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在蒙古国,“中国”被翻译为“Qitad(Kitad) ulus”,直译过来即“契丹国/汉人国”;而中国的蒙古族,更倾向于将“中国”翻译为“Dumdadu ulus”,直译过来即“(居于)正中间的国家”,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蒙古文翻译成中文的意思?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蒙古文翻译成中文的意思(翻译的小心思)

蒙古文翻译成中文的意思

写在前面:在蒙古国,“中国”被翻译为“Qitad(Kitad) ulus”,直译过来即“契丹国/汉人国”;而中国的蒙古族,更倾向于将“中国”翻译为“Dumdadu ulus”,直译过来即“(居于)正中间的国家”。

蒙古国与中国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同一个中国,会有两种不一样的表达方式”?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在这里跟大家简单聊聊。

1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先简单聊聊蒙古文历史文献中的“国”,即“ulus(兀鲁斯)”。客观地说,从蒙古汗国开始至清末,“国”的概念一直主要以“ulus”一词表示。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有着一定的区别。

蒙古汗国的疆域

在蒙古汗国以及元朝时期,作为“国”、“国家”概念出现的蒙古语词汇,就是“ulus”。譬如在被视为所见最早的畏吾体蒙古文文献《移相哥碑》(约1225年)中,就已经出现了“Mongqol ulus(蒙古国)”,指代的就是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汗国”。

13世纪40年代后半期的贵由汗时期,“贵由汗玉玺”明确使用了“Yeke Mongqol ulus(大蒙古国)”;

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的《张氏(元朝蓟国公张应瑞)先茔碑》等蒙汉双语碑文中,也多见此名,并以“ulus”指代“国”;

《蒙古秘史》的明初汉译本《元朝秘史》中,“兀鲁思”(ulus)也被翻译为“国”或“国土”。

蒙古汗国玉玺的复制品

实际上,“ulus”在蒙古语的本意为“人众”、“百姓”。譬如在《元朝秘史》中,“兀鲁思(ulus)”除了“国家”以外,还在一些场景下,被翻译为“百姓”。

指代“百姓”的词语,除了“ulus”以外,还有“irgen”。譬如在《元朝秘史》中的“亦儿坚”,即“irgen”,旁译为“百姓”。

有趣的是,在我的老家(推荐阅读:客从何处来:概述阜新蒙古族的源与流 ),“irgen”被“约定俗称”地翻译为“汉族”(不知道内蒙古那边有没有这种用法)。

今天的哈拉和林

除了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大蒙古国”和元朝(Dai On Yeke Mongqol ulus(大元大蒙古国),传统的“四大汗国”(元朝名义上的“藩属”),也可以使用“ulus”,如“Joei ulus(术赤汗国)”、“Caqatai ulus(察合台汗国)”等。

到了明朝,漠北的蒙古人,仍然主要用“ulus”来表示国家之意。

例如在17世纪的蒙文史书中常见的“Enedkeg Tobed Mongol gurban ulus(印度吐蕃蒙古三国)”之说中的“ulus”,指代的就是完全独立存在的国家政体;

明朝“四夷馆”使用的《华夷译语》等文献,也均将“国”对译为“ulus”,只是音译用字之间有所不同。

达延汗

不过,“ulus”同时也可以指代北元政权内的“大型部落”,即万户(tumen)。例如达延汗“六万户”中的直属部落Caqar(察哈尔),既可以称之为“Caqar tumen(察哈尔万户)”,也可以称之为“Caqar ulus(察哈尔国)”。

漠北蒙古“归顺”清朝,也是时势所趋

到了清朝,蒙古人基本上还会用“ulus”来指代国家。譬如“清朝”在蒙古语文献中成为“Cing ulus”。不过,已归顺的蒙古诸部(如察哈尔、土默特等),不再以“ulus”自居。

2

接下来,一起看看蒙古文历史文献中的“(汉地)中国”。

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蒙古人主要以“Qitad(Kitad)”指称“汉人”和“(中原)汉地”。譬如《竹温台神道碑》中的“Qitad—unayalqus”当指“汉文”,《元朝秘史》中的“乞塔惕”,被旁译“契丹”或“金”、“金国”等;

实际上,“Qitad”原为“Qitan即“契丹””的复数形式,后来转称“汉人(又称‘汉儿’)”,概指淮河以北的原金朝境内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等。(ps:即便在今天,“汉族”在中国的蒙古语语境中,也被翻译为“Qitad”)

今天的俄罗斯人,也将中国成为“契丹(Китай)”

对“汉人/汉地”的另一种称呼是“Nanggiyas”或“Nanggiyad。如《完者都书》有“Nangqiyas—unqajar”一语,直译即“南家之地”;《至元译语》中的“蛮子”作“囊家歹”(Nanggiyadai)。

实际上,“Nanggiyad”的词根“Nanggiya”,就是汉语“南家”的音译。“一s”和“一d”是蒙古语中表示复数的词缀。“Nanggiyad”主要指代秦岭淮河以南的原南宋境内的汉人,即所谓“四等人制”中的“南人”。

拓展阅读:有一说一,元朝真的有“四等人”吗?

钱穆的《国史大纲》,就把“四等人制”放在元朝历史部分的显要位置

另外,在《至元译语》中,“汉儿”还被翻译为“扎忽歹”(Jaqudai)《元朝秘史》作“札忽惕”。

蒙哥汗癸丑年(1253)圣旨碑、忽必烈鸡儿年(1261)圣旨碑都作“Jauqud”,其对应的汉字为“汉儿”,泛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等。

1924年东方学会:四夷馆考

进入明朝,漠北的蒙古人仍然主要以“Qitad(Kitad)”来指称“汉地/汉人”。譬如在《华夷译语》等文献中,基本上以“乞塔惕(Qitad/Kitad)”对译“汉人”。

另外,在不少蒙古语文献中,也使用“Nanggiyas”或“Nanggiyad”来指代“汉地/汉人”。如《白史》、《蒙古源流》中的“Nanggiyad”,《俺答汗传》中的“Nanggiyad ulus”等。

一言概之,“Qitad(Kitad)”和“Nanggiyas/Nanggiyad”,是古代蒙古人对“汉人/汉地”的传统称呼。

北元的实际控制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朝颁布的敕书中,“四夷馆”的翻译官员们,首次将“明朝(中国)”翻译为“Dotoradu ulus”或“Dumdadu ulus”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译名,在蒙古人自己编撰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

《华夷译语》(甲种本)中,出现的“朵脱剌都兀鲁思”(Dotoradu ulus),旁译作“中原国”,总译作“中国”(直译即“内国”);

“朵脱剌因兀鲁思”(Dotora—yin ulus),旁译作“中原的国”,总译作“中国”(直译即“里面的国”);

“朵脱剌都合扎的”(Dotoradu qajad—i),旁译作“中原地每[行]”,总译作“中土”、“华夏”(直译即“内地”)。

《华夷译语》“鞑靼馆下续增”(丙种本)“中国”的对译语为“敦塔兀鲁思”(Dumda ulus中部国)。

皇太极

直到清崇德年间(皇太极在位)完成的《元史》蒙译本中,才首次出现了用蒙古文书写的“Dumdadu ulus”,即“中部的国”。该蒙译本转译自满译本,满译本该处作“Dulimbai gurun”(直译为中央之国,是“中国”的固定译名)。

自《元史》蒙译本后,“Dumdadu ulus”在蒙古文历史文献中不断出现,使用率逐渐增加。无论是传统的称呼“Kitad”还是“Dumdadu ulus”均有使用,只不过前者的使用频率更高一些。

民国初期的外蒙古王公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历史的因缘际会,蒙古国人更习惯于将“中国”翻译为“Qitad(Kitad) ulus”,而中国的蒙古族,更倾向于将“中国”翻译为“Dumdadu ulus”。

文章结尾,给大家留个思考题:为什么明朝“四夷馆”的翻译官员们,将“明朝”译为“中间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