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资源分配失衡(高端访谈资源分配失衡)(1)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中国教育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进程之中,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实现了快速、卓越的发展。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推进教育事业发展,我们还需要着手解决当前教育领域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此,如何进一步分析和解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背后的原因,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陈友华教授。

教育资源分配失衡(高端访谈资源分配失衡)(2)

陈友华教授

领导文萃

和其他领域的发展一样,中国教育有成就也有亟待解决的问题,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方面不尽如人意,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当前中国教育存在着哪些主要问题?

陈友华:新的发展阶段的确遇到了新的问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判断也同样针对当下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

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我国教育发展遇到的主要矛盾与社会整体的矛盾具有对称性,具体表现为人民群体日益提高的高质量、均等化、人本取向教育需求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教育发展的不公平、教育环境的内卷化之间的矛盾。在这一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我个人认为:当前中国教育存在着这样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第一,教育资源分配失衡与教育公平性的缺失。在改革开放40多年历程中,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重点学校制度、以升学考试成绩作为学生录取标准,使学生和家庭承担了过多的经济和情感负担。尽管教育部门后来取消了重点学校制度,并且试图通过“免试划片区就近入学”政策来缓解教育竞争,但是在市场渗透进基础教育领域、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的背景之下,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教育竞争愈演愈烈。

具体而言,一是应试教育痕迹依然明显,“文凭崇拜”造就的社会区隔是其形成的本质缘由,而这一盛行的功利主义模式无论在教育质量还是人才培育方面都效果欠佳;

二是民众对子女教育越来越重视,无论社会阶层如何,都想获得优质教育资源,但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等;

三是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具体表现在购买学区房、教育市场化、民办学校兴起与学费的水涨船高等方面。

在这一背景之下,教育部门推行的旨在降低学业负担的“减负”和教育行业的管治政策有些地方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是从学校与市场的普遍化的教育服务转向了更加私人的、关系取向的资本的竞争,进一步形成家庭资源与教育资本的强链接。

第二,教育发展的多维不平衡。当前,中国教育在教育设施、师资水平和教育质量等方面呈现出巨大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校际差距,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最终表现为教育不公平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和问题。

在城市里,在公立教育序列之中,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的教学质量差距显著,中国基础教育将优质资源集中到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集中于少数来自于精英家庭的优异的学生,导致教育格局一定程度的不均衡分布和学校间的无序竞争。而包括大多数农村子弟、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在内的弱势群体家庭的儿童,存在比较明显的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的焦虑。

而在私立教育的范畴之内,家庭的经济资本几乎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精英家庭选择通过支付昂贵的学费,将孩子送进教育理念、环境、资源都显著优于公立学校的民办学校。然而,虽然部分私立教育的学生并不会参与国内的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但在更大的范畴之内,私立教育和公立教育的双轨式通道的逻辑都使精英家庭获得了更好的教育资源,学校教育复制了原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秩序,不仅加剧而且合理化了不平等秩序。

此外,中国教育公平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教育资源的差异化配置与教育的市场化导致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叠加效应,从而加剧教育不平等。而在高等教育的序列之中,教育资源的分化和不合理配置更为显著,也因此引发了高校之间的排名竞争、学科评估和各类竞争形态。

教育资源分配失衡(高端访谈资源分配失衡)(3)

第三,教育产业化与家庭教育成本的上升。伴随中国教育市场化,教育资源获得的另一个系统是通过购买校外教育服务来增加学生的教育资源。在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在教育竞争日趋激烈、高学历成为获得好工作的必备条件的社会背景之下,儿童教育消费的膨胀化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绝大多数家庭都会在对社会流动的期待与教育焦虑的驱动之下,将孩子教育消费放在首位,从而实现微观视角下的家庭内部的再生产。

具体而言,《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显示中国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支出的50%以上。据汇丰银行2017年统计,中国大陆家庭年均教育支出居世界第五位,有93%的中国家长会进行教育服务的购买,列世界首位。

教育部《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8》显示,2006-2016年,中国城镇居民在教育消费方面的意愿显著提升。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增速由2006-2010年间的1.9%迅速提升至2010-2016年间的13.5%。同时,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占人均每年总支出的5%左右,是美国平均家庭支出中教育占比(2.1%左右)的2倍。

研究结论引发了家长的强烈共鸣,市场化教育支出膨胀是教育成本飙升的主要推手,在争抢优质公立教育资源之外,出国留学、择校、课外辅导、学区房追逐等市场机制的补充,使得优质教育资源竞争形成多元化格局,竞争白热化,家庭教育成本日趋上升。

第四,教育方式偏差与人才培养的困境。在现代化力量的驱动下,教育的理念、方式和内容都不断发生变化。

在教育方式上,信息化时代,特别是在疫情时期,教育更多的与虚拟空间相结合,真实的空间、实践、互动逐渐从教学之中抽离;

在教育方法上,为了实现知识灌输的高效率,单一的、重复的教学方式成为多数学校的首选,而对于学生而言,更加有价值的、复杂的学习和探索的过程、现实的体验与生活的经验被从教学体系之中驱逐和剥夺;

在教育内容上,不断精简的化学习内容,使得书本成为工具化的手册,所有这些做法无一不是在为提高教学效率,最终服务于应试教育体系。

近年来,我们看到一些发生在学校教育和学生群体上的负面事件,如大学生甚至高中生群体成为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高发群体、一些年轻人在竞争化的教育环境中走向虚无和躺平,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教育方式的功利主义取向不无关系。

教育资源分配失衡(高端访谈资源分配失衡)(4)

领导文萃

经您这样归纳和分析,教育领域存在的这些问题的确也是人们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那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此如何理解?

陈友华:我是这样看待原因的:第一,教育资源的差别化配置。长期以来,“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是衡量世界各国教育投入水平的基础指标。据统计,目前世界“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平均水平为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我国1993年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在20世纪末达到4%。但实际情况是,直到2012年这一目标才得以实现,因此,虽然教育经费看似处于乐观的增长势态,但实际上长期处在低水平。

在中国教育经费投入长期不足的背景之下,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使得教育成果能够快速投入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行了教育资源集中于重点学校的分配制度,从而导致财政的倾斜、师资的非均衡分配,以及优质生源的竞争化与集中化趋势,并进一步形成了城乡、地区、城市内部不同空间之间的教育差距,教育差距在累积效应下不断扩大和固化。

诚然,为了缓解教育资源差异性分配,早在20世纪90年代,教育部就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实验校、中心校、示范校,长期形成的重点学校的资源优势累积以各种方式继续扩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

与此同时,在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后,就近入学使得精英家庭可以通过购买学区房、单位和私人的关系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最终经济社会地位高的家庭的孩子集中在优质校中,而市场化教育本身会产生教育结果的不平等,两个教育体系的不平等叠加在一起,加剧了教育不平等,形成公共教育的学校阶层分割局面。

近年来,由于公共教育资源不均衡引发了诸多社会争论,国家实施了多层级的、细致化的、多元的教育改革举措,但只要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教育质量差距显著,家长为了子女的发展,为了家庭社会地位的稳固,会想方设法追逐最优资源,于是,最终又转变成依靠家庭经济实力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依赖性路径,即用一种不平等取代另一种不平等。

第二,身份焦虑与教育“决定论”。社会流动的通道愈发狭窄,就此而言,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掌握丰富的文化资本,成为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教育的机会和成就正在遭遇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在这一背景下,在社会流动过程中,获得大量教育回报的新中产成为对于身份与地位最焦虑,最依赖通过子辈的教育成功延续和维持新获社会身份的人群,也必然成为最焦虑的“家长们”,最恐惧自身阶层的跌落。在“文凭通胀”与“学历贬值”的同时,教育不是不重要了,而是更加重要了,优质的教育资源、高学历带来的文化资本与身份标识对于维持中产的社会地位更加不可或缺,于是,向上流动的教育竞争也愈发激烈。

与此同时,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广泛变迁,婚育和家庭观念的急剧转变,使得社会结构特别是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人们的经济条件普遍改善,更加有能力投资子女教育;另一方面,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教育资源争夺战加剧,突出地表现在少子女家庭甚至独生子女家庭的大量出现。随

着家庭子女数量的急剧减少,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焦虑与恐慌情绪使得家庭子女教育策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家庭在学前阶段就开始使用各种手段竞争各种优质教育资源,“直升机式”“经纪人式”的焦虑的中产父母,通过购买学区房、花钱择校、选择昂贵的私立学校、参加校外课业辅导等方式,加大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目的是想在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战中更具竞争力,这一趋势不仅使阶层内部的教育竞争变得白热化,同时也扩大了其与大众或底层群体之间教育不平等的程度。


本文节选自《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专访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陈友华教授》2022年11月(下)“高端访谈”栏目。

本文作者 |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陈友华

特约记者 | 京雨

责任编辑 | 笺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