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朱元璋实行严刑峻法，滥杀无辜，大要案皆为冤案。这个断语有失偏颇。朱元璋处理的一些大要案是证据确凿，有法可凭的，当然也有冤案，还出现了案狱扩大化的问题。
朱元璋时期著名的案狱，无非是胡蓝党案、空印案、郭桓案和文字狱。
发生文字狱的因由，是旧地主阶级的文人，不甘心被造反的农民皇帝统治，顽固坚持其阶级立场，对朱元璋及其统治集团怀有深刻的憎恨，拒绝与新朝合作；还有一些文人曾经做过元朝或东吴的官吏，愚忠不作贰臣，坚决不做新朝的官吏。而朱元璋特别强调：“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过。”对不肯合作的封建文人，办法就是杀。话虽如此，与事实还是有出入的。如诗人杨维桢以年迈为由不为官，并作诗说皇帝若不见谅，自己只好跳海自杀了，朱元璋留他在南京住了几个月，便放他回故乡去了。但是历来有人说，朱元璋有卑微心理，使得他对肯与新朝合作的文人也疑神疑鬼，总怀疑文人玩文字游戏，讥讽、影射、暗骂自己，因此，对文字吹毛求疵，妄加揣测，上纲上线，制造惨案。当然也可能经过一番考证，但我却对朱元璋杀文人到了荒诞离奇的地步深感怀疑。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朱元璋认为是暗讽他当过和尚当过“贼”，于是杀了徐一夔。美籍华人学者陈学霖考证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徐一夔在“被杀”的第二年，居然还给人写过墓志铭，事实是，他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多岁，死于建文二年，在朱元璋去世之后。其实，在朱元璋亲自操刀捉笔的《大明御制皇陵碑》里，他本人也没有隐瞒自己出家和参加起义的旧事，倒是坦陈了这段在封建士大夫看来似乎很不光彩的历史。陈学霖教授指出：“现存有关明初文字狱案史料不宜轻信”，“自赵翼而后学者所论明太祖文字狱案，皆系依据弘治至万历间野史稗乘所传故事，其间抵牾百出，亦有荒诞可笑，不可视为事实”。
空印案是朱元璋严惩舞弊祸及无辜的案件。按常例，各地都派计吏进京，向户部表报地方财政收支账目。计吏都带着事先准备好的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博，一旦发现户部审核的报表数目不妥，马上重填，免得回去重新核算加印再报，以求户部通过审核。这种做法，省时省力，但也会出现少报漏报的现象。朱元璋从中发现了舞弊行为，下令严惩，共有上万人（包括各地衙门掌印的长吏）死于非命。朱元璋处理此案，刑罚过重，且祸及无辜甚至清官循吏，为后人诟病。济宁知府方克勤，廉洁奉公，忠于职守，“省宪考绩，为六府之最”，却被株连，让人愤懑不已。
然而，胡蓝党案和郭桓案，虽为血案但非冤案。贵族地主侵犯人民和皇朝利益，破坏法纪的情况，由来已久。龙凤十年，朱元璋对徐达、常遇春诸将说：“尔等从我起身，艰难成此功勋，匪朝夕所致。比闻尔等所蓄家童，乃有恃势骄恣，踰越礼法，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或生衅隙，宁不为其所累。”洪武二年，朱元璋历数前朝官吏的劣行后说：“如今要严立法禁，官吏凡是贪污蠧害百姓的，严惩不贷。”他制定了律令：官吏受贿枉法者，赃一贯以下杖刑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十八贯绞；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者，赃一贯以下杖刑八十，至四十贯斩；官吏贪污至六十两银子以上的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洪武三年，朱元璋说：“时武臣恃功骄恣，得罪者渐众。”洪武四年，朱元璋又说：“时诸将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恃冒法，凌暴乡里，而诸将勋臣亦不禁戢。”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凌暴乡里，奴仆杀人，隐匿不报，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满，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其中规定：凡是公侯家人倚势凌人，侵夺田产财物，私托门下影投差徭者，处以斩刑。法律条文要用铁榜这种古老的形式来公布，一方面说明那些被封为公侯的开国元勋们依仗功劳权势而违法乱纪，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说明主张“治乱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朱元璋是有政治远见的，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夕，就谆谆教导官员，决不可恃功骄恣，破坏纲纪，重蹈前朝的覆辙。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再三警告官员，务必持正守法，并指出问题之种种，但官员倚势凌人、毁坏纲纪、不法营私的现象并没有收敛，反而越演越烈，就是立了铁榜仍作用不大，这使得朱元璋极为愤慨，决心严惩触犯法纪者。
胡惟庸官至丞相，一意孤行，专权用事，朝廷上生死人命、官员职务升降等大事，有时径直处理，不向皇帝报告；内外衙门的报告有不利于自己的也一律扣押。各地想做官、升官的，功臣、军人失意的都奔走在他的门下，送金帛、名马、玩好不计其数。胡惟庸做了七年丞相，独断专行，门下故旧僚友结成同党集团，与军事贵族集团相互勾结，使朱元璋感到大权旁落和不安全。由此可见，即使私通日寇、蒙古，毒害刘伯温、行刺徐达，没有确凿证据，疑罪从无，胡惟庸也是应该被处死的。况且，朱元璋执法极严，令出必行，违者，不管是皇亲还是功臣，绝不宽宥。早在取金华时，因为缺乏粮食，严令禁酒，这时大将胡大海正领兵围攻绍兴，其子胡三舍王舅等三人犯酒禁，朱元璋下令处死，都事王恺劝他：“胡大海见总兵攻绍兴，可以本官之故饶他。”朱元璋发怒道：“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我号令！”自己抽刀把这几个人杀了。洪武末年，驸马都尉欧阳伦出使，贩带私茶，虽然是自己的亲女婿，也依然依法处死。
蓝玉，明朝开国元勋，官拜大将军，封凉国公。立铁榜后，他仍然专恣暴横，畜庄奴假子数千人，出入俨然如帝王，乘势渔猎百姓。曾占东昌民田，百姓向御史告状，御史依法提审，却被蓝玉一顿乱棍打走；又令家人私买云南盐一万余引（每引200斤或400斤），依势兑支，侵夺民财，阻坏盐法。在捕鱼儿海战役中打败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后，蓝玉不仅私占掠获的大量珍宝、驼马，还将元帝妃子据为己有，妃惭自尽死。北征班师至喜峰关，因已入夜，守关明军未及时纳入，蓝玉怒不可遏，竟然纵兵破关而入。不经过朱元璋的允许，在军队中任命自己的亲信官员，扩充自己的势力。朱元璋批评他的过错，他还不悔过，仍恃功自负，甚至陪朱元璋设宴庆功，也傲慢无礼，全然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蓝玉被拘捕之前，对前来看望自己的麾下众将说：“上疑我矣。”经严刑拷问，蓝玉招供说打算在朱元璋出去田猎时起事。其时，违铁榜令者甚众，郭英私养家奴百五十人，又擅杀五人；周德兴营第踰制；朱亮族镇岭南，作为擅专，贪取尤甚。不杀蓝玉之流，任其横行，百姓岂能安定，江山岂能稳固？
郭桓官户部侍郎，其罪状：
户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上仓四百五十万石。其郭桓等只交六十万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以当时折算，可低二百万石，余有一百九十万石未曾上仓。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钞五十万贯，致使府、州、县官黄文通等通同刁顽人吏边源等作弊，各分入己。其应天等五府州，县数十万没官田地夏税秋粮，官吏张钦等通同作弊，并无一粒上仓，与同户部郭桓等尽行分受。其所盗仓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等府钞五十万张卖米一百九十万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广惠库官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除盗库见在金银宝钞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共折米算，所废、没、吞者二千四百余万石精粮。
有人认为，贪污额折精粮合二千四百余万石，是个天文数字，是否属实，令人生疑。问题是，即使任意打折缩水，郭桓等人也死有余辜。朱元璋感叹道：“古往今来，贪赃枉法大有人在，但是搞得这么过分的，实在是不多！”按照这个案子，顺藤摸瓜，从中央六部到全国各地，“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追赃粮700万石，朱元璋惩治贪官的力度可谓空前绝后。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的真正目的，如他所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这是比较有政治远见的。
应该看到，朱元璋处理大要案，杀了很多人，但被杀者也不都是冤枉或刑罚不当的，况且，人们得出朱元璋嗜杀的结论，多源于清朝御用文人修撰并经清朝帝王增删篡改史实的明史和一些谬种流传的野史，其可信度可想而知。清廷作为《明史》的修订者，自然不会像《明季稗史汇编》那样记录清军入关后在扬州和嘉定屠城的野蛮残暴行径，他们尽可能地粉饰自己不光彩的历史，抬高自己，贬低别人。鲁迅先生有感于清朝对历史文化典籍的狂暴焚毁和肆意篡改，犀利地指出：“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治’，却真是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可见，清朝的文化专制已达到空前强化的程度。比如，“万历新政”的设计和领导者张居正是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上任的时候，国库七百两的银子亏空，他死的时候，国库有一千三百万两银子，和乾隆最盛时期比较，国力也只相当于张居正执政时期的三分之二。”亲历当时改革的明代人，对张居正有很高的评价，如“心胸廓八肱，识见洞千古”的思想家李贽称张居正为“宰相之杰”，更有说服力的是，因夺情事件被张居正打断双腿的著名清流邹元标竟然建议崇祯帝给张居正平反昭雪。而《明史》对张居易的评价却不高。在文化专制下，编纂者不敢不顾及帝王个人的好恶，不敢不讲“政治”，否则，后果是严重的。须知，徐骏的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认为讥讪悖乱之言，斩立决。徐述夔的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被认为是“显有去本朝兴明朝之意”，徐述夔父子被开棺戮尸，其孙徐食田及为该书作跋和校订者被处斩。面对如此严酷的文字狱，文人岂能不提心吊胆，曲意行事？谁还敢违拗圣意。正如龚自珍慨叹那样，文化人只能“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至于野史多无稽之谈。《明史》记载徐达死于背疽，但无朱元璋派人赐食一说。明朝中叶有一本徐祯卿撰写的多记载明朝初年掌故的笔记小说《翦胜野闻》，才有“忽赐膳”的记载，但是并没有说是什么食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翦胜野闻》“书中所纪，亦往往不经。”清赵翼《廿二史札记》称：“《明史》立传多存大体，不参校他书，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如《龙兴慈记》，徐达病疽，帝赐以蒸鹅，疽最忌鹅，达流涕食之，遂卒。是达几不得其死，此固传闻无稽之谈。”虽然赵翼本人认为这是“传闻无稽之谈”，但“徐达吃蒸鹅而死”却从此成了一个表现朱元璋阴险毒辣的民间传说广为流传。事实上，徐达病逝后，朱元璋辍朝以表哀悼，并亲临灵堂祭奠，伤心欲绝。下诏追封徐达为中山王，谥号“武宁”，赠其三代皆封王爵，赐葬于钟山之北，徐达的碑文也是由朱元璋亲自写的，赞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可见，朱元璋对徐达病逝的痛惜之情，这绝不是假惺惺可以解释的。现代医学也表明，“疽最忌鹅”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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