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拂夜奔》中， 李靖被塑造为一个另类的知识分子。 他历经隋唐两代，徘徊 于洛阳与长安两座城池，饱经世故，从无名小卒晋升为朝中大臣，年老衣食无忧、享尽荣华却总是装疯卖傻、郁郁寡欢。 洛阳城和长安城的故事在小说中交叉并行， 洛阳时期的李靖与长安时期的李靖身份境遇却迥然相异。 本文尝试从话语权力的角度出发，对比两座城及城中人，进而探究知识分子李靖转变背后的深层原因。
1.0
洛阳城的破坏者——出逃的知识分子
洛阳城是李靖的故乡。 这是一座荒蛮之城，它的城墙用最纯净的黄土与小孩子屙的屎筑成，城内则遍地泥水，人们过街只能借助一种叫拐的东西。 李靖是洛阳城里一名 “特立独 行”的知识分子。 将他归类为知识分子，是因为他智力超群，不仅在浴室里证明出毕达哥拉斯定理， 更是在因为证出毕达哥拉斯定理，被当局冠以“妖言惑众”的罪名而接受刑罚之时，证明出举世闻名的费尔马大定理。 他“特立独行”之处在于，他并不刻板遵循传统道德伦理， 而是崇尚科学， 并疯狂地追求真理。 身处于一座蛮荒之城，李靖的“特立独行”使自己成为异类，成为规则的破坏者，同时成为权力惩罚的对象。
证明出费尔马定理之前，李靖想通过考取数学博士，领一份官俸，走上知识分子的正经道路。 然而考数学博士，不仅考数学，还得考《周易》。 李靖对《周易》一窍不通，“只能在 《周易》的考卷上写上‘大隋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靖不知如何作答，却懂得写出受欢迎的结论来。 可见，权力关系渗入社会深层，外化于个人的行动举止。 此时，权力对李靖进行着一种隐蔽的控制。
证明出费尔马定理之后，李靖的身后出现了两个公差。 在此之前，李靖是洛阳城内一个普通的异类，在此之后，李靖就成为洛阳城内最显眼的异类。 他成为权力监视的对象， 失去了宝贵的自由，他开始运用自己的智慧进行反抗。 反抗 的过程充斥着暴力与流血，尤为惊悚，却又如同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
1.1
李靖的反抗
每一次李靖与公差的博弈，都是一场集体的狂欢。 李靖酗酒闹事，在洛阳城引发骚乱，隋朝军队炮兵、装甲步兵、铁甲骑兵齐齐上阵对抗起哄的暴民。可怕的暴力冲突之后，“路边上净是烧毁了的房子，大街上净是杀死了的人，整座洛阳城净是焦糊味、血腥味，还有满街的马粪味”。 但面对残忍的厮杀，对抗的双方并不觉恐惧，活着的暴民“一面哈哈大笑，一面夺路而逃”，士兵们接到解散的命令，便“欢呼一声， 扔下手里的长枪，脱下盔甲，只穿内衣，拿短刀，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朝小胡同里散去了”，以致过了十个月，全城的婴儿出生率猛增。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提出狂欢化理论。 狂欢，意味着等级关系的暂时消失与对禁令制度的暂时摆脱。 在狂欢中，人人自由、平等，一切被视为永恒且不可动摇的东西则受到挑战，比如权力。权力关系“确定了无数冲撞点、不稳定中心，每一点都有可能发生冲突、斗争， 甚至发生暂时的权力关系的颠倒”，在由李靖挑起的这场争端中，暴民与士兵的行径十足荒诞，却在狂欢中成功实现了一次对权力层级关系的嘲讽。李靖虽没有直接参与这场暴动，但他却自始至终置身于狂欢之中，因为他是暴民与士兵的共同攻击对象，是事件的起点，是狂欢的引领者。洛阳城遍地的死伤，李靖难辞其咎。然而也正是由于李靖的存在，才产生了这一次对权力场域的有力冲击。
李靖因为自己的过人之处， 受制于权力的严格公开管控，可显然他并不是权力的杀戮对象。 公差尾随着李靖，“李靖和别人说话，只要超过了五句，公差就给对方当头一棒，当场把人家打开了瓢”，将李靖与公众隔离开来，却并未对他施暴。 权力相对温和地监禁着李靖，但这无疑是一种对肉体的政治干预。 “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它被某种征服体制所控制时，它才可能形成为一种劳动力”，权力对李靖的控制源于李靖表现出的特殊才能，“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权力试图驯服李靖，是为了将他纳入其关系网络。 他在反抗权力的控制时，权力同时对他施加压力。 此时的李靖是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因而他鲜明地感受到权力对他的束缚与威胁，所 以拼了命要逃出别人的手掌心。 权力是循环的，个体在某种程度都会进入这个循坏，被压迫者李靖选择出逃，扼制住循环中某个结点的运作，于是权力关系网络发生了震荡。
值得注意的是，李靖每逃脱一次，受命监视着他的公差便会被送上断头台， 接替他们的则是比上一次数量多上一倍的公差。 李靖逃出洛阳城之前，总共有五百一十二名公差在围追他。 公差数量有规律的呈倍数增长，可以看作是权力的不断加强。 权力在惩罚机制中生效，“这种权力不仅毫不犹豫地直接施加于肉体上， 而且还因自身的有形显现而得到赞颂和加强”。 在公差的一轮 轮更替中，权力持续获得新的能量，用以压制它监视的对象。 李靖顺利逃脱，预示着五百多名公差的死亡。 于是在那一年的某一天，全洛阳的人 都到城中间来看那架风车砍人头。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公开处决，罪犯被枭首示众，“全洛阳的人”都参与了刑罚的执行过程。 民众是举行公开处决仪式的必需品，他们聚在一起共同成为惩罚的见证人。 “公开处决的目的是以儆效尤，不 仅要使民众意识到最轻微的犯罪都可能受到惩罚， 而且要用权力向罪人发泄怒火的场面唤起恐怖感”，惩罚利用肉体这一有效的表象，以断头台作为权力表达的符号，以公开处决作为灌输符号的仪式，对民众造成痛苦的记忆，并展示出惩罚背后不可撼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从而起到防止未来混乱的效果。 由此，不仅李靖，洛阳城的全部民众都被纳入权力关系之中，并无意识地接受着权力的控制与审判。
作者：帅俐玲
文章来源：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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