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彻底倒台。树倒猢狲散，各级高层人员也没有落得好下场。但是，其中一名叫李时雨的高级官员却成为了军统头子戴笠的座上宾。
要知道，李时雨可是汪伪政府二把手陈公博眼前的红人，但陈公博已经入狱，而李诗雨非但没有遭受任何处罚，还成为了死对头的得力助手。
李时雨
为了打消外界的疑惑，戴笠放出公告：李时雨是曾经安插进汪伪政府的军统情报人员，如今大局已定，正式回归述职。
不过，这样欲盖弥彰的话令人难以接受，而最意料不到这样结果的人，莫过于李时雨本人，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中国共产党，也是一名在隐藏战线作战的地下工作者。
面对潜伏目标从汪伪政府到国民党军统情报局的转变，李时雨明白这是窃取最高机密的机会，除了欣喜，也会有些忧心，担心自己无法胜任越来越高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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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央领导许建国对于他的升职表现得尤为振奋，他说：“不要有任何顾虑，大胆地往上爬，只有广泛打入敌人内部，才能夺取最后胜利。”
这句话让李时雨重整旗鼓，但他在戴笠身边时步步谨慎，却还是出现了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
被怀疑的隐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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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多数人都看过2009年播出的《潜伏》电视剧，剧中余则作为我党地下工作者潜伏到军统局，每时每刻都在为“暴露”做准备，甚至连睡觉也要保持十二分的警惕，尤其是“妻子”翠平到来后，更是险象环生。
正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电视剧虽然能够表现出“潜伏”时的紧张，但毕竟不是拿生命做赌注，无法与现实情况下的危险与谨慎相比，而李时雨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步步完成了任务。
李时雨
因为相较于其他名正言顺、步步高升的军统人员，他只是一名“空降兵”，不得人心的同时，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猜忌，尤其是以“毒辣眼光”著称的戴笠。
1938年，蒋介石担任国民党总裁时，作为“天子门生”的戴笠就成为了军统副局长，专门为蒋介石铲除异己。
蒋介石
戴笠做事狠厉，曾被传言：“只要看一眼，就能分辨是不是间谍。”而很多日本高级间谍，都惨死在他的手中，因此也是让我党地下工作者忌惮的存在。
周总理曾直言：“戴笠之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早十年胜利。”
那么，李时雨为什么会偏偏得到戴笠的欣赏呢？这要多亏他在汪伪政府交到的“好朋友”——余详琴。
余详琴表面上是律师，但背地里却是军统情报人员。伪满政府倒台后，他开始拉拢曾经的可用之才，而李时雨进入了他的视线，还专门编造了“李时雨是军统情报人员卧底在汪伪政府”的谎言，为的是脸上有光。
戴笠
除了余详琴这样的领路人，李时雨也有着过硬的本事。他知道戴笠疑心甚重，不会轻易相信别人，因此只能表现出沉着冷静的样子，从容应对军统局的各项事务，避免戴笠起疑。
在一次宴会上，戴笠大肆夸奖了李时雨一番，李时雨昂首挺胸地与其交谈，说：“学生不才，多亏戴老板的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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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一举两得，不仅将全部功劳归在了戴笠身上，给足了戴笠面子，还让在场的军统官员都认为李时雨是戴笠的“嫡系”，这为他以后工作创造了很多便利。
随着地位在军统局的不断上升，李时雨已经能接触到机密情报。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的作战中心主要是抢占接手大城市，无论是国民党军队的调动，还是对我党地下情报网的侦破计划，都要经军统局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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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雨发现后第一时间，会通过安全可靠的手段传递给组织，给与中国共产党制定对应方案的时间。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我党每一次的反应迅速，国民党渐渐发现了端倪，蒋介石对此更是大发雷霆，呵斥戴笠：“务必清除内鬼。”
蒋介石与戴笠
虽然李时雨的伪造身份没有任何污点，但还是被那些眼红的军统情报人员查出他早期有过宣传红色革命思想的行为。
因为李时雨在军统局的身份举足轻重，必须要由戴笠进行决断，但他曾经当众夸奖过李时雨，如果对方真是中国共产党的卧底，岂不是“自打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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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戴笠为了以防万一，找到时任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李国章，询问李时雨早些年的活动情况。
令他没想到的是，李国章也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当然不会揭露同事李时雨的真实身份，称李时雨“始终忠于党国，有不当之处也是迷惑敌人的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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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满意地点头，而后又听到李国章说：“难道军统的竞争已经如此严重？连忠心的人都被拉出去挡枪。”他意味深长地走了出去，心里作了一个决定。
没多久，军统特务们纷纷收到了戴笠的警告信，内容为：李时雨在打入敌人内部时工作出色，我了解甚深，至于叛国逮捕一事，需再查，不可自相残杀.
戴笠
此后几个月时间里，李时雨有了戴笠的力保，才能继续在军统局潜伏。可惜，好景不长，戴笠在在1946年3月17日，因飞机失事死亡，而随着毛人凤等人的上台，军统局人员进行重新洗牌。
很快，我党上海地下工作者提前得知了军统局准备“秘密逮捕李时雨”的消息。李时雨眼见逃脱不得，只得处理掉家中所有与我党有关的书籍和信件，并安排自家信得过的司机告诉其他同事，万不可再与自己联络，以免暴露。
李时雨与妻子孙静云
1946年9月17日，李时雨被沈维汉下令逮捕。在被关进军统局的三个多月时间里，那些特务们威逼利诱、严刑逼供，他始终没有吐露过关于我党的任何信息。
与此同时，我党人士在外积极展开营救计划，最终将李时雨安排到上海提桥监狱，但那些丧心病狂的特务们为了报复曾经被李时雨压在头上的不甘，竟然从中作梗，硬是买通上海当时的法院人员，给李时雨冠上了“7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的罪名。
中间为李时雨与妻子孙静云
在牢中的李时雨默默承受着所有的孤独和屈辱，但他从不畏惧死亡，因为在他心中，早就立下了为革命捐躯的誓言。
刀刃上行走的革命者李时雨出生在东北，在最初的抗日战争时期，这座地广物博的省份经受过更多的困难。正因为如此，他才坚定了参加革命的想法。
小时候的李时雨最喜欢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而“及时雨”宋江则是他无畏勇敢的启蒙者，为此，他还特地将原来父亲起的“李庭芳”的名字改成“李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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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肝义胆，保家卫国”，这不是口头上说说那么简单，需要思想与行动的统一，而李时雨为了成为独挡一面的大英雄，开始在笔杆子上努力。
先是天津南开中学，后是国立北京政法大学，他一路过关斩将，成了动荡时代下最缺乏的高材生。并在学习期间接触到进步思想，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李时雨毕业后，党组织决定让他发展成一名地下工作者，凭借优秀的履历打入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内部，为我党胜利添一把火。
李时雨与妻子孙静云
要知道，地下工作者作为双面交锋的中间人物，不仅需要胆识和能力，还需要经得起敌人的诱惑和胁迫。一旦伪装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李时雨清楚工作的危险性，更明白中国已经深陷于水火，他接过组织上的安排，义无反顾地开展工作。
为了能够尽快打入东北军内部，李时雨找到担任张学良的警卫团主任的同窗好友，并在其帮助下进入到警卫员工作，后因出色的表现，得到张学良的赏识，成了一名中尉参谋。
左二张学良
在蒋介石的勒令下，张学良所在的东北军组成西北“剿总”第四处，被迫与红军作战。而有了李时雨秘密传递情报，让我军在张学良的进攻下，保存了主要兵力。
其实，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由于“不抵抗”战略，撤出东北三省，任由日寇的铁骑肆意践踏我国疆土。再加上蒋介石承诺的补给迟迟未到，将士们又冷又饿，屈辱不堪，心中开始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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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雨瞅准时机，开始向张学良身边的将士们宣传“抗日救国”的红色革命思想，推动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
虽然这件事情给李时雨后来在军统局任职期间遭到怀疑而埋下了种子，但在东北军的任务完成得十分圆满，而组织上因此决定，让他去往天津与日军周旋，获取情报。
比起先前是同胞的敌人，凶狠残暴的日军更加难以应对，但重任在身，责无旁贷，李时雨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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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的安排下，他先是凭借着法学院高材生的身份进入到日伪天津高级法院工作，并接触到上流社会。在觥筹交错的宴会中，他找到了接触日寇的突破口。
当时，日本人作为外来侵略者，需要中国人作为“领路者”，以便于敲开中国的大门，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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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雨靠着金钱豪礼的相送，与天津内几位大汉奸说上了话。眼看时机成熟，他把“想在日本人手下当差”的想法透露了出来，还对那些大汉奸承诺：事成后，必有重谢。
为了打入日军内部，李时雨还苦学了许久的日语，并将那几位日军军官的习性摸得一清二楚，很快便得到了他们的赏识，成了天津维持会的会长。
一次，李时雨接收到组织上的命令：要弄到一部电台，并运往北平。当时，电台在天津属于管制品，别说从天津运出去，就连供货渠道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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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者，不能将“做不到”挂在嘴上。他经过对大量资料的学习与整理，终于把电台的零件分多次购买完成。
然而，如何将天台运出去？令李时雨头疼不已。恰好这时，组织上决定把他的妻子孙静云安排到天津，对方也是一名地下工作者，可以借助夫妻关系，做好掩护工作。
李时雨灵机一动，假装向院长哭诉：“爱妻即日抵达天津，可惜我虽身居要职，却找不到专车接送，实在令人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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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非常器重李时雨这名高材生，再加上李时雨与日军的关系紧密，毫不犹疑地把自己的专车拨给李时雨使用。
有了院长的豪车作掩护，李时雨大摇大摆进出天津城，将电台安全护送了出去。此后，更是利用自己的布局能力，将日军情报传递到延安方面，并成功营救出党员冯骥。
1939年，汪精卫与日本人狼狈为奸，在南京成了汪伪政府。党组织通过秘密安排，将李时雨伪装成国民党的北方代表，潜伏到汪伪政府进行地下情报工作。
陈公博
他表现出色，深得陈公博的提携。并利用职务之便，将汪精卫“清乡”计划传递出去，避免了我党的损失，陈毅对他作出评价：“他一个人，抵得上一个师。”
虽然情报的传递次数也越来越多，但李时雨凭借胆大心细的卧底能力，没有造成任何人的怀疑，甚至一度坐到了上海租界警察局司法处处长的位子。
汪伪政府倒台后进入军统工作，他的伪装能力更是出神入化，但奈何国民党内部斗争不断，给他带来了隐患，
新中国建设的铸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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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在组织的全力营救下，李时雨恢复了自由身，辗转香港后抵达北平。因为他长年伪装身份，所以当时的普通干部并不认识他，但有上级的命令，还是将这位穿着国民党服装的陌生人迎进了休息站。
在刘少奇的接见中，李时雨穿上久违的解放军军装，正式向外公布了自己的身份，世人这才知道：这位被当做“汉奸”，又被戴笠力保的军统人员，真的是我党人士。
刘少奇
他看着远处的太阳，心中也不禁感慨：终于能在这片大地上，自由自在地呼吸。
虽然地下工作者的任务告一段落，但李时雨的革命之路并未就此停歇。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与统战部门担任重要职位，继续为国家鞠躬尽瘁，奉献了余生。
1999年12月18日，李时雨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随着过去往事被解密后，他还获得“窃听器”的称号。
李时雨
从高材生到地下工作者，再到致力于国家建设的元老。李时雨的传奇人生充满着未知挑战，但无论何时何地，他始终有一颗红色的爱国心，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不畏精神。
正如李时雨一样，那些坚守在无形战线的革命先辈们，他们行走在黑夜中，为我们的安稳生活付出血泪代价，是时代下的英雄，值得我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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