问题，我们再回头说好了。
在万历那个朝代，淫书春画，公开销售。在市肆间，售卖淫器事物的店铺，随处可见⑩。“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本是一句实话。
可是《金瓶梅》这部书，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传抄问世，竞蹭蹬蹉跎了二十年有奇，方有刻本行世。
直到崇祯间二十卷本梓行，它方始符合了“一刻则家传户到”的说词。数年之间，刻本便有了数种。
基是情事推绎，自可蠡知它迟迟无人板行，非由于它的淫秽问题，乃政治讽喻问题也。
若基是问题推想，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这些话，不是暗示了《金瓶梅》的成书坎坷，以及“陋儒补以入刻”等情事吗？
更清楚的一点，这些话指的是二十卷本，却又故意以“未几时”三字，暗示廿卷本以前，还有一部十卷本，否则，焉能以“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的话，按到二十卷本(崇祯刻本)头上？
这时，沈德符当然知道十卷《金瓶梅词话》已经毁了板了，印出的书也必然焚了。
在字面上，把十卷本隐而不论，却在字里行间的语意上，暗示了二十卷本以前还有十卷本呢。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五、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
亦绝不贯串，一见知赝作矣！
我要再说一遍，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论《金瓶梅》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的“时作吴语”与“前后血脉”不贯的话，真格是害人耗费了不少的无谓精力。而且，人人都以十卷本《金瓶梅词话》为准则。
如今，我已把这两种刻本，分上下栏摊在这里，且一段段注说。俗谓：“不怕不识货，只要货比货。”
我们对照一比，红几点，黑几点，就一目了然了。别被蒙起眼，在磨道上转圈子吧！
按说“肤浅鄙俚”四字，是一句难寻对象的话；尤其对小说来说。
譬如说“肤浅”一词，像第五十六回的[黄莺儿]一词，那是一篇用来嘲笑水秀才学养不佳的长短句，所谓“书寄应哥前，别来思不待言。
满门儿托赖都康健。舍字在边，傍立着官。有时一定求方便，羡如椽，往来言疏，落笔起云烟。”
再加上应伯爵的一番诠释，越发的令人好笑。但一比应伯爵下面再念出的“别头巾文”诗与文，便一扫[黄莺儿]的肤浅，变为深蕴。
如以小说艺术说，斯乃小说家塑造应伯爵其人性格的手法，他能随时口诵出如此长的一诗一文，又能诠释了那阙[黄莺儿]的可哂之处，也足见下层社会上，诚有不少这类才人。
西门庆之喜欢应伯爵，就在这地方了。算不得肤浅吧？
二十卷本的这一回，删去了“别头巾”的一诗一文。
对于人物的塑造，性格不统一。如前论二十卷本第五十四回写到“应伯爵郊园会诸友”(二十卷本改为“应伯爵隔花戏金钏”)时，西门庆的酒令与应伯爵的两个笑话，算得上是肤浅，但这是二十卷本，不是十卷本。
十卷本的第五十四回，无论上半回目“应伯爵郊园会亲友”或下半回目“任医官豪家看病症”，无不笔笔周到，情节自然，而活泼生动。
若以优劣别之，二十卷本的第五十三、四回，逊色多矣！
想来，沈德符指摘的“肤浅”二字，应是指的二十卷本非十卷本。意在使之与“未几时”的时间不符，而有所暗示也。
至于“俚白”，那就更难分野了。
小说，原属于“街头巷议”的市诨生活语言之类的文学，语言“俚白”，应是小说的特色，焉能指为缺点？
若以“俚白”论之，则《金瓶梅》中的语言，特别是人物对话。无不十九堪以“俚白”喻之。委实弄不清沈德符的“俚白”一词，究何所指？
西门庆这邦子人，本就是下流社会上的混混儿，他们的语言，原属于市诨之最俗俚又最秽亵者。
后来，西门庆虽混迹于官场，巴结到一身五品袍带，在官场上居然斯文起来。然仍难掩其下流行径与市诨秽语。
如第五十二回(十二页反面)写西门庆与李桂姐在藏春坞山子洞苟合，应伯爵闯进去看到，便大叫一声，说：“快取水来，泼泼两个攮心的，搂到一答里了。”
还有第六十七回(二十页反面)写应伯爵的丫头春花生了个儿子，向西门庆借钱。
西门庆借了钱不收借据，开玩笑说：
“傻孩儿，谁和你一般计较，左右我是你老爷老娘家(即外公外婆家)。不然，你但有事就来缠我。这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自是咱两个分养的，实和你说过了。满月，把春花儿那奴才叫了来，且答应我些时儿，只当利钱，不算发了眼。”
像这些下流话，算得“俚白”了吧？却又是小说家应该运用的现实生活语言。怎能视之为缺点？
舍乎此，我不知还有哪些，算得是“俚白”。西方小说中，也多的是“slang”啊！
关于“时作吴语”的问题，已有不少语言学家参加了讨论。
此一问题，可以说已获结论，业已有人统计出来，全书百回，随处都有吴语，非仅限于这五回11。
《<金瓶梅>语言研究文集》
笔者一开始进入了《金瓶梅》的研究范围，就注意到沈氏的此说有问题。在《金瓶梅探原》中已说到了(巨流图书公司民国六十八年四月印行)。
在我认为这是一句暗示《金瓶梅》有吴人参予改纂的话，不能当作问题去从事研究的。
至于“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的情事，十卷本只有两处，一是第五十五回的开头，把任医官看症的情节，重写了，与五十四回的结尾，接不上了，重了。
另一处是第五十六回的李三、黄四借银，也重了一笔。
这两处问题，我在前面也说到了。再说，像这类情节重叠，血脉不贯的问题，在这五回之外还有。
如第二十五回写扬州盐商王四峰，被安抚使送监在狱中，许银二千两央西门庆对蔡太师说人情释放。
西门庆派了来保进京，到了第二十七回来保回来，见了西门庆，“具言到东京先见禀事的管家，下了书，然后引见太师老爷看了揭帖，把礼收进去，交付明白。老爷分付不日写书，马上差人下与山东巡抚侯爷，把山东沧州盐客王霁云等一十二名寄监者，尽行释放。”
竟把第二十五回写的“扬州盐商王四峰”写成“沧州盐商王霁云”了。还有第二十七回又重写了来保与吴主管晋京的事。
按第二十五回开头，已写“西门庆就把生辰担并细软、银两、驮垛、书信，交付与来保和吴主管，五月廿八日起身，往东京去了，不在话下”
这第二十七回的开头，写来保已从东京回来，可是，写完了宋仁的案子，却又写了“西门庆刚了毕宋惠莲之事，就打点三百两金银交顾银率领许多银匠，在家中卷棚内，打造蔡太师上寿的四阳捧寿的银人，一日打包端就，着来保与吴主管，五月廿八日离清河县，上东京去了，不在话下。”又重写了一次。
其他类似之外，还有呢？若是情形，我认为是“集体改写时，分回各写各的，无人总纂其成。写好了，就匆匆付梓，梓成也未校正。”
要不呢，就是“传抄时原稿错简了，抄者便胡乱拼凑”(参阅拙作《金瓶梅札记》页146)。
像五十三至五十七这五回的“血脉不贯”情形，得非一贯之误？安能强将这五回的“血脉不贯”派到“陋儒”头上去。
所以我认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这番话，暗示的成分多于事实。如断为句句是实，则必陷之泥淖也。
《金瓶梅札记》
六、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暗示
我认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话，句句都是暗示，在拙作《<金瓶梅>的幽隐探照》一书中，业已说到不少了。在此，我再一一指示，供作贤智参考。
1.袁中郎“觞政”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见得。
暗示《金瓶梅》的故事，已借用《水浒传》中的西门庆与潘金莲为主干矣！
(初期传抄本，似乎不是西门庆的主脚，是贾廉。此一问题有十七、十八两回可证。)
2.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徐文贞录得者。”
暗示《金瓶梅》的全帙，只有两家，一是麻城刘家(刘守有、刘廷禧父子)，一是太仓王家(王世贞、王世懋兄弟)，此两家都是鄞人屠隆的恩人。
3.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
暗示后期抄本已成书，袁氏兄弟已有其书。
4.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求，可以之疗饥。
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结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
暗示《金瓶梅》在万历四十一、二年间，尚无刻本行世，以及冯梦龙的热衷此书。
并暗示冯梦龙与此愿以“重价购刻”的“书坊”，乃冯梦龙本人。这时的冯梦龙已以“墨憨斋”梓行《山歌》等书矣！
马仲良(之骏)时榷：“吴关”乃万历四十一、二年事。有苏州府志及马氏家刻本《妙远堂集》可证。
5.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以“未几时”的时间因素，导引证者生疑，来从二十卷本联想到二十卷本之前，还有一部《金瓶梅》刻本。
沈德符写此文时，二十卷本已梓行，十卷本已毁板。按沈之此文应作于崇祯间。
6.然原书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
经过比对校勘，已证明沈德符说的“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陋儒补以入刻”的话，可印证在二十卷本身上，按不到十卷本头上去，例如第五十三、四两回，是彻头彻尾重写过的。
第五十五、六两回，也有改写的不衔的痕迹。前面已详细说到了。若是情形，自在暗示二十卷本以前还有一部十卷本刻本。
7.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今见之两种刻本，无论十卷本或二十卷本，都没有这段话中的情节。
虽蔡京父子差可与严嵩父子比拟，朱勔则与陆炳比拟不上。尤其是林灵素，在小说中并未上场进入故事情节。更谈不上与陶仲文有所比拟。
又说：“其他各有所属。”只有去穿凿附会了。
像这些，似在暗示初期传抄本的《金瓶梅》稿，或许有这些比况。像欣欣子叙中的文辞：
“如离别之机将兴，憔悴之容所不能免也。折梅逢驿使，尺素寄鱼书，所不能无也。患难迫切之中，颠沛流离之顷，所不能脱也。”
这序述中的情节，全不在今之《金瓶梅》两种刻本中。也足以证明初期传抄本的故事情节，业已改过，不是今见之十卷本与二十卷本矣！
至于“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正如吴晗先生说：“嘉靖间大名士，是一句空洞的话”(见《〈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第三节)。不值得耗费精神去考索的。
8.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蒸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騃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见也。
直到今天，我仍不敢相信有《玉娇李(丽)》其书。似在暗示初期传抄本的内容，乃“指斥时事”的政治小说也。
否则，“亦出此名士手笔”之《玉娇李》，怎会是“暗寓”着“贵溪分宜相构”的时事？
9.去年抵辇下，从邱工部六区(志充)得寓目焉，仅首卷耳，而秽黩百端，背伦灭理，几不忍卒读。
其帝则称完颜大定，而贵溪、分宜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因弃置不复再展。
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
何以要说这部续金瓶梅《玉娇李》的内容，暗寓了贵溪与分宜(夏言与严嵩)相构，又把嘉靖庶常诸公，还“直书姓名”？
自是暗示原始抄本《金瓶梅》，实为一部政治小说。非今之十卷本与二十卷本也。
10.邱旋出守去，此书不知落何所。
这是一句统领全章文义的暗示语。
乍看，这句话不痛不痒，只不过说丘志充出京到外地做官去了，不知他这部书《玉娇李》带往何处去了。
若一旦知道丘志充的离京出守后的生活历程，这十二个字的内蕴，可不是这么简单了。
按丘志充字六区，山东诸城人。万历三十一年(1603)举人，三十八年会士(未参加殿试)，四十一年(1613)进士。
在工部任职到郎中，于四十七年(1619)升任河南汝宁知府，四十八年离京出守。沈说“丘旋出守去”的时间，便在此时。
后来，丘又升任磁州兵备副使，再调河南按察司副使，四川监军副使。又升为布政使，已是从二品矣！
天启七年(1627)丘志充行贿谋京堂事。事泄，为厂卫逮下狱，罪及死。崇祯五年(1632)弃市。(参阅马泰来《诸城丘家与<金瓶梅>》一文，原刊1984年三辑《中华文史论丛》。
附录在拙作《小说金瓶梅》中，1988年四月台北学生书局印行。)
只要我们了解了丘志充离京出守后的升降，以及罪死弃市，当可洞然“此书不知落何所”的文语何义矣！
尤其句中的“落”字，文义极其显然。如果沈德符作此文时，不是已知丘诸城犯罪弃市，或罪及死刑，怎会用“落”字来判断“此书”的结果。
试想，如不是已知藏书人劫难，怎会说“此书不知落何所”？
显然的，这是一句“时间”的暗示，暗示沈德符写作这篇论《金瓶梅》短文的时间，在崇祯五年丘志充弃市之后。
再一对证他说的“原书实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的问题，发生在二十卷本(崇祯刻)身上，自可确定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这番话，写在崇祯五年之后，那么，《万历野获编》的这篇文章，从头到尾论及《金瓶梅》的有关问题岂不是应该重新诠释了吗！
所以我认为“丘旋出守去，此书不知落何所”？是一句统领全章文义的暗示语。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七、何以会失去欣欣子的答案
正因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指出的这五回，问题在二十卷本(崇祯刻)身上，与那句“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的时间，产生了极端矛盾的冲突。
遂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在此一“矛盾”冲突因素中，隐藏了在二十卷本之前，还有一种刻本。
此一问题的推想，不是已经发生过了吗？郑振铎、吴晗等人推想在十卷本《金瓶梅词话》之前，还有一种刻本吗？
从所有明朝人论及《金瓶梅》者，竟无人谈到欣欣子或兰陵笑笑生的这点来说，即足以证明刻有欣欣子序的《金瓶梅词话》，在明朝并未流行。
再从二十卷本的梓行，其中内容，无论故事情节以及文辞，十之九都是援由十卷本改纂而来，它只是十卷本的简本。
可是，偏偏的有三回是彻头彻尾重写过的。第一回的重写，当是为了删去有关刘邦宠戚夫人拟废嫡立庶的政治讽喻，第五十三、四回的重写，则显然是沈德符说的“遍寻不得”而临时补写进去的。
这一点，可以肯定是这样的。
何以“遍寻不得”？
我们推想的情理，可能不外以下两点。
1.十卷本的板已经毁了。
2.十卷本的书，缺了这两回，已遍寻不得。
那么，只有补以入刻了。至于欣欣子的序，自是基于“隐藏”而舍弃了它。
二十卷本是基于十卷本改写一过的简本。应是大家不能否认的事实。
那些参予二十卷本的改写者与出版者，总不至于连欣欣子的序文，也没有见到吧？
今见之十卷本《金瓶梅词话》，尚有三部完书，全有欣欣子序在简端。
似不会那么乞巧，改写十卷本为二十卷本的人，据有的那部十卷本，正缺少了欣欣子序。
再说十卷本的梓出时间，最大的下限，也不会晚于天启三年(1623)，生存到崇祯年间的屠本畯、李日华、沈德符、薛冈等人，怎能没有见到十卷本。
何以未说到欣欣子与兰陵笑笑生？一句话就决定了，非未见也，隐不言也。
何以会失去欣欣子的答案，不就在这里吗？
就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这番话里。
本文作者 魏子云 教授（右）
（全文完）
[注释]
1、此一残本，乃《普陀落山志》一书之衬纸，在重新装钉时出现。经一一整理计存23回。
第11回全。第12回全。第13回存第1页。第15回存第9页。第40回存第1页。第41回存第11页。第42回存第4页至第7页又第9页至第12页。第43回全。第44回存第1页至第8页(欠第9页)。第45回全。第46回存第1页至第17页(欠第18页)。第47回存第1页至第10页正(欠第10页反)。第84回存第1页至第9页(欠第10页)。第85回全。第86回存第1页至第14页(欠第15页)。第87回存第1页至第10页(欠第11页)。第88回存第1页至第11页(欠第12页)。第89回存第1页至第11页(欠第12、13页)。第90回存第1页至第6页(欠第14页至第12页)。第91回全。第92回全。第93回存第1页至第13页(欠第14页)。第94回存第1页至第11页(欠第12、13页)。
全回者计11、12、43、45、85、91、92共七回。仅欠半页至两页者计44、46、47、84、86、87、88、89、93、94共十回。
仅存1页者计13、15、40、41共四回，存数页者计42、90共两回。
合共2303回之残卷，现藏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笔者于1981年7月间，曾在京都大学阅见此一残卷，从版尾墨纹勘之，堪证此一残卷与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影印之慈眼堂本同版。鸟居久晴曾于1955年作《京都大学藏<金瓶梅>残本》一文，刊于该年4月《中国语学》37期。
2、该文刊于1988年10月《中国古曲小说研究动态》第2号(大冢秀高编)。
3、韩南先生的博士论文《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THETEXTOFTHECHINPINMEI)作于1960年间，民国六千年闻丁贞婉教授译出刊于国立编译馆馆刊4卷2期笔者作《论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一文，刊于同期。后笔者此文选入《金瓶梅审探》，台北商务印书馆民国七十一年六月出版。
4、同注3。
5、见韩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一文之第2节。说：“这证明乙系并非源之于甲系本”并作注(28)。
6、校勘本曾首刊于民国廿四年五月出版之《世界文库》第1辑(上海生活书店印行)，也只陆续作到34回为止。
7、拙作《金瓶梅探原》之《论明代的<金瓶梅>史料》一文，已经论到。由于笔者当时手中无崇祯刻之20卷本，未能作比勘工作。
8、按明朝刻书之有避讳字，政令颁于天启元年。一般刻本之避天启帝由校讳，多在天启三年以后。
《金瓶梅词话》无避讳字。既未避天启，也未避万历，更未避泰昌。
9、刊于昭和六十三(1988)十月十日《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第2号。(日本东京出版)。
10、崇祯间人(佚名)作《如梦录》，在《街市纪》第六章中，记开封市有淫店七家。淫书如《弁而钗》、《痴婆子傅》、《宜春香质》等等，悉为万历间刻本。
11、参阅张惠英作：《金瓶梅用的山东话吗？》(刊《中国语文》1984年第4期)。
文章作者单位：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台湾）
本文选自《金瓶梅研究》第一辑，1990，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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